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暗处的后勤工人｜工劳小报 #11

事发后，部分深圳大学学生声讨学校，并揭露了这名后勤员工的困境：学校长期封校却未向后勤人员提供住宿，后勤人员只能在学校打地铺。学校大部分时间各处都有学生，只有等到学生都下晚自习了，他们才敢混进教学楼在角落睡上一晚。日常，她都被迫在厕所晾晒衣物和洗澡洗头，被褥枕头也都是放在清扫工具间，条件非常艰困。（来源）

此外，第三方物业中航物业长期剥削后勤工人的种种行为也被曝光：阿姨每天工作直至凌晨三点，每个月工资只有2000元。就连这样还有可能遭到学校罚款，一次不戴口罩甚至就高达50元。血汗劳动、不合理的罚款机制、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封校后这种情况变本加厉，最终导致了工人跳楼的惨剧。

深大的外包乱象并非孤例。在2015年和2018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两次组织工人访谈，发布了《北大后勤工人调研报告》。2018年的调研结果显示，四成以上的工人拿不到自己的劳动合同，七成以上的工人没有完整的社保，半数工人的加班费仍然不明不白。直属单位的工人依旧是劳务派遣为主，外包公司承包了学校大量的工作岗位，却游走在法律之外。地下室拥挤的生活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两点一线，乏味枯燥构成了生活的大部分。

其中，不少工人是高龄打工者。报告提到“外包单位雇佣的大都是 45 岁以上的工人。他们劳动能力有所下降，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受制于之前恶劣的工作环境，也不会有退休金。双手还能劳作，还有孙辈需要抚养，他们就不愿意也不可能闲着就能养老。但是年老体弱，大多数单位都不可能要他们，就只好来这里。”(来源）

其背后原因与中国高校的所谓“后勤社会化改革”有关。1985年开始，高校以改革为名义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逐步导入大学后勤管理之中，学生公寓、食堂等高校后勤服务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为高等教育扩招铺开了道路，同时也打碎了高校后勤“铁饭碗”保障。据中国教育后勤协会报告显示，从1985年到2010年，高校的非编员工从20%增加到了85%。

所谓的“多元化”的用工形式实质增加了高校后勤工人工作的不稳定性。劳务派遣和外包等非正式用工比例的扩大加剧了劳动者间工资待遇不平等。时间长、强度大、环境差的工作部分也主要由非编制员工承担。同时劳动行政部门和校方的懒政、缺位，也导致工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后勤工人仿佛永远处在校园中的暗处，无处发声，也无人愿听。

跳楼事件后，深圳大学随即宣布解封。但逝去的生命已经无法再挽回。学生们的悼念与追问也一直盘旋在深大的校园之中：“为什么学校要外包给这样的无良企业？为什么外包商如此层层盘剥工人却没有惩罚？该如何改变？我们又能做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如何改变这一困境。例如上文提过的《北大后勤工人调研报告》的作者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其他大学也有类似的行动，比如中山大学。他们以调查为名接触工人、了解工人处境，同时也是以调查作为抗争手段，吸引社会关注来迫使校方重视工人权益。而这样的抗争也带来了改变。以下这段话来自一位曾参与北大调查的学生（来源）：

大部分学生，虽然看似是校园中的消费者，但其实也是未来各产业的后备军，同样会进入受雇佣者的位置。今时今日校园后勤工人所经历的外包、派遣、罚款，日后也会以灵活就业、平台劳动、企业规章等等变形施加在白领劳动者身上。学生与工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打破残酷的资本剥削。

11月10日，黑龙江绥化一位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假装成顾客进入奶茶店。谁料，店员的一句普通的“欢迎光临”却被监管局人员认定为违规，因为没有第一句先说“扫码”。而该奶茶店也立即遭到贴封条关店的处罚。这种离谱做法引起线上线下的民众愤怒斥责。后续，该检查人员被当地政府记过、调离现职。阅读原文

