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空调工人死在这个夏天

命真的是空调给的。空调是中国家庭占有第二多的电器，仅次于彩电。在北京，平均每户人家有两台。空调无处不在，但安装、维修空调的工人却始终在我们视线之外。

空调师傅有多危险？一家保险公司的数据是：赔付率160%。这意味着赔本生意——“卖1个亿，赔1.6亿”；也意味着空调工人的事故率远远高于保险业的预期。

张家朗在一家保险公司负责家电工程保险项目。今年夏季，他的手机里收到了100多条重大案件通报：维修空调从2楼坠亡、5楼维修空调不慎掉落、牵绳子时从6楼掉下、人和防盗网一同掉落、安装调试空调时被电击、安装空调时心脏不舒服……

这些事故通报简洁得触目惊心，它意味着至少有100多个工人死在这个夏天。但这不是全部。业内类似的机构有四五家。还有更多的空调工人没有购买保险，他们的死亡不会纳入统计。

我们找到张家朗，也和五位空调师傅聊了聊，最后发现，空调工人最大的死亡威胁——高空坠亡，并不是一项技术上难以解决的问题。恰恰相反，只要系对了安全带，花上一分钟、花费一两百块钱，就可以避免几乎所有的坠亡事故。

但仍然有大比例的人因此死掉了。它是一根安全带的事儿，又不止是一根安全带的事儿，它关乎每个社会角色，你、我、房地产开发商、空调厂商、经销商，在多大程度上看见并尊重：工人的命也是命。

大部分人不会意识到，当我们谈到空调主机，它指的并非是挂于卧室墙上的内机，而是指安装在墙外的外机——被称为空调心脏的压缩机在这里工作，抽取、压缩、驱动制冷剂。

这与我们对空调工人的印象相似：我们总在室内与工人接触，熟悉他们如何将内机挂起，但他们爬出窗外后如何工作，我们不再留意，也因此想象不出高空作业所要面临的安全风险。

2022年，山东滨州，一位空调工人将扁绳（由废料制成）栓至腰部，带外机出窗时，扁绳断裂，他坠落身故。

2021年，安徽宿州，一位空调工人爬出8楼阳台，站到空调室外机平台上勘查安装环境。他扶了扶空调护栏，护栏松动，他不幸坠亡。

2020年，广东佛山，一位空调工人爬出7楼窗外，往窗户下方的墙上打空调支架。更换安全带挂点的空档，支架脱落，他和空调外机一起掉下。

张家朗在保险公司工作，过去这个夏天，他基本每天能收到微信群里弹出的重大事故通报。他说，去年全年可能就200个事故，今年光旺季三个月就有100多个事故了。

死亡到他的面前变成了一行字，工作三年，他见过各种各样的事故：有触电的，有坠亡的，有被洪水冲走的；有搬东西坐下来休息，坐着就死掉的；有汗流到眼睛里，擦了擦，就从九楼掉了下去的；还有个工人，盘坐在卡车后面的空调包装盒上，老婆电话说儿子想爸爸，他站了起来，被限高杆撞飞，当场死亡。

有关空调安装维修的总体数据，只能找到一项：2018年，中国家电服务维修协会保险专委会称，每年中国有近亿件空调安装维修单，发生空调相关事故约5175起，其中死亡事故约362起，每天约有14位工人师傅无法平安回家。

这些事故集中发生在6月到9月——一年中，空调销售的旺季，人们最需要空调的时刻。出事的工人多来自农村，绝大部分是男性，年龄在25岁到40岁之间。

许多情况下，家人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城里做的是怎样一份工作。发生在城里的事故，无论对城里的人来说，还是对村里的人来讲，听起来都像是遥远的死讯。

13起死亡案例里，坠亡占9例。这与中国家电服务维修协会的统计数据相符，在重大伤亡事故中，高空坠落事故占比高达80%。

不是高层，4楼及以下的楼层事故率最高。楼层越矮，工人越容易掉以轻心，在3楼及以下楼层作业时，有95%的工人不系安全带。

周虎在北京修了12年空调。这三年，他身边就发生了3起事故。一个从两层楼掉下来，头着地，摔死了；还有一个，安全带的锁扣开了，从六层楼掉下去，幸亏下面有个遮阳棚，棚子砸了个坑，人断了根肋骨。

