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观察》精华版｜陈 锋、王光普：散工市场中的大龄农民工有机嵌入与“桥头”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现出来，流动到城市成为农民工。散工市场就业机制灵活、就业准入门槛低，成为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渠道。2021年中国有61.14%的企业使用灵活用工，其中使用传统零工即散工的企业占比为27.08%，散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灵活用工群体（杨伟国等，2022）。“散工”是指农村涌入城市的务工人口中，既没有合法的个体经营资格，也不属于各类企业中合法受雇者的从事零散自由工作的人（周大鸣和刘志军，2006）。这是一个以农民工及失业人员为主体的城市贫困阶层（高双双，2010），是城市中的“超底层群体”（王立波，2008）。

散工市场上的务工者年龄普遍在40～60岁，以中大龄农民工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庞大的第一代农民工群体逐渐步入老年阶段，学界对此相对缺少关注。鉴于此，本文将散工市场中的大龄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生活境遇和生存策略展开分析。散工的务工集聚点即散工市场一般也被称为“桥头市场”（鱼琳惠等，2017）。本文研究的案例均来自笔者于2018年在内蒙古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和2019年在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共计60余天的实地调查。笔者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获得一手资料。本文从活跃于桥头市场的大龄农民工的主体视角出发，深入挖掘大龄农民工“散工不散”的特征，诠释演绎“桥头”秩序的运行机制，重点研究大龄农民工如何主动适应散工市场以及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形塑相应的抗风险机制。

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赴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和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开展实地调查，共访谈了44名散工，其中男性40人，女性4人，受访时年龄在50岁以上的散工有41人。有21名散工之前在电子厂、啤酒厂、钢铁厂等工厂工作。其余23人之前从事建筑业，多属于劳务派遣性质或临时工。与打散工相比，在工厂上班包括在建筑工地工作的农民工的就业相对稳定。但大龄农民工受年龄、体能、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制约难以继续从事之前的工作，成为常规劳动力市场中的“剩余人”，进入更为低端的散工市场寻找就业机会以谋求生存。然而，这些大龄农民工不仅走出“被淘汰”的困境，在散工市场中生存适应下来，乃至形成一定的归属感和满足感，进而实现从“剩余人”的消极角色向“自由人”的积极角色的转变。具体而言，散工的“自由人”特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散工很“散”。其一是散工的职业不固定。大部分散工在进入桥头市场后从事过不同职业。由于桥头市场上各类职业从业门槛低，散工随着招工需求的变化而频繁更换工种。其二是散工的上工地点不固定。散工们是临时集散，获得招工信息后，哪里有用工需求就去哪里上工。其三是散工在工作和生活安排等方面拥有一定的灵活性；第二方面，散工爱“散”。在访谈中，散工们表现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对散工工作的“自由”感到满意，桥头市场现金支付日清日结的付薪模式也让他们觉得踏实。

人到老年，体力不支，离开工厂进入“自由零散”的桥头市场是他们生理极限下的被迫无奈，但也是合乎理性的选择。与工厂中的工人相比，桥头市场上的大龄散工对于工作、生活的安排具有较大弹性。他们对工作的要求不高，以身体为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龄农民工中的多数人基本完成了供孩子上学、帮孩子成家的代际任务。他们年事已高，但身体条件尚可，与其赋闲在家，不如出来打些零工，因此在工作和生活安排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自主性。概言之，散工工作的“自由”特性恰恰与大龄农民工个体生命周期相适应，进而形成“半工半歇”的平衡。

