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空间消失之后，“三和大神”去哪里了？

景乐新村不大，一条双行道的三联路将这个位于深圳龙华区的城中村分成南北两区，各有五六十栋民房，层高基本在5～10层左右，从最北端走到最南边也就不到10分钟的时间。虽说是城中村，这里却不是老旧的模样：几乎每栋楼的外观都做了重新修缮，新装了瓷砖或者是刷了颜色鲜亮的漆，有的上面还做了涂鸦；原本混乱裸露在外的电线也重新规整，老老实实地贴在墙壁上；楼与楼之间的马路也重新翻修了，整洁平整。一天大多数的时间里，这里都很安静。只有一早一晚，在附近工厂或者写字楼上班的人群上班和下班时，人们才熙熙攘攘出现在街头，涌入商铺和饭店或者回到出租房里，大大小小、闪闪发光招牌的映照下，是鲜活的热闹。

这已经不是谢勇熟悉的地方。谢勇36岁，曾经在这里断断续续生活了十多年。2020年景乐新村彻底改造前，他从这里离开，到了几公里外尚未改造的另一个城中村。有时他会路过这里，但从来没有萌生出进去转转的念头。这里之于他，像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原本到处都是的日租小旅馆和大大小小的网吧全不见了，有的变成了长租公寓，有的则改成了书房。而他还是曾经的模样，身上的短袖和T恤总是许多天没洗，深圳天气又热，旁边的人轻轻一皱鼻子就能闻到他身上的馊味。他的头发也有些长，一缕一缕地贴在脖子上，有些扎人。这样的外表让他生出一些不好意思，总是看上两眼就迅速离去。

景乐新村的改造，对于谢勇来说意味着失去了家。这是他2006年来深圳打工之后，生活最久的地方。几乎所有来到景乐新村的年轻人最初都是奔着三和人才市场来的。它紧挨着景乐新村北区，占据一栋四层大厦的三层楼。三和人才市场成立于1992年，最初叫三和职业介绍所，老板是汕尾人。原址在距离景乐新村两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不是很大的小门面，加上老板两兄弟一共只有5名员工。随着深圳工业的发展，企业产生大量用工需求，三和人才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2006年，它搬迁到景乐新村。相继搬来的还有包括海新信在内的大大小小的职介所，他们构成了深圳最大的劳务市场圈。

在2020年搬走前，这个职介圈每年求职人口总数超过250万人，换句话来讲，每天平均有7000多人在这里寻找工作。“进入9月份以后，是工厂招聘的高峰期，每天基本上都能达到两三万人次。”一位曾在人才市场工作的中介告诉本刊。那时三和人才市场像是一个中转站，来自江西、湖南、安徽等地的年轻人在辍学后会聚到这里，随后跟随招聘者去往珠三角大大小小的流水线上，近的如几公里之外的观澜、龙岗，远的则是惠州、东莞等等。也有一部分人像是被按下了命运暂停键，停在了三和。谢勇就是其中之一。

来深圳之前，谢勇在东莞打工，在一家玩具厂给玩具上颜色，没有底薪，计件算工资，每个月下来能拿到300块钱。涂料味道很重，每天走进车间他都要戴口罩，一戴就是一天，上班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有时候赶产量，就要加班，一直做到夜里12点。厂子不大，宿舍也在厂区内，步行就五六分钟。周末也不能休息，谢勇唯一的乐趣是不加班时去工厂旁边的一家网吧上网，玩简单的单机游戏，“那家网吧就三四十台机器，都是打工人，去晚了就没机器了”。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谢勇觉得特别累，想换一份轻松点的工作。他决定到深圳看一看，大城市有更多的工厂，意味着更多的机会。2006年的深圳正处于工业高速发展的阶段，当年GDP首破5000亿元，其中，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723.29亿元，增长17.2％。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志愿服务研究室主任田丰当时在深圳工厂调研，他记得那时深圳每个街道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工业区，里面是大大小小的工厂，少的几十人，多则几百上千人，再多就是富士康级别的工厂。“我们那时站在一个园区旁边的路上看，下班10分钟前，路上几乎没人，10分钟后，街上站满了人，全是打工者，特别壮观。”谢勇告诉本刊，当他到了三和人才市场时，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他心中有一瞬间很激动，好像自己已经成为深圳的一分子。