还有一个是他最要好的山东同事，2019年元旦，从十几层楼摔下来。同事40多岁，没成家，家里边还有一个老妈。

周虎说，“我们村儿的（人），经常说‘我跟你去一起干，带带我’，我基本上都直接回绝了，我自己都不敢保证我自己（不出事），我能敢保证他吗。”

但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周虎应该还得干这行，在每个旺季挣够三万多块，带着钱回河北保定。三个孩子要养，他说，没别的出路。

到了7月，猝死的事故又增加到7起。猝死的事故说明常被概括为“不舒服”。张家朗记得，3月份有位师傅猝死，死前有50分钟不知道在干什么，保险公司怀疑师傅有骗保嫌疑，他有点生气，“不舒服，躺着嘛，还能干嘛？”

高温，工人们热得吃不下午饭，一个劲地灌冰可乐。可乐有饱腹感，一位工人说，早上起来俩鸡蛋，一天全靠百事可乐、矿泉水、百事可乐、矿泉水顶着，可乐是他的命。一个月下来，他瘦了13斤。

下午2点左右是安装工发生事故最多的时段。疲劳作业、身体犯困，对此，我有亲身体会。

在南京，8月22日，42°C，我跟着赵师傅修了一天空调。下午2点，跟着他在3个小区修完3台空调后，我在他的面包车上睡去，眼睛简直不能合上，上下眼皮接触的瞬间，睡意就将我裹挟去另一个世界。

我无法想象，在一天内装完16台空调后（他的极限），疲劳该如何将那位喝可乐的工人占为己有。

在重大伤亡事故中占比80%的高空坠亡，靠一根质量符合国标、价格不超过两百的安全带就能避免，但也是一根安全带的事儿，解决起来却困难重重。

在品牌方评选的模范网点那儿，管理工人的方式主要是罚款。南京一家2006年以来从未出过事故的美的网点表示，不系安全带，罚款金额很大，工人的工资可能都不够罚。网点鼓励工人们互相举报，发现同伴没系安全带，拍下照片，会获得50块钱的奖励。

张家朗的同事拜访广西一家网点时，还看到公司文化墙上挂着工人的罚抄记录：员工手册，手抄五十遍。2019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报道美的特约服务网点违规收费，自那以后，美的售后对工人的管理也更为严格。

但安全成本却是由工人自己承担。据《证券日报》报道，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家电企业将售后服务外包，已经是行业内的共识。在品牌厂商自建或以签约方式指定的特约维修点之外，还存在着大量员工不足10人的作坊式企业。所有这些维修网点在安全上的投入标准不一，参差不齐。

许多网点不提供安全带，让师傅们自己去买。一条五点式安全带，加上一根20米长的安全绳，价格在两百上下，而安装一台空调，以南京为例，一位师傅能分到45块钱的安装费。

两相对比，有的师傅们就跑拼多多上买个涤纶扁绳。扁绳通常用于捆绑货物，便宜，20米7块钱，但拉力会远低于国标对安全绳拉力22kN的要求。

周虎在北京美的的一个网点，他告诉我，连带有美的品牌标志的短袖都得自己买。每年5月，他上网点报道，不签合同，只用等保险生效，信息录入美的通系统，就能开始接单。

在提到安全带的选择时，周虎说，他用的是三点式安全带。三点式安全带穿戴起来像套一件T恤，五点式安全带还拴住腿部，穿戴起来更像穿连体服。

周虎说，五点式更安全，但卡扣太多，连穿带脱耽误时间，夏天单子太多，干活特别着急，就想怎么快怎么来。一位因扁带断裂从8楼坠下的师傅事后说，他不使用五点式安全带，原因是“不舒服、勒得慌”。