11月14日晚间，广州城中村爆发示威，抗议封城措施过严，包括海珠区大塘、中大布匹市场附近的康乐村、天河区棠厦小区等都爆发示威。抗议者多为附近工厂工人，抗议原因与物资短缺、缺乏收入相关，冲破防线推翻警车。11月13日，康鹭片区的外乡人员曾被要求在周边地市进行隔离后，返乡或投靠亲友，形同被驱离。阅读备份

11月23日上午，郑州富士康工人因为奖金合约问题，与工厂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网络流传视频显示，警察曾发射催泪弹、高压水枪试图驱散工人。工人抗议的原因是，富士康公司临时更改奖金条款，不仅将在职时间延长至明年3月及5月，更要求工人缺勤小于60小时。这样的条款意味着工人只要被隔离即无法拿到之前宣传的奖金，在疫情扩散的情况下工厂实际上是违背承诺不愿发放奖金。

11月中，经历了内部管理混乱、大量员工交叉感染之后，富士康开始陷入人力短缺的困境中。而视富士康工厂为当地重要产业支柱的河南地方官员们也为此着急，不仅协助富士康招工，还要求基层干部发挥带头作用，去郑州富士康务工1-6个月不等。当初工人在厂区内挨饿受苦的时候，地方政府没有声音，现在资本家受苦了他们反倒很积极。阅读原文

11月21日下午，安阳宝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厂房发生爆炸，严重火灾导致38人死亡。根据媒体报道，厂里做工的大多数都是本地女性，做棉衣棉裤，每月工资仅1000多元。这次出事的年轻的30多岁，年纪大的70来岁。企查查后发现，该公司从2016年至2021年期间缴纳社保人数均为0，意味着工人没有获得任何社会保障，后续获得赔偿将遭遇严重困难。阅读原文

10月底，11月初，多家位于深圳、东莞的工厂停业停工，至少包括：深圳先进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昶东鑫线路板有限公司、东莞市尼坤科技有限公司、东莞竞业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深圳市达尔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观察这些公司的通知，几乎都未提到员工的补偿金、待业期间工资等重要权益内容。阅读原文

11月16日到18日，全国多地货拉拉司机罢工抗议，抗议平台为促销宣传损害司机利益，尤其是新订单的计价方式，要求保障司机收入、减少抽成。其中深圳约千人、东莞司机约400人聚集抗议，提出诉求包括取消议价订单和多因数订单、先付款后卸货、执行空放补贴等具体项目。传闻，温州、佛山等地的平台经理答应了司机们的诉求。阅读原文

今年多地封城，出租车运营艰难，不少的哥的姐入不敷出，但是出租车公司却大多不愿减少租金。因为押金和违约金问题，出租车司机们也只能乖乖缴纳。其中，青海西宁的司机爆料，虽然运管部门出台政策，要求减免出租车租金。但只有出租车公司的那部分车可以减免，许多司机承包的个人车却仍必须缴纳。阅读原文

11月中，河南省最大的房地产企业建业集团被曝出将进行大裁员，规模达7000人。公司员工表示一线销售人员、策划人员都被波及，项目公司的部分支持性岗位也遭遇了裁员。此外，也有消息称在岗员工也要降薪40%。今年房地产出现危机后，不仅是房屋购买者，现在大量一线从业者也遭遇困境。阅读原文

11月中，一张中小学教师拟聘名单因男女学历差距悬殊在微博引发争议。其实这并非今年的拟聘人员名单，而是珠海市香洲区教育局2020年公办中小学教师公开招聘的公示名单。当时就曾引起过讨论，但两年过去，当地2021、2022年相关岗位的招聘仍然保持着男女各半的名额设置，唯一的变化是学历背景不再公示。有记者查阅面试成绩后发现，相同岗位男生的最高分比女生的最低分还要低不少。 阅读原文

11月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要求强化农民工就业保障、提供就业服务，并且企业不得一刀切清退高龄民工。今年初，多地曾要求规范建筑业工人年龄，导致高龄工人被迫修改身份证、染发来继续获得工作机会。这是首次国家中央部门公开反对清退高龄工人。阅读原文