深圳并没有以热烈的态度欢迎谢勇。2000年左右的深圳工厂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看中的是年轻人作为简单劳动力的价值。田丰告诉本刊，他曾去过一家工厂，工厂只招18～23岁的女工，原因很简单，因为她们在流水线上的反应是最快的。那时几乎没有基本工资的说法，都是计件，“一件产品的钱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工厂会将最能干的一批工人抽调出来，测试他们满负荷的状态下能够生产多少件，然后倒推每一件的工钱”。

在当时供大于求的劳动市场上，年轻人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给中介塞钱，希望他们能够给自己介绍一个活儿轻松点的工厂。谢勇记得自己在三和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一家收音机厂，他负责给收音机的后盖拧螺丝。一个收音机后盖有6个螺丝，他负责3个。一天下来，握着螺丝刀的手酸痛无比，他只能左手揉右手，下班后用热毛巾敷。这个工作他干了半年就辞职了，之后进了一家服装厂踩缝纫机。厂子是做童装和运动服的，他负责轧衣服的拉链。轧一条给一毛钱，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4个小时，每天做到眼睛昏花，脑袋里浑浑噩噩，有时候实在太累，就以上厕所的名义去歇上几分钟。工厂管得紧，动不动就扣工资。

和谢勇一样，同在深圳打工的许清觉得绝望，打工的生活跟他想象的城市生活太不一样了。在去深圳前，他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老家的县城。那时县城的房地产行业还没发展起来，房子多是自建楼，小小的县城被圈在四四方方的护城河里，从城南到城北骑摩托车也就20分钟。对他来讲已经足够繁华——他所在的村庄只有几十户人家，因为人少村里连个小卖部都没有，买日用品要骑车到一公里之外的另一个村子。读书时，老师们基本都是本地镇上的，对于外界也没有太多的经验。许清对城市的想象几乎完全来自于电影电视剧里所展示的，遍地都是赚钱的机会，而不是一直站在流水线上。

家里的表哥表姐们比他大上几岁，早几年就到了东莞。他的父母那时也在外面五六年了。他们也是许清城市经验的来源。虽然父母一般春节时才会回来，他印象最深的是母亲总是会给他带新衣服，然后塞给他一把零花钱。父母从来不会跟许清讲工厂和城市的生活，他们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流，聊天也仅限于日常的必需。他一般都是从父母跟人聊天时窥得一些外界的信息，内容不多。更多的细节是从表哥表姐那里知道的。他们穿着颜色艳丽和新潮的衣服，讲话的口音都变了，是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这让他对外面世界的广阔和新潮充满了好奇和向往。然而，这些感受在他进厂几年内全部破灭了。

在抵达深圳的最初几年，许清一次次从工厂辞工，然后回到三和人才市场重新找工作。他进过深圳大大小小的企业，也去过佛山、珠海等地方。工厂、环境、地域的变化对他来讲，没有太多意义，在他的眼里不过是从一个工业区到另一个工业区，它们外观上看着也差不多，都在城市的边缘。许清也一样，只是换上了大同小异、颜色不同的工服，站在那里重复着机械劳作。

许清尝试过离开工厂。有一次他在三和人才市场转悠，碰到一个中年妇女，对方戴着一个很粗的金手镯，看着很有钱。女人说公司研发了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已经大量生产，邀请他去自己的公司做推销员。他跟着女人去了公司，是位于一个写字楼的单间，摆着几个办公桌。对方拿出一种看着和油漆差不多的东西，说是新发明，可以入股分成，讲得天花乱坠。许清信了，将打工存下的几千块钱全投了进去，开始期待赚大钱。后面的一个月里，他就住在公司附近的宿舍里，每天的工作并不是推销产品，而是去人才市场招人入股。过了半个月后，他觉得女人可能是搞传销的，利用一次出去招人的机会就跑了。

身无分文的他，只好向打工的父母求助，父母给他打了500块钱，同时也愤怒地表达了对他的失望——他那时已经出来打工5年，居然还要跟父母要钱。而与之相比较的是他的那些表兄弟姐妹，他们一直在一个厂里老老实实上班，当上了班长，工资也高了不少。有一个亲戚，原本在工地上做工，老板看他老实可靠，将手下小的工地转包给他，已经是一个小工头，还买了辆小轿车，家里原本刚盖没几年的楼房，又重新收拾了外立面，看起来像小别墅一样，村里人都说他“赚了大钱”。

