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闭环生产的工厂：有人穿着羽绒服进厂，一个月没理发

为了推进企业复工复产，上海效仿北京冬奥会的闭环模式，要求员工居住在封闭的工厂中，这种模式也被称为“泡泡模式”。4月19日，上海市经信委总工程师张宏韬在发布会上介绍，3月中下旬以来，上海有1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一直保持封闭生产状态。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上海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为8804个，用工人数183.7万人，工业总产值超过3.52万亿。截至目前，上海已推出两批复工复产重点企业“白名单”，其中首批数量666家，第二批1188家，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汽车、电力、芯片、医药和必要防疫物资生产等领域。

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显示，本轮疫情已经对上海市工业经济运行造成很大影响，3月产值同比下降7.5％，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4.8％，增速放缓。保卫经济，进一步复工复产迫在眉睫。

但进入“白名单”只是企业复工复产第一步。面对传播力极强的奥密克戎，复工复产也要求企业具备要求极高的封闭生产条件和疫情防控条件。“坚决确保我们所有封闭在厂区内生产的人不出现阳性病例。”4月中旬，一家率先复工复产的龙头汽车企业，在其复产压力测试情况交流会上反复强调。“我们要给大家示范，如何在做好防疫的情况下保证生产的稳定恢复，而不是为了生产而放松防疫。”

原料、人员、产品，复工复产意味着生产要素持续不断地流通。而阻断病毒传播，却要求人与货物保持静止。在动与静之间，复工企业如何寻求平衡？对企业来说，保卫“泡泡”就是保卫生产。为保卫这层罩在工厂上方的“泡泡”，企业必须持续投入人力、物力，坚持完成繁复精细的防疫流程与动作。

疫情以来，新冠检测试剂业务成了复星诊断优先级最高的板块，在公司内部获得最高级别的关注。3月15日以来，新冠检测试剂业务在上海生产基地的比重已经超过80％。市场上供不应求，而作为保供企业，产能和产量必须达到来自外部的预期。

企业为此做足了准备。复星诊断试剂制造部负责人赵红回忆，3月上旬，随着出现确诊病例的小区被精准封闭，缺勤的情况时有发生。3月10日，制造部就做了员工动员，盘点了关键岗位人员，确保40多名员工驻厂以保生产。此后，随着浦东区的全面封控，他们陆续有186名员工驻厂办公和生产。

3月31日，上海市政府宣布，从4月1日起，浦西也将开启为期4天的全面封控和核酸筛查。作为复星诊断科技有限公司的行政总监，陈雨虹并不紧张，她经历过2020年的风浪。这次，她带着行政团队，早就为那186名同事准备了充足的行军床和睡袋。她还鼓励员工，“4天很快，一眨眼就过去了。”

身在江苏太仓的高军会更加从容。2020年以来，皇冠新材料太仓工厂的防疫和生产一直由他统筹，他经验丰富，为超过800名员工的闭环管理准备了极为详尽的预案。14页的文档囊括了疫情防控的制度，以及从卫生、食材、用餐到住宿、门禁、外来人员管理等方方面面的细则。

皇冠新材料是美的、格力、海尔、得力等诸多知名家电、文具、汽车等领域的供应商，也为苹果、华为、小米和OPPO、vivo等手机厂商供应工业胶带、保护膜、光学膜等材料，相应产品在亚太地区的市场份额超过40％。正常情况下，一卷长1万米、重0.7吨的原纸，一个车间一天需要用掉30卷，每天都有货车进厂补充原料。

4月8日，太仓实施全域静态管理前夕，察觉情势紧张，高军会开始组织员工“疯狂囤货”。平时，货车晚上6点就能卸完物料，那两天一直卸到凌晨一两点。这一天，高军会趁午饭时间，匆匆召集员工开了保障会，检查防疫物资储备，要求饭堂立刻准备半个月的食材，还要求保洁和保安全部驻厂。

一共有426人，陈雨虹记得很清楚。其中的绝大部分，刚从紧张的生产线上下来。供应商原本早该送来晚餐的，这是2022年4月中旬一个普普通通的晚上，超负荷运转的工人们期待吃上一顿晚餐。但直到晚上8点，司机仍没有出现，饥肠辘辘的员工坐在餐厅里，“大眼瞪着小眼”。