保险公司因而觉得，不系安全带是安全意识问题。8月末，张家朗去武汉见了一对夫妻安装工。夫妻俩用一根灰色绳子的两端绑住各自的腰，等穿着三点式安全带的丈夫爬出窗外，安全带连着的安全绳也拽在妻子手里。

公司的安全主管希望张家朗能拍摄他们，并纠正他们错误的作业方式。妻子解释说，“我知道很危险，但这个绳子我抓在手里，我更安心一点，大不了我们死一起了。”她觉得自己200多斤重，拉着绳子，丈夫也放心。

“本来这就是错误的行为，她还浪漫化了。”人拉人的危险之处在于，在坠落瞬间，70公斤的坠落者能产生约一吨左右的冲击力。但张家朗也觉得情有可原，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安全教育，这是很朴素的一种情感。

十多年间，夫妻俩曾短暂加入过美的网点，但不自由、不赚钱，又出来单干，靠电话接单，坐公交车去装空调。没有人为他们买保险，他们自己也不，一旦发生意外，没有人会对此负责。

一开始，张家朗以为安全教育是一件讲道理的事，道理甚至非常简单：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家人的幸福，或者，命都没有了，要钱有什么意思呢？

安徽黄山的一个网点，一年死了两个工人，一个触电，另一个没系安全带、从一楼掉下来身故。他带着安全素材去找网点老板，老板指了指对面的房子，“你看，一个空调机位都没有，做安全培训也没什么用的，该死的还是要死的。”

网点老板指的是开发商的房屋设计问题。日本的空调外机基本装在室内，悬挂式或落地式，挂在阳台天花板上或放置于阳台地面，避免了高空作业风险。

而直到2020年，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发布《建筑外墙空调器室外机平台技术规程》，才以行业标准的形式，规定空调器室外机平台不宜设置在与阳台、窗洞口或检修门水平距离400mm以上的位置。

在北京市朝阳区，周虎负责方圆10公里左右的片区，其中就包括出了名难修的国美第一城、丽水嘉园和东区国际公寓。

国美第一城，空调室外机装在上下两层楼、两个飘窗之间的凹口里，凹口上下高度不超过60公分，周虎描述，“人出窗后得下去一米半，再窝进凹口里，连手扒的地方都没有，全凭着一根绳子。”

室外没有预留可供安全操作的空调机位，室内也没有可靠挂点。牢固挂点，指楼道里的消防栓、金属楼梯护栏、金属水管或墙柱体等，显然，并不是每个客户家里都能找到它们。许多师傅干脆把安全绳系在百叶窗或仅起美观作用的空调护栏上，因此出了事故的不在少数。

如果时间宽裕，师傅们或许可以用20米的安全绳，将挂钩系到楼道的消防栓上。但要装的空调太多了，张家朗观察说，工人不系安全带和外卖小哥闯红灯差不多。

大连的一位师傅在7月8日当天接到了50个安装单，一组师傅装一套空调最快也要40分钟，一天却只有24小时。下午，他从X楼摔下来，双腿骨折。

去年6月23日下午3点，广西的一个网点老板在派工群里派单，五台空调，“死都要安装，师傅在5点前联系。”当天，这位师傅在室内接室外工友的工具时，脚底打滑，从18楼坠亡。

基于高空作业的高危性质，2010年，国家安监总局将小型空调安装、维修列入了特种作业范畴，作业人员需持高空作业证方可上岗作业。要拿到高空作业证，工人需要参加理论考试（100道题）和实践测试（四个科目），交一千块左右的报名费。

保险公司曾组织工人们考证，但工人们积极性不高，张家朗明白，刷题对工人们来说太痛苦了。

最后，这些具体的困难都被无视了，购买安全带的经济成本、旺季安装维修的派工压力、坠亡伤残的责任……全部不由分说地转移到了工人身上——为什么不系安全带？

时间长了，张家朗理解了工人们对安全培训的反感。他们告诉张家朗，“你只知道让我们注意安全，搞得好像是我们的错一样。”

出了事故以后，网点老板或许会立马想起保险产品上的那句——“没有工伤保险的时候，雇主险是企业唯一的工伤保障”，匆匆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请人来解决赔偿事宜。

