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骑手过渡一下，然后呢？

“我对提升外卖员学历的活动感兴趣呀，但我要挣钱养家糊口，没时间啊。”在北京做骑手的庄哥说。他计划攒钱回河南老家开美食外卖档口——这也是他目前最了解的领域。但每年二三十万元的租金并不低，要攒钱，收入相对较高的骑手职业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庄哥兜兜转转已做了六年骑手，每天忙碌奔波，无暇思考或参与别的事情，即使与将来的职业发展有关。

据学者孙萍2020年的调研报告，66%的受访骑手认为做骑手不是一份可以持久的工作。孙萍将其称为一种“过渡性”的劳动，“对个体劳动者起到了临时性支撑的作用”。个体在生活遇到变数、需要暂时缓冲时选择它，直到找到更好的工作。但“过渡”多久？骑手有没有将来？有多少人能从“缓冲”中走向更好的未来？当舆论持续聚焦骑手相对窘迫的外在环境时，骑手个人内在的挣扎与摸索也应被关注。

2021年，我国外卖骑手已超过1300万，其中近26%的人曾有过小微创业者或个体户经历。多篇报道反映：为还债、为谋生，近两年很多北京、上海的餐馆老板在关店后转行从事外卖工作。小城镇同样如此，32岁的顾姐是来自江苏省南通市的一位骑手，三个月前她还是家乡炸串店的合伙店长，但上半年上海疫情使炸串店难以为继，顾姐选择跑专送。

2020年6月，她和姐姐决定在家乡B镇经营一家炸串店，姐姐出资，顾姐炸串。计划很周详：店址选在B镇中心街旁广场的对面，有中学生客源；疫情时抄底租店，租金便宜；她们还参加了炸串项目的专业培训，尽管培训项目极其敷衍，“培训师只是把鸡腿放进去炸，然后再捞出来看一下成色，并不告诉我们如何掌握具体时间”。作为姐妹俩的第一项事业，也是姐姐脱离十二年全职主妇生活的寄托，炸串店总算开张了。然而，没有想象中的人声鼎沸，炸串店经营不温不火。

为了提高顾客的下单率，也为了增加个人收入，顾姐在去年9月开始尝试商家配送，减免顾客配送费。小镇不比一线城市，一个小时只有一单是常态，每天只能挣三十元左右。顾姐坚持跑了3个月，直到过年。“过年我得体体面面地回家，不能让亲戚知道我去跑外卖。”面对亲戚的关心，姐妹俩会打哈哈把话题岔开。年过完了，店里的生意还是没有好转，顾姐只得继续送外卖。

两个月后，“饿了么”调整薪资架构，顾姐为了多赚钱只得选择有底薪的专送。底薪固然吸引顾姐，但炸串店的生意又不能全交给姐姐。为此站长特意缩短了顾姐的工时，她成为镇上唯一负责配送早6:00-8:00外卖的骑手。她兼顾骑手和生意是超负荷运转，拖着酸痛的双腿回到店后，还要负责收拾炸串店，到家洗漱完已是深夜。

笔者在北京走访骑手时，也发现不少骑手原先做过小本经营，疫情时收入惨淡，决定改做收入高、工作时间相对灵活的骑手工作。33岁的陈大哥来京之前在山西老家从事汽修工作，疫情开始后为增加收入兼职骑手，期间从别的骑手那里了解到北京骑手工资很可观。“在老家收入不行，我还有整个家要养活，学历也不高，到哪都是打工，反正也送过外卖，到北京还不是一样，干得来。”于是，去年夏收后他来北京开始做“饿了么”专送。

较低的年龄、学历门槛，为想进入骑手行业的失业者敞开大门。在北京跑美团众包的衡叔此前在朋友的一家按摩店担任按摩师，但疫情让按摩店关门。纵有丰富的工作经验，45岁的衡叔被年龄要求卡住，也不能回到之前工作过的蛋糕店做配送或去顺丰做快递工作。思来想去，他加入了美团众包，为此他花了很长时间，让不再年轻的身体适应外卖的高强度室外作业。

“在城市里，跟着订单走，一年四季风吹日晒，保不准什么时候就累到不想再跑了。”陈大哥发现站点里熟悉的面孔会一茬茬变化。专送离职并非说走就走，要提前两个月打报告才能离开团队。农忙季节是例外，跟站长临时打声招呼，就可以被批准。“秋收时回去，站长希望我们在老家多宣传宣传，拉老乡一起回京跑外卖。”

与陈大哥一起进京的年轻人，坚持了两个月众包就离职了。北京的冬天，朔风一吹，即使裹得严实也冻得哆哆嗦嗦，何况送单要顶风加速抢时间。站点里的骑手大多租住在西山附近，两人同住一间，人均每月房租七八百元，有些廉租房在冬天没有暖气，一整天都冷得透骨。“我有儿子上中学，需要多赚钱，冬天骑手走掉得多，我的单也会多，他们年轻点的忍不了。”为了春节提成奖励，陈大哥去年还选择留京过年。等天气转暖，又有新的骑手补充进站点，有些在冬天离开的，会在春天选择回来。

