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寒夜中，外卖骑手寻找他们的睡眠

深夜里，本文作者在北京三环附近的商场、写字楼里，找到了一群睡在墙角和楼道里的骑手。在那个气温-10℃的寒夜，陪伴他们的是胃药、二锅头，以及如雷的安详的鼾声。

11 月 28 日，北京气温降至零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冷。这天晚上，骑手杜兴和孙俊义把平日下工后常喝的啤酒换成牛栏山二锅头，“暖暖身子”。第二天，气温继续下降，跌至 -10℃，他们把 42 度的牛栏山升级成了 56 度的红星二锅头。

35岁的骑手张胜说，在这天气里，“骑车就是挨巴掌，一个接一个。”他的身体反应直接：过去憋尿能憋最多 6 个小时。如今被寒风吹着，“每半小时就想尿。”另一名外卖骑手裴振，尽管穿了条冲锋裤，“在风里感觉没穿裤子”。

29 日一大早，有骑手一出门，手机就直接冻关机了。另一位骑手这天才跑了半小时，但手机电量从 85% 降到 30%。在他在扫“场所码”的 1 分钟里，电量跌到 10%。骑手杜兴抱怨，这一天里，他电瓶车的电机冻上了两回。他只能接来一盆开水往电机上浇，团团白色雾气升起，电机又能撑一阵子。平台要求骑手戴 N95 口罩，一个下午他换了三个，哈出来的气变成一串水珠从口罩里倒出来。

为了取暖，有的骑手会在取餐时把自己挤进大门与门前桌子的 20cm 缝隙里，挂在他后背的门帘上贴着“禁止堂食”的告示。有一位骑手穿上了让人羡慕的双层羊皮裤，腿倒是不冷了，可那裤子有 7、8 斤重，“走起路来像绑着沙袋。”

那晚凌晨 1 点，-10℃ 的气温里刮起 7 级大风，北京三环附近一家商场门口的共享充电宝桩被吹倒了，而路旁几乎没有一辆立着的共享单车。

商场里唯一还在营业的是一家美甲店。一位留着 Bobo 头、穿着灰白色毛皮大衣的女士正起身离开。她刚刚花了 900 元，装饰完她的指甲。接着，美甲店的灯光灭了，最后一名店员离开。

就在这座商场的 3 条楼道内、3 个插座旁，9 位骑手已经睡着了。在楼内男厕正对着的、尚有一些暖气存留的楼道里，喝完红星二锅头的两名骑手躺在了他们从电动车拆下的挡风被上。

封控与寒潮一同到来，无法回家或不愿回家的骑手在北京寻找夜宿之地。平日送餐、送物的经验有了用武之地。有骑手找到地下停车场相对避风的消防通道，从超市要来纸箱垫在身下作床铺，把电动车车把手套拆下来当枕头。有骑手被好心的、同样不愿回家的网约车司机邀请，一起睡在车上。同时拥有暖气、热水的商务综合体，成为许多骑手相对理想的借宿之地。

11 月 29 日，北京本轮寒潮中风力最强的一天，在北京市内一片由写字楼和商场构成的建筑群——为了不打扰骑手们的睡眠，我们暂且称它为“安居大厦”，在楼道里或墙角处，还没入睡的骑手和我聊了聊他们的夜晚。

寒潮降临的第一夜，晚上9 点，“安居大厦” 18 层来了三名骑手。推开 这层男厕对面的过道门后，三个人决定：“就是这儿”了。在男厕与楼道之间，留出了 6 平方米的过道，也是写字楼里的暖气和白瓷砖最后停留的地方。一扇门外，就是水泥浇筑的逃生楼道了。看了眼头顶的摄像头，三个人靠着右墙一字排开而坐。

他们是专跑大厦所在商圈的骑手，人称“安居四害”（还有一位那夜没有出现）——“因为太会抢单，同行都怕我们”，他们笑道。这是他们借宿大厦的第 8 天。

张胜是“四害”中的“大哥”，身材敦实，圆头圆脑，一手抱着刚从电动车上拆下来的挡风被，一手提一个鼓囊的白色塑料袋，里面装着卫生纸、胃药、剃须刀、馅饼还有几盒卤藕、腐竹……这是他全部的行李。

“二哥”杜兴，身材颀长，头戴一顶黑色棉帽，同样一只手抱着挡风被，另一只手里攥着一个 3 万毫安的充电宝。“三弟”孙俊义是三人中唯一一个穿着骑手外套的。他更羡慕他们两个，“还是穿自己的衣服好，如果去到 SKP 这样的商场，一看你穿着骑手的衣服，就不让进。”

“四害”当了三年的骑手，他们熟悉“安居大厦”这一带每栋建筑的每一层楼，知道摄像头在哪儿，更知道充电插口在哪儿，还知道哪家核酸点的结果最早出——骑手每天需要上传 24 小时核酸结果才能开始接单。

