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世界职业安全健康日 | 看见工伤——工伤工友心理状况调查问卷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打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在机器轰鸣声中悄然改变。工厂建起来，机器声响起，经济列车在飞速前进。

机器运转起来的同时，也吞噬着工人的血肉之躯。2020年度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认定（视同）工伤112万人。以这一数据推算，过去的2020年每一天有超过3000人因为工作遭遇了伤害，而以上是被统计了的数据，未被纳入到统计的工伤工友或者更多。

工伤，即在工作中工人身体受到的伤害。工伤是工业生产和建造的“暗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亿万农民涌入城市，成为“中国奇迹”背后的产业工人，而工伤问题也越来越严峻。30年后的今天，工伤情况依旧不容乐观。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有超过1000万人认定（视同）工伤。如同多位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尽管在法律政策层面，已有相关的工伤保障体系，但是在具体实践运作和制度制定中，工伤者应得的权益经受资本、权力、政策的多重压制。劳动者遭受工伤，依旧面临高昂的维权成本、制度性限制的困境，而且工伤者可以获得的社会支持依旧是相当有限，不仅仅是法律维权上的支持，还包括遭遇工伤之后面临的身体疼痛、心理精神上的痛苦孤独。

乐行社工中心自注册成立以来长期关注工伤群体，并切实为工伤工友提供支持服务，包括链接法律资源，普及工伤法律知识，协助工伤工友了解自身权益，建立社群互助网络。突发的工伤意外将工伤者卷入多重困境之中：她/他需要跟企业、工厂、公共部门斡旋协商，甚至斗智斗勇，力争拿到应得的工伤赔偿；她/他们还得面对身体伤害所带来的疼痛，以及身体残疾带来的羞耻、自卑；很多工伤者还是家里经济的“支柱”，上有老下有小，遭遇身体伤害后家庭失去重要的经济来源，对家庭产生冲击；同时也有很多工伤者由于工伤致残很难回到工作岗位，产生巨大的未来迷茫感。可以说，工伤者经受内部和外部变动带来的压力。乐行在一线工作接触大量的工伤者，他/她们往往谈及，他/她们就是靠着“讨赔偿”这样的实实在在的目标来帮自己撑过这段时间，熬过去，也可以逃避很多之后需要面临的问题：如身体上的残疾、未来经济收入、家庭关系等。

此前，乐行社工中心聚焦于工伤工友的法律支援，也正是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工伤工友心理支持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此次调查问卷旨在通过收集问卷、个人访谈了解工伤工友心理状况，从对人的心理关怀的视角为工伤工友提供支持服务。调查问卷采用抽样调查方式，以服务过的工伤工友为调查对象，从中随机邀请工伤工友填写问卷，并根据问卷的填写评估填写对象是否进一步进行访谈，以便更全面地了解工友发生工伤之后的心理状况。

一共回收78份有效问卷，根据问卷填写的IP地址，77%填写问卷人员来自珠三角地区，9%的填写人员来自长三角地区，剩余14%的IP填写地址来自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周边城市。问卷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包括受访者的个人信息、个人情绪状态和外部支持情况。同时在问卷基础上进行访谈，补充数据中所未呈现的具体情况或对问卷内容更深一步的挖掘。最后，结合过往开展工伤工友服务的工作，为开展工伤工友的社会工作服务提出参考意见。

受到问卷内容、调查形式等因素限制，问卷的内容必然无法准确、全面地反映工伤工友所面临的心理状况，仅仅提供由数据呈现的工伤工友心理状况，该调查报告为了解工伤工友心理状况做一个侧面的参考依据。

对机构开展的探访服务数据进行长期的跟踪了解，遭遇工伤人员的性别比例与所在地的产业机构及岗位相关，而一线操作机器的工友更容易遭遇工伤。机构所在地的服务对象，因为一线工作，尤其与操作机器相关的岗位，上班时间长、体力劳动重、危险系数较高等原因，行业与岗位更为偏好男性，男性工友的基数大。接受机构服务的遭遇工伤的人员中男性占比也相对较高，机构开展日常服务中男女性别比例为3:1，“2020年度乐行社工中心合计服务1124人次，其中男性811人次，女性313人次。”

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40.13岁，以26-35岁（33.33%）与36-45岁（38.46%）为主，已婚人员占75.64%，初中学历水平占44.87%。受访者整体年龄偏大，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经济负担较重的人生阶段，而较低的学历水平又使得受访者能够选择的工作有限，受伤工友所从事的行业集中在五金、家具、建筑等，岗位分布主要以机器操作和体力劳动为主，想要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需要付出更长的工作时间。遭遇工伤之后更是劳动能力受损，难以重新回到原来的岗位，同时又缺乏其它的职业技能。未来的生活的经济收入没有保障，对遭遇工伤的工友而言是其身心康复的一大阻碍。

