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剩在深山里的守矿人

昏暗的办公楼走廊中空气潮湿，有时散发出腐木味，杨世贵端着前晚的剩饭蹲在这里，敲了几下饭盆。不一会儿一只灰鹅从门外走到他身前，垂下脖子开始进食。

灰鹅是杨世贵去年初买的，原本两只，去年夏天一只染上瘟疫，死了。从那之后，剩下的这只每天都跟随在他身边。无聊时，杨世贵就跟鹅说话，它成了他在山里少有的、能“交流”的伙伴。

杨世贵57岁，头发半白，面色黝黑，络腮胡几天刮上一次。平日里他只穿两件T恤，一件白色一件红色，因为这里没有人看他。每天早上起床喂家禽，再独自走上几公里巡查厂房是他的日常。

因为当地汞资源丰富，这里曾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汞矿。建国初期成立了国营丹寨汞矿厂，如今里面的老建筑已挂上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矿区南北长36公里，有时杨世贵要走上半天才能查完这些房子。他看守的目的，说来就是防火防盗。

汞矿老厂部办公楼、电影院、供销社……嵌在大山深处，大约铺开了180平方公里。杨世贵走累了会在台阶上坐一会儿，周边的老房子掩盖在杂草灌木里，有时冒出几声虫叫。

“烟能消磨掉在这里守矿的寂寞。”他习惯在路上拿着烟，这是他唯一的爱好。一排家属区的房顶已经垮掉了，矿里的商店也停留在时间深处，曾经要用购粮证买粮食。杨世贵就出生在这，生活、工作，直到现在。

他姐姐知青下乡后留在了贵阳工作，哥哥读了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瓮安矿区。杨世贵也想过走出这座山，但初中毕业后，去县城报名入伍，结果阑尾炎发作，体检没过。他成了唯一剩在家里的孩子，和厂子很多工人子弟一样“子承父业”了。

上世纪50年代，杨世贵的父亲在这做爆破工，每天都要在隧道里走几千个台阶到井下打炮眼，放炸药。爆破出来的矿石，由矿工放在卷扬机上装进矿车再输送到生产加工区，一车能装10多吨，昼夜不分地运输。之后产出的水银装上卡车，又走上11公里盘山路才能运输到丹寨县城。

那隧道离杨世贵现在的住所大约两公里，由于常年荒废，如今地面坑洼不平，会有水滴忽然落下。隧道边，通往汞矿井下采掘区的巷道口已经被水泥墙永久封闭。里面原本有近百个矿洞，在地下延绵。

为此，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最多时有两万多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产量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近2000多万元的年产值成为当地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附近的村寨还没有通电，在村民眼中，汞矿就像山里的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在杨世贵记忆里，最热闹的时候就是在傍晚组织公放电影，周边村寨的人会走十几里路来看。

杨世贵和矿上工人谈过几段恋爱，但都失败了。他觉得自己没有口才，在女生面前不爱说话，平时工作后无聊，喜欢和朋友喝酒，“女孩也不喜欢这样的。”

1993年，通过媒人介绍，杨世贵和矿区邻寨的姑娘刘阿莲结婚了。“她是我的小学同学，当时我们都30多岁了，再不结婚就晚了。”杨世贵说，在矿山的工人子弟都想找本矿的人结婚生子，没人愿意和村寨的姑娘结婚，因为是农村户口。

在他眼中，哥哥和嫂子的爱情才是美满的。嫂子父亲是矿里的高干，住在杨世贵家隔壁，哥哥就从小和嫂子一起上学，自由恋爱，最后结婚。

杨世贵没有赶上汞矿繁荣的年代。22岁参加“接班”考试时，已经是矿里组织的最后一批，他被分配到高炉冶炼车间做锅炉工，不断添燃料，让炉子保持450～800℃的高温，每天这样8小时。待在“蒸笼”一样的车间里，他最多能拿到100多块工资，还有每天8毛钱高温补贴。

那时候汞矿资源逐渐枯竭，在杨世贵结婚前两年——1991年汞矿宣布停产。“全矿都不搞生产了，我们的车间靠着外面进的原材料在维持，但是工资有时会拖欠两三个月。”在他看来，虽然汞矿不景气，但毕竟矿是国家的，有保障。

杨世贵的父母退休后在汞矿附近的五里铺村开了一家小超市。杨世贵夫妻俩起初和他们住在一起，母亲把超市给了儿媳妇经营，每个月有不到300元的收入。杨世贵儿子出生后，他说除了留下在单位吃饭的钱，剩下的全交给妻子。

这份感情没有被妻子的家人看好，汞矿也逐渐在这个山谷里失去了原来的光彩。九十年代之后，村寨里的很多村民选择去广东福建打工，挣的钱要比汞矿工人多。“她家里的嫂子觉得我没本事，嫌我穷。我只能靠每个月工资吃饭，真不知道怎么能富。”

