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而不休的银发打工人

「有素质的人」张庆枝从未想象过，退休后自己会成为一名保洁。为了挣5块钱，她铺床、叠被、倒垃圾、刷马桶，把星级酒店客房的水龙头擦得锃亮，不能留下一块水渍。续住的5元一间，退房的8元一间，干这份工作的第一天，她感觉身体重得像背了个麻袋，必须得使劲儿往前“杵着”腿走路，不然肩膀先出去了，脚被落在后面。

原本，她生活光鲜、稳定，没吃过体力劳动的苦。高中毕业时，本可以作为家属跟随父亲进入公安系统，比较之后，她通过社会招干考试进入工商银行，那时候算是干部。九十年代，银行双职工的退休金、年终奖加起来是万元户。她说自己“当年也疯狂过”，打得起黄色的天津“大发”出租车，找对象“也攀得上公务员”，最后选了同在银行工作的丈夫，周围投过来的目光多是羡慕。

后来银行股份制改革，基层员工的待遇被许多行业超过，张庆枝仍对免于风吹日晒的银行客户经理职位满意，跟私企比较时有一点优越感——可以不求上进，清闲又稳定。工作了37年，55岁时她退休，养老金有6000多，足以在天津维持生活。

现在的酒店领导说，一看她就是有素质的人，要往经理的岗位上培养，手底下管着4个保洁，负责检查她们的工作质量。有怨言的保洁专挑痛处嘲笑她——都这个年龄了，既没有家庭，又没有房子。张庆枝不肯诉苦，尽量展示光鲜的一面。

体面是被生活一个接一个的浪头打碎的。先是在一场长达8年的房屋纠纷诉讼中耗尽积蓄，欠下债务，另有一处房子拆迁了，她一直等待安置。儿子上大学时遭到校园暴力，被人喊打喊杀的，心理出了问题。丈夫喝醉后，还会打他们。最后，张庆枝离了婚，带儿子搬出去租房住。

每次回出租屋面对儿子，她也一遍遍表达对工作的热情——“客房经理，这次可真是一个小领导了”，“上天眷顾我，让我有了一个有点地位的工作。”

在老年人才网的求职页面中，大多数求职者年龄都超过50岁，最年长的超过70岁，学历高中、中专、大专者居多，也有名校毕业者，甚至还有博士、教授。其中许多人的求职方向，跟之前的领域没有关联，转而寻找保安、红娘、家政等服务性岗位。

在另一座城市的家政中介公司，60岁的赵兰兰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中介的群租房里塞满上下铺，每晚都有几十个人住，一个床位二三十块。她发现有江西老乡，也有之前跟她一样做教师的，还有从美国回来的，懂英语会做西餐甜点，谈吐举止留下过去优渥生活的痕迹。有人是退休金不够在这里生活，有人要为儿女还房贷，“普通人只能靠出力赚钱，顾不上面子”。

赵兰兰从前在江西教小学数学和音乐，简历上写着一连串荣誉——小教高级职称、教学骨干、优秀班主任、三八红旗手……就连后来跳广场舞，她也想跳出点意思来，考了广场舞一级教练员证书。开始找一些带小孩、家政服务的工作时，她告诉自己劳动不分贵贱，但也会拉不下脸面。有次应聘的公司安排她在大堂做保洁，她想“万一遇到熟人多不好意思”，不想待在那儿。

在中介公司，她跟一个四十六七岁的姐妹聊得来，这样的“年轻人”要价近万元，而当时只有6500元的工作，听说是照顾知名喜剧演员的妈妈，那个姐妹对演员印象不错就去了。还遇到一个退休公务员，她碰到了金融诈骗，丢了不少钱，照顾一个手术康复期的病人一年多了，决心把丢掉的钱赚回来。

赵兰兰干活勤快，把当教师处处费心的态度用在保洁上，跟多数雇主相处融洽。只有一次，她照顾一个手术后的老人时，女儿来看她，见到雇主家是不通透的拆迁房，居住环境特别差，一个劲儿劝她不要做了。送女儿回去的路上，她们说了一个多小时话。雇主的外孙女恰好打来电话，找不到人，后来训了她。

赵兰兰觉得，自己平时连散步的时间都没有，每夜起来两三次照顾老人大小便，她受不了这样的态度，回答说“你可以把我辞了”。老人埋怨外孙女不懂事，好说歹说才把赵兰兰留下。这件事她没跟女儿说过，女儿一直不让她工作，但管不住，只好随她去“体验生活”。