遭遇工伤的时间收集了77份的有效数据，其中一名受访者未准确填写具体的遭遇工伤时间，故不纳入到数据统计当中。最早遭遇工伤的受访者在2013年，男性，目前已经处理完工伤相关的法律程序，获得了赔偿。而问卷填写中2021年遭遇工伤的受访者有6位，均还在工伤处理程序过程中。

有35.9%的受访者表示已经获得了工伤赔偿，64.1%受访者仍然处于工伤处理的阶段，其中最早的是2014年遭遇工伤，而在填写问卷时正在与用人单位谈赔偿，历时接近8年；2021年遭遇工伤的受访者截至填写问卷时无一获得赔偿。工伤索赔的一般程序包括康复治疗、工伤认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协商赔偿四个基本流程，在用人单位非常配合完成各个申请情况下，肢体工伤的工友完成四个流程最少需要6个月的时间。若是得不到用人单位配合，甚至存在恶意拖时间的情况下，需要以年为单位计算获得赔偿的时间，职业病患者的工友尤甚。工伤索赔漫长的程序对工伤工友而言也是对其心理承受力的重大挑战。

造成工伤的原因多种多样，进行工伤探访的时候，与工伤工友面对面交流询问受伤的原因，大部分都会认为自己不小心，运气不好导致受伤。此次调查问卷中询问受访者对于导致自己工伤的原因看法，64.1%受访者认为是单位的原因导致受伤，访谈中会有提及的原因包括单位没有提供机器操作培训、长时间的上班/晚班、机器的失灵/老化等原因。35.9%的受访者认为是自己原因导致工伤的发生，强调自己的命不好，或是运气不好导致受伤。

（图四）显示55.13%的受访者是手部受伤，（图五）是根据机构开展工伤探访工作所收集的工伤探访表整理的探访对象受伤部位统计，通过（图四）、（图五）相对比，受访者和所服务的工伤工友均是以手部受伤为主。作为主要的劳作部位，工厂招工中也会强调岗位需要手部灵活，手部受伤也会对工伤工友日后再就业和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图六）进一步显示出受访者受伤级别情况，也就是发生工伤后需要进行的劳动能力障碍等级鉴定，劳动能力鉴定是通过对一个人从事体力工作的能力的鉴定，确定其劳动能力丧失的程度。劳动能力的丧失可分为:(1)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这种人虽然因伤、病导致身体衰弱、器官功能障碍或肢体残废，但仍能从事一些轻微或力所能及的工作。(2)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这种人因伤、病已经不能从事任何强度的工作，甚至连日常生活都需要他人照顾。对劳动能力的鉴定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工作，它涉及医学，伦理学等有关的知识，并依照国家的有关政策性规定，是在明确的鉴定标准的基础上，综合分析被鉴定人的病情后做出的。适用于国家文件《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 16180-2014。八级及八级以下的受伤工友属于部分劳动能力受损，依然能够从事某些行业工作，七级至五级劳动能力受限，再就业会因为受伤缘故遭遇重重阻碍，四级及四级以上属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难以回到劳动力市场参与正常就业。根据机构个案服务的跟踪调查可了解，八级及八级以下的受伤工友依然能够进入到工伤工作，或是转行做其它工作，工伤对其再就业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七级至五级大部分在当下的劳动力市场难以获得工作机会，更多只能选择工资更低、技术水平及体力水平要求更低的岗位，如保洁、保安等；四级及以上工友或是选择尝试小成本创业，或是回归家庭。

工伤是否会带来影响吗？94.87%的受访者表示有受到影响。而在工伤所遇到的问题当中，97.44%的受访者面临具体如身体的痛疼、对工伤处理程序的不了解不熟悉、人际关系的变化以及对未来的担忧。

有75.64%的受访工友表示自己工伤后感受到了歧视，我们通过采访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有十二名受访者基于调查问卷的基础上接受访谈，更具体的谈所感受到的“歧视，”接受访谈的工友表示，因为受伤后出门就会感觉到别人对自己伤口的“注目”，会因身体上的残缺有很强的羞耻感，同时因为受伤无法找到工作，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残废了”，没有经济收入之下还会对家人怀有强烈的愧疚感。