1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常州调查队发布对常州市144名50岁以上农民工的调查结果。有近85%的高龄农民工处于就业状态，其中打零工、没有固定单位或雇主的灵活就业方式较多，比例超四成，全职稳定务工的受访者仅占27.1%。同时，高龄农民工社保全部缴纳的占比不高，仅占22.9%。高龄工人无法安心退休。阅读原文

广州的此轮疫情集中在海珠区的康乐，鹭江等城中村。城中村里人员密集，且为纺织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聚集地。疫情初期，许多在这里打工的工人们被转移到了其他城市进行隔离。但由于城中村内还有许多阳性患者没有被转移，他们解除隔离后也无法回到原本在村内的住处。疫情政策所影响的，不止是受到监视和管控的人们—被制度边缘化的工人们，反而一次次地被”隔离“在他们赖以生存的空间之外。阅读原文

这篇田野调查详细地分析了广州康乐村内的散工制度。康乐村内绝大多数工人们为”短工“。他们没有长期合同，而是在用工方收到新订单后进厂工作，最后在生产完成后以计件的方式结算工资。这样的用工模式给工人带来了较高的工资和自由度，但也意味着社会保障的缺席和极大的工作强度。他们被排斥在城市的正式制度之外，在与乡村的社会网络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没有条件也没有意愿融入城市生活。如今，”悬浮“在康乐村的工人们在疫情的冲击下再次进退两难。中间状态，似乎已经无法维持稳定。阅读原文

本篇文章是广州后滘村管控区内一名骑手的自述。无论在哪个城市，骑手们通常都是维持封控区内物资保障最重要的一环，在广州的各个城中村内尤其如此。作者对于这一劳动过程细致的描述，不断地提醒我们：抽象的疫情防控“体系”下，是千千万万名基层劳动者。我们要做的，理应要比仪式化的"感恩"所更多。阅读原文

每年的双十一给快递员带来的压力已经不是新闻。因为工资与派送的件数深度绑定，订单量的增长在带来更多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压力。然而在疫情下，快递站点的突然停运也意味着基于此站点工作的快递员们将迅速失去短期的收入。这给他们本就不稳定的工作又增添了一层偶然性。 阅读原文

当人们想到一座城市的“基础设施”时，通常会想到公路，地铁，或是水电系统。然而所有物质的设施，都需要无数劳动者每日每夜的维护。本篇报道采访了几名在北京工作了十多年的抽粪工人，而她们所分享的故事诉说的不仅仅是她们作为劳动者的工作经历，更是他们作为这座城市的一份子的所见所闻。阅读原文

陈直是一名底层劳动者。他在2021年十一月，因为一篇标题为《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关注。自学翻译哲学著作而引起讨论的他，时隔一年，仍在思考海德格尔，也仍在思考自己所处群体的境况。他接受了打工谈播客的录制邀请，因为“他的身份认同，除了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始终是一个农民工”。他由打工时创伤性的经历思考到我们可以对不正义的结构做些什么来改善工人境况。他说，“希望我们农民工群体能有议价权”。 阅读原文

作者将母亲从老家陕西接到深圳同住后，母亲不甘等闲，通过和人在路上搭话认识了名叫孝菊的环卫女工，经其介绍找到了在大楼的保洁工作，月薪不到三千。她们发现彼此是陕西老乡，常用乡音聊天。目前了解到孝菊在异乡做了几十年环卫工，到了退休年龄却还是想继续挣钱，补贴两个儿子在老家的开销。有次孝菊连着突然不出现，又见面后母亲发现原来是淋雨后病了一场。突然母亲连着一个月都没找到孝菊，于是开始四处打听，寻找她的踪迹... 阅读原文

在成都，一个叙事展正展出着流动基层女工们的摄影作品、口述文本、生活物件，并举办着体验女工日常生活的游戏剧场。受访人小君是策展团队成员，讲述了她眼中女工们真切的第一人称的叙事如何打破被包装过的成都的“闲适”，如何连接被划分开的“城市中产”身份下的人，如何抵达更多人的心里去反思对农村女性的刻板形象，以及倾听外出打工的女性们的生活经历。常在城市中被集体性忽略或曲解的她们叙述的创伤、承担的责任、以及表达的个体思考、判断、愤怒和情绪在展览中形成呐喊般的声音。 阅读原文