作为复星诊断科技有限公司的行政总监，陈雨虹要为这样的局面负责，可她没有办法——上海封控期间，只有“规模以上”的餐饮供应商才能申领到配送所需的通行证。那几天，上海正在大规模地建设方舱，公司选择的供应商同时要为几十万进舱人员提供餐饮保障。

“我们不可能跟方舱争抢。”陈雨虹说。她只能一遍遍地给司机打电话催问：“你到哪里了？你到哪里了？”陈雨虹急得“要死”，仍要极力克制。“那么多饿着肚子的年轻员工望着你等饭吃的时候，你崩溃了，情况会很难控制。如果我稳不住，团队一慌，整个秩序就会乱掉。”陈雨虹说。

难倒赵红的，是一名被封控在酒店的设备工程师。此前，他负责的设备已经调试到八九成，按照计划，他要在闭环期间驻厂完成调试。他所在的酒店离工厂只有500米，酒店提前封闭时，他正在收拾行李。

“因为他太重要了，没有他，效率就会受影响。我们和行政天天跟他通话，看他什么时候能出来。”为了这名工程师，公司持续找相关部门协调，但由于酒店所在的楼栋有一例阳性，最终只能由工程师远程指导员工调试。“那时候真的有点绝望。”工程师的微信名是“夜空中的星”， 赵红说，“您真是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我们天天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您。”

陆林要忍受的是另一种焦灼。他在上海一家药企管理一个生产车间，车间生产的几种药物中，最为重要的，是一种抗肿瘤口服药。3月17日那天，随着新冠确诊病例的持续增多，车间正式停产。在那之后，陆续有三位朋友向他打听那种救命药，他们告诉陆林，从4月中旬起，这种药物就已经很难从上海和外地的医院开到了。

药品断供是重大风险，保障救命药的供应对陆林所在的企业来说，是优先级最高的责任。正常情况下，公司会基于市场需求额外储备一两个月的货量作为安全库存。但停产一个月后，库存已远远突破安全库存的下限，面临库存清零的危险。

陆林列出几家医院和药房，让朋友们试试看，但最终的反馈都是“去别处问问”。他也无可奈何，公司原本打算在3月底送24名员工回到园区，但三周后，他们才成功进厂，车间也才得以重启。

先是农贸市场和菜农被封，买不到蔬菜水果。幸好高军会因为党建活动帮菜农卖过菜，他找到村支书，打好招呼，又找到有通行证的承包商，请他们直接到菜地去拉菜。菜农把菜低价卖给他，十几块一斤的西红柿，三五元就卖给他。又大又新鲜的草莓，两斤只要十五元。他粗略估算，闭环生产期间，光蔬菜就买了六千斤，草莓就买了六百篮。封控时间远比他预判的十五天要长。物资紧张的时候，他每天都要想办法补充米面油。

毛巾、牙刷、盆、沐浴露、洗发水等等，在上海，复星诊断的行政部门为员工准备了充足的日常生活必需用品。但基地在设计之初，原本没有将居住功能考虑在内。虽然卫生间里安装了热水宝，员工可以将就擦洗，但近两百名员工，十几天没有冲过一次热水澡。陈雨虹开始动用各种资源，寻找移动淋浴间的供应商。但那时方舱正处在大批建设阶段，没有供应商能立即匀出货。最后还是通过朋友找到两台不符合方舱要求而被淘汰的老式淋浴房。4月15日，淋浴房投入使用，员工终于有可能洗上一次澡。

4月13日，复星诊断的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与早已稳定的核酸试剂盒生产线不同，抗原检测试剂盒生产线需要更密集的劳动力投入，人员缺口巨大，设备维护人员、技术人员、普通工人都极为紧缺，赵红开始频繁向人力资源部门要人。

首批重点企业陆续复工，在市经信委、药监局的协调下，复星诊断240名待复工人员也很快取得了复工码。然而“捞人”进度缓慢，最常见的原因是：不同的小区政策不一致，有的小区没有条件安排核酸检测，员工的复工手续不齐备，因而出不了小区。