大龄散工的家庭通常处于空巢期，子女离开原生家庭后成立小家庭还有了下一代。一方面，考虑到子女工作压力大，他们心疼子女照顾孩子辛苦；另一方面，儿孙满堂、儿孙绕膝的晚年生活又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相当一部分中国老年人的理想追求。因此，多数大龄农民工在这一阶段选择帮助子女照看孙辈来减轻子女的负担。一部分大龄农民工与子女在城市共同生活，他们在照顾孙辈的间歇打些零工以补贴家用。还有一部分大龄农民工更看重农村在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优势——生活费用低廉，他们在子女需要的时候回老家务农并照看孙辈，也为在外打工的儿女提供稳定的“大后方”。散工工作的自由性使得大龄农民工可以将打散工与家庭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在履行家庭代际责任的同时获得一定的务工收入，在进城与返乡之间、工作与家庭之间做好安排。

大龄农民工随着年龄增长成为城市常规劳动力市场中的“剩余人”，其中一部分人选择返乡务农，形成“老人农业”的生产模式。不过，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季节性，且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返乡的大龄农民工也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在农业劳作之外还有不少空余时间。桥头市场恰恰为这一群体提供了兼业的可能。返乡的大龄农民工在农忙时务农，农闲时打零工，形成“半工半农”的平衡。务工务农相结合使得农户家庭能够分散风险，灵活地在外出务工与返乡务农之间转换，在保障基本生存的基础上实现增产创收。

散工自组织的用工网络是以老乡资源为基础的。在城市站稳脚跟的先行者往往会组织更多的老乡进城务工。自组织的用工网络提供了对于散工而言极为宝贵的用工信息和工作机会。对于处在市场边缘的大龄散工劳力而言，集体性的组织方式使他们更容易在城市中生存下来，因为自组织往往意味着工种齐全的技术组合，更容易在市场上树立业务方面的知名度，并促进次级业务关系网的建立，从而增强自组织的生存能力。

对于大部分大龄散工而言，他们无需起早赶到桥头市场等工，只需前一天和包工头谈好工作内容和薪酬条件，就可以直接在居住的城郊村口搭车前往上工地点。而无组织的“单打独斗者”只能在桥头市场等待招工。可以发现，这些“村里上车”的散工具有如下优势：第一，工作关系相对稳定，有相对固定的用工方和工友；第二，更可能获得相对有利的结算方式和薪资待遇；第三，节约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在桥头市场等工是“村里上车”的必要前提，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比如，在桥头市场等工的散工可能因为工作能力强、技术水平高，获得用工方的青睐或工友的认可，下次包工头有业务或工友需要帮手，就会直接联系他从而不必在市场等工。因此，打散工的“诀窍”就在于多积累人脉。随着关系网络的不断延伸和扩展，散工能够获得的用工信息、工作机会也日益增多，并逐渐从分散的个体发展为自组织群体，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处于城市边缘的大龄散工在外务工遇到风险时倾向于依靠熟人关系网络向老乡、亲友寻求帮助。他们同工同吃同住，在生活中和工作上互相帮助，形成自组织的社会支持。在生活中，大龄散工往往选择与老乡合租的模式，这是大龄散工为了分摊生活成本的理性选择。老乡们共同的语言、习惯、风俗和文化以及相似的工作内容使得他们彼此之间社会交往十分密切，生活在一起也更加融洽和谐。此外，大龄散工自组织群体内部还存在技术的传递流动。这种技术的传递边界一般与人际关系的边界重合，不同散工群体之间则是竞争关系，通常是无法分享这些知识技能的。他们通过控制有限的知识技能的传递来维持本群体在桥头市场上的微弱优势。

其一是通过对包工头的道德评判来约束包工头的行为。对于拖欠工资或是工资、工时与事先承诺不符的包工头，散工们会在桥头市场上尽可能让他名声扫地。在非正规的劳务市场中，良好的信誉和名声是包工头能招到理想工人的关键。包工头扮演的是衔接用工方与散工自组织群体的“中间角色”，他不仅要取得用工方的信任，还要有“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散工队伍。这些散工干活的速度和质量将直接决定包工头的薪酬和用工方对他的态度。因此，包工头与散工之间是一种互惠关系。包工头也要努力维系好与自组织化的散工群体中那些有威望的散工的关系，尽可能在桥头市场博得一个好名声。

