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民间互助遭扼杀 外卖骑手在错综复杂的劳动关系下 维权路在何方？

民间互助遭扼杀 外卖骑手在错综复杂的劳动关系下 维权路在何方？

深度报道

06/26/2023

2023年2月底，河北廊坊三河市燕郊还是北方冬天的景象，到了夜晚最低只有零下2度，无论穿多厚都还是令人瑟瑟发抖，更遑论骑着电动车奔波在寒风当中。燕郊高楼镇附近有不少新起的楼盘，也有许多还没有来得及整修的乡村小路，没有路灯照射，车辆来去更是险象环生。

晚上接近9点，刚接了附近外卖单的骑手齐大华骑着电动车经过，还没看清楚路就和对面驶来的大货车迎面撞上。那个时间已经不是送外卖高峰期，但这些天齐大华总是这样辛苦接单。疫情的3年，他很多次被封控在家没有收入，政策放宽了，他珍惜工作的机会，也想要多跑单赚些钱，让自己和患抑郁症无法工作的妻子可以过得稍微好些。这愿望，被这场车祸彻底打碎。

被车撞到之后，齐大华的右腿传来剧痛，右手也流血不止。被送入医院紧急处理后，诊断为右股骨干骨折，需要缴交费用、尽快动手术。然而6万5千元的手术费，对齐大华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可是钱凑不齐，手术就做不了。

外卖骑手每天接单时，系统会自动扣除3元为其投保，不过齐大华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还没有出，因此无法索赔。这条路走不通时，他又想起事发时自己是在为美团众包送外卖的途中，他随即向供职平台美团求助。美团拿出了1万元给齐大华“应急”，只是要求他签署“借款协议”。

事实上，根据中国《工伤保险条例》，职工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被认定为工伤。企业或者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必须按照条例参加工伤保险，职工和雇工也可依照条例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齐大华当然知道这些，但他对此却不抱希望。他曾经在国企做工人，也受过工伤，大费周章之后，最终没有能鉴定成功，再做保安时虽然成功完成了工伤鉴定，却没有得到赔偿，“社区都不再管我，（比如）我是符合低保户条件的，但是（申请了）也批不下来。”

现实残酷得很，就算齐大华在病床上东拼西凑，只要钱不到位，手术便无法进行。万般无奈下，他只好在外卖骑手微信群组“联盟”里求救。一开始，工友们介绍他去找北京的一家工会，也许可以得到帮助。工友们提到的这间工会，是美团专送和众包公司自己成立的工会组织，这间工会听说情况后表示可以给他捐10万元救急。然而最后才发现齐大华是河北的骑手，工会目前无法跨地区提供帮助，只能作罢。万般无奈下，微信群组里的骑手帮齐大华在医疗资金众筹平台“水滴筹”上筹款，再加上其他骑手的捐款，才勉强凑齐了手术款项。粗略一算，从遭遇车祸到做手术，齐大华等了整整10天。

做完手术后，齐大华并没有松一口气。对于一个手停口停的外卖骑手来说，身体一天不恢复就一天没收入，欠下的债更不知何时能够还清。他不甘心想要维权，但是“联盟”中其他的骑手也有类似经验——骑手出了事，平台从来是不管的，除非透过劳动仲裁认定劳动关系和工伤。齐大华这才回想起来，美团众包只是外包公司，给自己发工资的、交税的又是其他省份的另外两家公司，分别在河南和南昌——他的劳动关系到底要怎么认定，谁是自己的雇主？他还在病床上躺着，妻子连基本的劳动能力都没有，想要维权能依靠谁？

齐大华的担心是合理的，外卖骑手维权成本不低。他不是没考虑过找劳动局这类的行政部门求助，但是之前类似个案的骑手都碰过钉子，“都是一个摆设，我看很多人去找，你想找也要有关系，我没有找过。”

一切对于官方协助的希望都转化成失望。疫情期间，他几次被封控在家中无法出去工作，一帮骑手们也曾发起过集体行动抗议，但无论政府还是工会的人根本都没有出现过。“3年疫情，你出个门警察都要跟着，一句话就封你在家。我们闹也闹过，都没用，市一级和县一级互相推卸责任。我们见了太多不公平的事情，底层的生活，你没法想象……”

疫情封控刚结束，齐大华就赶紧出来工作了，顺丰、闪送、达达，几个平台他都在同时做，但是收入也大不如前，“以前每天干8小时有200块钱，现在干12小时能拿150块就不错了，都是靠长时间工作。”为美团众包工作时受伤，都不知道何时能够恢复劳动能力，他心有不甘，想走法律途径维权，但申请法律援助的文件对他来说太繁琐，“家里都是没文化的人。”