许清的人生还停留在工厂里。他唯一能掌控的，就是做出不去大厂的决定，“大厂人太多了，密密麻麻的，吃饭都要排队。从车间到餐厅，时间要算着用，走路不能超过10分钟，否则便可能迟到，迟到就会扣钱”。在打工的十来年里，许清待得最久的地方是深圳一家做手机配件的工厂。他在工厂仓库做仓储工，每天的工作是往流水线送物料，手机配件用料少，轻巧，工作也自由。他干了一年多，后来被安排了流水线的活儿，就迅速离开了。

凌晨5点钟的三和人才市场，人群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在还没透亮的天色中一路小跑向招工者所在的地方。几乎每个招聘者手边都有辆车，一般是面包车，这群年轻的面孔争相往里面挤，抢着座位坐下。他们是抢日结的第一拨人，昨晚就住在了人力市场门外的走廊下面。日结就是“一日一结”，即工作完成后立刻付工资。没过一会儿，从景乐新村和网吧里又会跑出来一批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们作为第二拨人挤进了车里。一辆七座的面包车往往能挤下十几人，人都上去后，能看到后车轮出现了明显的下沉。

2018年，中国社科院博士林凯玄到三和人才市场作调研，他们的目的是了解停留在三和的“日结工”群体的生活状态。林凯玄的导师田丰一直关注农民工群体，他是在一次朋友的饭局上听说三和青年群体的，说他们以前多在工厂打工，后来聚集在三和人力市场做日结，“干一天，玩三天，没钱就直接睡大街”，外界戏称他们为“三和大神”。田丰是“70后”，从大学开始就在做社会分层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农民工群体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对象。

田丰告诉本刊，他的父母在下岗后曾到义乌工作，上世纪90年代末他读大学，放暑假时都会去义乌找父母。工厂是生产卷尺的，“那时工厂里的农民工多是‘60后’‘70后’，他们是真的能吃苦”。田丰记得，工人们往往早上6点就上班，晚上10点才下班，工厂最累的活是制模，但工资高，所有人都争抢着干。朋友讲述的三和青年群体让田丰充满了好奇，也觉得或许他们能成为他研究新一代农民工群体的一个样本。

田丰本想自己去调研，但这群年轻人多是“80后”“90后”，甚至还有“00后”，他觉得可能达不到好的交流效果。正好当时他招了一个硕士生叫林凯玄，年纪与三和青年相仿。林凯玄在三和待了有半年的时间，像上面抢日结的场景他几乎每天都会看到。他和导师田丰将所见所闻写进了书里，用白描的手法记录了他们的日常。田丰说，在三和人才市场，日结工招工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和下午五六点，一般早上五六点过来找日结工的往往是真心要来做工作的，他们大多是真的没有钱了，必须要靠当天的日结来维持后续几天的生活，在工钱花完之后，又开始新一天的日结工。他们也不怎么挑活儿，有工作就会去。

很多时候，许清都是其中的一员。大概五六年前，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做长期稳定工作的打算。当时他谈了一个女朋友，对方与他在同一个工厂里。女孩是安徽人，长得不算秀气，但性格开朗。过年的时候，他跟女生一起回了家，对方父母却不愿意，觉得他年纪太大，工作没有出息，两个人极力坚持，女方的父母提出了一个条件，让许清在他们老家省会买一栋房子。那时，当地的房价刚刚涨了一轮，平均价格达到一万多元一平方米，一套六七十平方米的房子首付也要20多万元，许清拿不出钱——父母打工赚的钱都花在了老家的楼房上。他们对许清也失望，即使借钱付了首付，儿子也还不起贷款。女孩就这样与他分了手。

失恋的许清继续游荡在三和人才市场，这是他最为熟悉的地方。他更加反感进厂，觉得那是“对人的压榨和剥削”，又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就靠打零工为生。在许清直观的感知里，临时工的需求越来越多，比他年纪小的亲戚们都不再进厂了，“他们很多人去送外卖或者送快递”。珠三角一家生产铝合金压铸件的企业招工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提到，2022年，企业年初定下的目标是招聘500人，6月份他在招聘复盘时发现，从2月开始到6月，企业一共招聘250人，其中有50多人7天内离职，50多人在第二个月内离职，加上老员工的离开，最后厂里新增不到100人。

