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青年科研人员，困在时间里

35岁这一年，林晖一直在做噩梦，梦里一家三口生计无着落。这是他最后申请青年基金的机会，在一些高校，这是竞逐副教授的敲门砖，申请不上意味着评不上副教授，“非升即走”落败也毫无疑问。他的妻子是全职妈妈，没有收入。

留给李蒙的时间也不多了，离“35岁大限”也只剩一年多，他刚提交了青年基金申请，近两个月每天平均只睡四个小时，本子打磨了四五遍，提交的那一刻，李蒙终于从水面露头，喘了一口气，很快，他又沉下去了。

他已经失败了两次。在“非升即走”体系下，他如果想在五年内实现晋升，手里得有东西。

他在常去的论坛许愿，“今年一定要中！” 那里散落着大量青年科研人员的恐慌、担忧、困惑和无望。

近20年来，中国科研人员的数量急遽增长，2009—2020年，R&D人员和R&D研究人员的全时当量分别从229.1万人年和115.2万人年增长至523.5万人年和228.1万人年。与此同时，科技人才的年轻化趋势明显，截至2019年底，科技人力资源中，39岁及以下的人占总体的73.9%。

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年轻科研人员来说，他们的职业发展初期与生命重要阶段重叠，脱离宏大叙事后，充满不确定和风险的科学工作里，内嵌着职场竞争、生存焦虑和年龄危机。

只有少数人能跻身金字塔顶部，掌握声望与权力。贯穿职业生涯始终的，还有科研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资源有限，竞逐门槛层层抬高，有人停滞、有人滑落，有人戏谑自己只是“分母”。

一位博士后讲述自己此刻的压抑，课题太新，合作导师把大量琐碎工作交给他，课题和实验都由对方安排，即使是周末和假期，他也被要求留在办公室。成果一直出不来，他在退站和留下之间来回摆动，觉得自己失败极了。

一位青年教师讲自己为何离开“985”高校，没拿到长聘之前，系主任、学科带头人、其他教授，谁都能吩咐自己做事，很难拒绝。因为之后的考评，这些人都可能是评委中的一员。他只能硬着头皮做。至少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都在帮领导写申请书、冲论文，自己的成果是零。

一些恶性事件也在互联网中被打捞起来。有人列举了2015年以来，见于公开报道的十数起博士和博士后自杀案例。也有人检索了2019年至2021年，12位科研人员的早逝，其中年龄最小仅为31岁，平均年龄45岁，正处科学研究活力最旺盛的区间，死因分别为因病去世、突发疾病、猝死。

2021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2019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十年来，科技工作者抑郁和焦虑的水平逐渐升高。存在抑郁的比例从2009年的17.2%增到2019年的24%；焦虑问题比例从2017年的48.3%上升到56.5%。从年龄和职称分布看，30岁以下人群的抑郁高风险所占比例最高，达到27.8%；焦虑水平最高的是中级职称的科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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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门起，年轻的科研人员就把自己纳入一张紧凑的时间表里，经历一轮一轮冲卡闯关。在有限的时间里，申请基金、竞逐更高职称，这些都与科研经费、学术资源、声望直接挂钩。

一关失利，他们就会在后续的项目和计划申请中陷入劣势，一步慢步步慢，陷入“马太效应”的怪圈，有人就此永远滑落。

青年基金申请男35岁、女40岁截止；国家优秀青年基金申请男38岁、女40岁截止；青年人才计划申请40岁截止；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自然科学、工程领域申请男35岁、女37岁截止；青年长江学者评选自然科学、工程领域申请38岁截止；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申请45岁截止。

一位34岁的教师今年再次提交了国自然青年基金。有人戏谑，“没有国自然的‘青椒’好像后宫妃子没有子嗣”。他和学校签了合同，合同期满，没有青年基金不再续聘，明年就到期了。

“喘不上气，坐不下，也睡不着，想发脾气”，这种状态持续很久了。回到家，看到妻子和孩子，他笑不出来，愧疚、愤怒、无望捆成团塞在心口。

突出重围的难度逐年加大。统计数据显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量在2009～2022年期间，已经从9.7万项增长到29万项，资助率从22.91%下降到16.3%。2022年，约23万人在项目申请中铩羽而归。

章林在工作第7年拿到了副高职称，此前，他已经失败了3次，那几年，他睡着觉总会突然惊醒。

他是土木工程专业，每一年，章林工作的研究所里大约有七八个助理研究员申请副高，名额只有2个。

在章林评副高的第一年，“需要一个青年基金，两篇SCI文章”，到后来，每个人带来的论文篇数逐步加码，“3篇、5篇、7篇”。他成功竞聘的那一年，平均每人手里有八九篇SCI，有的还带着面上项目。

章林承认那几年在“水论文”，但他没办法，评上副教授前，他没法踏实做自己想做的东西，真正深入的、属于科研探索的东西。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一篇完整的有创新点的论文被拆成好几篇，“为了更多的数量”。