接到报案，保险公司便得派出理赔员去现场查勘定损，拍照、做笔录，搜集医院的诊断报告、警方出具的死亡证明，核实保险责任。

查勘最难过的是什么，张家朗说，是面对死者家属，问家里几口人，几个小孩，多少岁，方便计算赔偿。

一个案子里，丈夫安全带脱落，从20楼掉到19楼，抢救无效死亡。理赔员向妻子了解情况：没有结婚证，过日子，丈夫出来苦钱，也不知道丈夫做的是这个工作。最后理赔员找到村委会，让开个夫妻关系证明，好把钱给到她。

张家朗描述，还有个师傅装空调触电，工作平台是悬空的，为了防止他掉下去，搭档就抱着他，等人来救援，最后那个师傅死在搭档怀里。做笔录的时候，搭档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两夜没睡，晚上吃饭，喝了点酒，开口了，说“我们都一起干了五六年了，晚上闭上眼睛都能看到他。”

张家朗第一次参与查勘是在两年前，他跟着理赔员去北方某城，哥哥出8楼窗外装空调外机，因支架断裂不慎跌落，直接把站在阳台里的弟弟也拽了下来，双双坠亡。

两兄弟住一起，老家在偏远乡村，周围全是黄土，砖瓦平房，屋里一件像样的家电也没有。事故发生第二天，张家朗和同事去见家属，看见两个女人在房里哭。

兄弟俩干的是私活，不是网点派单的活。保单明确规定，干私活，保险公司可以拒赔，但最后还是多少赔了50多万。

案子干净利索，没有异议：网点态度积极，家属不哭不闹。但孩子问，爸爸呢，爸爸去哪了？同事受不了了，就出去哭。

有时，站在公司的角度，查勘是有技巧的，同事对张家朗说：不能拖，拖下去各种要求都来了，一百万不够要二百万，去安监（安全监管局）举报你，去法院告你。他敢劝家属拔管，“醒不过来那每天护理都是钱，保险才赔多少，够干嘛的。”

有时，良心上过不去，查勘又是有操作空间的。比如，某款非24小时的保单，只赔偿工作期间发生的事故，但关于“工作期间”的定义是模棱两可的。同事又问张家朗，他帮某些家属顶格赔付，他是不是一个好人？

张家朗告诉我，他的查勘同事们都“活得很分裂”，他自己也终于无法面对一个个家庭的惨状，今年不再出去跟随查勘。

虽然这样的例子不多，但如果赔偿谈得顺利，案子一般四十分钟就能处理完。雇主责任险与其他保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保障的是老板的利益，老板赔多少钱给家属，保险公司就赔多少给老板。

赔付前，理赔员一般会让家属签一个放弃起诉网点的声明。网点老板感谢保险公司帮他度过难关，先是送礼，再是锦旗一面接一面地递。

旺季一来，大量的临时工无证上岗，雇佣不具备高空作业资质的工人从事特种作业，因而发生重大责任伤亡事故的（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是可以追究雇主刑事责任的。张家朗说，“工人要是懂，完全可以告老板，网点也就是不想让安监知道，安监不知道，他们拿钱就能解决。”

未缴纳工伤保险的背景下，劳动关系一经认定，用人单位需自行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94.8万元，而购买一份按年卖的雇主责任险，价格在一千块上下。

去年10月，发生在广东的一起案子让张家朗印象深刻。早上10点，一位空调工人爬出7楼窗户，由于现场没有任何空调机位，他踩在外机支架上。就在解开安全带挂钩，刚准备更换挂点的档口，支架突然断裂，人和空调外机一齐坠落。

事发后10分钟，理赔员赶到现场，地上一滩血迹，尸体尚未被拉走，新来的安装师傅已经接替了工作，将掉落的空调外机重新安装回去。

三年前，张家朗面试这家保险公司时，老板解释，保险是一个美好的行业，是所有人帮助所有人，它有公益属性，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每年正月，老板们都去寺庙，为工人师傅们祈福。

