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偶像“塌房”记：观众打了138块钱，“偶像本人”分成8毛？

这天下午，虚拟偶像团体A-SOUL的成员珈乐宣布终止直播，进入“休眠”，以后不再从事虚拟偶像活动。

偶像毕业不稀奇，但随着消息逐步流传与确认，粉丝们发现，他们的偶像极有可能是因为工作耗竭而离职的，偶像的遭遇包括腿因动捕设备受伤、因长期演出而工伤、收入远低于预期等。

A-SOUL 是由乐华和字节跳动联合推出的“虚拟偶像”团体，后来乐华因不明原因逐渐从企划里淡去了，现在这个企划完全从属于字节跳动旗下的游戏公司朝夕光年。

如果你第一次看到“虚拟偶像”这个概念，那么可以把它理解成让真人套了一个二次元的形象出来活动，实时地扮演虚拟角色唱跳表演，或是和屏幕前的观众互动。

在虚拟偶像/虚拟主播界，A-SOUL 可以说是断层领先的头部企划，成员嘉然是B站的百大UP主，这次事件的主角珈乐上镜过央视新闻，还有着2021 B站直播年度最强舰队的称号。

舰队可以理解成B站直播间的付费会员群，观众需要至少向B站充值138元才能在直播间上舰，而在珈乐去年的生日会上，舰长数突破了1.2万。

这不是公会或是靠抽奖换的成果，而是实打实的有这么多真人付费。根据粉丝爬取舰长数据后的分析，在珈乐生日会上舰的B站用户中，5级号与6级号加一起的占比近九成。

要把机器人水军的号养到 5、6 级是很不容易的，近乎于不可能 | Bilibili @ A-SOUL数据组

今年5月，A-SOUL的势头依然不减，珈乐也一直在参与工作，发公告前的最后一场直播也参加了，但5月10日，官方突然发了消息，宣布珈乐终止直播，进入“休眠”。

别说粉丝了，是个人都会觉得奇怪，明明企划还在上升期，未来一片光明，怎么会有人会在这种时候退出呢？

粉丝一直呼吁官方出来做状况说明，在5月11日的澄清直播中，粉丝发现，珈乐与其他成员一直在暗示他们过得真的很不好，并且珈乐跟粉丝对了暗号，让粉丝确认了先前网易云ID为“三松许”的账号从属于珈乐本人，这进一步加强了很多传言的可信度。

A-SOUL粉丝跟企划的情感粘性非常高，付费意愿很强，珈乐的B站装扮一份45块钱，限售55555份，粉丝能在4分钟内把这些装扮全部买光。

因此A-SOUL有着巨大的经济收益，甚至乐华招股书上写到乐华的泛娱乐营业收入因为A-SOUL增长了79.6%[1]。

结果粉丝发现，自己打了钱，付出了热情，希望企划做大，但到头来他们热爱的偶像好像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甚至还透支了自己的身体，遭遇了职场霸凌。

即使是在传统的真人偶像行业，绝大多数偶像也是被公司控制与剥削的存在，最能反映这一点的，是从签订的白纸黑字的法律文书上体现出来的权责不等。

在一篇谈演艺经纪合同的论文中，作者提到经纪公司与艺人的权利与义务完全不对等，公司权利多而义务少，艺人权利少而义务多[2]。

作者以一项合同纠纷案为例，提到经纪公司的权利包括“对艺人进行日常管理、有权使用艺人的形象、姓名及作品”等，义务只有“照约定的比例及时、足额支付给乙方收益”。

相较之下，艺人能握有的权力有“有权得到甲方安排的演出机会和宣传资源”等，义务条款却种类繁多，特别是违约责任的承担，艺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条款多达六条二十多项小类，几乎涵括了艺人所有可能进行的活动。

并且论文作者通过司法案例检索，发现违约金约定上，只规定了艺人违约的违约金，竟然没有一例要求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规定。

这种权责不对等被娱乐生态圈固化后，反而成为了运营方增加粉丝粘性、赚粉丝钱的手段，公司对艺人越不好，越是有资源不到位、待遇不公的问题，剩下的粉丝就会越心疼，与偶像的情感连接就会越强。

这种制度不仅能压榨偶像，还能压榨粉丝，对运营方来说非常方便。因此娱乐圈中“虐粉”、“固粉”的风气固然遭人痛骂，却又持续出现。

真人偶像为“自己”追梦，艺人可以因为“自己将来能在舞台上闪耀”的期待而忍耐当下的不公。

但虚拟偶像呢？虚拟形象不属于他们自己，这就意味着他们其实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甚至他们还要把“自我形象”的一部分交出去，成为组织手中的生产工具。

在传统工厂式的用工模式中，用人单位会创造劳动的条件，为劳动者提供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劳动者则通过提供劳动力以换取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3]。

当虚拟形象掌握在组织手中的时候，“虚拟偶像”这一职业完全符合这种模式。

运营方提供的歌舞训练、直播间、与品牌合作的机会是创造劳动条件，虚拟形象是生产工具，而偶像活动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扮演那个人设，付出劳动，生产文化产品。

在这种模式里，劳动者对工厂是有人身依附性的，是天然带有弱势的，当一个制度存在明显的压迫可能性的时候，在利益的驱使下，系统性的剥削将会大量出现。

面对剥削与不公，如果艺人存在反抗意识，真人偶像还能用自己的身份做出一些反抗。虽然沟通渠道大部分掌握在公司手里，但他们本人和粉丝至少是互知的，粉丝能够知道发声的确实是偶像本人。