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同我讲述，当“数量作为GDP”时，他们只能投入大量时间在不确定性低、容易产出结果的常规领域，甚至扎堆进行重复劳动，“水论文，凑基数，为发文章而发文章”。

在中国，同行评议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人情社会销蚀评议客观性。章林所在的研究所大力推进“破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人才分类评价机制改革。但实施过程中，“原创”“创新”的评价标准缺乏基本共识，个体志趣的背后，掺杂着关系和情面。

章林所在的研究所里有一个项目，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算是个‘小帽子’”，成功入选的人可以拿到几十万项目经费，评副高也毫无意外，“类似保送”。项目评选的方式为评委投票，章林不止一次听说，竞选者的导师挨个给评委库的专家打电话，“我的学生今年参评”。

科学研究本身已经充满风险，周遭的环境不再稳定，前途充满未知，年轻人能做的只有“跑得再快一些”。

一位高校教师告诉我，焦虑正从教师传导给学生。他带的硕士生已经“卷”了起来，两年或三年的学制里，这些工科背景的学生，有人甚至发了五六篇SCI。

终于拿到副高职称的章林很快意识到，还有下一关，他还要在这套熟悉的评价体系拿到正高职称。思考了近一年，他选择从研究所辞职，去了一所“211”高校，入职时，学校解决了他正教授的职称，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内卷”的另一端是“躺平”。今天常被我们挂在嘴边的两个词，一个指向“过度竞争”，一个代表“退出竞争”，截然相反的词语折射出青年一代在中国社会竞争白热化的处境。

章林意识到，作为科研从业者，“躺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他在研究所工作时，一些四五十岁的老师们，在旧有的薪酬体系下，几乎没太多学术热情，“毕竟都这个年纪了，拿死工资也满足，但同时意味着他们没有好的资源支持，也不会得到什么好的项目。”

“我见过同一届博士毕业去其他研究所上班的，混日子。一年20万，早晨8:30上班，玩手机，混到下午4:30，领导一走，他也走了。但你就完了，这么几年下来，一点创造力都没有了”，金文说，他目前在北京一所大学机械工程专业任教。

原本金文以为，经济压力是他无法躺平的理由。后来他意识到，是“欲望填不满”。“每个阶段的小目标完成之后，新目标新愿望又来了。”

今年他拿到了一个人才“小帽子”，“原本想着，等评上副教授，我就躺平了，但可能到时候也不会，因为走到每一层，都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往上走。学校也会一直推着你，帮你争取资源，团队的领导会说，再冲冲，三年拿什么目标，五年冲什么项目，气氛渲染到了，你自己都觉得，不往上走都对不起自己。”

2019年末，程旦入职华南一所“985”高校任助理教授，合同签了五年，约定完成考核指标，“要求不高，一年平均一到两篇论文，主持一项国家基金”，其中并没有明确“非升即走”，但同时他也清楚，留任的名额有限，但同时，留任的条件和比例都是模糊的。

他和同一批入校的青年教师，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攒筹码。“仅仅完成合同里的考核指标，是没办法晋升副教授的”。

程旦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他入职前一年，另一所华中地区大学的人事部副部长接受媒体采访透露，首批69位聘期制教师最终有6人通过考核，淘汰率91%。

在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备受关注，“那些‘非升即走’失败的老师去了哪里？” 这是另一残酷现实，预聘失利后，35岁左右的科研人员离开高校重回人才市场竞争，他们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半封闭的训练系统中，很多人自觉在陌生的企业土壤里并不具备扎根能力。

一位科研人员描述这种落差，“入职一年了，实验没有完全展开，平台和资源有限，想找个地方做实验，空间也有限，甚至还需要自掏腰包买仪器做实验。” 也有人提到生源的问题，“许多学生本科可能是学院出身，也不是专业方向，带起来很吃力，帮他们改文章，头发掉一大把，不如自己写。”

一位在“211”高校没有顺利完成预聘制考核的老师，选择老家一所学院的教职，同学问起他的近况，他打起马虎眼。“以后开会遇见大家都不好意思打招呼，如果有鄙视链，我就在最底层。”

母亲逗小孩说的话令他耿耿于怀，“读那么多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也没走出咱这个地方。”

接受访谈的科研人员们报告了自己的焦虑来源，工作压力大、收入低、无法平衡事业和家庭。

这是金文工作的第3年，除了教学任务，他所在的团队承接的大都是技术攻坚项目。截止日期就在那里，他和同事只能堆上所有时间。金文如今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去年熬夜最狠，连续72个小时里，只睡了4个小时。

“不用别人催你，你自己就着急，那72个小时，召集工厂工人三班倒生产，我们作为设计人员不睡觉，盯着看，生产东西下来，要看合不合格。”

就在我们谈话的45分钟里，3个电话连续打来，催他图纸。寒暑假、周末、假期，金文从没拥有过，他唯一排解压力的方式是，睡够7小时。

事实上，相比其他接受访谈的青年科研人员，金文的工作环境已经堪称理想。博士毕业后，他留在导师团队中工作，学院和团队给年轻老师们倾斜了大量资源、头衔和荣誉，“只要肯做，项目是不停的，你最后只会太累做不动。”