起初，许清还会找一些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的短期工，但与他一同生活在三和的人越来越多地干日结，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里就在网吧上网或者聚在一起吹牛，他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将自己吸了进去，整个人非常颓废——没钱就去找日结，有钱就慢慢耗着，“很难摆脱那种氛围”。日结工并不轻松，基本以工地、保安、快递为主，最受欢迎的是保安，只要站着维持秩序，不用出苦力。疫情之前，深圳会展中心就经常来三和招安保人员。2018年，林凯玄经常与三和青年一起做日结，“每次会展中心来招工，一大早那面包车刚到，没多会儿就满了，大家交了身份证就往车上冲，我都挤不过他们”。

最不受欢迎的是工地工和快递物流。“工地工要看价格，一般给100多块钱的可以去做，基本就是扫扫工地垃圾，不费什么劲，还可以偷懒，如果是给300块钱，就是真的出大力，抬水泥、钢筋，还有人看着。”一个三和青年告诉本刊，自己曾去物流园做过分拣，只坚持了半小时就放弃了。工作不算复杂，就是把卸下来的快递按照地址分成堆，并用扫描枪记录快件的信息。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快了，但是新来的快递一下子堆成了山，他有些绝望，觉得永远都弄不完，就放下扫描枪赶紧跑了。这意味着，这一天又没有工资可拿了。

能够支撑他们在日结工和颓废中来回切换的是包括三和人才市场和景乐新村区域极为低廉的生活成本。最便宜的一碗面有肉丝、豆干，只要4块钱，一瓶1.5升的矿泉水只要两块钱。住宿也不贵，谢勇刚来这里时，一个床位只要5块钱，后来涨了几轮价，到了15块。住宿条件当然谈不上良好。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间，能摆上八九张双人床，连阳台和厨房都改造成床位，床与床之间只有一条勉强能过人的小道。上面的铺盖物从来不洗，住的人也十天半月不洗澡，味道浓郁，臭虫除也除不掉。

即使如此算下来，算上住宿，一个人一天最低的生活费用能维持在30块左右。上网也很便宜，一块多钱一小时，包夜只要10块钱，娱乐的成本也颇为低廉。而日结工，一天的工资最少也在100块，这意味着一个人只要干一天工作起码能够休息两天。田丰和林凯玄访谈了大量这样的年轻人，发现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年轻人的生活目标没有父母明确或者觉得自己存钱也不能让生活有什么本质的改变。“老一辈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目的就是赚钱盖房子，供孩子上学，给儿子娶媳妇，因此他们能够忍受超时或者环境恶劣的工作，新一代农民工希望融入城市，但又没有融入的能力。三和对他们来讲，像是找到了一个低端的舒适区。”田丰告诉本刊。

在三和的半年时间里，田丰和林凯玄总共收集了4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基本是靠林凯玄用手机微信传送出来，田丰再去整理。田丰告诉本刊，有不少内容后来都删去了，除了一些极端的案例外，更多是因为被访者的信息过于零散。田丰说，这批停留在三和的青年很不愿意和人聊天，更不愿意提家里的事情，所有的访谈都是一句一句往外磨。为了能够获得有效的社会调研信息，林凯玄会在他们落魄时请他们喝酒、吃饭。有一个被林凯玄称作“我是谁”的年轻人，看着与他同龄，林凯玄请对方吃过饭，还买水给对方，找了许多次，对方都不愿意讲述任何关于自己的故事。另外，三和青年群体的稳定性并不大，很多人待上一段时间后就会选择离开，“有些人刚刚熟悉了，你就找不到他了”。

在他们调研的对象里，几乎没有人提到过自己的真实姓名，他们彼此之间有的用地域作称呼，“福建佬”“湖北佬”，有的则是看对方的个人特征，比如说有一个男的总是戴眼镜，大家就叫他“眼镜男”。田丰告诉本刊，事实上在外界知道这个群体前，他们一直隐匿在三和人才市场巨大的务工者群体之间，看似在同一个空间里，却像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固守着彼此的隐秘。“我们调研时会问生活在景乐新村附近的村民，知不知道三和青年这个群体，他们都不清楚，只知道这里有个大型人力市场。”田丰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三和青年常喝的两块钱一桶的水，只要出了三和人才市场和景乐新村的区域就再也买不到。