其二是对“工资日结”的坚持。过去以按月或年结算工资的模式，使得工人一旦被骗，损失的将是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血汗钱”。因此，采用“工资日结”是散工在不稳定就业中规避风险的理性选择。然而，建构“工资日结”这一新的给付模式一开始也并不顺利。实地调查中了解到，一开始绝大部分用工方并不同意采取这种模式，因为“日工制”下工人的流动性过强不利于用工方的管理。然而散工通过组织关系网络来约束自组织群体内部达成一致，对外坚持按日付薪，并将立场摇摆的散工排斥在群体之外。一旦被边缘化便意味着散工个人不仅失去了作为自组织群体成员共享用工信息的机会，更要承受熟人关系网络破裂的风险。因此，在散工群体口径一致的争取下，部分用工企业迫于生产旺季的巨大劳动力需求，率先采用按日付薪的结算方式以在短时间内提高生产能力，完成订单。同处于市场竞争大环境下的其他企业也纷纷效仿，使得“工资日结制”成为散工市场通行规则。概言之，“工资日结制”是大龄散工自组织化维权博弈所取得的规避风险的方式。

当桥头市场这样一个缺乏政府和法律力量介入的权力真空地带出现时，大龄散工依靠熟人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所联结而成的自组织，在保护个人权益、提高组织化程度、增强归属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中获得了一定的主动权。自组织的出现恰恰反映了大龄散工对组织资源的渴望，这种组织支持在调整劳资分配关系和改善就业质量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当前零工经济蓬勃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散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灵活用工群体（杨伟国等，2022）。本文揭示了散工市场上大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策略。研究发现，相当一部分大龄农民工受年龄增长、体能下降、知识技能不足等方面的制约成为常规劳动力市场中的“剩余人”，被动进入较为低端的散工市场寻找就业机会以谋求生存。然而，这些大龄农民工在进入散工市场后不仅很快适应了这个环境，而且获得了一定的归属感和满足感，实现从消极的“剩余人”角色向积极的“自由人”角色的转变。大龄农民工基于散工工作的自由性将就业选择有机嵌入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和农业耕作周期，并在规避风险中形成自组织化的“桥头”秩序这种主动适应散工市场的生存模式，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找寻确定性。

本文并非对散工市场进行价值评判，而是以大龄农民工作为研究主体展现散工市场上大龄农民工的生存策略和对环境的适应性，进而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散工韧性”。不可否认，散工市场的“自由”给了大龄农民工自我调整的空间，使其得以生成与生命历程相契合的嵌入策略和自组织策略，体现出较强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吸纳性。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城市政府部门往往把散工市场视为城市文明建设的阻碍，认为散工市场的存在不利于市容市貌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安定。为此，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建设正规劳务市场来缓解散工市场带来的城市社会治理问题，并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正规化。但正规劳务市场较高的就业门槛和雇工门槛以及存在的规范性有余而灵活性不足等问题造成“有场无市”的现象（刘敏和岳晓林，2020）。这种“一刀切”正规化的治理模式忽视了散工市场的运作规律与大龄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需求，恐难以实现长效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城市中的散工市场不仅为难以在常规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大龄农民工提供了退守的务工场所，也为大龄农民工在返乡务农之外于农闲时外出打零工创收提供了可能，进而形成“半工半歇”“半城半乡”“半工半耕”的平衡。因此，对于散工市场的治理，应注重管理与服务并举，维持市场基本秩序，并为大龄农民工提供风险提示，在保障他们合法权益的同时，给予大龄农民工及其家庭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

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22版），在农业经济类50种学术期刊中，《中国农村经济》影响力指数和影响因子均名列第一，《中国农村观察》影响因子名列第二。在488种经济学学术期刊中，《中国农村经济》复合影响因子和期刊综合影响因子均排名第三，《中国农村观察》复合影响因子和期刊综合影响因子均排名第九。《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双双获评“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