84.62%受访者表示工伤后经济收入减少了，其中89.74%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收入减少会给自己造成压力。通过对受访者工伤后经济收入变化的了解和对经济变化是否会带来压力两组数据进行整合，工伤后经济收入降低带来压力占据80.77%，结合访谈中受访者经常提及因经济收入减少对家人抱有愧疚感、自我价值感缺失、对未来人生感到迷茫等等。

所有的受访者为机构直接服务对象，都有直接接受过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调查问卷中公益组织为其提供支持与帮助占比较高，其次是配偶、政府部门。

结合（图三）中所呈现的工伤后的主要照顾者，由此可以推测了解公益组织和相关的政府部门作为工伤工友的外部支持系统，为工伤工友提供关于法律知识方面的支持，配偶、家人等作为内部支持系统，接受访谈的受访者也提及到工伤住院期间家人（尤其是配偶）对自己的照顾与支持，能够在精神层面缓解工伤带来的伤害，减轻工伤带来的焦虑的情绪。

对受访者的个人情绪状态采用了两个不同的量表测试受访者的状态，量表是较为常用的抑郁焦虑量表的简版，主要以受访者最近填写问卷前两周的感受为主，数据仅用作参考，若过程中受访者表示情绪长时间处于不佳状态，机构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下，同时也会转介专业的人士进行支持。

在78名受访对象中，有57.7%的受访对象抑郁得分超过9分，提示具有抑郁表现，应当注意观察自身情绪、身体状况，及时寻求支持；有16.7%的受访对象得分超过19分，提示具有中度以上抑郁表现，建议联系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医生寻求专业支持。

在PHQ_9中，题目1、题目4代表抑郁核心表现，题目9代表自杀信念，属于量表核心项目。48.7%的受访对象报告有一半以上时间或几乎天天感到做事提不起劲或没有兴趣，52.6%的受访对象报告有一半以上时间或几乎天天感到疲倦、没有力气，20.5%的受访对象在题目9中报告有一半以上时间或几乎天天有自杀念头，有13名受访者在三项的选项均在2分以上，占比为16.67%。

根据问卷总分结果，可以发现抑郁倾向普遍存在于受访对象中，且有一部分受访对象抑郁表现较为突出。根据核心项目得分结果，可以发现一半左右的受访者明显出现抑郁核心表现，有一部分受访对象报告经常出现自杀信念。

在78名受访对象中，有51.3%的受访者焦虑得分超过9分，提示具有焦虑表现，应当及时寻求支持、调节情绪。有35.9%的受访者得分超过13分，提示具有中度以上焦虑表现，建议联系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医生寻求专业支持。

综上所述，工伤工友群体中抑郁与焦虑情绪较为普遍，且存在一部分中重度抑郁或焦虑表现的工友，这一情况非常值得关注，需要专业、有针对性的心理服务及时介入。并且，一部分工友报告出自杀信念，需要高度重视，及时为其提供心理支持资源。

同时邀请受访者采用量表方式进行自我评价，从四个方面来邀请受访者进行自我评价，其中（1）、（2）、（3）以工作为介入点，透过工作来评价自己，受访者整体对自己的评价中等偏低，也可以从中一窥工伤工友再就业所面临的问题：对新工作不够信心，但是没有工作又会感觉到不安。（4）题较为宏观概括性的对自己评价是“一般”。从整体而言受访者对自己评价并不高。

工伤的发生对于工友来说是突发性的伤害，服务过程中会运用社会支持网络为工伤工友提供支持，及为日后的重新融入社会做铺垫。“社会支持网络是由社区、社会网络和亲密伴侣所提供的感知上的实际的工具性表达或表达性支持，工具性支持是指引导、协助、有形的支持与问题解决的行动，表达性的支持包括心理支持、情绪支持和自尊支持、情感支持和认可等。”

面向工伤工友开展的服务相关统计当中，遭遇工伤的工友通常来周边省市，与家人或老乡一同在受伤所在地工作，工作时间长，在地的朋辈支持网络薄弱、甚至还有与家人长期异地等原因，发生工伤时的社会支持网络薄弱，让遭遇工伤的工友心理压力缺乏释放和支持的渠道。

图九可以看出，问题是“当工作不如意或是生活遭遇挫折的时候选择的求助对象”，该题目为多选题，其中前三项选项分别是其它公共渠道（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家人、朋友。

