中国人为什么觉得工资低?【时代观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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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政治学的沉思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分析或评论
关键词:工资, 原因, 岗位, 生活, 中国
涉及行业:
涉及职业:
地点: 北京市
相关议题:集体谈判与集体协议, 工会, 工作时间, 工资报酬
- 普通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中缺乏议价能力,许多岗位只能接受企业给出的薪酬,难以通过自身力量提升工资水平。
- 工会和集体协商机制不健全,导致劳动者难以有效参与工资分配,工资协商往往流于形式,缺乏实际影响力。
- 工资增长速度放缓,许多劳动者的工资涨幅无法覆盖生活成本、房租、教育等支出,努力工作后生活改善有限。
- 劳动时间普遍较长,但单位时间收入并不高,许多劳动者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获得的工资回报却难以匹配劳动付出。
- 到手工资在扣除社保、公积金、房租、家庭支出等后,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有限,难以满足住房、教育、医疗等多重生活责任。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编者按: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有免费的加班。
中国人觉得工资低,不是一个情绪上的感受,而是有调查数据支持的。华德士《2026中国薪资调查》显示,80%的员工把薪酬福利视为求职首要考量因素;53%的员工换工作时期待薪资涨幅达到15%以上,但只有14%的企业预计能够满足这一涨幅。
这里面其实有两层问题:一层是工资确实偏低,另一层是工资低的感受被生活成本、社会比较和未来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前者是客观收入问题,后者是主观感受问题。只有把这两层分开,才能真正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很多人的生活条件也比过去改善了,但“工资不够用”的感受仍然如此普遍。
一、工资为什么确实偏低
首先,中国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工资确实不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1590元,折合月均约5966元;东部地区为80149元,中部地区58627元,西部地区60923元,东北地区54430元。也就是说,大量私营部门劳动者的月均工资仍集中在五六千元左右。两者差距明显,而大量普通劳动者恰恰在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平台经济和灵活就业领域工作。
这说明,中国人的工资低感并非完全来自心理落差。对很多人来说,工资水平本身就有限。尤其是制造业普工、服务员、客服、保安、保洁、快递员、外卖员、销售助理、普通文员等岗位,工资并没有达到可以轻松支撑城市生活的程度。很多人不是“不知足”,而是确实很难靠工资积累资产、抵御风险和改善生活。
工资确实偏低的第一个原因,是普通劳动者议价能力弱。私营企业工资主要由企业自主决定。老板或人力资源部门会根据岗位替代性、劳动力供求、同行工资、企业利润率和管理成本来定工资。对稀缺技术岗位、核心销售岗位和管理岗位来说,劳动者可以谈条件;但对普通岗位来说,劳动者通常只能接受企业给出的价格。如果不接受,企业可以较快找到替代者。议价能力弱,工资自然上不去。
第二个原因,是最低工资只能保底,不能普遍抬高工资。中国政府对私营企业工资的直接干预,主要集中在最低工资、加班工资、工资支付、社保缴费和劳动监察等方面。这些制度可以防止工资过低、欠薪和严重违法,但很难决定一个普通岗位到底应该拿6000元、8000元还是10000元。政府能划底线,却很难替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每个岗位制定合理工资。北京市有关工资指导线制度的文件也明确提到,企业工资分配体制是“市场机制决定,企业自主分配,政府监督调控”。
第三个原因,是大量企业利润率不高。中国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像互联网平台、金融机构或头部制造企业那样有高利润。大量中小企业处在激烈竞争中,订单不稳定,利润空间很薄。它们能给员工的工资,本身就受到企业盈利能力约束。很多老板并非完全不愿涨工资,而是涨工资之后产品价格不能同步上涨,企业利润就会被压缩。如果行业本身处在低附加值、低利润、高竞争状态,工资水平自然很难持续提高。