「子女债」在我们的了解中，退休后为子女选择打工的不在少数。一位物资公司经理退休后，本来在甘肃张掖领着4600元养老金，平时钓鱼、读书、摩旅、摄影。这么过了两年，他开始投简历。求职动力是帮儿子还房贷——孩子26岁，没结婚但买了房，每月贷款4200，他帮忙还1500。

之前他儿子报考事业编，招十几人的岗位有6000多人报名，现在他在一家供销社做临聘人员，工资3000多，其中还有一半是政府为毕业生提供的3年生活补贴。“年轻人都没办法就业，我上哪里就业去？”

张庆枝是必须一个人抚养孩子。儿子起初没拿到三本学校的毕业证，第二年拿到时已经不算应届生，找工作屡屡受挫，2017年曾裸考过一次公务员，几百人抢一个名额，他考到十几名。后来失去信心，每天足不出户，一直到现在31岁了也没有工作。

面对家暴，张庆枝56岁时选择离婚，丈夫始终不承认儿子有问题，不肯付抚养费。原本没告诉儿子，害怕增加他的心理负担，一直离婚不离家。可最终还是没忍过丈夫的“刁难”。

搬出去后，她自己一下交了半年2万8房租，一半是用儿子的名义贷款付的。后来那家长租公寓暴雷，但贷款还要还，不然会给儿子上征信记录。后来再租房，他们对改善生活没有那么乐观了，只敢租便宜些的一室一厅。儿子住厅里，每天看书看电脑，没有社交，张庆枝既是母亲，也要当朋友、父亲。

还有要定期还的债务，张庆枝的退休金不够母子二人生活。这时她发现在银行没攒下什么有用的经验，小企业的报税做账也胜任不了，只能做体力劳动。光鲜和年岁一起过去了，张庆枝重新定位了自己——“苟且偷生的一个人”，“还没沦落到讨饭，这个社会地位已经很高了”。

儿子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会说，以后要把父母都告上法庭。张庆枝觉得可以接受，“毕竟我没让你过上一种应该有的生活”。但他偶尔也会自责，觉得自己是母亲的累赘。张庆枝会说，这样能锻炼我自己呀，工作后身体好了，不用再吃安眠药了。

赵兰兰是为了跟工作的女儿团聚，退休后卖了江西老家的房，在北京朝阳区买了一套三居室，明年交房。开车15分钟就能到十里河——几年前老两口在那儿给女儿买过一个一居室的小房子。新家开车半个多小时，还能到他们在天津的房子。老伴曾劝她，在天津离女儿够近了。但赵兰兰坚持要买房融入北京，这样“才能想见女儿就见到”。

首付将近100万，每月贷款要还一万多，女儿帮她还7000。赵兰兰的退休金5000块，而同样职称的北京教师朋友能拿到1万3，她还要靠女儿支援，感觉压力很大。

赵兰兰离开江西老家的时候，有些玩得好的闺蜜一直抹眼泪。她的丈夫好静，朋友大多是同学，离开老家放弃得更多。今年丈夫又被返聘回单位写厂志，送行的时候女儿哭了，觉得爸爸这么大年纪，为了这个家又去工作了。

女儿16岁就离家上一所985大学，后来又去英国留学、被派驻北非，年年聚少离多。原本在海南有个不错的工作机会，为了父母的风湿关节炎放弃了，选择了干燥凉爽、医疗保障好的北京。赵兰兰盼了许多年，一家人的户口终于都迁到了北京。

工作忙起来，她想把老家的退休教师群群主推给别人。群里的其他老师也有跟着孩子去了上海的，在给人做家政。看到有同类，赵兰兰不觉得丢脸了，会直接说自己在做保姆，很忙，要赚一赚养老钱。

被卷起来的年龄是摆在首位的，赵兰兰发现其他能力都不再纳入考量。一些大型连锁家政中介，直接把53岁设为门槛，高于这个年龄就无法注册。

她见过一个40岁的大专生找带小孩的工作，英语、开车都不会，只照顾孩子不做饭，要价一万二以上。赵兰兰的大专考得早，自认含金量更高，又曾是教师，本以为在照顾孩子方面很有优势。刚退休时还有人出8000聘她照顾小孩，现在几乎找不到了，只有五六千照顾老人的工作，或者三四千做保洁员，但年龄大还会再被压价。

