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深圳帮父母找工作：50岁成深漂，经历求职难失业苦

戴先生的父亲，一位56岁的老人，和老伴一起带着200个土鸡蛋、鱼面、干豆角，第一次乘坐火车卧铺，念着即将出生的孙儿（女），满心欢喜来到深圳。

李梦的母亲从车上下来，双手局促不安，直到看见女儿朝她跑来，俩人眼神有了交汇，她脸上才露出舒缓的笑容。这是一个51岁的妇女第一次出远门。

他们同样来自湖北乡镇，在老家勤恳工作大半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武汉。

漂在深圳的年轻人，因为各种原因将父母接到身边。来到深圳后，老人心里总放不下：想要外出务工，少给子女添麻烦。

在深圳这座年轻的一线城市，当高龄父母决心出门找工作，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残酷与现实，也感知到亲情的浓度。

来深圳第二天，父亲刚从坐长途火车中缓过神，就提出：“想去周围转转。”戴先生住在观澜，周边多是工业园区，没有玩的地方，他心里明白，老人嘴上没明说出门的目的，心里已按捺不住要去找工作。

距离戴先生的孩子预产期还有一个月，他们提前将老人接来深圳，原本是想让二老熟悉环境，可父亲来了后，并不想“享清福”。

“他在家就是出了名的工作狂，曾在做完阑尾炎手术后不到一星期就跑到工地上干活，谁也拦不住。”

父亲在老家干了三十多年建筑工，技术远近闻名。戴先生联系过行业熟人，得来的消息是一线城市在清退50岁以上的工人，因此想让父亲在深圳干老本行基本无望。

7月的深圳，正是招工旺季。戴先生和父亲在家附近徘徊，研究各个工业园门口张贴的招聘广告：小时工、技术学徒、保安......戴先生按照职业分类，将广告上的关键信息和电话一一记下。

他们打出去的电话，得到的回应都是拒绝：不到面试环节，只要听到年龄，就说不要人了。父亲没有想到，一个手艺人，在深圳却无工可做。

几番寻工未果，戴先生明显感到父亲的焦虑：醒来就坐在床上玩手机，不愿出门、话也变少了。有朋友提出可以试试清洁工，戴先生很了解父亲，知道“我爸爱干净，肯定不乐意”。

在老家，父亲有稳定的业务来源，一天200块钱的工价，一月收入6000元。而来深圳半个月，他们更换求职目标、降低了薪资要求，仍未找到工作，“这种落差感还是很大。”

李梦将白纸上的联系方式一一划掉，为母亲联系的十几份工作里，没有相匹配的。

在老家，父亲做小本生意，母亲打帮手和干农活，“她是一个细心又吃苦耐劳的妇女。”李梦觉得在城里，可以试试做保姆。

母亲的简历被挂上招聘网站，这是一份没有竞争力和主动权的求职简历。找来的多是中介，套路还很深——做保姆先得交两千块钱培训以及考证，考完根据情况分配任务。“到了这个年纪，还需要考试。”

原来为父母找工作，远比预想的复杂。为了减少沟通成本和提高效率，李梦认为最好是能与雇主直接沟通，便在小红书上发文，给母亲征集工作。

这一次私信李梦的人不少，可有的距离不合适，还很多需求是照顾小孩，“小孩子好动，照顾他们得细致、费神。”如果不是居家保姆，母亲就得自己坐公交上下班，在农村老家，母亲几乎不坐车。

李梦单凭母亲的性格优势，就决心为母亲找“做保姆”，却忽视了现实因素：缺乏经验、不熟悉深圳的交通、网上支付也成问题。

在互联网上为母亲找工作，像大海捞针。一次下班，李梦骑车路过一家餐馆，看见门口贴着招聘广告。保洁工作简单，就是下班得到凌晨，李梦担心这样的作息母亲身体吃不消，但给她带来新的灵感：自己住在城中村，不如亲自线下去找工作。

她带着母亲逛了周边各大小区，亲自看了工作环境，一天下来，母女俩身心俱疲，结果却一言难尽，有的家里卫生难做、有的钱少事多，每月工资两千。

当她们拒绝这些工作时，中介却说：“你们不要，还有很多人抢着做呢。”

恰巧碰见小区附近的一家超市在招杀鱼工，一开始超市也不要这么大年龄的人，他们担心老人体力不行，容易发生事故。戴先生抱着试试的心态，向老板提出让父亲在店里免费使用一天。

那天任务很简单，杀鱼、打称、称重。父亲每年春节前都会用鱼制作地方特产，因此杀鱼技巧娴熟。下班前，父亲还细心地收拾好台面和工位上的东西。

三月的风，和煦轻柔，父亲在深圳的春天，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没想到，三个月后，这家开了二十多年的超市因为疫情经营不善，宣布倒闭。

工资三千，一天工作八小时，要求就是，做卫生。当李梦带母亲来这家酒店时，招聘人员觉得眼前的妇女看上去朴实，立马敲定入职。“说找工作难，也不难，最后全靠眼缘。”