家人情况部分，从五个不同方面让受访者填写不同的，此次截取受访者的选项中占比最高的选项，“与家人关系密切”有37.18%的工友选择一般。“家人关系我的生活状况和感受”由35.9%的受访者认为比较比较同意，“我在家人心目中是一个很棒的人”由47.74%的受访者认为一般。“我遇到困难的时刻，家人会切实地帮助我”由33.33%的受访者认为比较同意。“我的家人都对我做出的决定都给予肯定的支持”由34.62%的受访者认为比较同意。

受访者目前密切联系朋友填写中，78人中由4人空白未填写该选项，不纳入到统计数据当中，10名受访者填写该选项认为目前没有密切联系的朋友，74名填写了该问题问卷的受访者平均有2.72名密切联系的朋友。以朋友为支持中心的调查问卷的4个问题当中，具体情况如下图，

综合以上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工友的社会支持系统对其情绪状况具有重要影响。当工友群体可以得到更多来自家庭的理解与欣赏、来自朋友的陪伴与支持时，他们的抑郁情绪和焦虑情绪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图十）中有60.2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发生工伤需要得到心理方面的帮助，但是在现阶段（填写问卷当下）（图十一）只有32.0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需要心理支持方面的服务。

在机构所开展过的活动中，包括服务内容有：①探访、②咨询、③法律公益讲座，④个案跟进、⑤互助小组、⑥志愿者活动、⑦外展等。其中①②③作为基础服务，协助工伤工友了解自身权益，并能够有信心有能力处理自身所面临的工伤的问题，并由此以机构为平台，接触与了解其它与自身同样遭遇工伤的社群成员，④⑤⑥⑦在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为工伤工友提供支持，建立社群的联结。受访者以自己参与过活动的经验，愿意继续参与的活动一对一的个体咨询占55.13%，其次是心理辅导的主题活动和生命经历分享44.87%及37.18%。

疫情的影响无处不在，工伤工友所面临的不仅是感染的风险、停工收入降低等，还包括工伤处理流程受到影响处理时间变长，担心用人单位在疫情之下无法支付赔偿，住院期间家人难以提供照护等。

压力与困境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工伤就像是一个漩涡，发生那一天开始就不断将工友健康、家庭、工作甚至未来卷入其中。调查问卷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工伤工友在发生工伤后内外交织而成的困境。

从报告的整体而言，可以看到遭遇工伤的工友大多是一线岗位的工友，年龄偏大、家庭经济负担重、受教育水平偏低等都成为工伤路上的桎梏。工伤的的天平上，受伤的工友从来都是相对弱势的那一位。工伤处理流程的繁琐和漫长的时间，受伤的肢体和受损的劳动力，都在对受伤工友身心造成影响。

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填写问卷的工伤工友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心理问题，但是公共服务的提供与支持、家人朋友的关心爱护都能够为缓解工伤带来的心理问题。

1、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心理健康越发受到人们的重视。遭遇了突发伤害的工伤工友心理需求尤甚，结合访谈的内容及工友的现实情况，一方面心理治疗方面的服务对工友而言具有“污名”，一定程度上接受心理治疗等同于“精神病”，填写问卷及接受访谈中均有工友强调自己没有“精神病”，不需要任何的心理服务及转介；另一方面心理服务的费用对于工友而言也是难以承担的。需要正视工友心理需求，过程中与工友共同建立对心理服务的正确认知。

2、因为调研数据的特殊来源，所填写问卷的工伤工友均有接受过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从而不能确切代表大部分工友的具体情况。但是从问卷数据中可以看到，公共服务的支持在工伤工友当中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工伤并不仅是一个人受伤的问题，涉及到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工伤工友自身的支持系统等。呼吁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能够对工伤群体投入更多的关注与支持，不仅包括法律层面的支持、各方资源的链接，让公共服务成为工伤工友的“安全网”。

3、家庭、朋友的支持能够有效的缓解工伤工友的抑郁及焦虑状况，根据服务经验，搭建工伤工友之间的互助网络，透过家庭探视的方式，让家庭成员能够参与到工伤处理过程中。以社会工作者为支点，撬动工友身边可以资源网络，协助工友建立自身的社会支持网络。

该调查问卷及报告仅作为对工伤工友心理状况的一个了解，问卷的设置及报告的撰写并非完美，仍然存在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若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任何的问题或是对报告的疑问，可以与我们联系，我们也会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与建议。

特别感谢苏州星星工友家园提供的9%的问卷数据；感谢姜姜同学（心理学博士在读，女权主义者，心理咨询师）为报告的“个人情绪状态及外部支持”部分的数据分析及报告撰写的帮助；感谢大橘同学对报告的整体修改支持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