来自山东的23岁小伙小李，现在是站点的单王。下午走访时（北京的外卖骑手一般10点开始工作，11：00至13:00、17:00至20:00是忙碌期，其余时间相对清闲），黝黑精瘦的他仍时不时刷新平台信息。2015年高中毕业后，小李与两位同学来北京从事外卖骑手。“一个干了1个月，一个干了1年半，都是因为嫌累。”小李在一年半的时候和同学一起回老家，但是回家后发现也就厨师、汽修的工作可供选择，他又只身回到北京做骑手，“当时月入轻松过万，打算干着攒攒钱”，没想到就坚持了7年。

没有计划做全职骑手的顾姐，在去年坚持兼职“饿了么”专送数月后，把心一横，辞掉骑手工作，全身心投入炸串店。她和姐姐琢磨了烤冷面、小火锅等更多小吃种类，小店的生意也开始好转。眼看稍有起色，她们遇上了上海3月底的疫情扩散。某天早晨醒来后，顾姐所在的A镇和B镇间的道路被封了，她只能呆在家中，炸串店的客流量也跌至冰点。尽管此前就有考虑把店转掉，这次姐妹俩才下定决心在房租4月到期后放弃续租。“熬不住了，再想坚持也坚持不下去。”

顾姐选择了美团专送，每天要跑12个钟头。头天下来，顾姐浑身酸痛，取外卖、下楼梯都是一级一级地前脚下、后脚跟上。正职的工作强度远超兼职，这还是没有爆单（很多外卖单在同一时间集中出现）、相对清闲的情况。第二天晚上，在顾姐关闭外卖派单系统时，平台数据显示顾姐送了34单，这个单量在北京连排行榜的影子都见不到，北京的单王至少要80单，但在B镇，她是团队当天的单王。

宅在家的四月里，顾姐也曾考虑过接下来的工作。以她过去在房地产公司当过文员和会计的经历，在城镇找份文职工作并不算难；但除了租房开销，中专学历造成的潜在升职瓶颈也让顾姐感到担忧。中专毕业时她参加的是对口高考——可以学习定向专业的学历考试。顾姐也考上了大专，但她没有去。考上大专、本科却没有读，这在同级生中并不少见。谈起此事，顾姐后悔不已：“可能当时眼界小，只想着当下我开心、我快乐就可以了。”而找份附近工厂里打螺丝的工作，这种选择更早早被顾姐排除掉。她觉着见识了城市的多彩，不想被拴在工厂里生活。“进厂会把你固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

担心被“拴住”，也是小李的顾虑。小李告诉笔者，做骑手7年，他不抽烟、不喝酒，现在每天把固定支出控制在80元，一年到头可以攒10万元左右。小李已经在老家买了房，但并不想回去。“回老家就要被催婚，在老家我能做的工作也只是开个店，每天都固定在那里。”在“继续做骑手”还是“回家”的问题上，小李的朋友与他达成了共识。作为当年的流动儿童，他的朋友还有着儿时多地就学的经历，对“老家”的概念更模糊，很适应骑手的生活状态。

关于“自由”的工作状态，已多有报道和研究指出，这种“自由”是平台劳动提供的“虚假自由”，“骑手困在系统中”。从骑手的角度，他们会横向对比进入门槛相似的制造业流水线。2021年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在接受采访谈论对自由的理解时说：“（对比在广东流水线的工作经历）只要把订单完成，其他时间爱干嘛干嘛去。但是在工厂里面不是这样，这个任务完成了，如果上级看到你在这站着不动不干活，他就总会给你找点事情干。”他们看重即时自由的感受，在清闲的工作时段仍能感受对生活节奏的掌握，比如顾姐工作之余，会在短视频平台上传自己骑手工作时的视频，让更多人看见自己的生活。

一些骑手尝试跳出这份职业，但兜兜转转又回来，也反映出他们目标感和规划能力的缺失。学者孙萍尝试解释这种现象：“很多骑手一旦陷入到了零工经济当中去，就很难再跳回到制造业或者其他行业当中去，相反他会粘在这个平台上。并不是说粘在单一的APP上，而是他会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来回地跳，但是他会一直在这些零工里面不稳定地活着。”

许多人在生活中频繁择业、再就业后，继续选择做骑手，是出于现阶段这个行业收入高、变现快。即使薪资调整，“努努力拼一拼，月入过万还是没问题的，再不济，七八千元一个月也是可以的。”在美团做乐跑骑手的庄哥说。（乐跑居于众包和专送的中间状态，乐跑骑手专门处理路线短、单价低的短途单。）来钱快、不需要持续技能提升的行业特点，影响着他们的自我规划，可能使骑手失去继续接受教育的动力，进而与这个行业越粘越紧。