陈雨虹的行政部门有10名员工，其中有5名都是司机。作为保供单位，5名司机都取得了通行证，也因此成了闭环生产期间，基地唯一的对外渠道。通行证要求严格的人车对应，5名司机里，只有一名司机对应一辆9人座的客车，其余4名司机只能开各自的货车。

240名员工里，除去外部的劳务派遣工人和住在基地附近的员工，有100多名员工都是那名客车司机跑遍全上海，一个个接回来的。封控期间，持通行证车辆不能载客，因此司机每趟只能以副驾位接一个人，复工的员工上车要穿好防护服，进厂的员工个个拎着大行李箱，司机每每提心吊胆，生怕路上被交警拦下，罚没来之不易的通行证。有时，由于人员手续不齐备，或者小区流程问题，司机要在小区外等两个多小时。

车辆还要保障有困难的员工和家属。有的员工年轻，没有做饭和囤粮的习惯，还有的员工和老人住在一起，员工驻厂后，老人不会团购，司机也要为他们运送生活物资。还有的驻厂员工要长期服药，却没有带够，也需要司机到小区去取药。员工穿着羽绒服进厂，温度一天天升高，很多人不得不拜托司机帮自己取些夏天的衣物。

司机太疲惫了，陈雨虹非常担心，只能小心地提醒人力资源部的同事：“要考虑一下我们司机，别让他疲劳驾驶。车是钢筋，用油的；我们司机是血肉之躯，用气的。”

人接回来，吃住都需要基本保障。按照生产规范，复星诊断的生产基地不能开火做饭，连面也不能煮，餐饮完全依赖供应商。因为物资匮乏，加上供应商优先保供方舱，8点半就要开工的员工，要等到上午9点才能吃到早饭。

后驻厂的员工只能打地铺。那时早已买不到睡袋，陈雨虹就只能向复星集团的成员企业借，这里借两个，那里借三个。现在，陈雨虹手里攥着一沓欠条，睡袋发下去，还要跟员工说好：“保留好原包装，我们要还的。”后来，她想方设法，花“大价钱”买到100组高低床，解决了200人的住宿问题。说起这件事，陈雨虹还会感叹：“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床！”

时间一长，不论是上海还是太仓，闭环生产的公司都遇到同样的难题：天气热了起来，员工已经一个月没理发了。只能在工厂里“捞”。高军会捞出一名理过十几年发的工人，而陈雨虹找到三位，他们想办法买到理发工具，每天抽几个小时，在不耽误生产的情况下，“一天能理七八十个”。

江苏皇冠新材料有限公司闭环生产近一个月后，500多名员工迫切需要理发，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党支部书记高军会在员工中寻找会理发的人，解决了许多员工的理发问题。图/受访者提供

非常时期，新冠抗原诊断试剂的需求太大了，生产线开足马力，工人从早上八点半开始工作，晚上十点才能下班。而管理层则要在工人下班后，处理大量的沟通和会议，忙到更晚。

在绝大多数复工企业都减产的情况下，为了保供，复星诊断的新冠业务必须持续扩产，引入新的自动线。尽管如此，基地的生产还是跟不上政府采购的需求。“这类订单要的量非常大、非常急，一单就是几百万份，很可能是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种情况下，赵红会与市场和营销部门沟通，想方设法调配资源，或者争取延缓或分批交付。

要实现对药监部门的承诺，生产一刻也不敢放松。为了提高人效，赵红和其他管理人员想尽办法。封控状态下，买相应的工具或设备很难，他们就自研自制工具和小设备，为了更快点数检测卡，工人们摸索出测量高度以确定数量的方法。

饶是如此，赵红仍旧夹在不断催促别人和被人催促之间。电话随时会响，催问她产品什么时候到货。医疗器械不是普通的商品，下了生产线，仍有漫长繁琐的规范流程要走。但终端考虑不了那么多，只会盯着生产部门，这种时候，赵红就只能拼命想办法缩短走完规范流程的时间：资料一送出，就让质量部赶紧派人守在那儿，确定好审资料的时间，就赶紧让终端找人提前等着来接单子。