这种隐匿的生活方式自2018年5月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薪百元的年轻人们》在网上传播后开始改变了。纪录片讲述了几个在三和的年轻人做日结的生活经历。其中一个年轻人叫宋春江，长相挺清秀，讲话逻辑清晰，在纪录片里说话最多。接受采访时，他27岁，河南人，从老家出来打工12年。最先是在一家鞋厂工作，每天工作12～17小时，因为受不了长时间的工作，想靠玩游戏卖号挣钱。他网贷了两万块钱买装备，结果游戏玩到一半被封号了。没有钱的困窘里，宋春江被骗，身份信息被卖给了别人，对方以他的名义开了好几家不法企业。三和的一个青年说，当NHK的导演找到他时，宋春江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甚至手机也卖了。对方请他吃了一顿饭，给了100块酬劳。

纪录片的播放在三和青年群体内部引发了一场热闹的对宋春江的声讨，他们不仅会在见到宋春江时骂他，对他表示鄙夷，还会在他们常年混迹的贴吧群“三和大神”吧里对他进行言语攻击。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他们觉得是宋春江让外界注意到三和存在的他们，尤其是那些在纪录片里不小心被拍到的人，他们很担心家里人知道了他们的落魄，他们留有的最后一点尊严也可能被剥落。更何况，纪录片吸引来了更多打量的目光和镜头，许多人出于猎奇的心理来找宋春江和“三和大神”。林凯玄在三和时，经常碰到一些拿着手机或者相机的人在三和附近拍照，三和青年看到后会非常激烈地要求对方删除照片，不然对方就可能挨揍。

有些人甚至因此来三和体验生活。林凯玄碰到的“眼镜哥”就是其中一个。“眼镜哥”胖胖的身材，头发稀疏，整天穿着一双拖鞋和一件白色上衣，烟瘾不小。来三和之前，“眼镜哥”有一份稳定工作，是在一家装修材料公司做广告推送，工资不高，也能攒些钱，之所以辞职是觉得自己勤勤恳恳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升职机会，而公司里很多年龄比他小的员工都晋升了，他觉得没有脸面。初到三和，他在距离三和不远的城中村租了间每月500元的房间，经常对一些“大神”慷慨解囊，看到躺在小巷地板上无精打采、面露菜色的青年，他会买一瓶水或给一些钱。但慷慨了一阵之后，他自己也没有钱了，开始住床位、在网吧里通宵。花完积蓄后，“眼镜哥”开始做日结，只要身上还有吃饭的钱就不去找工作。“我第一次见那么多人可以这样生活，不用困顿于人生的意义，只要活着就好。”一个三和青年如此向本刊描述抵达三和的感受。

一些新的情况也出现了。关注度给三和青年带来了流量。已经没人说得清是主动，还是受到别人的怂恿，宋春江开始在直播平台搞直播。他没有手机，另一个三和青年提供机器，两人分成。谢勇说，他们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就是讲述如何在三和“挂壁”，这是三和青年才懂的词，意思是每天无所事事，不工作。围观的人大多是猎奇者，也有群体内部的人。不过两三个月，宋春江就赚了七八千块钱。林凯玄见到他时，发现他跟纪录片里的形象相比，已经完全变了个人，刮了胡子，剪了头，还换了新衣服。

在直播的过程中，也有人劝宋春江好好找份工作。三和青年中流传着一个故事，曾有人一次性给宋春江打了500块钱，并告诉他这些钱是需要还的。宋春江靠着做直播每天还50块，等到还完时，对方又将钱给了他，告诉他，“希望你能够记住努力的感觉”。但宋春江并没有选择去找一份工作，他告诉别人，自己已经不习惯工作的劳动模式了，有了钱后，他就继续去网吧上网，没钱就接着做直播。