货车的大体型总让我们在过马路时感到不安，这一点同样为货车司机们的驾驶增加了难度与危险。即使是相同的路况，驾驶货车比小车们存在更多的安全隐患。别提很多货车的路线还包括了崎岖蜿蜒的山路和夜间驾驶，这又让他们的每一趟行程多了不确定性。

《颠簸货运路》跟踪记录了十位货车司机在车轮上的生活，有继承父业的父子档、即将退休的夫妻档、年轻的九零后、一起打拼的姐妹档、卡车知识达人等等。对于货车司机群体有兴趣的朋友推荐观看。

外卖骑手受到权益受损时，常常因为平台公司将部分业务外包给其他公司维权难度大大增加，每个公司都尽可能地想要摆脱责任。骑手刘某某在凌晨送餐途中倒地，数小时无人发现，最终因脑干出血身亡。家属认为外卖平台和外包服务的信息技术公司可以掌握配送员实时情况，但没有对出现的异常采取任何措施，提起上诉。朝阳法院审理，信息技术公司与刘某某间的法律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作为雇主，该公司应当积极履行用工主体责任，平台运营公司在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跟进、处理机制等方面存在不足。 阅读原文

劳动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患病或者负伤并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这一条在怎样的实际情况下能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魏某某在2020年1月1日与榆林某物业公司签订了一年的劳动合同，12月25日在工作时受伤，次年1月8日结束治疗。针对工伤，仲裁委员会裁决，员工在受工伤时还在劳动合同期内，公司应支付4个月停工留薪期工资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公司不服该裁决，上诉至法院。法院审理最终驳回公司的上诉，劳动合同的期限自动延续至医疗期结束即1月8日。案号：（2022）陕0528民初4522号

不签劳动合同、不认劳动关系是用人单位惯用的避责手段，但是聊天记录、交易明细等都可以帮助劳动者认定劳动关系，要求获得“不签劳动合同，用人单位需支付两倍工资”的赔偿金。彭某是商路通公司的重型厢式货车司机，2021年1月27日在工作过程中因交通事故死亡，但未签劳动合同。家属上诉法院要求认定彭某与商路通公司的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赔偿双倍工资。法院参考微信内容，认为可证明彭某接受商路通公司的业务安排和管理，支持家属的赔偿诉求。案号：（2022）鲁02民终9576号

吴松（化名）就是被公司索赔百万违约金的人。去年6月1号，他和妻子同时入职了一家公司，吴松与老板私交甚笃，入职时没签任何协议。吴松说，准备入职时他就和老板打过招呼，“只是暂时在这里上班”过渡一阵，他记得老板的原话是，“你来我们这里我很感谢，以后你们想走的话，我们也不拦着，随时都可以走”。

限水之后的一天，做家政的王芳骑1小时电动车，到离她30里地之外的城区中梁小区老客户家里打扫，发现没有水，又去了几百米外另一个老客户家，情况一样，只好又骑1小时回家。半天工夫一晃就过去了，没做上事，熟客给钱也不好意思拿。平时她还接新房开荒保洁的活儿，团队七八个人一起洗新房子，之前基本没闲下来过，现在只能轮流休息，“能挣出填饱肚子的钱就不错了”。

这几天一直在做志愿者的周珊在与滞留者们相处的过程中发现，大家不想回家的理由各异，有人因为手机和身份证在露宿的时候被偷了，坐不了火车；有人不想承担几百块甚至上千的隔离费用；有人没带够衣服，而老家的冬天太冷，如果回去就被隔离，不知如何是好。也有人因为老家村民不愿意让自己回去，怕他们带病毒回去影响老人和孩子……

我错误地估计了双十一物流分拣的劳动强度，早上只吃了两个韭菜包子就去干了。结果连续干了六个小时，到后面又累又饿，搬运很慢。不过我感觉自己在体力上还是比那几位正式女工要强一些，因为她们只负责一条线，搬运幅度没我大，偶尔还会休息。而我傻愣愣地帮了好几条不属于自己的线，一直转个不停，连偷偷喝水都没找机会，不懂怎么合理节省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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