一个多礼拜前，三个人所住的村子因为有确诊病例，封控了。兄弟三人拿着保供人员的通行证出了村，可通行证半小时后被宣布失效，村子“不进不出”。

他们本来在村里租了个10平米的小单间，四个人睡。平时去公厕方便。可一旦隔离，村里就给每个人发一个红色的塑料痰盂，再后来就直接发塑料袋。“还不如在外面呢！”张胜说。

夏天送单子送得远了，张胜也在公园的躺椅上睡过。5 月村子就封过一次，他也在外头，路过桃子树还能摘个桃。那时北京气温舒适，趁夜色，他还跳进亮马河，洗了个痛快的澡，“美得很”。

兄弟三人考虑过住酒店。119 元一晚的大床房，结果杜兴丢了身份证。三人一起从酒店退出来。“幸好出来了，那酒店第二天就封了。”杜兴说。前不久，他蹲在家里 17 天，才等来健康宝上的“弹窗 3”解除。

三年前，杜兴在韩国的中华料理店当帮厨，一个月挣一万多。他摘下棉帽，展示两端明显后移的发际线，“头发都干没了”。妻子把账本放在他面前，“这就你俩孩子花的，2 年 25 万”，这是为什么他即使睡在楼道也要当骑手。

与张胜三兄弟不同，睡在“安居大厦” 3 层的赵德生独来独往，从不跟其他骑手组团，怕被“密接”、怕“阳”、“怕挣不着钱”。

凌晨3 点，赵德生停止接单了。“安居大厦”的角落里，有的骑手已经入睡了。有铺盖的骑手不太怕冷，就睡在光线昏暗、没人走动的逃生楼道里。没铺盖的骑手大多选择商场墙角的送风口下，那里暖气充足，运气好的话还有充电插口。有人买来毛毯当床铺，一块毛毯挤着三名骑手。有人直接用商家废弃的纸板箱、泡沫垫在身下。最精简的一名骑手，没有任何物品，罩着头盔，双手插兜，笔直地躺在一个充电插口旁，鼾声如雷。

张胜总结了一份“夜宿指南”：大厦高层厕所附近的楼道是最好的，暖和，有充电的地方，离厕所也近。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靠近紧急出口，“来人的时候好跑”。

赵德生常常睡在“安居大厦”3层的一个墙角。按照张胜的看法，那是个糟糕的选择：三面透风，左手边是客用电梯间，右手边是货梯，面前是楼梯间，冷风不断从这三扇门进出。可赵德生就想“安全”——他的地点物业来得少，被赶走的可能性小。

他靠着墙边坐下，脚边放着头盔和两瓶饮料。身上的三件衣服是他夜晚的铺盖：骑手外套当床垫，穿了好几年的花花公子夹克当被子，最里面是他上次出家门穿的薄卫衣，“12 天没换了”。

12 天里，赵德生也买过毯子，白天干活没法随身带着，放墙角转身就没了，又回到第一天一无所有的状态，索性就算了。

睡在楼下2 层商场楼道的骑手裴振自称“商场入住第一人”，他在这里住了 15 天。第四天，他在拼多多上花 80 元买了个睡袋，白天藏在送风口下的小铁皮柜子里。接着，脸盆、牙刷、牙膏、毛巾也一点点置办齐全，藏在某个男厕所镜子上方的凹槽里。

29 日这一夜，他的家当多了一袋食物，是顾客取消的订单，价值 400 多元。“这钱还不知道扣谁头上。”他说。东西倒是留在裴振手里，其中 200 多元是梦龙冰淇淋。他尝试着吃了一盒，嫌苦。空了的梦龙盒子摆在睡袋旁。他给自己留了两盒黄瓜，藏进送风口下的柜子，剩下的菜送给了楼里的保洁。

夜宿“安居大厦”，他懂得和这里的物业人员保持良好关系。15 天里，裴振被他们收走过不少东西。他买过一双新棉靴，打算洗个脚后就换上，从卫生间回来后就找不着了。还有一条羽绒裤，放在楼梯边，跑了个单回来也没了。

最终，他选择住在B1 直达 2 层的楼梯间。不是最暖和的，却是人最少的，连着几天才遇上一回保洁。那天，裴振躺在睡袋里，听到有人喊“醒醒”。他抬眼一看，女的，想着应该不赶人，翻了个身继续睡。那女人又问：“睡着不冷吗？”

他也遇到过一些坏心思的人。住在楼道里的第二天，裴振的手机被偷了。查监控他认出是附近餐厅的一个伙计，但警察说戴着口罩不好确认。

失去手机，对骑手而言相当严重。一大早，核酸做不了，单也跑不了，所有的公共场所都进不了。裴振回到熟悉的“安居大厦”，想方便一下，可是得扫码。保安拦住他，他硬着头皮往里冲，任保安在身后大声呵斥。后来，他让封在村里的骑手朋友，透过村口铁皮的缝隙，递出来一部旧手机。

