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妈妈”的困境：中国的社会再生产和“零工式制造”的兴起

基本信息

摘要：

作为对郑州富士康这个世界上最大的iPhone制造基地的第一份民族志研究，本文指出，随着资本向中国内陆转移，一种以“霸权式不稳定性” (hegemonic precarity)为特征的新劳动政体已然兴起。尽管富士康提供了包含长期福利的正式合同，内陆劳工仍然选择了一种更加灵活的雇佣状态。作者认为，这种意料之外的劳动模式是生产场域与社会再生产场域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囤积时间” (hoarding of time)的机制，富士康的管理层在向少数工人支付相对较高的工资的同时，将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压在最低水平。同时，社会再生产领域的秩序变化使富士康的工人——特别是有孩子的女工——不断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挣扎。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极高的工人流动率，削弱了劳工团结的可能，并促使了“零工式制造”)(gig manufacturing)在中国的兴起。

文献来源：

Dong, Yige. "The Dilemma of Foxconn Moms: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Rise of ‘Gig Manufacturing’in China." Critical Sociology (2022): 08969205221140927.

译者短评：

“养家的母亲”在劳工队伍中从不稀缺，但学界却较少看到对此的系统性研究。本文所聚焦的内陆富士康妈妈，让我们一窥中国农村女性在生产和再生产之间挑起双重任务的艰难处境。这种双重劳动的状况在女性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缠绕复现，没有退散的一刻。2022年5月，广东韶关的面包车坠河事件中九名在附近打零工的女性丧生，她们中有的已经到了工厂不再接收的“高龄”，却依然选择到农场干活来养家。对再生产领域的关注补全了我们对劳工政治的理解，劳工研究必须突破以工作场所为中心、以男性经历为中心的视角。此外，郑州富士康的女工被裹挟在中国制造业内迁的浪潮中，也被钳制在农村父权制家庭中，但她们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在照护互助上已然向前迈了一步。这一步如何带来更坚实的劳工团结、如何助力劳工斗争值得持续的关注。——xianni

注：本文荣获2023年度美国社会学会劳工和劳工运动分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会最佳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