无论如何，宋春江的变化让三和青年突然发现了一条新的谋生之路，这可比做日结轻松多了。谢勇说有一段时间，许多三和青年借钱淘来一两百块的智能手机，在网吧或者是三和青年出入的地方开直播。他自己就是其中一个。从2019年一直到前段时间，谢勇都在做直播。直播内容与宋春江类似，就是讲述关于“三和大神”的日常，很多时候是在拍宋春江——他是三和青年最出名的人。谢勇举着手机带着粉丝们逛景乐新村，逛三和人才市场、龙华汽车站、龙华公园等三和青年出没的地方，并告诉大家怎么识别“大神”和一般三和青年的区别——一言以蔽之，外形越落拓的就越有可能。一般睡在大街的、穿着破破烂烂、走路没精打采、眼神空空洞洞的就是“大神”。

刚开始，直播还能吸引一些粉丝，都是对“三和大神”好奇的人。他们会给谢勇打赏。一天有几十块，有些也不打赏，会给谢勇买上一些水或者请他吃个饭。钱虽不多，维持生活还算可以。不过疫情开始以后，打赏变少了，“大家可能都没什么钱了，而且我也没有什么才艺，光是尬聊也没什么用”。谢勇就想着找个伙伴，两人搭伴直播，也能聊聊天，创造一些“才艺”，伙伴爱喝酒，吸引了不少人，但打赏的钱也很快就被对方买酒了。就连宋春江，据说也没有了粉丝，有人看到他这两年又出现在街头，连日结工都懒得做了，在三和青年群里靠别人接济过日子。

在联系采访的时候，我们试图找到宋春江等第一批被大众知晓的“大神”，却发现很难。对于三和青年来讲，当日子最终难以为继时，他们会卖掉手机甚至是手机号和微信号，而他们也随着这些现代通信方式的消失而跟外界彻底断联了。当我们在采访中频繁寻找这些第一代“大神”的下落时，有些人会自称自己就是×××，却无法提供基本的信息证明。对他们而言，媒体的再一次关注意味着流量可能会再次到来，是一次赚钱的机会。

在做直播的三和青年里，最惹人羡慕的是一个曾经在龙华公园流浪唱歌的男人，看着40岁左右。一开始，他也是直播“三和大神”的生活，没有什么粉丝，后来有一天他开始拍摄在深圳的女性流浪者，并给她们送饭，一下子粉丝多了起来，打赏的人也多了，每天有几百块，还有人打钱让他给女流浪者买电动车当外卖员。一位受访者分析，女性流浪者的内容之所以受欢迎，可能和现在“光棍”的数量多有关系。从这个“流浪歌手”每天更新的短视频账号上可以看出，他后来甚至还“捡”到了一个老婆。现在，他在一个直播平台上有十多万粉丝。不直播的时间段，他就去送外卖，补贴些生活费。当本刊记者联系到他时，“流浪歌手”问：“你们是不是拍纪录片的？”当得知不是时，他就拒绝了采访。

景乐新村的改造是从2017年开始变得频繁的。一名当地的居民记得，大概从那年的五一假期开始，相关部门就开始查封黑网吧，还封了许多群租房，有些没有身份证的年轻人在登记后被带走了。2019年治理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比如说三和人才市场广场的核心区域开始装围墙，就连挨着市场的十多栋民房外面也加了围墙，门口设置了检查点，只有刷身份证和人脸识别后，打工者才能够进入到市场里面。很明显，这是想“净化”人力市场原本的功能。但一系列举措并没有让三和青年群体彻底离开，他们会翻过围墙进来，在这里找工作或者睡觉。

2020年，政府将人才市场搬迁出去，对原有的民房进行改造，生存和生活的空间消失之后，三和青年们才选择离开，有的退居到几公里外的其他城中村，还有人转移到了龙华汽车站，那里也有一个人才市场，还有人则去了东莞、惠州等地。在三和待了两年的吴鹏选择回了老家，在县里一个生产饮料机器的厂里上班，工作并不累，主要是负责打包、装箱，没活时就休息，也没有夜班，一个月工资3000多块。可只干了一年，工厂就因为疫情的原因倒闭了，还欠了他一万多元工资。他找不到其他工作，2019年跟远洋渔船出海打鱼，今年7月才上岸。

