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稿】东莞市低端制造业产业工人工资水平调研及其原因分析--暨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

写这篇文章的起因缘于我的经济学老师。上课时，老师给我们讲“不只是工人之间有竞争，资本家之间也有竞争，大家都在竞争，不构成说资本家剥削工人”，并以一个东莞工厂为招工而提高待遇为例。具体来讲就是她到东莞市调研，有一个工厂主跟她说为了与隔壁的工厂竞争抢工人，他不得不为工人提供了夜宵，然后隔壁厂不仅提供夜宵，还提供了糖水，为了避免工人流失，他又不得不提供了糖水，还多加了个鸡蛋，老师在惊叹于老板竞争给工人带来的“福利”的同时，还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会给工人带来好处，并且她进一步说，在市场中所有人的处境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应坚持价值中立，摈弃道德性，不必对有些人的不幸保有多余的感情。

对她的说法，我实在难以苟同。首先，她的这句话本身就带有某种价值情感。其次，在用工荒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能给工人带来好处，但在经济下滑，劳动力过剩时，工人就会为了竞争工作而降低工资要求，有时工资高，有时工资低，这只是劳动力价格围绕劳动力价值波动的一种表现，这和是否剥削没有任何关系。作为一个在东莞的工厂主家庭长大出生的人，我对此还是比较熟悉的，因此，我愿以所见所闻给大家讲讲，工人工资这些年的变化。从这个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渐成熟，工人工资不论涨跌如何，都越来越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长期以来，东莞主要的工业为低端轻工业，诸如制鞋，五金，布匹等产业在工业中仍然为主要部分，只不过近几年由于产业转型，已经逐渐在走下坡路而已。“产业转型”无论是在政府的红头文件还是在地理的考试提纲中，都是个好听的词汇，如果一个地区想可持续发展，我们肯定就要提一句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这话从大企业家，政府官员嘴里说出来并不见怪，但是对于那些被转型的小企业小工厂来说，这个词是可怖的，因为这标志着它们要作为被淘汰的产业赶到别的地区，还要丧失一直以来的区位优势，人脉资源。

这一点在东莞尤甚，东莞市政府近年来大力支持高新科技企业在东莞落户，为了邀请华为公司的研发部门，东莞市政府在松山湖地区划拨了一大片的土地供给华为使用，同时还调拨了巨量的资金给华为作为财政支持，至于政策优惠更是不计其数。然而那些曾经为东莞提供了无数税收和就业的低端制造业就没那么好运了，政府的政策支持不仅逐渐减少，而且政府的环保政策还不断地再给这些小厂施压，增加了小厂的环保治理成本。与此同时，不断抬升的地租和劳动力价格把工厂从市中心赶往边缘的地带。如今，在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东城和南城街道，那些制鞋厂，布料厂几乎绝迹，而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其他镇区，如沙田，厚街仍然能看到许多小工厂在加工货物。不过，尽管遭受了经济危机，用工荒，和政府政策转变等一系列的打击，东莞这类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仍然很普遍。

东莞的轻工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规模小。多以小作坊为主，老板既是经营者，也是生产者，也就是说，在这类小厂，老板要负责原材料的进口，成品的销售，同时也会参与到直接的生产流程中去以提高生产效率。在这类厂子中雇佣的工人极少，少则一两个（如我们家），多则十几个人。许多老板本质上也只是拥有了自己机器的曾经的工人，也就是从曾经的无产者变为了小生产者和小资产者。这是因为东莞在改革开放后属于“前店后厂”模式中厂的部分，重点发展了制造业。

港资，台资，外资曾大量注入东莞，促进了东莞轻工业发展，大量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来源（相对的）吸引着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当时东莞人数极多且增长极快。在九十年代，东莞常住人口不过两百万不到，进入21世纪后，东莞的常住人口就飙升到六百多万，并且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都保持着这样的高增长。许多现在的东莞老板在80.90年代下作为一个工人，在多年工作后成为熟练技工，依靠着自身的技术，多年积累下的资金（熟练技工的工资是同时期流水线工人的十余倍，熟练技工的月薪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年薪。以我父母为例，1992年我爸作为组长和熟练技工月薪3800，我妈是流水线工人，月工资350），以及人脉（客户），自己购买了机器单干，再经过数年的发展后才成为一个小老板。

