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劳工倡导者小五失联，致信马克思：问题已经在于不被世界改变

卡尔·马克思：

你好。

给你写信，是因为一个叫小五的年轻人失联了。很多人知道小五，是因为一个公众号，叫“恰帕斯东风电视机”。

那个号写了好几年工人的事：送外卖的骑手，坐办公室的年轻人，进城打工、如今老了的农民。没有人为此付过钱。

9月14日之后，小五的社交账号再没有更新过。朋友们用各种办法联系，到今天已经二十天，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人在哪里，为什么联系不上，朋友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

公众号是一种在手机上写文章、发给订阅者的地方，有点像你当年办的报纸，只是不用印刷，也不用邮寄。那个号的简介只有一句话：

“从另一个世界传来不可能的消息。”

”

给你写信的时候，是2026年10月。你离开已经一百四十三年了。我们素不相识，按理不该冒昧。只是小五关心的那些事，你大多写过。你大概也想知道，一百多年后，工人们过得怎么样。

世界确实变了很多。只是到了今天，难的好像不再是改变它，而是不被它改变。

一

城市的街上，跑得最多的是骑电动车送外卖的人。这样的工人你没见过：他们从餐馆取了饭，送到别人家门口，一单几块钱。没有工厂，没有工头，派单的是手机里的一个程序。跑满多少单，程序多给多少奖励。

小五为这些人发起过倡议，反对通过点外卖，把高温天里的风险转嫁给骑手，也反对用跑单奖励来代替劳动保护。

跑单奖励这件事，你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九章写过，那时候叫计件工资：

“实行了计件工资，很自然，工人的个人利益就会使他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这又使资本家容易提高劳动强度的正常程度。同样，延长工作日也是工人的个人利益之所在。

”

一百五十多年后，这段话几乎不用改。没有人逼他们多跑，是他们“自己”想多跑。改变一个人，用不着命令，一套算好了的奖励就够了。

夏天最难熬。我们有一份2012年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但它管的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很多骑手和平台签的不是劳动合同，法律上，平台不是他们的雇主。

2022年夏天，有记者根据公开报道做过一个统计：全国13个省份，35位中暑离世的人，有外卖员、装卸工、门卫、环卫工、纺织工、快递员。同一年7月6日凌晨，上海青浦，一个20岁的大学生在暑期兼职装卸快递，在一个近乎密闭的集装箱里倒下，诊断为劳力型热射病，多器官功能衰竭，至今无法独立行动。今年7月，这起案子终审，物流公司赔偿约111万元。法院的理由是，公司无法证明事发时采取了充分的防暑措施。

你在第八章里记过一个同样20岁的人。1863年6月下旬，伦敦的报纸用《一个人活活累死》做标题，报道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为了赶制舞会礼服，她和另外60个女工连续干了26个半小时，一间屋挤30个人。她星期五病倒，星期日就死了。你从当时的《晨星报》上抄下一句：

“我们的白色奴隶劳作到坟墓里去了，无声无臭地憔悴而死了。

”

去年夏天，主管劳动的部门发了一份通知，要求平台在高温天给骑手延长配送时间、缩短连续工作时长、增发高温补贴。那份倡议里说的，和这份通知里写的，几乎分不出是谁说的。

二

一个在运输公司做客服销售的年轻人，离职后被原来的公司索赔80万元。公司每月付给他的竞业补偿，是300元。

这种合同叫竞业协议。签了它，离职以后一两年内，不能去同行业的公司上班，违约就要赔钱。法律原本给它划了界限，只针对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但西南政法大学的研究者分析了556份判决书，发现79%的被限制者属于“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这其中，77%是客服、销售、前台、保安、保洁。

小五说，这像是在为自己“赎身”。

你在第一卷第四章写到劳动力怎样变成商品时，说过一段话：

“劳动力所有者就必须始终把劳动力只出卖一定时间，因为他要是把劳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他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变成奴隶，从商品所有者变成商品。

你还说，工人的自由有双重意义：他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支配；同时，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竞业协议做的事，是把劳动力的出卖期，从在职的那几年，延长到离职以后。签的人多了，大家也就慢慢接受：离开一份工作，是要付钱的。

