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张慧瑜：用文学书写我们的世界——《劳动者的星辰》序言

《劳动者的星辰：北京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的作者来自于新工人文学小组，他们以独一无二的亲历者视角记录劳动者的真实生活和心路历程，既有追忆往事、乡土记趣，又有城市见闻、往返于城乡之间的酸甜苦辣。本文为张慧瑜老师为《劳动者的星辰：北京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所作序言。作者张慧瑜以好朋友的身份谈论了范雨素、郭福来、李若、徐克铎、李文丽、施洪丽、王成秀、苑伟、万华山共九位皮村工友的文学故事和新工人文学的意义。张慧瑜老师认为普通劳动者的每一次书写都是生活的齿轮刻下的印痕，这些以文学之名留下的“星辰”，既见证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又留下了丰富的时代声音。

范雨素来自于湖北襄阳，因为小时候哥哥有文学梦，使得家里有很多文学期刊，这让范雨素养成了文学阅读的好习惯。哥哥没有当成文学家，又想当造飞机的发明家，也没有实现，这是《大哥哥的梦想》里的故事。范姐做过保姆、小学老师、打过零工，从《“北漂”们的日子》中能看到她90年代在北京漂泊的生活。范姐一直住在皮村，参加文学小组之后，开始写作。2017年《我是范雨素》在移动媒体“正午”发表，让更多人关注到范雨素和皮村文学小组。范姐是一个通透的人，尝遍了人生的磨难，孤身养育两个女儿，不怕苦、不怕累，乐观而积极。成名后，她偶尔参加一些“高大上”的活动，也始终如我，保持本色。有记者来参访她，看到记者的艰辛，她也采访记者，写记者的故事作为回报。范姐的文字中既有生活的磨砺，也有灵动的美感，她阅遍古今春秋，又保有纯真的赤诚。她经常说，文学为她营造了一个颠沛生活之外的异度空间，让她的生命拥有了多维时空，帮助她渡过漫长的、难挨的岁月。范姐敏感又勇敢，是个有大智慧的人。疫情期间，她完成了自己的小说《久别重逢》，范姐常说“相遇就是缘分”，前世与今生、古人与今人、父母与子女都是命中注定的有缘人。

为了提高家里收入，40岁后，郭福来从河北吴桥到北京打工，也住在皮村。他从小喜欢文学，在来北京之前就在家乡的报纸发过不少文章。《三个人·一棵树·四十年》是一篇自传体散文，围绕着家乡河堤上的一棵树，讲述了少年友谊、成家后的艰辛和友谊的破碎，家人、土地和树是远在他乡打工的郭福来的精神寄托。福来大哥从事的是布展工作，长年东奔西走，经常晚上加班布展。有一次，我们到深圳参加一个活动，会后去参观某个大型展览，福来大哥给我讲了很多布展的材质、方法和技巧，使我了解了很多展览背后“搭建”的秘密。《工棚记狗》和《工棚记鼠》两篇文章看起来像童话故事，讲述的却是打工过程中遇到的苦与乐，住在简陋工棚里的工友们，模仿城里人养一条流浪狗，小狗的叫声使“本来沉闷的空气，轻快地流动起来”。一只老鼠闯进工棚，被工友捉住，放在笼子里当宠物，这成为室友们每天下班后的牵挂，因为老鼠的到来，大家经常你一言我一语地开起关于老鼠多“神仙会”，“我”讲起吴桥杂技里的老鼠表演，有的讲起老鼠成精的“聊斋”故事等等。故事的结局是悲惨的，小老鼠、流浪狗最后都因为工友们去外地出差而夭亡。我想郭福来之所以会写它们，是因为这些闯入他们生活的小动物反衬出背井离乡、过着集体生活的工友们“苦中作乐”的生存境遇。

李若在工友之家从事公益工作，参加过几次文学小组的活动，尝试写作，很快就在“网易人间”发表作品。李若的文章很受欢迎，阅读量非常大，有的达到几十万，成了名副其实的“流量女王”。2017年文学小组编过一本小册子《布谷鸟的啼叫声——李若作品选》，里面的文章都是李若两三年完成的几十篇作品，有诗歌，更多的是非虚构文学，把她打工十几年遇到的人和事，还有家乡发生的各种变故，都用文学表现出来。李若性格干练、倔强，也体现在她的文字风格上，不藏着掖着，寥寥数笔就把人物写的活灵活现。城乡经验是新工人文学中最常见的主题，李若也不例外，她经常写的两类故事，一类是故乡以及生活在故乡的父母、亲戚和老家人，在她笔下，家乡、故乡是逐渐衰败、凋零的“变了样的故乡”，这是一个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恶”故乡。李若擅长写农村女性的悲苦、悲催的命运，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随时有可能失去生命的女性，这其中也有她个人生命的印记。《穷孩子的学费》是写小时候李若交不起学费变成失学儿童的故事，《红薯粉条》是12岁的“我”帮爸妈做红薯粉条、卖钱的往事；第二类是城市以及在他乡遇到的打工者的故事。李若写了很多打工中遇到的小人物，如向父母以死抗争才获得爱情的打工妹燕子、美食城里保安队与小姐的故事。还有一篇《我的老板们》，写的是打工过程中遇到几位小老板，这些老板都是做小生意的，比较抠门，想尽办法节约开支，让工人多干活，这种看老板的视角也只有从被雇佣者的位置上才能体会。2017年底，李若遇到爱人，离开打工十几年的北京，回到河南老家生活。