“现在疫情是区域性的，我们的终端客户，像华为、苹果和其他位于华南地区的电子厂不停，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按时交货。紧急的订单我得处理，只能由我们来生产的产品，我也得处理。”材料行业竞争激烈，如果皇冠不能按时交付，订单随时会被转移至对手手中。

生产部门争分夺秒，意味着基地防疫容不得一点差错。在太仓，入厂车辆正面侧面、里面外面都要消杀，货物也要消杀，所有动作都要拍照记录上传。

前车之鉴太多了。“我们旁边的企业，坚持了30天，因为一个来送货的外地司机阳了，他们企业就停产了，二十几天的坚持就白费了。”陈雨虹感到惋惜。

工厂大门是必须守好的第一关，这是管理者的共识。“外来的车和人，是我们最大的风险来源。”复星诊断体系管理EHS高级经理张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地共有四名保安，白班两个，晚班两个。陈雨虹不放心，和负责管理保安的同事穿上防护服，每人两小时，轮换着站在门口监督保安。

进门的流程变得前所未有的繁琐：车在门口停住，司机下车，说明来意，与对接人联系，请对接人到门口确认车牌号和人员信息。确认完毕，司机扫场所码，出示48小时核酸报告，测量体温，扫健康码，做抗原检测。15分钟后，抗原检测没有问题，才能在本子上登记来由、人员信息、核酸采样时间。

走完这一套流程，保安要给车门两边贴上自制的小封条，保证司机不下车。随后，用酒精喷壶对车门、车把手等人员接触点做重点消杀。车辆入园后，必须驶至临时卸货区，货物消毒静置三天后，才能转移到仓库。

外来者入园，则要遵循严格的隔离程序。人要消毒，在隔离房单独住宿，使用单独的卫生间，餐食会被送到门口。经过两次核酸检验后，确认阴性，才能正式进入自己的工作岗位。

核酸每天都做。为此，高军会每天早上6点就得起床。算上他，一共5名行政人员，每天要给600多个驻厂员工做核酸。以前还有医生上门给他们采样，现在就只能由他们自己登记、采样。要完成核酸采样，他们都得持证上岗，严格遵守防护服的穿脱要求和采样箱的贴码流程。累的时候，高军会只能调侃自己：“我成了全能的，什么都得会。”

做核酸，人员聚集不可避免，每到这时，陈雨虹和张斌就非常紧张，尽全力保证员工排队时遵守一米安全距离。为了缩短人员聚集时长，他们甚至请IT部门开发出了提高登记效率的条形码，使过去需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的采样缩短到一个小时。

由于物流中断，复星诊断的产品都由行政部门的司机用小货车运出。几十万人份的订单，一次装十几万份，分三次送完。几千份的小订单，就用小车往外运。外面的货车不是绝对叫不到，但价格高昂。

原材料和设备配件也进不来，生产部门又急等着用。“因为我们还有长沙和泰州两个生产基地，实在没有办法，就内部协调，让货物先发到其他的基地，我们基地间再去用车转运。”赵红说。采购部门采买的原料，原来都是由物流送到公司，现在就只能由自己的司机去高速路口驳货，或者到各个自提点自提。

5月5日，上海市经信委总工程师张宏韬在疫情防控发布会上介绍，全市1800多家重点企业，实际复工率超过70％，其中首批660多家重点企业复工率超过90％。

“共性问题主要集中在物流运输、人员返岗、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比如人员返岗，有些关键岗位员工可能处于封控区，楼里有阳性病例，目前还不具备返岗条件，企业要补充配置其他人员解决。还有的主机企业可以复工，但零部件配套企业还不具备条件，物流仓储这些条件也需要逐步配套适应，这些问题都需要做大量协调工作，有的要寻找可替换的方案。”张宏韬表示，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上海市区各级部门会根据企业在复工复产中发现的问题，作出一些制度性安排。

对于陆林来说，五一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是个关口。4月中旬复产后，车间生产主使用停产前的库存主料。陆林所在的公司，通常只提前准备两个月的主料量。他们算过，这批原料最多坚持到5月初。可上海口岸的开放时间未定，海关也早已没有合适的库位，供应链部门只能尝试协调原料从北京或广州等口岸进来。要生产那种抗肿瘤药物，主料用量超过80％，如果主料不能如期送到，车间很有可能再度停工。