去年8月，最高法院出了一份司法解释，规定竞业限制的范围要和劳动者接触的商业秘密相适应，超过的部分无效。

“从自由人变成奴隶”，“赎身”，“超过部分无效”，说的是同一件事。

三

当年进城打工的那一代人，现在大多还在打工，只是老了。

今年4月发布的《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3亿多人，平均年龄43.3岁，三个人里就有一个过了50岁。他们老了以后，每月能领到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是一百六十多元。

朋友们在寻人启事里，转述过小五的一个看法：“农民非要到城里去打工不可”这种主流看法，是一种城市中心主义；农村被制度性地剥夺，还要在道德上被贬损。

这个看法针对的，是那套说法本身：好像农民天生就该离开土地，留在村里就是没出息。

这话听上去尖锐，可2024年国务院的新型城镇化五年行动计划里也写着：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农民进城，不应该以放弃乡村为代价。

你24岁时，也替乡下的穷人说过话。1842年10月，莱茵省议会要立法，把穷人进林子捡枯枝也算作盗窃。你在《莱茵报》上写《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而且要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

”

后来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里回忆，正是那段日子，你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成了你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四

现在的年轻人，管上班叫“上坟”，管自己叫“牛马”。有人宁愿辞职，也不愿加班。

你26岁在巴黎写的那叠笔记，后来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有一段，他们读了大概会心一笑：

“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

不想加班，在我们这里是有法律撑腰的。2021年8月，人社部和最高法院联合发布超时加班的典型案例，明确认定“早9时至晚9时，每周工作6天”的“996”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小五想得更远，想办一个“废除工作研究所”，讨论能不能做四天、休三天，讨论怎样消除对不工作的人的污名。朋友们写小五的时候，引的是你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话：在找那个“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人”。

这想法你家里早就有人提过。1880年，你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写了一本小册子，叫《懒惰权》：

“一种奇怪的狂热支配着那些受资本主义文明统治的国家里的工人阶级……这种狂热就是对劳动的爱。

”

拉法格主张，工人“应该每天只工作三小时，而在其余的时间里尽情地娱乐或者闲荡”。我不知道你读了以后怎么想。恩格斯后来在给伯恩施坦的信里写到，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很特殊的产物，以致你有一次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世界改变人，最彻底的办法，是让人爱上它要你做的事。

五

1866年8月，你为第一国际的日内瓦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份指示：

“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

”

你去世三年后，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工人为了八小时走上街头。那一天，后来成了五一劳动节。

又过了三十多年，1922年8月，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我们这里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提出《劳动法大纲》，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保护女工童工，还主张“将劳动者应有之权利以宪法规定之”。

后来，这些都写进了法律。1995年施行的《劳动法》第三十六条：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宪法》第四十三条：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1994年3月起，每周44小时；只过了14个月，1995年5月起，改成每周五天、40小时，就是今天的双休日。五一劳动节放假，从去年起是两天。

你的名字，写在我们宪法的序言里。

你在《资本论》里把工厂法叫作“朴素的大宪章”，说它“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在第三卷里，你写得更远：

“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

也有不那么好的消息。去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48.6小时，比法律规定的多出四个多小时。

从每周六天到每周五天，我们只用了一年多。今天有人问能不能再少一天，并不比当年更出格。

六

每年元旦前后，有一个民间写作小组会发布一份长文，叫《劳动权益事件盘点》。从2021年写起，2025年那份已经是第五份，十万多字。署名每年都换，都是菜名，后面跟着一长串化名。它把一年里骑手、工人、农民、白领遇到的事，一件一件记下来。这是一份没有报酬的工作。2025年那份，就发在小五的号上；在小五联系不上之前，它被删掉了。

2022年那份的前言里，编者们许了几个愿，其中一个是：

“我们希望，我们记住彼此，记住还有许多不幸者，记住不幸者各有各的不幸。

”

你们俩年轻时做的，也是这件事。1845年，恩格斯24岁，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扉页上写过一封给工人的信：

“我很想在你们家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

”