徐克铎也是一位“神人”，因为同在皮村居住，徐大哥早就认识范雨素，2017年范姐带着也徐大哥来参加文学小组。徐大哥是50后，当过兵，复员后种过地、干过保安，也做过顶棚装修工作，年龄大了就在北京帮子女看孩子。徐大哥之前从来没有写过东西，范姐出名之后，他也尝试写作，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徐大哥写了很多过去的事情，有当兵的生活，也有复员回家后农村的故事。篇幅不长，语言简短直接，不拖泥带水，有速写的特征，草草几笔就把一个人物、一个小故事叙述得有声有色。比如《枣红烈马》、《想卧地的枣红烈马》写的是生产队里一头脾气暴躁、难以驯服的枣红马，一天夜里，枣红马挣脱缰绳逃脱，却意外跌进六米深的壕沟，天亮后，枣红马却没有摔死，“呆呆弓着背站在沟壕里”。还有《先代会上的尴尬》，一位魏师长竟向当班长的徐克铎敬礼，弄得徐大哥措手不及，原来很久以前在教导队，徐大哥当过魏师长的班长。还有战友王兴凯的系列故事，如入伍前与妹妹相依分别的场景等。这些故事像老照片一样，带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历史剪影。徐大哥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擅长写乡村里的各种奇闻逸事。《媒人段钢嘴》就是一篇乡村媒人“歪打正着”乱点鸳鸯谱的故事，使用了大量民间俗语，人物形象鲜活，有地域特色。疫情之后，徐大哥没有来北京，他在今日头条有一个叫“顶棚匠”的头条号，可以从那里经常读到他的文章。

李文丽、施洪丽、王成秀和范雨素一样，都是从事家政工作，她们是文学小组的“半边天”，也是文学创作的骨干。李文丽是个才女，2017年从甘肃来北京打工的女性，这些年她在北京换了很多工作，主要是从事照顾老人和小孩的家政服务。工作之余，文丽积极参与鸿雁之家、新工人文学小组的活动，表现出很高的文艺、文学才能，能歌善舞，也能做晚会主持，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有才华的女性。文丽认为城市释放了自己的天性和才华，但也在家政工作中遭受歧视、苛刻和心酸。在她的文字中，城市仿佛分成了双重空间，一边是不自主、不自由的雇主家，一边是与家政姐妹周末聚会的畅快和放松。2020 年的“三八”妇女节期间，文学小组举办了一场题为“百年画卷里的中国女人”线上征文活动，来庆祝妇女节，号召工友们写写身边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家人、朋友。文丽的《我的母亲》就是这次征文的稿件，写了勤劳持家、有爱心和正义感的母亲，也千千万万农村妇女的典范。施洪丽是另一位经常参加文学小组活动的大姐，不幸的是，这两年施大姐得了大病、做了手术，把自己描述为“按下暂停键的人”，即便如此，她依然坚韧不拔，用文学书写生命的坚硬和不屈。《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是一篇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借个人的视角，展现了民间社会的众生相。记得每次在新工人文学小组遇到施大姐，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爽朗的笑声，从笑声中能感受到经历苦难的施大姐对人生“举重若轻”的洒脱和自信。王成秀也是一位喜欢写作的家政工，文字成熟，《高楼之下》以保姆的视角展现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以及保姆与雇主之间的界线。从她们的文章中总能看到家政劳动的特殊性，一是很难量化工作量，劳动过程中需要付出巨大的情感，最大和最难的心力成本是获得雇主的信任；二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家对雇主来说是从社会、工作中回到自由的私人领域，而家对家政工来说却是工作场所，随时随地处在雇主的注视和挑剔之下。家政工是都市里的“隐身人”，是雇主家中看不见的人。她们的文字表达了一种想获得城里人理解的渴望，不再遭受雇主的怀疑和歧视。