第四个原因,是产业链位置压低了工资天花板。很多岗位处在加工、组装、搬运、配送、销售、客服、餐饮、零售等环节,单位劳动创造的可分配附加值有限。工资最终来自企业收入和利润。如果一个行业主要靠低价竞争、规模扩张和劳动密集投入维持,那么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空间就会受到限制。只有当产业进入更高附加值环节,企业利润提高,劳动者才更有可能获得更高工资。
第五个原因,是劳动力供给仍然充足。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无限劳动力供给状态,但普通岗位的竞争仍然激烈。大学扩招提高了整体教育水平,也让许多岗位出现学历拥挤。农民工、城市青年、灵活就业者、平台劳动者共同进入就业市场,使大量基础岗位长期存在充分竞争。劳动力越容易替代,工资越难提高。尤其在就业压力较大的年份,劳动者更倾向于先保住工作,而不是强硬要求涨薪。
第六个原因,是工会和集体协商机制偏弱。工资上涨不能只靠政府命令,也不能只靠企业自觉。正常情况下,普通劳动者需要通过工会、行业协会、区域性工资协商等机制参与分配。但现实中,许多企业的工资协商能力不足,劳动者很难真正影响薪酬结构。政府虽然会发布工资指导线,部分地方文件也强调工资指导线可作为集体协商依据,但如果工会缺乏代表性,协商就很容易变成形式程序。
第七个原因,是工资增长速度在放缓。2024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名义增长1.7%,这个数字意味着工资仍在增长,但增速并不高。 对很多劳动者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工资有没有涨,而是涨幅能不能覆盖生活成本、房租房贷、教育支出和未来风险。当工资增长变慢,人们就会感觉努力工作也很难改变生活处境。
所以,中国人觉得工资低,确实有客观基础。普通劳动者议价能力弱,私营企业利润率有限,产业链附加值不高,政府直接干预工具有限,工会协商机制不足,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许多人的工资水平很难快速提高。
二、为什么人们会更强烈地感到工资低
但仅仅说工资确实低,还解释不完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的工资在统计意义上并不算特别低,却仍然觉得低。这就进入第二层:工资低的感受是如何被放大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工资承担的生活责任太重。工资本来只是劳动报酬,但在中国现实生活中,它承担了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婚恋、生育、家庭支持和风险储备等多重功能。一个人月薪8000元,如果只用于个人日常消费,也许不算太低;但如果要租房、还房贷、给父母转钱、为结婚存钱、为孩子教育储备、应对失业和疾病风险,这个工资立刻就显得不够。
住房是工资低感最强烈的来源之一。中国很多城市的房价和房租长期高于普通工资的承受能力。房子又不只是居住空间,它还关系到婚姻、户口、子女教育、家庭安全感和社会体面。工资如果无法转化为住房能力,人们就会觉得工资低。一个人可能每月收入看起来还可以,但面对首付、月供、装修和长期贷款,工资很快就变成了偿债工具。工资一旦主要用于还债,就很难带来生活改善感。
教育支出也会放大工资低感。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很高,从幼儿园、课外班、兴趣班,到升学、择校、留学规划,教育已经成为很多家庭最重要的支出之一。即使政策不断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家长对教育竞争的焦虑仍然存在。工资不是只用于当下生活,还要用于孩子未来竞争。这样一来,工资再高也容易显得不够。
医疗和养老同样如此。中国家庭仍然承担大量照护责任。父母生病、老人护理、长期用药、住院陪护,都会迅速消耗家庭现金流。年轻人觉得工资低,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自己花得多,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家庭风险随时可能到来。中年人感受更明显,一边是孩子教育,一边是父母养老,中间还要面对自己的职业危机。工资低感其实是一种风险压力感。
第二个原因,是到手工资和可自由支配收入差距很大。人们常说月薪一万,但这只是账面工资。扣掉社保、公积金、个税、房租、房贷、通勤、餐饮、人情往来、家庭转移支付之后,真正能自由支配的钱可能很少。工资低感往往不是来自工资总额,而是来自月底剩下多少钱。如果一个人每月收入一万,但固定支出八千,他感受到的生活水平其实接近两千元自由现金流。
第三个原因,是劳动时间太长。工资高低不能只看月薪,还要看单位时间收入。如果一个人月薪一万,但每天工作十小时,每周工作六天,那么换算成小时工资后并不高。很多劳动者真正不满的不是绝对收入,而是觉得自己付出的时间、精力、健康和情绪远远超过工资回报。996、大小周、无偿加班、随时在线、绩效压力,都会让工资低感增强。人们会问:我已经这么累了,为什么还是只能拿这么多?