你在伦敦的那些年，每天去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翻英国议会的蓝皮书，翻工厂视察员每半年交一次的报告，把哪家工厂的孩子几点上工、几点下工，一条一条抄进书里。书里一次又一次引用的，是一位叫莱昂纳德·霍纳的视察员，你称他是工厂主们“不倦的检查官”。

1880年4月，你61岁，又替法国的《社会主义评论》拟了一份《工人调查表》，99个问题，印成两万五千份传单，在全法国散发。其中第21个问题是：

“请根据你亲身的经历谈谈发生过哪些造成工人残废或死亡的重大事故。

”

一百多年后，做这件事的不再是视察员，也不是杂志社，而是一群不拿报酬、只留下化名的人。

记住，也是不被改变的一种办法。被记下来的事，就没那么容易被说成理所当然。

七

小五的号最后一次更新，是2026年2月15日，发的是一首诗。写了很多年工人，最后留下的是一首诗。小五也读巴勒斯坦人的诗，关心伊朗人的处境。1865年春天，你的女儿燕妮和劳拉拿一份问卷考你，问你最喜爱的格言，你答：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这句话，用来说小五正合适。

你年轻时也写诗。1836年秋天，你到了柏林，给远在特里尔的燕妮写了三本诗集，两本《爱之书》，一本《歌之书》。后来你不写诗了，去写《资本论》。小五好像是反过来的。

再早一年，你17岁，在特里尔的中学写过一篇毕业作文，题目叫《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八年前，2018年5月4日，在纪念你诞辰200周年的大会上，这篇作文被念了出来：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

你的第一份工作，是编报纸。1842年10月，你24岁，开始主持《莱茵报》。1843年1月，普鲁士国王主持内阁会议，决定从4月1日起查封这份报纸。3月31日，报纸出了最后一号。在那前后，你写过一篇批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文章，在本国没法发表，只能拿到瑞士去印：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

要求精神只有一种形式，也是一种改变人的办法。

八

小五联系不上的那一天，是9月14日。一百零四年前的同一天，江西安源路矿的一万七千名工人开始罢工。他们喊的口号是：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莱茵报》被查封以后，你先后离开了巴黎、布鲁塞尔、科隆，最后在伦敦住了三十多年。刚到伦敦的那几年，一家人挤在苏荷区的两间小屋里，几个孩子先后夭折。那些年，你过得很难。但给你写信的人，至少知道该把信寄到哪里。

你安葬在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墓碑上刻着你二十多岁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小五说过的话，你都说过；而你的话，写在我们宪法的序言里。

你那一代人想的，是怎样改变世界。到了我们这里，世界变得太快，也太会改变人。让人觉得多跑几单是自己愿意，离职赔钱是天经地义，留在村里是没出息，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是热爱。在这样的世界里，记得事情原本不该是这样，已经不容易。

你说，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今，问题已经在于不被世界改变。

我不知道这封信该寄往何处。也许就像小五的公众号简介写的那样，它只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一条不可能送达的消息。

但我希望，在这个世界里，有一条消息可以送达：

小五在哪里。

此致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2026年10月4日

我的微信号：

li2026yuchen

我的邮箱：

[email protected]

本文已开启快捷转载，欢迎转载至您的公众号

存档防删，接力传播

愿意借我公众号助我发文的网友，请阅读此文👇

征求公众号，坚持写作发声

推荐阅读：

李宇琛 ｜我为什么不应该再原谅赵孔亮

李宇琛｜抄袭我的社科院大学导师被解聘后告我诽谤罪并索赔10万，北京法院一审裁定驳回

周泽转发“李宇琛为刑讯洗地”一文，是对真正刑讯受害者的“狼来了”

“千千法言”霸凌喊冤家属的群聊记录全文

律师同行给周泽介绍案子，有什么罪？

周泽跳单律师“案源费”的本质是一个带头大哥的自我修养

周泽律师三年前说兰世立的律师“卵用没起”，现在怪同行没有“全面说清楚”

批评张雪峰功利的张3丰曾写文感谢他爸要他逃离农村：“若不想受苦，你必须考大学、到大城市打拼”

李宇琛｜声援同行被卡年检之后，我被北京中闻律所暗杀律师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