因此，东莞的小老板拥有很久的工作经验，要么是技工出身，要么是销售人员，或者管理人员，甚至还会摸索出自己的工作经验。这些老板对于工人也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个有机器的小业主，也就是说为自己打工。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人靠机器翻身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这是很多种因素导致的。

其一，一个工厂想要在市场上竞争，它就必须有足够的产量以满足客户的需求，要凑够能形成完整的工序的生产链的机器，对于一个工人来说负担极重，以我家从事的五金为例，一个铆钉的制造有机器冲压，模具打磨，抛光，除油，上色等环节，在现代大市场分工下，一个工厂只要专门负责其中的一两个环节就可以了，但就算这样，那也需要好几台机器来完成工序，以现在工人的工资水平，想要买得起能自己建工厂的机器数量，实在难于登天。

其二，自建工厂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老板自己必须有一技之长，在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过，许多东莞的老板要么曾经是技工，要么是销售人员或管理人员，除了因为这些岗位薪资高，能给他们凑够资本原始积累的资金之外，还因为他们拥有的技能允许他们更好的管理工厂和组织生产。而在当下，许多流水线工人自身异化为机器的助手，就像机械臂那样只是单纯的重复同样的动作，他们无法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取工作技能和经验，也无法了解整个工业生产的工序，因此无技能的工人在有资金的情况下也难以通过办厂实现阶级飞跃。

其三，在现在市场饱和，供给过剩的大背景下，自建工厂已不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一个工人哪怕凑齐了购买机器的钱，又拥有了熟练的工业技能和丰富的工业知识，办起厂之后，也往往会因为缺乏订单而陷入窘境，这正好对应了我先前说的人脉，再加上市场竞争激烈，技术含量低的产品重合度高，一个生产低端工业品的新厂要如何与那些机器多，客户多，生产稳定的老厂比呢？这也是现在工人翻身难的重要原因。

说回正题，“为争工人而争相提高待遇”这种现象在东莞并非常态，这是因为在早些年（2008年前）东莞本身人数众多，廉价劳动力根本不缺，在过去的东莞，一个工厂招工就像选拔一样，择优上岗。在我父亲工作的厂子里，老板要求所有工人背着沙包跑800米1000米，最先跑完的才能上班，上百个人竞争几个岗位是极常见的事情，甚至有人不惜造假学历也要进工厂，在那时劳动力供给远高于需，工人绝对数量上的稀缺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用工荒”始于大约2010年后，由于三个原因，劳动力供给不断下降，这是因为：

3.其他产业发展，与传统制造业争夺工人，新兴的服务业发展吸引力更多人到服务业就职，近些年来网络热议的“年轻人宁可送外卖也不愿进厂打工”的现象就能说明这一点，尽管这些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往往连流水线工人都不如，但是因为较低的工作强度和较为自由灵活的时间安排，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欢迎”（更多的还是一种迫不得已）

综上三个原因，使得东莞的劳动力市场情况大为改变，老板们发现之前满大街都是的待业青年不见了，工厂可用的劳动力不够了，熟练技工那更是稀缺，于是老板们马上换了个面孔。之前招工时还要工人搞负重赛跑，现在许多老板为了留住工人，开始想尽了各种方法，最简单粗暴的就是加薪，其次就是跟老师所说的，提供更好的生活待遇，什么糖水（一般也就是绿豆汤）、鸡蛋都安排上了，还有老板打人文关怀牌，每逢工人爸妈生日还要打电话问候。这种现象给了许多人一种错觉，好像并没有什么剥削一样，老板之间互相竞争，给工人提供了更好的待遇，优胜者得到了劳动力，工人之间相互竞争，成功的人获得了工作，失败的人也可以寻找其他的就业岗位，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的合理。

然而，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短期内工人境遇的改善不能说明剥削就不存在了，更何况许多老板也不必采取上面的方式，他们有更高明的方法。他们通过自己的关系网，去寻找能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掮客”，所谓掮客，其实也就是工头，老板先与掮客联系，讲好需要的人数，给掮客开的工资和给工人开的工资，然后掮客负责拉人，一般是内地的待业者或者农民，先给老板把活干完，在活干完后，老板把钱给掮客，而不是直接给工人，掮客再把钱发给工人，掮客就主要靠赚其中的差价。用这种方式，许多老板不必打什么人文牌就能补充工人。而且工人的工资还要经过老板-掮客的一番倒腾，老板和掮客这两个环节无论哪个不靠谱，工人的合法权益都会受到损害。