裴振不想让家人、朋友知道自己睡在哪里。“过得跟流浪狗似的，谁好意思和别人说。”夜宿大厦的第 7 天，白天，他和几个人一起搭电梯，人群刻意地躲开他，他知道，“我有味儿了”。凌晨 3 点，等到商场只剩下打鼾声后，裴振在男厕所脱掉衣服，又紧张、又羞耻，他用脸盆舀着水，把自己冲刷了一遍。

他换过4 个藏身的地方。起先他睡在大厦地下一层美食城，骑手们不仅在这里取餐，也在这里吃 14 元一份的“骑手餐”，管这里叫“食堂”。但是，睡到第二天，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人坐在他面前，两眼直直地瞪着他。他问了句“你怎么了”，对方张嘴就骂：“妈逼的，这又不是你家，你管我？”他觉得害怕，逃走了。

第三天凌晨3 点多，他在楼里找了新住处正睡觉，被保安踢了一脚，醒了。保安训斥他不像话：“这是写字楼，”马上又强调，“上面有人办公的。”后半夜，他在 5 公里外，找到另一栋写字楼安顿下来。

最后一次，他换到“安居大厦” 3 层这三面透风的墙角。被问起为什么不去楼上更暖和的地方时，他重复了一遍那位保安的话：“这是写字楼，上面有人办公的。”赵德生的内心拉上了一道线：一到三层是商场，有“做外卖的”，是“合理”的地方。

至于心态，12 天里他调整完了。“你把自个儿放下，就啥都好说了。”第一个晚上，在美食城里，他只愿意坐着，“迷糊”一夜，不接受自己躺在地上，“咱又不是流浪汉，是出来打工的”。三四天后，不堪承受的疲惫让他躺了下来。

几天前，他在楼道里遇到过一位闪送员，对方还带着一个5 岁的脑瘫患儿。父子俩一起送单，一起睡在楼道里，“他们连挡风被都没有，穿着衣服在地上躺下就睡。”

张胜觉得他们“四害”算得上骑手队伍的人才。夜宿大厦的日子里，他们一人一天挣 600 多元。然而，当他谈起自己在北京的两个表妹，一个在海淀区的互联网大厂，一个在亦庄开了自己的沙画教室。尽管都在北京，他从不会和妹妹们联系，给她们添麻烦。

裴振是通过骑手的工作才意识到自己“是北京最底层的人”，“三六九等的最下等”。有次，他接了一单跑腿，给一家望京的客人在网红菜市场买了 700 多元的菜。里头的红富士苹果 20 多元一个，他不理解，“超市卖 3 块一斤”。

他曾经开过4 家服装店，还有一个大仓库。一场暴雨，仓库被水淹了。又一年，着火了。再后来，他承包工程，出了人命。他卖掉了房子、一辆别克车、两辆卡车，还欠了 5、60 万的外债。到今天，他电话里不是外卖订单就是催债的。

这寒冷的天气里，他的关节又开始疼。有几个晚上，他换了所有姿势都睡不着。“要命的哪是关节炎，要命的是穷啊。”他感叹。

裴振是廊坊人，平常骑一个多小时的电动车就到家了。但这个月，妻子被封在工作的物流公司，家里只留下一个初三的儿子，一个上幼儿园的儿子。视频里，大儿子把绿色的菠菜烧成了黑色。为了这对小兄弟，他得接单、跑单。

“你别看我这样，我的偶像是崔健，送单时我最爱听《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裴振说，“我不想回家，我想回到过去。最风光的时候，是我最青春年少的时候。” 他讲起和二三十个兄弟，一茬茬在大排档坐着，一顿饭花上千块钱的日子。

杜兴喝下二两白酒之后，也开始说他的愿望。在安顿好家人后，他想去“蒸桑拿”，老家东北那种：蒸的、泡的、搓的、淋的，还有“小鱼啃腿”……

11 月 30 日 7 点，“安居大厦”的骑手们一个接一个醒来。室外气温 -8℃，大厦楼前的彩钢搭建的亭子外，物业、保洁人员们排成一队做核酸。接着，穿黑色大衣的物业人员进入大厦，站在每一道贴着场所码的门边。也是穿黑衣服的保洁则进入大厦的各条楼道，抹去前夜骑手们借宿留下的痕迹。

裴振还在2 层楼梯间的那只睡袋里睡着。赵德生半倚在 3 层货梯旁的墙角，双手插在胸前睡着，穿着那件花花公子夹克。最近，他都不太接单，他怕这么冷的天“跑猛了”会生病，“更大的麻烦”，决定每天以最低损耗运行，赚到当天饭钱就休息，就像手机开启“超级省电模式”。前一天他挣了 28 元，在商场租了个共享充电宝花了 20 元。

“安居四害”三兄弟从写字楼出来，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奔忙。杜兴把装着牙刷和毛巾的塑料袋放进电动车后备箱时，他母亲打来电话。他把手机放在车座上，开扬声，继续收拾他的座驾。电话另一头传来浓重的东北口音：

他含混地讲着，把挡风被装回车头。那条夜里作床铺用的挡风被，在冷风中发出呼啦啦的声响。他挂了电话，准备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