但对虚拟偶像来说，按照现行的行业规则，“中之人”的信息是要为了维持神秘感等原因而保密的，换而言之，绝大多数虚拟偶像/虚拟主播没有现实世界中的身份。

如果“中之人”遭遇不公想要发声，光是在证明“我”是“我”这件事上，就有极大的难度。

脱离了虚拟形象向粉丝的发声，注定是残缺且艰难的，带着虚拟形象向粉丝的发声，则很容易被当成半真半假的角色扮演。

珈乐在直播中说她没有钱，之前的观众没有当真 | Bilibili@我床哪去了

在珈乐休眠带来的这场风波中，可以说粉丝和珈乐本人对了无数的暗号，才知道了对方在“珈乐”这个符号之外的身份，确认了不公待遇确实存在。

虽然虚拟偶像这个职业存在种种问题，但在先前，A-SOUL为观众们带来的感动是实实在在的：

“她们笑，我也笑，她们哭，我想安慰她们，伸出手却发现被屏幕隔断了，但是那不重要” | 豆瓣魂组 @ 船上打更人

即使是虚拟形象，但观众依然会和那个扮演它的人产生强烈的情感联结，构建出一种“准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4]，与表演者建立长期、持久、稳定的联结。

与一般的社会关系不同，这种“准社会关系”是单向的，但粉丝与偶像的心理距离却非常近。

这种准社会关系是温暖的，也是有力量的，偶像确实会给观众带来欢乐与慰藉。

有研究表明，在经历了情感危机后，那些看了自己最喜欢的节目，得到了准社会关系支持的人，他们消极情感、被拒绝感还有孤独感都被缓解了[5]。

因此，在接受到了善意与支持后，粉丝自然会想要回报偶像，除了最直白的打钱外，A-SOUL 的粉丝们会为偶像设计精美有趣而有梗的周边：

枝网查重中止服务了，截不到图，好可惜 | Bilibili @ oldking139

粉丝为虚拟偶像的企划所做的一切——向他人安利企划，创作周边产品，在企划作品下讨论——其实都是免费的情感劳动[6]。出于真心，粉丝能够为运营方做很多事情，而最终的经济收益，都落在了运营方的手中。

资本会将这种真实的情感需求不断放大，继而利用其谋求利益与价值，形成了操控情感的商品逻辑和市场逻辑[7]。

原本资方、偶像、粉丝三方各取所需。粉丝其实也会默认资方占据着优势地位，但只要自己关心的偶像能够因此过得更好，粉丝们就会很开心。

但利用粉丝情感的低成本运营，到最后可能依然要付出高昂成本，人的感情是真挚的，无法预测也难以操控。

运营方可能有一天会意识到——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当粉丝的情感受到背叛，无穷无尽的热情会变成无穷无尽的愤怒。

如果运营里有对人的轻视，对情感的轻视，对“真实”的轻视……这些轻视，每一个都会带来反噬。

“A-SOUL”的粉丝们往往会抱持一种天选的傲气，带着一种“A-SOUL例外论”的观念，觉得A-SOUL是独特的企划，与其他虚拟偶像/虚拟主播完全不同，背靠大公司，项目不差钱，“中之人”们也必定会因此有着更光明的前景。

但现实情况却告诉粉丝们，只要虚拟偶像的逻辑不作出改变，那么运营方就天然有着绝对优势，在资本回报最大化的逻辑下，完全可以不尊重“中之人”和粉丝。

要解决这个行业里复杂的问题，就需要直面存在的制度，不能只是期待有一个两个善意的“例外”。

A-SOUL 以技术立项，其运营公司其实是一家游戏公司，所以公司大可把这当做技术积累，只要模型能做通，一个“珈乐”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他们还可以用技术去赚更多的钱。

说句实话，考虑到3D动捕直播的难度，技术工程人员、策划导演、美术设计等人员的工作也非常重要，A-SOUL的幻梦并不只是由那五位成员搭起来的。

但这次事件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从爆出来的种种细节来看，行业里的确存在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不公的利益分配。虚拟偶像的外在越是光鲜可爱，粉丝在虚拟偶像上投注的情感越是真挚浓烈，就越是反衬出身心受伤的从业者有多么的窘迫惨淡。

无论是幕后工作人员还是偶像本人，在这个企划中到底有没有受到尊重？“中之人”也好，技术人员也好，组织到底是把他们当成可替换的工具，还是当成独一无二的人去对待？

“毕业”也好，“休眠”也好，不管换了什么样的名称。如果根源问题不得到解决，此刻退出的虚拟偶像，绝不会是这行里的最后一个。

不要把人当成柴薪，不要把人当成用完即抛的三级火箭助推器。设想的元宇宙建得再浩荡，没人住进去也只是一座死城。

本次推送的二条是一位中之人的应聘历程，她用实际体验记录下这个行业的冰山一角。

[1]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2/104282/documents/sehk22030801253_c.pdf

[2]林琰.(2021).演艺经纪合同解除法律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

[3]冉斯炜.(2021).网络主播的劳动关系认定(硕士学位论文,西南科技大学).

[4] Dibble, J. L., Hartmann, T., & Rosaen, S. F. (2016).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nd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and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measure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1), 21-44.

[5]Derrick, J. L., Gabriel, S., & Hugenberg, K. (2009). Social surrogacy: How favored television programs provide the experience of belong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2), 352-362.

[6]李孟珂.(2021).从“情感劳动”到“消费过度”——偶像与粉丝关系重构与权力异化. 新闻研究导刊(11),33-35.

[7]潘迪.(2018).情感消费：聊天类网络直播中的“打赏”行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