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农村版延迟退休：面临收入“古稀陷阱”，老人如何自拔？｜养老算账之十九(含视频)

【财新网】“农民的劳作一生没有尽头。”这句带有文学性的表达已成为中国农村1.4亿老年人的真实写照。相较于城镇老人，农村老人并没有明确的退休时间，继续劳动的原因很简单——现有低收入不能支撑养老。

“月收入不足1000块钱的人口，全国大概有2.6亿人左右，其中90%左右都是在农村。而且这90%的农村低收入人群，接近50%是老年人。”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上展示了这一组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副主任胡祎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2020年数据，将收入划分为四类，分别是经营净收入（农业经营和非农业经营）、工资性收入（本地或外地打工）、财产净收入（土地流转、资产收益分红等）、转移净收入（社保、政府农业补贴、子女等私人净转移支付）。

他分析发现，在养老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农村老年人不得不继续参加劳动，总收入中依然有接近70%是通过劳动获得。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开销，但他们仍需要从事一定的劳动来补充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绝对收入水平并非制约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的主要原因。2019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年人均收入为21993.84元。而以家庭人口年龄都在60岁以上的“纯老年人”样本为例，农村老年人的人均总收入仅比前者低7.49%，达到每年20345.7元。但上述收入来源结构使得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状态并不像收入水平展示的那样乐观。

“总体来看，无论是社会养老、家庭养老，还是储蓄养老，还不足以给农村老年人提供相对体面的生活，老年人不得不继续参加劳动，等于处于一种延迟退休状态。”胡祎在论文《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收入结构与收入不平等》中写道。

具体来看，社会养老部分，农村老年人的人均社保收入为3746.52元，占个人总收入的18.41%；家庭养老部分，老年人人均私人净转移支付为899.97元，占比4.42%；储蓄养老部分，老年人人均财产净收入为842.24元，占比4.14%。三者累计只有5488.73元，远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327.7元。

“相比2019年，这几年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有所增长，但收入结构整体变化不大。”胡祎告诉财新。

另据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丁志宏采用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测算，养老金占农村老年人经济生活来源的比重仅10.43%，比城市老年人低了59.4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农村老年人的劳动收入和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占比达到33.58%和41.87%，分别比城市老年人高出26.25和24.58个百分点。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养老金在农民晚年生活中主要起到兜底保障的作用，但现阶段的低水平尚不足以为农村提供足够的“安全感”，不得不向外寻求劳动性收入，包括种地、集体经济、土地流转、打零工等途径。

多项数据指明，当前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为每月250元左右，这一数字仅是退休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1/15和1/30，更低于2024年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的594元。（详见财新网《金维刚：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应高于低保》《农村居民养老财政补贴最少 两会代表呼吁提高养老金》）

今年5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农业法》修订草案明确，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过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增收并不容易。

终身劳动与“古稀陷阱”

财新采访了解到，年轻人外出打工普遍，目前留在村里种地的基本都是65岁以上老年人，甚至不乏70、80岁以上身影，他们大多由于超龄失去城市里的工作机会，返回老家种地谋生。

据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研究，到75岁之前，仍有过半的农村老年群体在劳动，80岁农村老人劳动参与率仍超过20%，其中农业劳动占比最高，非农受雇形式次之且以男性为主。

种地带来的收入并不丰裕，尤其在耕地资源稀少的西部地区。四川雅安市石棉县栗子坪彝族乡元根村村支书毛珍芳告诉财新，高山地区很少种植经济作物，粮食作物以玉米和土豆为主，按照每斤1.3元计算，一亩地年产量1000斤，一年营收1300元左右。如果换成花椒、大白菜，年收入提高到1800元，不过前期投入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也更高。

“在县城找个服务业的工作每个月至少能保证3000元，农民起早贪黑扑在地里，就是富不起来。更何况老年人体力跟不上，遇到自然灾害再减收，一年到头光靠种地就只能买一头年猪。”她说。

辽宁铁岭县西三家子村一名村民回忆，2024年暴雨涝灾时，旱地直接每亩减产二百多斤，这几年粮价也不稳定，“水稻价格本来应该是苞米的一倍，现在年头好也就每斤1.6—1.7元。”

河北邯郸市大名县的一位村民表示，今年受雨水影响，大蒜该种的时候没种上，该收的时候收不成，结果蒜价大跌。一亩蒜光本钱就下了3000元，但只卖得出2000元，净往里赔1000元。“种地好像赌博一样，不种没饭吃，种不好往里搭钱。”他今年70岁，每月养老金200元出头，一人要种六亩地。

许多农民留下“一亩三分地”只为自给自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叶敬忠提醒，农业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占比不算高，但是变成了家庭消费的一部分，减少了这方面的支出。

而当农民步入70岁以上高龄，劳动能力退化，造成整体收入骤然下降。据胡祎测算，60—64岁、65—69岁、70—74岁、75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人均年收入分别为24016.72元、20829.22元、17149.87元、14420.99元。

胡祎分析，70岁前后是农村老年人收入和生活状态的分界线，70岁前普遍能依靠劳动维持收入，70岁后则因为身体状况不同，收入差距变大，他将这一现状归纳为农村居民养老面临的“古稀陷阱”。

在前述四个年龄分组中，70岁后的经营净收入占比明显下滑，从60—64岁、65—69岁的28.43%、28.97%下降到70—74岁、75岁以上的20.19%和20.85%；而社保收入占比从14.37%、19.01%提升至24.26%、20.19%。这意味着“古稀陷阱”的一个重要形成原因是70岁后劳动收入明显减少，但养老金并未在70岁后有明显上升以弥补劳动收入的缺失。

“过于依赖劳动收入，使农村老年人面临比农村整体更高的收入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随年龄增长而扩大，进一步降低了老年人的福利。”胡祎说。

