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裁后，这些年轻人选择假装上班

如果细心一点，你会发现：肯德基、图书馆、公园长椅、自习室，甚至一辆停在路边的车里，冒出了许许多多穿戴整齐、拎着电脑的人。只不过，屏幕里取代工作文档的，是游戏、美剧、正在修改的简历，或者什么也没有，他们只是在对着屏幕假装上班。

假装上班的原因很多，可能是为了找回“失去的秩序”，可能是无法开口跟家里人坦白自己失业了。有人为此出了“完美伪装上班攻略”，还有人因为和父母住在一起，甚至以外派工作为由，逃到外面租房子。

离开了北京某大厂、假装工作了3个月的小方如此总结道：“虽然逃避可耻，但非常有用。”

没有工作的3个月，小方几乎没主动往家里打过电话，“因为我这人不太会说谎，怕说漏嘴”。和往常一样，她每个月月初会给妈妈打点零花钱，力图营造出一种一切正常的幻觉。

中秋节，因为离职之前就登记了信息，所以公司还是和往年一样往小方家寄了月饼。“收到月饼那天，我爸给我发来照片，我大舒一口气，感恩前司，让我还能再苟一阵。”

同时被裁员的小方前同事郝歆也选择瞒着爸妈，收到公司月饼的那天，妈妈连发三条微信语音：“你怎么不给自己留一点月饼？”“中秋节怎么过？”“要不要回家过？”她一条都没有回。

过去，郝歆在互联网大厂做原创内容生产。有一档短视频节目，周更。裁员之后第二周，她爸就在电话里问她：“为什么这周没有做？”她只好说：“这你就别管了。”

而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更严峻的困难是：由于小方和郝歆的前司有一项福利政策，只要达到考核要求，你就能借公司一笔钱用于买房。“因为被裁，我俩必须要在两个月缓冲期内把这笔钱还给公司。这笔钱的数额是70万。”

“我很清楚，家里帮不了我，如果我告诉他们，只会让他们焦虑，他们一焦虑，我会更焦虑。”

全中国爸妈都一样，打电话的主题之一就是“工作忙不忙”。这个极为日常的提问，在被裁的年轻人耳中，却令人坐立难安。小方会回答：我在骑车、在地铁上、正在忙。郝歆会说：要遛狗了、要进电梯了、没信号了。

95后上海女孩瓶子有过四段工作经历：银行职员——在一家上市公司做财务——去了另一家公司做财务，再然后进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今年6月，她从那家互联网公司离职，至今失业。但妈妈一直以为她还在那家上市公司上班。

妈妈眼中，瓶子的第一份工作——银行职员，是财务人“最好的归宿”。因为不太能接受“在监控底下工作”，那份工作，瓶子干了两个月就辞职了。从那时起，妈妈便将一切不顺归结为“离开银行”。比如，受疫情影响，不少公司开始裁员。妈妈就说：“你看，银行多好，它不会开人，不会倒闭。”

另一位每天去咖啡馆假装上班的朋友告诉我，“父母不了解现在整体经济下行的大环境，如果你是被裁的，他们会说你能力不行、没眼力见儿、搞不好人际关系，如果你是主动辞职的，那也还是你的问题，吃不了苦、眼高手低。”

郝歆说，“我们好像在外面受到欺负的人，明明已经被人打了一拳，还要假装跟父母说，那个人对我很好，他很爱护我。而且，脱离老家，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有一种‘好强大’， ‘我能行’的幻觉，我不想把自己的狼狈暴露在老家的亲人面前。”

这大概也解释了，为啥有些人都已经结婚、生娃，失业了还要每天在上班时间先把孩子送到父母家，然后再假装去上班。

被裁员的年轻人年龄普遍30上下，父母大多是50后、60后。他们年轻时普遍经历过分配、下岗潮，缺乏安全感、抗压能力低、容易焦虑。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份稳定的工作更重要的了。

在豆瓣“裸辞群众小型交流组织”小组，聚集了很多假装上班的年轻人，他们互相交流时常常提及：假装上班也是需要技巧的。

它可以很简单——前提是你和父母不在一座城市，你就只需要在每次和他们打电话时装一下。

但是，打电话前一定要看一下日期和时间，不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打，判断一下今天是否是节假日，以决定自己应该加班还是休息。

