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观察》精华版｜彭小辉等：农民工汇款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资源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受户籍制度和经济条件约束，农民工往往较难解决子女在城市的入学问题（杨菊华和段成荣，2008；Zhang，2017），只能将孩子留在农村，从而产生了留守儿童现象。根据教育部网站统计数据，2020年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有1289.67万人。由于生活环境艰苦、家庭教育缺失，这些留守儿童普遍面临上学难、成绩差、辍学率高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留守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农村家庭的内生发展能力提高（王静曦和周磊，2020）。教育不仅是提高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也是巩固农村脱贫攻坚成果、治理农村相对贫困的主要措施，更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

中国家庭更注重代际传承，这种结构强化了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农民工与家庭的联系。从家庭角度看，外出务工成员与留守成员之间的关系源于一种相互协商后的契约性安排，而农民工定期向家里汇款是这种契约安排的一种表现形式（Lucas and Stark，1985）。农民工汇款主要用于儿童教育、赡养父母和补贴家用（胡枫和史宇鹏，2013）。农民工汇款提高了农村留守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使农村家庭可以负担更多的教育支出，例如汇款显著增加了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投入，使农民工子女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并提高了留守儿童的受教育质量和学习成绩（李庆海等，2014；Mishra et al.，2022）。

现有文献多侧重于探讨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受教育状况的影响，较少探讨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汇款对留守儿童受教育状况的影响。本文基于2010―2018年CFPS数据，分析汇款金额对留守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的影响，以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本研究的边际贡献是：在构建汇款对留守儿童教育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汇款对留守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的研究假说，并实证分析汇款金额对留守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留守儿童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特有产物，发达国家少有留守儿童，国内外相关研究也多以探讨中国留守儿童问题为主。汇款有助于减轻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从而增加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提高留守儿童受教育质量。Dang et al.（2020）的研究表明，贫困地区的农村移民汇款显著改善了贫困家庭的现状，增加了儿童教育支出，从而促进了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汇款体现出一种利他主义动机，促使家庭增加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投入，有利于留守儿童人力资本积累（胡枫等，2008）。Azizi（2018）在对122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发现，汇款增加了儿童教育投入，从而提高留守儿童的入学率和学习成绩。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大量研究表明，汇款促进了留守儿童健康发展，而营养健康水平是影响儿童发展的重要因素。赵晨晓和董志勇（2021）研究发现，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汇款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留守儿童健康水平，尤其对贫困家庭留守儿童健康的改善效果更为明显。营养干预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健康水平，并为提高儿童的学习成绩奠定营养基础（范子英等，2020）。此外，Shree and Murthy（2021）在对印度农村儿童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儿童营养不良会显著降低其学业成绩。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

在中国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依然较为普遍，父亲“因工缺席”使得母亲在农业生产、家庭经营、抚养孩子等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Mu and Walle，2011；Tong et al.，2019），同时也让母亲掌握了更多的家庭决策权（Desai and Banerji，2008）。当妇女拥有家庭资源的控制权时，接受汇款的家庭在食品和儿童教育方面的支出比例更高，有益于儿童教育（Pickbourn，2016）。还有研究表明：相比父亲外出，母亲外出会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产生更大负面影响，且这种负面影响无法被收入增加完全抵消（秦敏和朱晓，2019）；随着母亲连续外出时间的增加，儿童的受教育水平逐渐降低（韩保庆等，2021）。可见，无论是从母亲的家庭资源决策权视角还是从照料子女视角看，“母亲参与”对儿童长期人力资本积累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3。

本文基于CFPS2010―2018年的五期数据进行研究，并对CFPS初始数据进行如下处理：第一，剔除了个体样本中的城镇样本；第二，结合研究问题和定义筛选出3～18岁农村留守儿童个体；第三，根据CFPS数据中的个人代码，匹配父母和家庭层面的数据；第四，剔除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本研究最终得到5842个有效样本。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留守儿童受教育机会变量在 CFPS少儿问卷中对应的问题以及选项赋值是“你现在是否上学？（是=1；否=0）”。班级排名在CFPS个人问卷中的对应问题是“最近一次大考（期中或期末）中，你在班级的排名大约为？”。相应选项为后24%、后51%～75%、后26%～50%、前11%～25%和前10%，依次赋值为1、2、3、4和5。