这是母亲的第一份工作，氛围融洽、同事关系和谐，“深圳不愧是一个包容的城市”。

可干了不久，母亲被告知这家酒店将成为隔离酒店。李梦开始担心安全，不得不重新打算，为母亲再找一份工作。

母亲的再就业，还是决定干保洁，这一次，她的竞争对手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孩。

俩人一起参加面试，工作人员带着她们参观酒店，介绍需要打扫的位置，问了些问题，前面的环节都好好的，到了谈工资，负责人话锋一转：“得要年轻人做。”回去的路上，母亲哭笑不得，边走边说，“年纪轻轻的，做啥保洁呀？”

失业后的母亲在家呆了不到一星期，就闲不住了，开始发动朋友，最后被介绍到去工地上给领导人住的房子打扫楼梯。

工地上的管理人员很挑剔，摸到一点灰尘，就会训斥母亲。“她认为已经打扫干净了，恰好在落灰的时候，检查的人就来了。”那段时间，母亲一直收到投诉，每天回家心情极差，这与在上一家酒店“受尊重”与“被需要”截然相反。

她每早六点起床、十点回家，每月休息四天，因为是轮休，有时候忙起来连着要上两三周班。看着老人早出晚归，李梦经常问她累不累，母亲总笑着摇头，说不累。

以前在老家种田，李梦觉得妈妈看上去人很苍老，“做农活虽然每年只忙几个月，但强度太大，相比起来，深圳酒店的工作更为轻松和充实。”

这是一位由乡村孕育出的妇女，淳朴、谦虚，来到城里还毫不“怯场”，很快就和身边的人混熟了。

除了做好本职，母亲会去后厨帮忙，大厨们却打趣，说保洁是下贱工作，母亲只是笑笑：“靠自己劳动双手吃饭，又不是不劳而获，怎么下贱？”后来再也没人说这些风凉话。

每天剩下的饭菜，母亲会装起来给楼下的保安。最后保安们就像母亲的“小弟”，有旧铁皮留着给她、有重物帮她拿，“就连领导派话，也会找我妈去联系保安。”

没有工作那段时间，每晚下班，李梦打开门就看见母亲坐在沙发上等自己，有一种孤独感，“后来去工作，她做得舒服，就不一样了。”

早上五点半起床，精神抖擞地出门。一天之中，他的任务就是把各种肉类(鸡肉、鸭肉等)砍成一块块，接着装盒、贴保鲜膜、打称和贴标签，最后放入冷柜。

父亲觉得，在空调下，没有风吹日晒，即使每天工作10小时，也比之前在工地上幸福。

超市倒闭后，父亲失业至今。这段时间，戴先生偷偷看父亲的手机，发现他还在联系老家的工友——老人家是不是还想着再回去工作呢？

“她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幸好最后叫了个摩的把自己送回来。”打那之后，李梦才知道，母亲患有夜盲症。

那段时间，母亲还习惯把“干完今天就回去”挂在嘴边。她性子散漫，在老家很自由，村里随意走走，打麻将、聊天。而在深圳没有熟人，只能呆在房间或去跳广场舞。

来深圳后，戴先生的父亲学会了用高德地图，能手写打出家门口的公交车站，但没有单独坐地铁，也无法去到很远的地方。

戴先生的孩子出生了，母亲照料得更为周到，父亲留在深圳就想找份工帮衬家里。老家买了新房，每月需要还房贷四千，夫妇俩每月收入加起来有三万，日子还过得去，“父亲小时候家里穷，他总想人在的时候，为后代多留下点东西。”

如果让父亲回老家，工作随便找，但是戴先生担心父亲不会做饭，生活质量下降，同时一个人在家孤独，“还是一家人都在深圳好。”

来深圳一年，母亲有了改变，习惯了城市里的生活，与此同时，母女关系也在悄然升温。

有一回，母亲说去菜市场挑菜来做饭，那个时候她头发很长，有人看到就问：“卖吗？卖吗？”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母亲感到陌生，她迷糊回应了几句想表示拒绝，但对方一瞬间把她头发全剪了。

“后来，妈妈拿着钱，非常慌张地跑回来找我，神情就像小孩子一样。”那一刻，李梦意识到，在深圳，自己是她唯一的依靠。

在深圳，戴先生的父亲也第一次看见了大海。父子俩赤脚并肩站在沙滩上，海浪的声音徘徊在耳边，父亲笑得合不拢嘴，戴先生觉得好像看到了父亲年轻的样子。

母亲来深之前，把老家的羊、狗全都送人，像是做了一次断舍离。讲到这里，李梦的声音有点哽咽，那只名叫“花花”的小狗，陪伴了李梦家多年。

“之前我妈妈一直在那个旮旯里，没有去过远方，我上班之后，就想让妈妈出去看一下。不能因为人来了这一遭，只能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