58岁时，一个中介帮赵兰兰介绍雇主，谎称她53岁，每当她想说实话都会被打断。很多人感谢中介的“包装”，帮忙找到了工作。赵兰兰觉得这是欺骗行为，心里忐忑，“主人家问起，我怎么好意思说呢？”从前在小学任教，周围的环境简单纯净，她感觉退休之后，才刚开始认识社会的复杂一面。

一位造价工程师退休后又工作了13年，今年已经73，没有雇主再认可经验的价值。他一般在58同城上找活儿，刚退休时回复率很高，因为年轻人对施工现场不熟悉，容易出现漏项等失误。前几年建筑业行情好，最多时有十几个公司来找他。他说自己的爱好就是工作，待在家里反而容易跟妻子争吵，一直跟着工程在全国各地跑。今年因为上海疫情停下来一阵，每天闲得发慌，再去试着找工作，他发现“社会不给机会了”。

之前他一级建造师和一级造价工程师的证书价值很高，光把证书租出去就能月入三千。但是在65岁之后，有证他也无法再注册，“没用了，一身的本事荒废了”。

也有少数不怕跟千万毕业生竞争的——一位61岁的家电工艺技术质量管理者，还没有感觉到经验随着年龄在“贬值”，今年他即将结束原公司的返聘，已经有几家公司主动找了过来。简历上写满了经手的项目和发表的论文，“积累的几十年经验，年轻人望尘莫及”。但这样的优势实属不易，其他做工业设计的老同事们都在家闲着，吐槽工作难找，设计的方式已经更新到立体建模、动画建模，老设计师们失去了竞争力。

过去的生活经验逐渐在失效。张庆枝回想整个职业生涯，意识到在满足于赞美和铁饭碗的时候，不知不觉被时代抛下了。年轻时银行讲究“尊敬师傅就像尊敬婆婆一样”，想要升迁先要熬到年纪。本想等到“千年的媳妇熬成婆”，发现“传帮带”那套不灵了，年轻人变成了“爷”。他们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很轻松就能做出满足客户要求的表格。

张庆枝最早用的是算盘，后来学习日立计算机的基础操作，来了几个日本人教学，她还是佼佼者，在机房里面做管理。即使她从业的37年里从未出过差错，却一辈子都是科员职级。退休前几年，她的岗位改名叫“客户经理”了，实际上没有名额限制，是“挂靠不上其他具体职位的人”。

她现在的“客房经理”，又是一个只有名字好听的岗位，拿的是死工资3000元。而保洁打扫的房间多就挣得多，最厉害的人每月能挣7200元，普通的也有约4000。张庆枝懂老板的算盘——这份没什么存在感的工作招不来年轻人，来干保洁的外地人都是抛家舍业，要玩命挣钱的，得让她们留住；而她是有退休金的，不要去分保洁这块蛋糕。

看到客房没打扫干净的地方，张庆枝一般默默帮忙返工。她觉得，叫保洁重做犹如断人财路，会得罪人，要是管太严导致保洁辞职，老板也不高兴。可是质量要求是固定的，出了任何问题、投诉，张庆枝都是责任人，没事就被叫。打扫标间和大床房，意味着保洁要铺一张床还是两张，分配不均也可能招人闲话。

现在，张庆枝母子每天的生活费不能超过50块，超支就感觉“犯了罪”。儿子每天给张庆枝发一个30块的红包，监督花了多少钱，还了多少钱，管账给了他一点安全感，觉得这生活还过得下去。儿子中午吃泡面，张庆枝偶尔给他买好一点的早餐，他说自己不爱吃，别再买了，其实是想省钱。相熟的邻居发朋友圈，说自己父亲去世了，张庆枝只好装作没看见，随个红包就是好几天的生活费。

她也羡慕领着退休金的同事，在上老年大学，到处旅游、当银发模特，但是“生活不允许那样过”，必须先得活着。她自我安慰说，还不够老呢，不能谈享受，能有份工作就是幸运，感恩老板的接纳。“光鲜的工作对很多35岁的人都可遇不可求，何况我这个奔6的人呢？”忙碌起来很多烦恼没空去想，这是工作带来的最大快乐。

最近疫情，客房经理的工作变成做一歇一了，张庆枝又忙着找工作。她想过送外卖，现学骑电动车终究不敢，怕自己出危险，儿子失去依靠。更不敢轻易把儿子推向社会，不然可能会彻底失去他，带来更大的痛苦。心理医生跟她说，要等一件足以使他兴奋起来的好事发生，在那之前，每一步都要扶着走稳了，一直拽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