他也见过那些糟糕处境中的同事，一个团队里的领导“小心眼”，“给年轻老师10万元的项目都仿佛施舍一般，动不动数落人家。”那个团队有两个老师已经离职，还有一个老师，手里什么都没有，赶上预聘制合同快到期，急得去找院长。

金文的师兄去了另一所高校，档次比本校高一级，平台很好，但他“够不到资源”。师兄给金文打电话，很痛苦，让他帮忙介绍项目。“项目意味着什么？没有项目你可能就带不了学生，带不了学生，未来成果也不会特别多，甚至进一步缩小。”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李秉勤针对高校女教师做了一项调查，签订“非升即走”合同的老师中，六成人表示压力非常大。“生孩子还是发论文，”是她们面临最直白的困境。

一位工作一年的科研人员跟我描述她对生育的顾虑，“我学的是土木工程，要出现场，如果怀孕生育，很长一段时间都去不了，事情就全耽误了。休完产假再回来，很多课题也跟不上。”她需要压缩自己的科研时间表，在生育之前完成一定科研积累，要么推迟生育。

我们发现，出于某些“担忧”，育龄女性科研人员在团队中被边缘化。一位科研人员同我描述团队里女性科研人员的处境，“考虑到生育或照顾家庭等等情况，领导不会安排给女老师特别紧急的攻关项目。”

根据2022年的一份报告，北京和上海的科研人数全球最多，分别为47.6万和23.2万，与之相对应的是超级城市生活的压力。

金文最近的焦虑在于家离学校太远，他和家人租住在距学校约30公里的公寓里，房租是学校附近同等户型价格的三分之一，而学校周边的购房价格均价已达14万。遇上堵车，他单程花费一个半小时甚至两个小时。这意味着，他需要早晨6点开车出门，晚上9点之后离开学校，以错过早晚高峰。

长久以来，诸多科学贡献以公共产品的形式出现，大众受益于此，科研工作者也因此享有较高的声望和社会地位。

20世纪之后，科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业余爱好，而逐渐发展为一种职业。在今天，科研人员是经过系统长期训练的专业人士，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都是普通人，只是“更聪明”。

年轻的科研人员们总会回忆自己的老师，那曾是他们最熟悉的成功职业路径 —— 拿到一份教职，获得编制“铁饭碗” —— 这意味着体面又稳定。但今天，他们大多数人面临的窘境是，越来越多的生力军涌入队伍，争夺有限的资源和荣誉。

金文觉得自己还算幸运，2020年毕业那年，根据政策，“博士毕业，有海外经历，再做‘师资博士后’留校工作”，他留下了。到下一届时，学院一口气进了10个人，这是他印象里最后的好时光。

他形容，像是蓄水池里的水龙头，之前开到最大，意识到水池容量有限，猛地拧紧。

但与之相对的，进入水管的水量越来越大。根据教育部数据，近20年来，我国博士毕业生不断增长。1999年，我国博士毕业生数量首次突破1万人，2008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4.4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22年，博士毕业6.6万，在学博士生55.61万。从1978年以来，中国博士生招生规模实现了巨大的历史跃迁，博士在校规模甚至是十年前的两倍。与此同时，近年来海外博士归国潮也愈发澎湃。

随着博士毕业生人数的增多，高校设置层层入职门槛，考核标准和晋升条件都水涨船高，高校教师需求和供给关系变成了“买方市场”。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双一流”）。当“211”“985”规模稳定后，评选“双一流”意味着高校可以此进行资源的再分配。

各个高校一度陷入“抢人大战”。但同时，因为事业单位改革，高校编制不断压缩，高校普遍倾向提供短期工作岗位，推行预聘制，包装成“特聘研究员”“特聘副研究员”“青年英才”“青年拔尖”诸多头衔，年薪看起来颇为优厚。其中大多要求被聘者在聘期内完成晋升（如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否则解除聘用关系。

过去几年里，青年科研人员们在互联网频繁吐槽，一些高校以“优厚”年薪将人招进来，却以种种名目扣除待遇；快到考核期突然提高合同考核标准；设置不合理的考核标准，但又没有提供充足的资源支持。

博士毕业后，叶小楠找工作，对比了企业和高校，他选择了后者，也不是一帆风顺，他同一所东部大学谈条件时，院长突然更换了，之前谈好的安家费大幅被减。他目前就职的学校，此前招来一批老师，大都从北大、清华、上交毕业，走的是省科研引进人才的渠道，合同里约定“年薪30万”。但去年传来消息，合同考核要求将被更换，其中涉及绩效的10万块，“更换条件后，几乎难以达成，没人能拿到”。

对于中国数百万科研人员来说，少数人才能享受盛筵，大多数人在攀升过程中，停滞不前或滑落，成为金字塔下一阶的大多数，在时代的湍流中不断被冲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