第四个原因,是社会比较放大了工资低感。人们判断工资高低,通常不是和统计平均值比较,而是和身边人、同学、亲戚、同事、体制内人员、高薪行业和网络上的成功者比较。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不断展示高收入、高消费、高资产生活,使普通人的相对剥夺感增强。一个人月薪7000元,在本地可能已经不算最低,但看到别人年终奖几十万、买房买车、旅游消费,就会觉得自己的工资很低。
第五个原因,是收入差距让普通工资显得更加微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36231元,增长4.4%,中位数是平均数的83.5%。这说明平均数仍然会被高收入群体拉高,许多人的真实收入低于宏观叙事中的平均水平。同时,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24555元,增长5.3%,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6.6%。工资仍然是大多数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但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不同群体之间分布不均。 对只有工资收入的人来说,他们会明显感到自己在财富竞争中处于弱势。
第六个原因,是体制内外差异加重了工资低感。很多私企员工并不只是比较现金工资,还会比较稳定性、福利、退休保障、社会地位和工作节奏。体制内收入未必总是最高,但它提供了稳定预期。私企员工即使工资略高,也可能面临裁员、降薪、加班、绩效、年龄歧视和社保不足额缴纳等问题。于是,工资低感其实包含了不稳定感。人们觉得低,不只是因为钱少,也是因为这份收入随时可能消失。
第七个原因,是未来预期变弱。过去很多人也工资低,但相信未来会更好。年轻人可以接受刚毕业工资低,因为他们相信几年后会升职加薪、买房安家。现在许多行业增长放缓,房地产、互联网、教培、金融、外贸和地方平台经济都经历过调整,年轻人对未来工资增长的信心下降。工资低感因此从当下问题变成长期焦虑。人们害怕的不是今天工资低,而是十年后仍然低。
第八个原因,是教育投入和就业回报之间出现落差。许多家庭花费大量资源培养孩子,年轻人读完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后进入就业市场,却发现工资没有想象中高。学历普及提高了社会整体教育水平,也降低了学历本身的稀缺性。越来越多高学历者进入普通岗位,教育投资回报变得不稳定。家庭投入越高,年轻人对工资期待越高;就业市场越拥挤,现实落差越强烈。
第九个原因,是平台经济改变了收入感受。外卖、网约车、直播、电商客服、众包劳动等岗位看起来灵活,但收入规则高度依赖平台算法、订单密度、补贴政策和抽成比例。劳动者名义上多劳多得,实际上收入并不完全由自己掌握。单价下降、派单变化、考核变严、投诉惩罚,都会改变收入水平。平台劳动者的工资低感,核心不只是收入低,而是收入规则不稳定。
第十个原因,是职业生命周期缩短。许多行业存在年龄焦虑。年轻时可以靠体力、加班和低家庭负担获得收入;到了中年,身体下降、家庭支出上升、岗位竞争加剧,反而更容易遭遇降薪和失业。35岁焦虑本质上就是工资机制问题。劳动者不是只看眼前工资,而是会预判这份工资能不能持续。如果一份月薪两万的工作随时可能失去,它带来的安全感也很有限。
第十一个原因,是区域结构让工资总是“不够”。大城市工资高,但房价、房租、教育和通勤成本也高;小城市成本低,但高薪岗位少、职业上升空间有限。劳动者很难找到收入、成本和发展机会都匹配的地方。留在大城市,工资看起来高但结余少;回到小城市,生活压力小一些但工资天花板低。这种空间错配,会让很多人长期觉得工资不理想。
第十二个原因,是消费结构升级改变了工资参照。过去工资只要能满足吃穿住行,就算不错。现在体面生活的标准提高了。智能手机、汽车、旅游、社交消费、节日礼物、婚礼支出、育儿用品,都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多消费不是单纯炫耀,而是维持社会关系和体面生活的必要支出。工资如果只能维持生存,不能支撑体面,就会被感受为低工资。
第十三个原因,是劳动尊严不足。很多人说工资低,其实也在说自己的劳动没有被尊重。服务员、快递员、保洁、保安、工厂工人、客服、护理员等岗位维持着城市运行,却常常收入低、社会评价低、管理压力大。劳动者会觉得自己被看见得太少,被替代得太快,被要求得太多,被回报得太少。工资低感因此不只是经济感受,也是尊严感受。
三、工资低感的本质:劳动收入承担了过多人生安全感
把两层放在一起看,中国人觉得工资低,其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工资确实没有充分体现劳动价值,同时工资又承担了过多生活责任。
第一层是分配问题。普通劳动者在企业内部缺少足够议价能力,产业链附加值和企业利润率限制了工资空间,政府直接干预主要是保底,工会协商机制还不充分。这决定了许多人的工资确实偏低。
第二层是感受问题。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婚育和家庭责任不断挤压工资,社会比较和未来不确定性又放大了焦虑。于是,即使工资数字有所增长,人们仍然觉得生活没有变轻松。
所以,中国人觉得工资低,不是简单的抱怨,也不是单纯的心理落差,而是中国发展模式进入新阶段后的结构性反应。过去,高增长可以掩盖许多问题。只要经济快速扩张、房价上涨、行业繁荣、工资增长预期强,人们即使当下收入不高,也愿意相信未来会改善。现在,当增长速度放缓、资产升值预期下降、就业竞争加剧,工资就被重新放到生活中心。人们开始更敏感地追问:我辛苦工作,到底能不能换来稳定生活?
要缓解这种工资低感,不能只靠提高最低工资。最低工资重要,但它只能解决底线问题。更关键的是提高普通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推动行业性、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强化加班费、社保和工资支付执法,让劳动者能更稳定地分享企业增长。同时,还要降低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对工资的挤压,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让工资不再承担全部人生风险。
中国人的工资低感,表面上是钱的问题,深处是劳动、分配和安全感的问题。工资不仅是一笔收入,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安家、结婚、生育、养老、抵御风险并获得尊严。当工资承担了几乎全部人生安全感时,它就必然显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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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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