比如瓶子。失业之后，她仍然每天上午7点起床、8点出门。下午6点，她会在家庭群里通知父母：我回来了。然后在7点钟准时到家。

为了让妈妈相信她仍在上市公司工作，她必须去到一个“金融人士会出没的地方”。这样，一旦疫情需要，公布行踪轨迹，她还能跟妈妈解释，自己是公司外派。

深圳女孩蛋子100多天前从大厂离职，也开始假装上班。她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不住一起，这大大减少了伪装的难度。她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开启一天的生活。

不过，有时，她会因假装上班而时间错乱。8月的一天，她以为那天是父亲节，兴师动众地告诉家人，当晚要回家请大家吃饭。回家途中她才想起，那天根本不是父亲节，“我跟我身边的世界是脱节的，那种感觉很可怕。”

多数人选择躲到图书馆去。那里没人管你，还能看看书充实一下自己。图书馆里到处都是学生，“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仿佛自己也变得年轻，还没被工作蹂躏过。”

瓶子在早高峰的地铁中，跟真正的打工人们挤在一起，但失业的她从来没有过“自由”的感觉。“正常的公司是9点开门的，商场是10点上班的，早上有一个小时我在地铁站里坐来做去，忙于投简历，等到商场开门了，我就可以躲进去了。”

还要时刻提防谎言被拆穿。瓶子有一次就差点露馅，她在陆家嘴的商场晃荡，突然看到亲戚，落荒而逃。“她跟我妈妈关系非常亲密，如果我跟她打招呼了，你今天就看不到我了。”

“我假装上班最大的恐慌点是在于时间越久，你会越怀疑自己的能力是不是不足，我是不是真的活成了我妈口中的 ‘失败品’？”瓶子说。

她对下一份工作的期待很明确，一不加班，二不出差，工资低点没关系，反正她是上海本地人。工作对她而言，意味着“替我交五险一金”，以及“让我妈觉得我的生活在正常的轨迹里”。

做一个“社会闲散人员”需要强大的心理。蛋子离职前，很难想象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去面对家人、身边的人。她发现，“社会不允许社会闲散人员生存，人们总是很自然地把职业的价值等同于自己的价值，比如，这个人是大厂员工、小公司员工、工人。”

她想逃离这套评价体系。但与此同时，她意识到，自己也曾被大厂的光环笼罩过。比如，弟弟找工作时，她告诉他，要去大公司，要拿到什么样的薪资，“我也在把这套价值强加给他”。

小方告诉我，“虽然假装上班只是失业时瞒着父母的无奈之举，但我还是想主动地从这种假装中找回一点生活的主动权。”

在小红书“假装上班”的标签下，很多人每天依然早起，给自己排满一整天的事。接很多活，想赶紧赚钱还债。忙碌程度堪比工作。

郝歆把减肥列为了重要目标。她将微信聊天背景设置为一张写着“瘦20斤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的图片。这张图是她找朋友做的。第一版，朋友发来的图中写着“瘦20斤就什么烦恼都没有啦”，她作为甲方，给对方下需求：“不要 ‘啦’，语气要冷酷一点。”

她每天起床后先跳半小时刘畊宏，再在跑步机上跑个三四十分钟。她想在这失控的生活里，“夺取这唯一一点控制权”。

两个月缓冲期下来，郝歆瘦了15斤。但她发现，当体重秤上的数字越来越小时，她也开始越来越慌，“减肥之前我还可以说，之所以现在这么多烦恼，是因为我没有完成目标，但如果有一天，当我真的已经减完20斤了，发现烦恼依然还在，没有少一丝一毫，怎么办？我应该再去哪里寻找我对人生的一点控制？”

还有的年轻人会在假装上班时，给家里人做一些心理建设。小方会时不时跟妈妈说，“哎呀，最近公司经济状况不太好，项目少了，工资没以前多了，我可能得少给家里点钱。”

“让妈妈对外部环境有点感知，因为无论是否能找到工作，假装上班总有结束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