最终，他询问微信群组里的其他骑手，得知“水滴筹”有律师部门，可以提供免费的前期咨询服务，“但是他们是前期免费，后期服务收得多。”齐大华发起了愁：“如果走了花了钱法律程序，最后还是没能认定那要怎么办？”

被不断剥离的劳动关系和巨大的维权成本

时下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已经占全国GDP比重近40%，官方也将其定义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迅猛发展的平台外卖行业则是数字经济的代表性例子，但这一片胜景的背后，却是是1300万个像齐大华这样的骑手，他们的劳动关系长期得不到认定，权益被侵犯时常常难以保护自己。值得玩味的是，中国的外卖平台行业发展十数年，一度有十多个平台白热化竞争，在萌芽及扩张中已经将配送费和配送时间“内卷”到了极致，但同步发展却没包含骑手的待遇。齐大华的个案反映的正是平台外卖行业，骑手的劳动关系被不断外包，而难以认定雇佣关系的状况。

根据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 助与研究中心在 2021年9月发布的《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中，详细罗列了多达 8 种的外卖平台用工模式，外卖平台的用工模式从过去最简单的平台雇佣骑手，到签订众包合作协议再到直接与众包服务公司合作，直至最后一位骑手由多家公司负责不同范畴，而终极状态是被要求注册个体工商户，彻底剥离了雇佣关系。

被分解剥离的劳动关系，让骑手维权的难度增加。也有骑手遭遇事故诉诸法庭，但法庭似乎难以稳定裁决，这核心的、触及千万级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问题。外卖员刘乃仲的案子就是其中之一。刘乃仲在“蜂鸟众包”注册，在北京担任“饿了么”众包骑手送餐。2021年5月的一个凌晨，刘乃仲接到4单配送任务，其中第一单配送成功，后面3单均超时。那个微凉的早晨，他在送单时突发疾病，至死都无人问津，直到那日清晨，刘乃仲才被发现死亡。经过鉴定，属于脑干出血导致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

事实上，刘乃仲出事时已是凌晨，亦只有饿了么平台才可掌握他的详细位置、并得知有订单异常状况，因此家属认为平台没有尽到必要的救助义务，故而告上法院。然而细究后才发现，原来刘乃仲身上的雇佣关系十分复杂——他在蜂鸟众包平台注册，从事“饿了么”众包送餐服务。“饿了么”运营方就有三家，其中一间公司还和江西一间公司签订了外包服务协议。

北京法院审理时，认为案件争议焦点在于外卖平台运营商、外包公司间的法律关系，以及部分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这明显是避开认定雇佣关系。最后案件的判决是由过错责任入手进行认定，运营公司需要承担20%责任，外包公司则需要承担70%，剩下10%则由死者承担。这样的判决从结果上看，看上去是给了死者家属赔偿，实际上让令类似案件的裁决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漫长的审讯过程，也让骑手们维权之路艰难。“饿了么”骑手李卓然在公司团建期间意外死亡，经历一年多的时间才被认定有劳动关系，当中死者家属更是受尽白眼，多次要求与平台负责人会面但是被拒绝。

李卓然是安徽蚌埠市的一名“饿了么”外卖骑手，他在入职时曾签订《个人工作室注册协议》，也就是说，在形式上他是不受到《工伤保险条例》保护的个体工商户。入职半年多时，李卓然突然收到公司电话要求他参加团建活动，他不清楚内容便穿着普通布鞋就去了，到达后才知道是爬山活动。下午3时许他在工作群组表示手机快没电了，5点多曾向公司领导致电求助，但无人接听，其后便彻底失联。

一直到晚上8时，李卓然的太太才发现已经无法联络上丈夫，才叫上饿了么的站点人员一起上山寻找，然而结果惨痛，凌晨时分大家在山坡低谷处，发现了李卓然。他们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但是急救人员到达时，李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那年他27岁。

李卓然的太太说，自己与丈夫去年才结婚，孩子刚刚8个月，平日里丈夫身体硬朗，所以才可应付每日送外卖的工作。她认为外卖平台站点人员在团建活动后是可以发现李卓然已经失联的，如果当时可以及时拨打电话，通知家属，丈夫未必会身亡。于是她向站点的负责人讨说法，但事发后李卓然的微信已经被移出群组，负责人也拒绝见面，更冷冰冰回应“见面没有意义。”

然而在劳动仲裁时，法院认定了李卓然和物流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是物流公司不服裁决上诉，漫长的审理后才确定劳动关系成立。这当中李的家属经历了许多坎坷，从一开始被公司关在门外，到被负责人拒绝见面，再到仲裁、审理、判决中面对外送平台的强大法律团队，个中心酸实难为外人道也。从李卓然离世到最终的判决，时长超过一年。