张斌最头疼的，是如何处置基地的废弃物。正常情况下，基地每个月处理两次一般废弃物，两个月处理一次危险废弃物。得知要闭环生产，3月底，张斌还紧急联系了下游的固废处置单位，清掉了全部库存。

但由于基地扩产，抗原产品线产生大量废弃包装箱，一般废弃物的数量比过去更多。而固废处置单位未被允许复工，基地的一般固废早就超出了过去的承载空间。堆放废弃物的仓库接近一百平方米，要符合环保要求，必须按区域分类码放，如今纸箱早已占掉了其他货位。张斌只能在基地内另找露天区域，做好防水渗漏，尽量合规地安放。

“评审会上，生态环境局的领导其实也意识到了废弃物外送问题，但目前也只能让我们想办法来增加自己的仓储条件。”张斌说。他尽可能地为下游固废仓储企业提供证明，其中包括复星诊断的复工复产批复材料，以求帮助供应链企业尽快复工。

闭环生产不到一周，高军会就意识到，物流一断，产品根本就运不出去。他只能向政府申请货运，得到批复后，终于把供给vivo的一批货送了出去。4月下旬，又有很多货要送往苏州，高军会又得找政府协商，请求允许货车进来，司机不能进厂，高军会只能找偏僻的酒店安置他们。特殊时期，每一件在过去的生产里非常简单的事，现在都得一事一议。

最近，磋磨高军会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增加驻厂员工数量。订单积压严重，还有核心的人员没能进厂，他想让他们进来，又怕外来人员突然冒出一个阳性病例。工厂宿舍的承载也到了极限，新增人员进厂要隔离三天，现在隔离房也不够了。

晚上9点半，他接到了来自镇长的电话。“疫情影响的不是一个点，是一个面。”高军会感慨。从4月9日向政府提交申请书算起，他的电脑里已存了数不清的提交给政府的文档。有时他去政府送材料，看到他们吃住都在办公室，居民做核酸，他们也得去现场盯着。“我虽然辛苦，但每天都保证自己至少要睡6小时。他们经常忙到一两点，有时一晚上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太疲惫了。”高军会说。

闭环生产一个月，一向稳得住的高军会，在5月7日这天第一次“失控”了。这一天，太仓市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指挥部发布了新增封控区和管控区的通告，这意味着，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又一次被延期了。看完通告，这位苏州市劳模发了一条带着两个大哭脸的朋友圈：“整晚上做梦都是防疫，梦醒了，果不其然，又有情况了！”

陆林的车间，员工都被安置在楼栋的观光走廊。为了防止生活区污染对环境要求极高的生产区，员工的日常起居要遵守新的规范，他们不能出楼，三餐被送到楼门口。

“我们现在更关注员工的心理感受，比如有烟瘾的员工怎么办？长时间的封控下，怎么舒缓压力，如何做到有效的心理疏导。入园员工家庭出现变故，如何应对？”很多困难只能克服，为了应对突发状况，公司商定了员工的退出机制，确保届时能通过流程，把员工安全地送出去，尽可能地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

“在家里的时候，可能方便面都供不上。现在我们好歹能保证一日有三餐，晚上有加餐，虽然也就是一些面包和八宝粥，但至少能保证员工在加班时是吃饱的状态。这一点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也是我们力争能够做得更好的。”陈雨虹说。她带着行政部门的同事修剪了基地的草坪，清扫了上面的落叶，以便工人们在超负荷运转一天后，能有个地方散散步，坐一坐。

对大多数员工和客户来说，虽然还面临很多难题，但复工复产本身就是一个积极信号。汉高大中华区总裁荣杰（Dr. Rajat Agarwal）近期对媒体表示，情况正不断好转，随着更多的物流供应商复工、公路物流运输情况改善，原材料到库和成品出货的运输将变得更加高效。“复工复产释放了非常积极的信号，不仅给企业，也给客户和员工提振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