本文通过构造Log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民工汇款对留守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的影响；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分别检验教育投入、营养摄入和母亲参与3种作用机制。

农民工汇款金额影响留守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的计量估计结果均显著为正。汇款金额显著提高了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机会，汇款金额越多，越有助于增加留守儿童接受教育的可能性。汇款金额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汇款金额增加能够促进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提高。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汇款对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利于留守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

本文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选取外出务工收入变量作为汇款金额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以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其次，本文采用替换关键变量法，将基准回归中的核心解释变量汇款金额替换为汇款占比，将被解释变量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从班级排名替换为年级排名，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本文还通过半参数估计法对有序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检验，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汇款金额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首先，汇款金额越多，农村家庭留守儿童教育投入就越多，而教育投入对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梁在和李文利（2021）。因此，研究假说1得到验证。其次，汇款金额的增加有利于提高留守儿童的营养摄入水平，改善其健康状况，进而有助于提高其学习成绩。这与儿童健康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改善儿童学习成绩（范子英等，2020）的研究结论一致。因此，研究假说2得到验证。最后，汇款金额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留守儿童母亲在家以及照料子女的可能性。母亲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母亲参与儿童教育会对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产生积极影响已成为学界共识。因此，研究假说3得到验证。总体上看，汇款通过增加儿童教育投入、提高儿童营养摄入以及促进母亲参与3个渠道对留守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产生积极影响。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汇款金额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边际影响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汇款金额每增加1%，能使留守儿童处于班级成绩排名“下游”和“中下游”的概率分别下降0.59个百分点和0.31个百分点，并使留守儿童处于班级成绩排名“中游”“中上游”和“上游”的概率依次上升0.18个百分点、0.32个百分点和0.4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增加汇款金额有助于提高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其对在班级成绩排名靠后的留守儿童的成绩提升作用更明显。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汇款金额对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受教育机会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处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受教育机会的影响显著。从学习成绩看，无论留守儿童处于何种受教育阶段，汇款金额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的影响更大。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九年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教育制度，所有适龄儿童都必须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其受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较小；而处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接受教育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家庭的经济支持。因此，汇款金额对处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的影响更显著。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汇款金额只对“仅父亲外出”的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存在显著影响，而对“仅母亲外出”和“父母均外出”的留守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的影响不显著。只有当母亲在家时，汇款金额才对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要充分发挥家庭汇款对留守儿童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留守儿童母亲的陪伴显得尤为重要。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东部和中部，汇款金额对西部留守儿童受教育机会的影响更加显著；汇款金额对中部、西部地区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这说明，汇款更有助于改善中国欠发达地区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原因可能是汇款对缓解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家庭流动性约束的效果更显著。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男童，汇款金额对女童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的正向影响更显著。造成这一性别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农村“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存在，当留守家庭子女较多或家庭收入较少时，留守女童的教育投资更容易被忽视，而汇款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增加对女童的教育投入，从而更有利于提高留守女童的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

本文利用2010―2018年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汇款金额对留守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的影响。研究发现：汇款金额对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增加汇款金额有助于增加留守儿童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并提高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汇款金额增加主要通过教育投入、营养摄入和母亲参与3个机制改善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汇款金额对留守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学习成绩的影响存在学习成绩、所处受教育阶段、留守类型、区域以及性别异质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两点政策启示：在家庭层面，农村家庭应重视提高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投入，通过增加汇款改善留守儿童受教育现状，提升农村家庭内生发展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宏观层面，考虑到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和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教育代际传递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等紧密相关，政府应积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由注重户籍人口向注重常住人口转变，降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城市入学门槛，让农村儿童平等享受城市教育资源，使留守儿童不再“留守”。此外，农村儿童教育发展的政策目标应从“控辍保学”向促进留守儿童人力资本积累转变。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下，地方政府应更加重视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提高留守儿童教育投入，完善留守儿童教育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

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21版），在农业经济类50种学术期刊中，《中国农村经济》影响力指数和影响因子均名列第一，《中国农村观察》影响因子名列第二。在487种经济学学术期刊中，《中国农村经济》综合影响因子排名第三，《中国农村观察》综合影响因子排名第八。《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双双获评“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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