淡出“江湖”的骑士联盟盟主 和他的“工会”尝试

陈国江创建外卖骑手互助群组，以“骑手盟主”的名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骑手景况。 (网络图片)

在齐大华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的是民间的骑手互助群组，当中起的最大作用的，就是曾经外卖骑手间小有名声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可以说，如果不是陈国江的呼吁，齐大华的处境可能很难为外界所了解。

同为外卖骑手的陈国江曾创建外卖骑手互助群组，以“骑手盟主”的名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骑手景况，并提供新手入职培训、协助解决交通纠纷、为骑手们提供法律援助等服务。陈国江一直希望可以“和制定规则的平台谈谈”，改善骑手的待遇。

2021年1月，“饿了么”平台针对众包骑手推出了“畅跑春节优选系列赛” 活动，称外卖员如能完成活动时间内的 7 期派单任务，将可以获得8200元奖励。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平台将第6期的派件量从一周200单调高到380单，事实上无法完成，这引发骑手不满。2月18日，陈国江应工友要求，上传视频质疑 “饿了么”利用春节奖励欺骗骑手留京不回家，且试图用骑手间的竞争压缩平台成本，认为活动的最终结果是剥削外卖员。

视频引发了网络热议，最后，平台迫于舆论压力低头，“饿了么”在 3 日后发布道歉声明，称会增加补偿活动和调低第7期的派件量。这本是一场骑手发声反对平台压榨、最后成功争取平台道歉的胜利， 然而，2月25日晚上，陈国江被北京警方带走，3月17日，陈的家人收到北京公安局发出的刑事拘留通知书，称陈因为寻衅滋事罪被拘留。此后便长期沉寂。

陈国江曾在访问中经表示，期待有一天 “上级部门”能够关注到外卖员权益，成立协会，保护大家的利益，“只要他们能参与，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然而“上级部门”对陈国江所做的事情却呈负面态度，最终更以“寻衅滋事”罪名拘捕了陈国江，直到2022年1月3日陈才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Aidan Chau接受访问时指，陈国江的角色一直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以“准工会”的组织方式在团结骑手、代表骑手维权。放在工会的视角下，陈国江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对刚入职骑手进行职业培训、协助他们适应工作，又或是当骑手遭遇纠纷时，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帮忙寻找免费的法律援助，又或者是，通过发布视频代表骑手发声、 宣传骑手们的权益和分享维权经验……都是一个行业工会应该协助工友们的范畴。中国劳工通讯曾经在最新的“外卖骑手研究报告：官方政策难追平台发展 工会形式主义或将再错失为骑手维权机会”中提及，民间“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的尝试，给僵化的官方工会系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雏形”和可能性。

Aidan Chau称，中国劳工通讯曾就齐大华的个案，向当地的工会查询，所在县级市工会直接给了工会付费的咨询律师的电话，但事实上这名律师只负责咨询服务，若涉及到法律委托则不在其中。县级市工会的职工服务中心则坦言自己中心资源有限，指中心仅有医疗互助服务，齐大华这样的工伤个案又不包含在内。

中国劳工通讯再向所属地级市工会查询，透露县级市工会缺乏资源，但地级失工会则推脱指个案跨市，不方便干预。翻查记录，地级市工会曾经在2022年6月24日左右下发《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百日建会”行动的通知》，希望对新就业形态入会有作为，要对不同行业“应建尽建、不留死角”，但当齐大华的个案出现时，市工会却没有出手相帮的意愿，最终令齐大华成为活生生的“死角”。

在中国官方的语境里，全国总工会在2018年开始就启动了货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等八大重点群体从业人员的建会入会工作，不过目前现行机制还是无法解决这些行业从业员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法律的配套也远远不足够。劳动关系认定仅仅是最基本的问题，超时工作、平台压榨等问题更是每时每刻为难着从业者。

另一边厢，当“盟主”陈国江为骑手们发声，对抗平台的不公，却被当局视为“寻衅滋事”而拘捕，他被关押近一年。然而这段时间里，官方的工会没有能顶替陈国江维护骑手们的利益，千万级的外卖骑手们仍战战兢兢，一不小心便落入无助的状态中。无巧不成书，陈国江被释放后整一年，他的朋友齐大华出了事，最后及时提供帮助的还是陈国江和他过去建立的互助联盟。若所有的侵权问题若只能依靠漫漫仲裁诉讼路，那对于像齐大华这样的外卖骑手，究竟有多少精力可以在法庭上与外卖平台公司斡旋呢？

（为保护受访者，部分名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