出海打鱼工资不低，一年工资8.5万元，算上各种补贴，能有10万块钱。吴鹏说渔船有60多米长，船上工人算起来有20多人，吴鹏负责拉网和后期加工。捕鱼的活儿很辛苦，一网接着一网的鱼，好像永远都打不完。但这还不是让吴鹏最难忍受的。最难以接受的是压抑，每天看着大海，一望无际，四面八方一个样，吴鹏更觉得生活无意义。他只好用酒精和打牌来麻痹自己，等船上了岸，赚的钱也只剩下一半。

下船以后，吴鹏回了趟老家，那是广西的一个村子，只有100多户人家。村里都是三四层的楼房，外观看着还可以，里面却很破落，没有装修，也没人住。家里只有年近70岁的奶奶。“父母偶尔给奶奶一些钱，让她买肉吃。”他在家里帮奶奶收玉米、干农活，还会做一下晚饭，剩下的时间就是玩手机、喝酒。没待多久，他就离开了。他觉得待不下去，外人指指点点的样子让他觉得很不安宁，他也不想留在家里种地。家里就两三亩地，一亩地收入就几百块，也养不活人。他决定再去东莞，临走的时候，吴鹏给了奶奶2000多块钱，他不觉得是孝顺，而是一种义务。

接受采访时，他正待在东莞的出租房里，房间不大，只能放下一张床，又小又脏，也没有空调。他并不觉得怎么苦。他习惯了这样的住所。吴鹏属于留守儿童。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在外打工，他去过父母租的房子，也是在城中村里，除了大一些外，跟他现在的住所也没什么区别。他今年25岁，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住的环境也一直都是这样。从今年7月到现在，他都没有工作过，将现在居住的房间称为“挂壁房”。从景乐新村搬出来后，生活的成本直线增加，一个在东莞的三和青年告诉本刊，一顿饭要十几块钱，住宿一天25块钱起，网吧更是贵了不少，要5块钱一个小时，20块钱包夜。这意味着，“干一天玩三天”的三和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但很少有人因此回老家。谢勇也是。前段时间，他去了江西吉安，中介告诉他，这里每小时给的钱比深圳要高，最高能到29元，深圳是20元左右。他进了一家生产耳机的工厂，岗位是负责耳机出厂前的性能测试。从他的描述听起来，工作的具体操作并不难，是将流水线上传过来的耳机放在测试机器上，平均每6秒测试一个。这意味着一个小时从他手里经过的耳机有600副。原本，这是一份为期两个月的临时工，按照规定，至少要干满7天才能有工资拿。谢勇只做了一天就要辞职，显然是白干。“我真的受不了流水线的工作。”他在吉安晃荡了几天，发现那里并没有像深圳那么多的日结工，他想回到深圳去，“城市需要很多防疫保安，日结工资也不错，比打螺丝轻松”。

某种程度上，田丰理解这些游荡的年轻人不回老家的选择，“新一代的农民工其实农村生活的经验并不多，他们对待老家的情感不像父辈那样依恋”。2017年，田丰曾在甘肃、四川、福建等地做留守儿童的调研。在甘肃，有一所学校让他印象很深刻。那是镇上的一所初中，距离县城40公里，为九年一贯制寄宿制学校。学校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这所学校还有600多名学生，其中留守儿童525人，占82.67%。但到2017年上半年，全校只有68名学生，而教职工有80多名，平均一个老师还分不到一个学生。学校的校长告诉他，学校里孩子大部分都是低年级的学生，高年级、能够独立生活上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转走了。“你看‘90后’‘00后’农民工他们的成长背景是跟老一代很不一样的，他们基本从小就生活在县城，现在让他们回农村去，几乎不太可能。”田丰说，现在的社会结构，对于新一代农民工而言，上升的阶梯其实并不是那么宽敞。

2020年8月初，林凯玄回了一趟三和人才市场，他想看看人力公司搬走后那里变成了什么样子。他发现因为疫情的影响，他以前走过的那些小门、侧门，全部封闭了，用各种杂物堆积起来堵住，每片区域只留一个出入口，他没有看到认识的人。他又往市场不远的龙华公园、龙华汽车站附近转了一下，看到一些聚集在一起的人，应该是在找日结，也没有熟悉的面孔。再往旁边走，在一个红绿灯路口附近，有一个角落，也有住宿区，很多熟悉的面孔就都出现了，“可能他们不认识我，但我还记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