一个夏天，在燥热的车间里高强度工作了一晚上，杨世贵回家想让妻子买些肉来做。妻子没有动身，只和他说家里没有钱了。“我前一天才给了她我的工资。”杨世贵没说什么就进了屋。他不会为了一些小事和妻子吵架，但他知道这份感情在慢慢变淡。

1995年，刘阿莲离开了家，只是留了一张纸条“我出去打工了”。那时候没有电话，她也没有给家里写过信。

杨世贵记得，妻子后来回过三次家，第一次是1996年杨世贵父亲去世；第二次是1997年她回来看孩子；最后一次是1998年5月，他们离婚。

刘阿莲态度坚决。最终，杨世贵还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刘阿莲想带孩子走，杨世贵不同意，两人最终大吵一架，上了法庭，最后抚养权判给了杨世贵。

离婚前的那段时间，汞矿在进行人员分流，大部分人会被分派到贵州省其他矿区、单位，矿中只留下一少部分人。当时从来没离开过这里的杨世贵很想被分出去，起码换一个环境。

事情并没有像杨世贵设想那样发展，当分流名单下发到车间那天，他看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他去矿办公室问，得到的答案：一家只能分流一个人出去。当时被调回汞矿的大哥资历和工龄更高，所以矿里把这个名额给了他大哥。

分流的三个月里，每天都会有单位委派的搬家车队驶进矿区。很多工友离开前都去车间和杨世贵告别。“都走了，我结婚的时候他们都来吃酒，分出去后他们办事没给我说，我也没法去了，有一些朋友后来也去世了。”自那之后，留在汞矿的工人也陆续搬到了县城里，喧嚣了半个世纪的丹寨汞矿在1998年走向沉静。

后来，高炉冶炼车间承包给了私人。当时矿区的承包条件是必须要用原来矿区的老工人，矿区就保留了杨世贵的工作关系，一直到2013年车间因经营不善停产。

那年9月，杨世贵终于离开这里，去贵州的一家矿山去做工人。那是他第一次出去工作，也是到得最远的地方。在矿场每天工资60块钱，包吃住，后来因为操作不慎，他把切割机弄坏了，干了两个月就被辞退了。他觉得自己一辈子在大山里，对外界不了解，也没有其他技能找工作。

“当时儿子刚考上大学，每个月生活费要1000元，母亲也上了岁数，需要照顾，矿里领导知道我的情况就安排我守矿。”不到一年，杨世贵又回到矿里，看着办公楼里还没调走的工人档案，每个月工资1500元 ，2020年后工资涨到3000元。除了每周会回县城看一次母亲，他几乎不会离开矿区。

住所是办公室改建的，30平米的房间阴暗、潮湿，老式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台旧电视，杨世贵平时就用它来消磨时间。角落里有辆摩托车，是儿子给他买的，让他每天去巡查时用。但杨世贵除了去县城，平日都不舍得开，担心矿区的碎石路会磨坏了轮胎。

儿子在2017年本科毕业后回到丹寨，在县城一所中学当数学老师，工作两年后又考上了研究生。以前在车间工作时，杨世贵无心照顾儿子，儿子从小跟着奶奶一起长大，如今他计划把守矿的钱攒下来给儿子结婚用。

可儿子未来打算去深圳工作，杨世贵想到自己在山里一辈子，还是在外面见识多，没好再劝他回来当老师。前不久，有从深圳自驾旅行的一家三口经过这里，杨世贵聊起来才知道，“在那边买房子首付要上百万，哪交得起啊。”杨世贵觉得父子关系总不太亲密，但是心里都惦记着对方，只是不懂表达，有时给儿子打电话，聊上几句也就挂断了。

杨世贵依然过着精打细算的生活，在办公楼后种了一片菜地，还在一个废弃的水槽养了鱼，每月不超过500块钱。这里的生活单调且漫长，他会计算每天在矿区巡察时自己走了多少公里，偶尔去村里的朋友家讨酒回来喝。

五年前，杨世贵查出高血压，经常头晕，有时眼前突然发黑，什么也看不见，索性也戒了酒。他觉得自己就像矿区里的房子一样逐渐变老。

现在每到傍晚，他就拿着一个小板凳坐在办公楼前，看着门前的树一直到天黑，会想自己在这里经历的很多事情：小时候和哥哥去发电站捡焦煤，如果自己当了兵现在会是什么样的生活，还有那段短暂的婚姻……

他说离婚后试着相处过个对象，当时对方想要和他生孩子，可他想，那时计划生育管得严，如果超生就要被罚钱和开除，没处多久也就分手了。也有村里的朋友给他介绍离婚带孩子的本地人，杨世贵觉得会亏待自己的儿子又回绝了。

“我想把娃娃盘出来以后，有合适的就找一个，没有自己就单身到底了。”以前春秋季节，都会有曾经在汞矿工作过的老人回来走一走，杨世贵觉得亲切。最近两年，回来的老人也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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