张家朗确实被情怀所吸引，但渐渐地，他也意识到卖保险不是做慈善，首要目的还是赚钱。

因为工作需要，他时常得在新媒体平台做安全宣传。哪里出了事故，他如实写出，作为反面例子提醒工人注意安全，结果“格力、美的一个电话打过来，就让我删稿，（他们）不希望这些事故被社会知道。”也不能不删，保险公司的大部分保单都是美的、格力在买，下了班，张家朗还要跟网点老板、厂商高层应酬。

减损的口号是今年年初提出的——一个案子，本来要赔150万，用各种理由最终赔下来50万，这就算减损成功。每年，保险产品的设计方案都会更新，删改、增减赔付条款，降低理赔率。

张家朗告诉我，去年公司全期赔付率160%，等于每卖1个亿的保险，就得赔出去1.6亿，用老板的话来说，没有办法，不减损的话明年就倒闭了。

微信里随时弹出的死亡通报，曾让张家朗低落过一段时间，但现在，“你要问我对这些死亡有什么感觉。”他说，“我觉得我也麻木的。”

理论上，空调安装工的收入由三部分构成，安装费、材料费加高空作业费。以南京为例，一台空调的安装费是90块钱，由厂家出，两位师傅平分。材料费里，外机支架40元一副，铜管80元一米，打墙孔60元一个。

格力、美的的安装服务收费标准里有一项，4楼及以上安装空调，工人还可以向客户收取100元高空作业费。但很多师傅收不到这个钱，客户会问，厂商说了免费安装，为什么还问我要钱？

2018年，央视《新闻1+1》报道了空调维修行业“无病造病”、“小病大修”、“乱收费用”等现象，白岩松评论道，“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家电维修业几乎是可以公开营业的、但有准黑社会性质的行业。”

在抖音上，这句话引起了大量工人师傅的不满。南京的维修工赵师傅也为自己不平，“材料（比如电容）本身的价格是很低的，但首先你要找到问题，其次你要能把它换上去，最后你还要管一年内保修，交通成本、时间成本……所有的风险都算在内的。”

赵师傅经常说“尊重”。2006年，他离开工地，进入空调维修行业，学习技术，为的是不做社会最底层。“现在也是底层。”他又补充说，“但起码住的条件比工地好多了，有热水，没灰尘。”

07年，大年三十，他没回湖北老家，留在南京给客户修空调，他说，别人嘴里对你表示感谢，其实心里面很鄙视你。后来他就再也不在年三十接单了。

他不抽烟，也不会在六点以后接新客户的单。原因乍一听有些令人费解，他解释说，非工作时间去客户家里，客户对你不会特别尊重。

为了看起来专业，再热的天，他也坚持穿长袖衬衫和西裤。他提醒我，跟着他修空调，要格外留意客户听到价格时的表情和反应，那个瞬间，他觉得最具有戏剧性，也最能表现出这份工作最具体的艰辛——不被客户理解的艰辛。

师傅们也常常拿欧洲来对比。“界面新闻”报道，以德国为例，一台制冷功率为3400瓦（约1.5匹）的空调，安装费一般需要1500欧（约1万人民币）以上。

即便知晓道理如此，我也是在跟着赵师傅修了一天空调以后，才明白人工成本的含义。

赵师傅出工，习惯将安全绳拴在室内、空调内机的铜管上。铜管缠了扎带，结实；绳子拐弯后，拉力能大幅减弱。踩空是家常便饭，所以鞋子得讲究。赵师傅穿休闲皮鞋，软底，浅口，硬底深口的，脚弯不过来。不能穿运动鞋，鞋带长，鞋边宽，踩窄地儿脚使不上力。

8月22日那天，早上九点出门，跑到第五家时，赵师傅的面包车已经驶过南京四个区，跑了70多公里。

傍晚五点，我们拎着水管、5斤重的五点式安全带、15米的安全绳、工具箱和一罐制冷剂爬上五楼。

他先是爬出窗户，攀爬至窗户侧面、凹进墙内的室外机平台，打开木质的百叶窗，斜坐在那儿，给室外机加了二十分钟的氟。

然后，他回到室内，以同一站立姿势，修了近一个小时铜管接口。在空调坏了的室内，仅仅是待在那儿，我都感到呼吸困难，汗流浃背，虚脱得如同刚跑完800米。我忍不住渴，下楼拿了两次水。