不过他同时提醒，养老金在老人收入结构中的占比没有稳定标准，单纯以占比高低来衡量养老金水平并不合适。例如有的老人养老金尚可，同时自己又有劳动或财产收入，可能导致其他方面收入占比较高、养老金占比较低。而一些老人养老金本身不多，但几乎完全没有其他收入，反而使得养老金占比较高。

削弱的土地保障

有些无法种地的农民选择土地流转，即将土地经营权承包给村集体或者企业，按照每亩地每年收取一笔费用。

不过土地流转并非完全顺畅，还需考虑价格、是否成规模等因素。胡祎指出，这几年土地流转租金虽然有所上涨，但在相对偏低的山地、丘陵地区的土地流转租金一般也就300～500元。例如南方一些老人家里只有两三亩地，一年流转租金可能不到1000元，单靠土地流转租金养老也比较困难。

毛珍芳称，村子共有1000多亩耕地，但比较分散，且靠许多山地整合起来，不容易吸引承包商。西三家子村在2012年成立万鑫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基本实现了全村土地流转，村内耕地3560亩。村支书聂家强记得，当时挨家挨户上门宣传也遇到一些阻力，村民对于土地流转陌生，突然不种地难以转变思维，最终利用村内人脉关系，先给出高于当时市场价的流转价格，得以顺利完成。

“以越来越少的人种越来越多的地，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张红宇在去年8月财新传媒举办的中国养老产业论坛圆桌上呼吁，持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创新要淡化土地生存、保障功能，强化财产功能，将规模化的土地由多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规模化经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获得更多的规模收益，加强闲置资源的有效利用，为农村养老提供更加雄厚的经济基础。

张红宇举例，苏州虎丘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试点，允许退地农户按规定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障。由区级财政先行支付，退地后按照“谁用地、谁负担”的原则，由区相关部门统一进行资金结算，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土地有偿退出农户社会保障政策。

农村集体经济成为维持生计的另一渠道，包括销售农产品物资、出租集体资产、村办集体企业、商业经营、股权投资等。

毛珍芳介绍，平时村民以合作经济联合社的名义购买车辆，租赁给县城的帮扶单位，另外还有一个集体鱼塘，目前集体经济账上积累几十万元，但距离实现分红可能还需要3—5年时间。

胡祎发现，过去许多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根据“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2024年数据，2023年集体经济年收入在50万以上的村子明显增多，比重达到33.22%，但大部分村庄没有给村民分红。随着集体经济的蛋糕逐渐做大，下一步关键是将分红应用到农民养老保障上。

“共同富裕是我们的目标，但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路径来真正缩小差距。”毛珍芳坦言，目前村子正在大力发展旅游业，开办民宿、卖土特产，但同质化高、变现困难，思考怎么能留住回头客。

有地方以集体经济反哺养老。例如河南、甘肃、重庆等地鼓励集体经济组织为成员提供养老保险缴费补助，金额从每人每年几十到几百元不等。甘肃陇西县张家湾村将150亩土地交村集体托管，种地收益50%用于长者食堂、送餐、护理等养老支出。

毛珍芳提到，周围有村子得益于水库和金矿资源，每年从企业收取上千元维护费用，利用集体经济为65岁以上村民缴纳社保。

“养儿防老”式微

在城镇化进程加速和生活成本增加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子女防老”观念发挥的力量也在式微。

老家在四川农村的杨戈（化名）花费半年，终于说服了父亲补缴养老保险。一次性补缴九万，等今年6月父亲满60岁，每个月就能拿840元养老金。

杨戈还有个姐姐，但两人都没能为这笔补缴费用提供经济支持。“我也是一个打工人，我也在攒钱，我用钱的地方有很多，有时候还需要父母的资助。”杨戈之前在杭州一家工厂当普工，因身体原因辞职后，至今失业一年多。姐姐去年发生意外，脑出血，在医院救治了很久。这笔钱最终花了靠打零工维生的父亲三分之一的积蓄。

胡祎表示，大多数农村家庭的子女进城务工，身在外地难以提供照料。加之这些子女自己在城市扎根立足、还要照顾下一代子女，经济压力比较大，很难指望每个月再定期给农村老人汇款。

西三家村一名63岁女性村民称，家中有一儿一女，女儿在沈阳医科大学读博士，每年学费4000元，儿子由于村里动辄10—15万元的彩礼和买房压力，快40岁还没有结婚，子女的前途让她很是发愁。现在她和老伴在合作社插秧和开车，农忙的半个月期间每天分别挣250元和300元，此外就靠每人3亩多土地流转的收益，一年接近6000元，养老金每月180元左右。

“农民哪有什么资格谈养老，自己日子可以凑合过，子女的不能含糊。”她感叹，“村里有快80岁还在浇地上水的老头，我们也没有什么时间计划，只要身体还撑得住，能多干一天是一天吧。”

“城市职工有退休制度，退休之后不工作、靠着退休金就可以生活。从公平的角度来说，应该让农民也能实现‘退休’，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可以不在土地上劳动，哪怕有地不租、不靠子女养，也能维持基本生活。”胡祎说。

他认为，从目前的消费水平以及学界普遍认知来看，养老金应该实现基本的保生存，也就是至少达到500元左右的标准，这也与低保水平接近。多名农民受访时均表示，养老金至少提高到500元，能保证每月柴米油盐的基础生活开销和保障。

据民政部《2024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全国农村低保平均保障标准每人每月593.9元，比上年增长5.9%。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低保对象3361.5万人，其中老年人有1325.1万，占近四成。

胡祎呼吁，优先增加高龄老人养老金，再覆盖至中龄老人。同时拓宽筹资渠道，比如鼓励有能力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高龄老人提供补贴、加强养老服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