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级工职级再现后，各地为何忙抢人｜教育观察

如沈阳发布了专项引进计划，今年7月起，全职新引进的非沈阳市户籍、年龄在55周岁以下的高级技师、“全国技术能手”和“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在沈阳购买首套普通商品住房，可分别获得10万元、30万元、50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同时，去年8月以后新引进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都已可以开始在线申领三年每月600-1000元不等的生活补助。

更多的地区则开始调整既有的抢人战略，建立其与学历体系的对标方式。如浙江湖州市南太湖区在10月开始的人才购房补贴调整中，将新增的高级技师、副高级专技人才定档在一次性补贴28万元，略高于硕士学历的25万元，但又低于博士的40万元。这一对标思路也具备一定代表性，湖南株洲、常德，江苏淮安，江西南昌等地都有类似新规。除购房补贴外，生活补贴、契税、公积金贷款额度等人才扶持也多涵盖其中。

所谓高技能人才，在此前的政策语境中一般指高级技工、技师和具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人员。改革开放之后，国营工厂的八级工制度逐渐退场，简化为初、中、高三级，到1990年又增设了技师、高级技师，固定高薪酬和级别的硬性捆绑得以破除。此后与企业对于教育背景的日益重视有关，缺乏较高学历和知识储备的技术工人社会地位连年降低，薪酬水平也难与“八级工”时期相提并论。今年四月，人社部重新推出了“新八级工”制度，向下设学徒工，向上增加特技技师与首席技师两级，由企业推动自主评聘，分别对标正高级职称待遇与企业高管待遇，希望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技能人才成长路径。

在现行教育体制中，技能人才的专门培养单位是人社部门主管的技工院校，分普通技工学校、高级技工学校及技师学院，2021年，三个层次总计的毕业生规模为108.7万人。而从整个职业教育的体系中来看，主要的生源和资源集聚在教育部门主管的职业院校，2021年，仅高职（专科）的毕业生数量就达398.4万人，但职业院校培养并不绑定技工证书的能力认定，尤其近年职业本科出现之后，更加强调升学与就业并重。（详见财新周刊《重估职业教育》）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今年6月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在7.5亿就业人员中，全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其中，高级工4700万人、技师1000万人、高级技师300万人。较2010年底，高技能人才总量得以翻番，但十数年间，其在技能劳动者中的占比仅从26%提高到了30%，中、低级工仍是主要增量。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孙诚向财新表示，根据此前OECD的数据，如将中国的技能人才标准对齐国际，主要制造业强国的中、初级技工比重已在15%以下，结构差距巨大。

尽管人才缺口长期且明显地存在，但在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技能岗位的必要性很难为大众所理解，舆论中常热炒的“车床剥鸡蛋”、“叉车开酒瓶”等“绝技”往往更起到了劝退的作用，加深学生家庭甚至从业者、教育者对被机器替代的担忧。

东部某省企业首席技师苏远志向财新表示，当下的各层级技能大赛中，经常不得不设置这样带有较强观赏性质的项目以供宣传、理解，然而真实的工业生产中，高技能人才所负责的其实更多是从研发到生产操作的中间环节，这既不像图纸设计那样清晰可见，也不像工具操控那样简单机械，但研发工程师与机器、初级工人之间，长久地需要经验和素质齐备的复合型人才，他们可以把设计转化为工艺，并进一步转化为作业指导。

什么样的人才真正在受到热捧？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陈李翔表示，目前工厂的高技能人才缺口主要体现在现场管理，虽然也被称为现场工程师，但他们绝大多数都从技能岗位走出，清楚了解实际加工中的具体需求与问题，凭靠极强的加工经验以及岗位沉淀，可以确保现场生产工艺与设计要求的一致性。

从苏远志的观感来看，现在企业的技能岗位正在快速地两极分化，一部分变得简单无比，较短时间内可预见地会被机器替代掉；而高技能人才的“高”，已经渐不看重单一技艺的复杂高超，而是要求知识面广、经验充分、综合素质强，可以快速成长，承担越来越复杂的工艺转化任务。

“但这种人才我们还没有院校可以培养出来。”陈李翔表示，在职业教育提高学历层次的大环境中，许多院校的传统培养模式仍然是在针对具体的机器训练，而高技能人才实际需要面对的，已经是整条产线、整个系统；另一方面，从招生角度出发，也难有职业院校敢于主动设置这样的专业，一旦成功升格，培养路径往往就开始向工程师偏移。

普通教育体系培养的工程师，极少会涉及到工艺领域；而职业教育瞄准的方向或高或低，并不怎么碰触，这一需要通过深入校企合作和大量实践才能填补的缺口。高技能人才在企业的长期短缺和政策上被持续关注，恰正是目前教育体制中一块鲜明的空白点。

陈李翔认为，产业升级与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人力资源也在不断适配，各地方从一开始引进经营管理人才，到后来侧重专业技术人才，再到鼓励高技能人才，实质上也是经历了一个从资本侧到研发侧，最后落到生产制造的完整过程。现在企业发展需求推动政府做出改变，也代表着许多振兴政策正在产生实效，产业日渐活跃，奖补政策虽然不直接产生人才增量，但会给市场传递利好信号和预期，推动教育供给逐渐达成衔接。

苏远志则表示，近年来各类人才补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并不能惠及到真正扎根本土、正在一线精进的人才，反而让许多因称号、证书泛滥而受益或者已经退居二线的人员，有了辗转腾挪的空间。尤其在工业生产领域，需要综合产业链完整性、营商环境等考量，如果引进方当地缺少足够顶尖的企业平台支撑，这种人才流动就难以创造与成本对应的价值。

他认为，这可以从“看数据”的政绩观上调整。如果可以将资源阶梯式地、长期地配置在技能人才职业生涯的关键节点，帮助其成长，用个人学费减免、社保补贴、税收优惠等更有个体获得感的方式来实现，而不是政府直接下场拼抢，或许更有助于长线地创造增量、培育一地的人才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