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倩 | 每天工作超10小时？这些新工种工时制度亟待完善

记者调查发现，快递、外卖、直播、网约车等领域，日工作超10小时是较普遍现象，缺乏工时规范约束。新就业形态为何工作时间长、有无可能建立数字时代的工时账户管理制度？

“平均每小时跑3趟吧。每趟装的餐食多少不等，有时候只有一两单，有时候多点。”老冯说，他准备干到天黑后再回家，“我们这行，不吃苦不行。基本每天出门，都要跑10个小时以上，有时累到眼睛里都冒花儿。”他说，一些专送骑手，每天在路上的时间更长。“完全看个人，一天跑13、14个小时的骑手也不少，想赚钱就多跑会儿呗。”一旁，老冯的朋友说道。

与外卖员类似，快递员的工作时间往往也拉得挺长。下午4点，北土城东路中航发展大厦前，快递员周正低头忙着整理货物。“我一般早上6点出门，一直忙到晚上8点左右，没有‘双休’。”周正说，遇到电商购物节或者节假日时，晚上8点以后收工，也是正常工作状态。

记者随机采访多位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发现，大家普遍坦承，每天工作10个小时是“很正常”的状态。而随着“直播经济”而衍生出的带货主播，工作时长和压力同样不小。

30岁的晓宁，从事主播行业近4年，在多个电商、短视频平台都有工作。晓宁介绍，自己最长一次直播是11到13个小时，如今平均每天工作6个小时左右。“人们传统的印象可能觉得主播没那么累，但要在镜头前高强度输出好几个小时，其实很累。”她说，主播的工作分为日常播（小直播）、专场播等多种。一般人休息的时间，正是直播的黄金时间。“最早的直播从夜里0点开始，也就是深夜场。”尤其是深夜场直播，“不是一个人熬夜，是台前幕后一帮人集体熬夜。”

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工时制度有三种——标准工时制、综合计算工时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其中，后两者统称为“特殊工时工作制”。但记者调查发现，对于依赖互联网技术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来说，并无专门明确的工时制度标准。

除了有快递员明确表示与公司站点有签订固定的劳动合同之外，不少外卖员、同城配送骑手均表示自己是灵活“兼职”、时间自由。而不论是哪种用工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收入机制，主要是以计件为基准。

“没有底薪，收入主要靠收派件数量。”周正说，自己每完成一单收派件，就能获得一块多的收入，每天收派件100多单比较常见，有时候遇到电商节，每天辛苦一些能收派件200多单。记者获得一份某知名快递公司新近的招聘启事，其中在“薪酬待遇”中，有“计件薪酬、多劳多得”的表述，并未提及有底薪。

外卖和网约车行业也是如此。下午4点，北三环东路附近外卖员何伟才吃上一顿饭。他说，平台提成在20%多一些，自己每完成一单，平均能获得7元左右的报酬，每天配送40单到60单。“全职”网约车司机吕苗峰也介绍，平台每一单的提成近30%，“刨除油钱，只能拉长时间获得更多报酬。虽然有防止疲劳驾驶的强制措施，但是以每单在线时间相加，很难跑到那个线。”

有公司背景的主播和自由职业身份的主播，收入构成也有所区别，但大都同样依赖时长。主播晓宁介绍，对于有公司背景的主播而言，一般有保底底薪和提点。但不论是什么用工形式的主播，主要的增加收入方式就是“靠时间，典型的多劳多得。”晓宁说。主播获得报酬的方式主要有三类：第一种是纯赚时长费的主播。第二种是拿一部分时长费，再加一部分售卖商品的提点，“理论上时间耗得越长，卖出去的件数才越多”；第三种则是不要时长费，只谈提点费。“除了专场直播之外，大多数日常直播都是播的时间越长，才赚得越多。”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副主任、副教授刘晓倩认为，新就业形态从业者与平台公司之间关系复杂，给劳动关系的认定提出了挑战，导致传统劳动标准适用困难。而工时标准是劳动法律制度的核心，在劳动关系不明确的情况下，很难将劳动法中的工时标准直接适用于新业态从业者。也因此，新就业形态领域劳动者往往缺乏“工伤保险”一说。

“我们有‘五险’。”一名快递员告诉记者，尽管每天在路上的时间比较长，但自己与公司站点签署劳动合同后，待遇保障还是不错。而一些有公司背景的主播，“五险一金”也比较常见，“我之前就签署了公司，有‘五险一金’，后来才自己出来干的。”晓宁说，签署了公司的主播，福利保障大多数都比较正规。

然而，在外卖、同城配送和网约车领域，情况就不尽一致了，主要是购买商业保险。“我们主要是有一个意外险，以及‘三者险’。”通州万达广场附近的同城配送骑手贺光说，每天登录系统开始第一单时，平台会扣除3元钱作为保险费用，“每个月90元，万一有事故什么的可以申请赔偿。”而外卖专送骑手周正则说，平台每天会扣除6元钱作为自身意外保险费用，“每个月扣180元。”

“听说挺费劲。”骑手老冯说，自己虽然没有发生过事故，但有站点同事此前去申请保险时，颇费了一番周折。“没有工伤险。从我自己来说，宁愿控制好每天的时间。工作太长，确实容易有安全事故。”

“需要更具创新性地探索适应于新业态从业者的权益保护方式。对于快递、外卖、网约车、主播等从业者，要针对各自业态特点逐步建立合理的工时制度和休息休假制度。”刘晓倩认为，这不仅有利于避免过劳、减少安全隐患，也有利于促进工作和生活平衡，提升从业者内在幸福感。

刘晓倩说，新就业形态领域工时规则的建立和发展，将是逐步而长期的过程，需要突破点。这期间可以进一步发挥三方协商机制的作用，目前政府方一直致力于补齐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护的短板，工会在吸纳新业态从业者入会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雇主方的策略也在不断调整和变化中。在具备相应契机时，经由三方协商建立工时规则将可以期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王天玉认为，建立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工时制度，或者所谓“数字工时账户”，目前看不太现实。“除非建立一个涵盖全社会所有劳动领域的大平台或者总工时账户，实时传输所有劳动形态的工作时间数据。”

王天玉认为，新就业形态的过度劳动、行业里的利益分配，需进一步规范。解决新业态的种种问题不能用“老思维”。如果要建立新就业形态工时制度，劳动者的工作场所首先就不好界定和控制。更重要的是，这些领域劳动者工作时间过长，是因为他们有收入预期，而当下收入增长机制不够合理。

“与其建立新就业形态工时制度，不如改善从业者的单价、收入，完善职业保障。”王天玉说，可考虑以“任务计量性”的思维来治理，即盯住从业者的任务单价和任务强度。保险可由当前的商业保险为主，逐渐设计出一个“行为险”。无论是兼职还是其他用工形式，只要有送餐送外卖的行为即可。建立“行为风险保障”制度，从“从业人员—平台”的保障模式转向“从业人员—行业”的行业化实施机制，形成完全社会化的社会保险模式。

劳动关系与工会研究院在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处领导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于2016年12月28日正式成立。研究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论述为指导，整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优势学科和研究资源，专注于劳动关系和工会领域资政建言的第一家国内新型高校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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