在2020年后，东莞的用工荒又缓解了，因为疫情，许多工人被困在了东莞，于是工资水平又下跌了。目前整个市场经济下滑，很多厂不景气，特别是小厂，这进一步加剧了工人的竞争，工人工资下滑的压力更大了。在小厂里，老板的资本量很小，所以这种小厂的经营一般都是低成本，低收入，低利润的模式，以五金为例，单个铆钉的售价从几厘到几毛，一卖就是数十万起步，甚至上百万，一个普通的小五金厂，一年能卖数十亿钉子，就是靠着薄利多销来维系盈利。如果经济不景气，许多工厂会维持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不是说直接关厂，而是说厂子维持一个低产量，工人工资减少，工时降低，工厂盈利仅能满足工人工资和老板消费，无法做再进一步的再生产。现在的东莞许多工厂就是这么个状态。

工厂的盈利除了看销售额，还要看成本，工厂的成本来自于原料，机器折旧，运输成本，税收，房租，劳动力，水电费等等。原料，机器，税收之类的的成本肯定没法减，能变动的只有工人的工资（按马克思的说法，一个叫不变资本，一个叫可变资本），所以为了自身盈利，老板都不会给工人太高的工资，如果工厂真的为了竞争竞相提价提待遇，那工厂的盈利是一定要下降的（东莞轻工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只是小工厂由于雇工太少看不出来，但是在成本中劳动力成本仍然是最关键部分）。老板就是通过裁员的方式，把自己的经营风险转嫁给底下的工人。正常老板都不会干给高工资的事。在工人权益缺乏的时候，哪怕有厂子真的用更好的待遇招进了工人，那工人在厂子里的处境也不会太好，为了代偿自己付出的高工资，老板一定会要求工人承担更高的劳动强度和更长的工作时长，以及无止境的加班，如夜班和两班倒制（单看工资数目是看不出工人待遇好坏的，还要看工作强度，工作时长和工作环境，许多厂看似工资高，但是工作时间长，强度高，时薪实际上比工资低的厂要低，并且工人更容易因劳生疾）。所以，工人也许能赚，但老板永远不亏。

更何况即使工资上涨了，工人的工资水平仍然一直都很低。一个普通工人在东莞，月薪三千五到四千五，然后根据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长向上浮动，这才是正常的市场价，如果一个工人在非重要岗位熬了点资历，成为了一个熟练工人（但不是技工），那他的工资会涨到五千六千，再高上不去了。只有熟练技工薪资偏高，能达到七八千。但是现在这也不算太高，现在物价上涨很厉害，这些钱除去吃穿住行，已经不剩多少了。在1992年我爸能靠3000多的工资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现在7、8000的工资都难以做到。至于老师所说的“糖水”“鸡蛋”等“福利”。一般来说在东莞实属少数，因为在工厂不是特别缺人的时候，老板不会平白无故的增加成本。提供夜宵倒是普遍，但有个前提就是工人要加班，一般只有加班到12点后的工人才可以享受到夜宵，那这个夜宵的性质与一日三餐无异，都是为了更好的让工人干活以扩大利益，实在算不上什么“福利”。

而且中小老板也几乎不会遵守《最低工资法》、《劳动法》等劳动法律，因为这会增加他们用工的成本。庸俗经济学家们在象牙塔里争论这些劳动相关的法律的存在到底好不好，而现实中老板们早就用屁股做出了他们的选择。以我为例，我在一家生产低端医疗卫生用具的工厂上班做临时工，时薪16元每小时，而在当时，东莞市规定的非全日制员工的最低工资是18元每小时，更何况，在大部分老板看来，16元的时薪已经算“给高了”，隔壁厂的工人时薪是13元，至于那些11元的，10元时薪的工厂，那就更加多如牛毛了。

总之，阶级利益的冲突始终存在，我们同情工人的待遇不好，实在不是因为我们的大发慈悲和菩萨心肠，不是因为所谓的道德性，而是我们在社会中能够鲜明的看到，底层民众和无产者的确无力在市场机制下与更有力量，更有资本，更有权力的资产者竞争，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竞争，背后是资本对劳动者的压迫。经济学家们在讲台上大谈特谈自由市场机制的“游戏规则”是多么正确和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假如让你玩一场注定会输的游戏，你还会在意什么所谓的“游戏规则”吗？还会甘心自己在赌局中被庄家骗得输光光吗？还是重新开一个游戏，制定更加公正的游戏规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