我得承认，我是这个国家低人工成本的受益者，并且有被惯坏了的迹象。一年前的夏天，我在凉爽的空调房里，请师傅上门看外机噪音问题，对他收了上门费而耿耿于怀。

赵师傅今年37岁，住在南京理工大学附近的一个小区。一楼的院子里堆满了这个夏天回收来的二手空调、铜管和洗衣机，往里走，他租下了两室一厅，也住家，也做办公室。

年初，赵师傅点蚊香，没注意，火焰直接蹿上了五楼，对着院子的墙熏得漆黑一片。所幸没有人员受伤，他给楼上的邻居们换了六台空调，重新刷墙，赔了不少钱 。但这场意外也让赵师傅声名远扬，人人都知道了这里还住了一个空调维修工，赵师傅的生意竟也跟着火起来。

赵师傅也吃过高空作业的苦。2015年冬天，他夜里出28楼的高空修空调，飘窗底下的空调外机没有固定，稍微一搬动，他就和空调外机一起，从28楼掉到了26楼。幸好系了安全绳，没出人命，但自己跟客户都吓了一大跳。

但即便如此，赵师傅依然认为维修空调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事故率、死亡率起码比卡车司机低。

在南京，我还见到了赵师傅的学徒小江和小胡。赵师傅成熟稳重，他们则更年轻，生命力蓬勃，有着不同于脑力劳动者的强健、质朴与勤恳。

25岁的小江这个夏天刚来，他评价眼下这份工作：有技术门槛，只要肯吃苦，就能在一个夏天挣完别人在厂里一年挣的钱。更重要的是，自由。能出门，生活就不会像在老家开理发店那年一样，白天在一楼理发，晚上睡在二楼，睁眼闭眼，恨不得24小时都在店里，没见过室外的阳光。

小胡，19岁，江苏宿迁人，活泼、话密，喜欢说“反正我不怕”。今年夏天，他出了两次事故，一次踩了钉在空心墙上的支架，从二楼摔下，万幸是屁股先着地，另一次，踩到了空心砖，从三楼摔下，万幸是抓住了栏杆。

高空作业证，他们都没有。说法不一，赵师傅说，农村长大，他从小比别人擅长攀爬。小胡告诉我，非要找的话，除了厂商售后，80%的人都没证，不恐高，基本就能干活。

从老家火锅店辞职后，小胡来南京跟赵师傅学了一年技术，今年他开始单干，一天修八九台空调，收入和师傅对半。

单独高空作业容易出事，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个人一块出工，起码有个照应？师傅今年没招到多的学徒，他说，再找个人，收入还得再对半。

做学徒，包吃包住，淡季一个月拿3000块的死工资，他通常打2000块回家。哥哥三级残疾，干不了活；父亲欠着外债，有案底，常年不着家，他必须对母亲好点。

对于未来，小胡有非常清晰的规划：每年夏天挣到6万以上，六七年之内，在老家买一套房、一辆车。“到二十五六，我妈就该催婚了。”小胡说。

他对空调维修行业有自己的信心，“这个行业也不算夕阳行业，六七年还是能撑过去的，96年就开始有空调，那时候不也是挂壁式的吗？”

再往后，他就不想干这行了，他说，他还年轻，不想和他师傅一样，把一辈子都搭在修空调这件事上。

赵师傅也有自己的梦。那天晚上九点收工，性格沉闷、不爱讲话的赵师傅突然兴致盎然，他告诉我，他希望能在南京做滴滴、贝壳那种模式的生意。

2020年，受疫情影响，公司资金周转不过来，他把辛苦多年买下的房子卖了，把钱投在了搭建家电维修APP和微信小程序上。

临走时，他站起身对我说，“这次和你聊天的身份是赵师傅，希望下次见面时我的身份是赵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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