苑伟是我的山东老乡，很早就是工友之家工会的会员，经常来机构帮忙，瘦瘦的他，每次见面都乐呵呵的。苑伟早年在皮村做木匠活，家具厂都外迁后，他又在吉他工厂学习制造吉他的手艺，这两年在一个高档社区当维修员。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微尘”，他觉得自己很渺小，像一颗微不足道的沙粒，可大地正是由千千万万的微尘组成。苑伟的文学创作已经非常成熟，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他的文学写作有几个特点，一是，有现代主义小说的感觉，虽然写的都是打工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但他叙述的很有张力，心理活动很丰富，如《北京随想》讲述了“我”跟随表哥来北京打工的故事，把初入北京、刚刚开始打工的战战兢兢和谨小慎微都刻画的很细致；二是，苑伟的写作有一种身体感，小说中的主人公用单薄的身体来感受、体验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尤其是面临随时失业、朝不保夕的状态。他写过一篇《曾经睡过的地方》，记述第一次出远门打工，就像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与后者相对抽象和象征化地书写“我”在路上的奇遇不同，苑伟用简洁生动的语言表现了离开家的兴奋和胆怯。他们蜷缩在小货车的车厢里，感受着野外的寒冷和对未来的不安。为了躲避检查，小货车经过检查站时一路狂奔，文中写道“苫布由噼啪响变成了吱吱长音，风穿过被子，我像裸体飘在空中似的”。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也预示着以后颠沛流离的打工生活。车厢里，“我们只有挤的更紧才能抵抗寒风，保住体温”。如果用90年代流行的批评语言，这也是一种“日常生活”和“身体写作”。只是苑伟所经历的一次难忘的“出门远行”，代表着80年代末期以来成千上万名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大历史，“身体”成为感受时代饥寒的外衣；三是，苑伟的作品带有自觉的工人意识，这也是不多见的现象，我非常喜欢他写的《路》，讲“我”和表哥在三年木工学徒结束后想当老板、自己创业的故事。这部作品带有成长小说、残酷青春的味道，两个人买了辆二手摩托车就上路了，“在路上”经历各种困难，陷入绝望、失望、自我鼓励等情绪之中，最终只能认命，放弃当小老板的梦想，接受做一个打工仔的宿命；四是，苑伟的作品具有丰富的社会性，他善于贴着某个人物，沿着人物的逻辑走到极端，最后实现反转，如《得寸进尺》讲的是电话卡诈骗的故事，受害者如何一步步上钩，又一步步被诱导为施害者。《适得其反》呈现了想早点睡觉的“我”与做网络直播的出租房邻居之间的一场冲突，这种“亭子间”式的空间分布很容易想起30年代的左翼电影，一位从事体力劳动的“我”和数字直播行业的打工者比邻而居，处于相似的社会位置上。而《暗夜前行》是一位“我”的邻居老徐，在北京打工很多年，年龄大了就收废品，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北京的故事。

万华山是个才子，也是与命运抗争的90后。从他的朋友圈了解到他青年时代遭受老师、父亲的暴力，很早就离家到南方打工。2017年万华山跟着诗人小海来到皮村，参加了文学小组。华山做过图书编辑，曾在一个食品文创企业工作，待遇非常好，领导也很看重，正打算提拔华山当小头目的时候，华山拒绝了，他不喜欢竞争的环境，也不喜欢商场的尔虞我诈，他还是想写作和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华山也参加了“我们”剧团的演出，那段时间，他们每天都排练到很晚。华山读的书很多，也很有文学鉴赏力，他喜欢先锋文学，写的作品也最像小说。有一次，我问华山，生活压力大不大，华山笑笑说，习惯了，他想以后能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可以编编书、写写剧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华山参与了《新工人文学》电子杂志的创办过程，因为他有丰富的编辑经验，这本电子刊物能够持续下来，和华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篇《我在东莞演坏人》讲述了华山早年在广东打工时当主持人、走穴演员的故事。疫情期间，华山离开了皮村，和几个朋友在北京郊区做农业和民宿工作。我想华山的才华不会被埋没，会写出厚重作品。

最后，我想谈谈新工人文学的意义。一是，尝试重建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里的生活指是日常化的、现实的生活，因为劳动者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这使得新工人文学作品中充裕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生活细节；二是，发挥文学的媒体功能，文学是相对低成本、廉价的文化媒介，每一位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劳动者只要掌握基本的文字能力就能创作文学，这使得在社会资源处于弱势的新工人有可能挪用和借用文学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所思所想，再加上自媒体时代，也使得文学发表和阅读更为便利；三是，新工人文学带有民间性、业余性和人民性的特征，我的这些朋友都不是专业化的作家，甚至也不奢谈能变成职业作家，他们的写作大多来自于自己生命中的所见所闻，每一次书写都是生活的齿轮刻下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