据报告，兼职做骑手的群体中，不乏金融从业者、企业管理者等传统认知里的白领人士。然而，这一类兼职骑手有专业技能兜底，要跳出这个职业更容易，他们自己也有更明晰的目标，而往往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骑手在这个行业中被困住。曾在南京调研外卖骑手行业的“一碗饭”（化名）在同盟主的交流中说：“这么多的年轻人做外卖，只需要靠体力，不需要太多的一技之长，不需要多高的教育投入，这些年轻人是怎么来的？少数农村年轻人上大学，完全跳出‘农门’，大多数出门去工厂打工、去城市送外卖，教育体制把他们给分开了。”

不少社区在探索措施落地的方式，北京市朝阳区共青团的学历提升公益助学项目，可以为骑手提供5000元的奖学金（总学费约为7000元），资助优秀骑手攻读国家认可的大专学历（一般为物流管理专业），但条件是骑手年龄不超过35岁，拥有高中、中专学历；作为交换，还要参与“小巷管家”志愿服务，学习方式主要是网络自学。庄哥感兴趣的就是这个项目，但也意识到，如果抽出时间每周按时听网课、写作业，要承受送单量收入减少的代价。

社工何思齐所在社区的青年汇服务项目在前期调研时，也询问了骑手们技能提升的意愿。“普遍认为提升的意义不大，或者是不知道要提升什么，认为外卖骑手这个行业好像没啥可提升的，反而对其他摄影之类的兴趣班可能更有意愿。”

2020年外卖骑手正式以“网约配送员”名称纳入职业分类目录，人社部也发布了《网约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推动外卖骑手职业发展规范化。平台方面，“饿了么”在全国试点开展新就业技能提升培训，美团也推出了“站长培养计划”，在十多个城市试点。美团还与国家开放大学合作，为骑手提供全额奖学金，鼓励其提升学历。

然而，目前只有少数符合条件的骑手能攀上职业提升的阶梯，大多数骑手还要直面现实的壁垒，踯躅观望。顾姐坦言：“很多人都会问我，为什么不去提升自己，但首先你得工作对不对？你工作才能挣到钱养活自己，工作之余再去提升。我现在只想糊口，先挣着，更重要的还是终身大事。”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多的经验，对于未来职业规划的想象完全依赖送餐时的见闻和成为骑手前的阅历，她也不知道这些有关职业、学历提升的计划。同时，骑手内部的上升渠道也很狭窄，一个站只有一个站长。

一方面职业发展路径狭窄，另一方面骑手们还被笼罩在社会的职业歧视下。前不久，河南安阳作协会员冯开俊做专职骑手的新闻引发热议，冯开俊表示：“有人说，外卖骑手就是一送饭的，我不这么认为。这是一份得体的工作，首先是做好自己，要尊重他人。有一份得体的收入，支撑家庭，支撑自己的爱好，还能帮到别人，挺好。”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骑手职业的价值感。顾姐相亲时，对方问了她的职业和送外卖的原因，顾姐如实相告后，换来的是全程的沉默。“全程都是他在烤我在吃，一句交流都没有，吃完就回来，一直到回家也一句话都没有。”笔者参与社区策划的“两新就业青年相亲服务活动”走访时，也了解到一般男骑手参与热情较高，而少有从事其他服务行业的单身女性青年愿意参加。

学者郑少雄在论文《被凝视与被忽视的“劳工神圣”——对外卖骑手研究的人类学比较与反思》中探讨，“个人和社会生命周期中困境的出现是不可预测的，困境之下的选择也不总是实践理性的，个人及社会的挣扎和维持，也正是劳动者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关键节点，恰恰需要阈限型工作（意味着‘脆弱性’和‘非规范’）来提供兜底性的实践空间。”过渡性职业身份有其必要性，同时骑手个体要面对着职业偏见的现状，而认知评价的改变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他提出从学术角度介入，“要从局限在工人阶层身上的‘劳工问题’回到包括士农工商在内的‘劳工神圣’的整体性思路，劳工神圣意味着所有广义劳动者都得以自主地实现蔡元培所说的‘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哪怕仅仅是送出一份外卖。”

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将骑手作为过渡职业之后，渡往何处？每个人都是探索中的雾行者，学着做生活的艄公。小李打算继续在北京城穿梭，尽管在这座城市里，他只熟悉站点所在的街区，“跑到不想跑了，再回老家开个汽修店吧”。顾姐继续在镇上送外卖，对于自己的事业没有期待过。她仍难忘一次在取完餐准备送出时，迎面碰见初中同学，同学穿着棕色风衣，留着披肩长发准备进店吃饭。寒暄完，顾姐在店外的电动车上不禁感慨，人与人的差距在一进一出间慢慢被拉开。“不知道对方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她悠闲地在餐馆用餐，就让我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