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的世界：对新职业群体的社会调查

自外卖经济兴起以来，外卖骑手群体就持续成为公共舆论、学术研究和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关注对象。2020年起，某杂志发布外卖骑手特稿、北大博士“卧底”某平台担任骑手并发表学术论文、北京市人社局干部体验外卖小哥工作等热点事件，更是将对骑手群体的关注推向异乎寻常的程度。《骑手的世界：对新职业群体的社会调查》试图通过实证资料阐述新业态和新职业对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分析新职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所在，对一些社会争论做出较为科学的回应和讨论，目的是理解这一新职业群体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而对促进就业和新业态群体成长发展等现实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也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提供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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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凝视的外卖骑手

外部对外卖骑手群体异乎寻常的关注已经形成了一种堪称“凝视”的氛围。福柯把凝视这一观看形式看作现代社会一种有形、具体和无处不在的权力形式和软暴力来讨论。厄里在旅游人类学中提出的“游客凝视”概念即源自福柯“医学凝视”的启发，并指出“凝视指的是社会建构而成的观看或‘审视方式’”，“当我们凝视特定的景致时，会受制于个人的经验与记忆，而各种规则、风格，还有在全世界四处流转的各地影像与文本，也都会形成我们凝视的框架”。此外，厄里还认为，人们通过滤镜来凝视周遭世界，“而这一层层滤镜是由社会阶级、性别、国籍、年龄和教育所形塑的……而且，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凝视怎么被建构，其实牵涉到他的对立面，也就是和所有不属于旅游范畴的社会经验和意识形态有关”。还有研究者提出，凝视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扩展：凝视导致了凝视对象的行为和自我认知改变，凝视对象也逐渐开始发挥其主体能动性，与凝视主体共同形成了多重凝视的网络空间。

这些论述使我们意识到，首先，凝视是一种权力制度的生产与再生产；其次，凝视主体凝视什么对象、关注哪些内容其实反映了自身的真实状况和心态；再次，凝视是主观的，凝视对象往往被建构成符合凝视主体期待，甚至可能失真的形象；最后，凝视对象会因为被凝视而改变自身。以下我们以“凝视”这一核心概念为透镜来纵向比较骑手与人力车夫、横向比较骑手与卡车司机和“幽灵工作者”。

学术史上的比较：民国时期的人力车夫

外卖骑手话题的生产与热议，与民国早期知识界对人力车夫的关注十分相似，闻翔回顾道：首先是文学界出现了“人力车夫诗歌/小说”这样专门的类型文学，鲁迅、郁达夫、胡适以及许多不知名的作者都创作过与人力车夫有关的文学作品；其次，当时的青年学生乃至摩登女性为了表达自己关心劳工命运，流行把自己扮作黄包车夫拍照，取名“劳工神圣”；最后，对人力车夫的关注也迅速进入新兴的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大量针对人力车夫的社会学调查，如李景汉1925年发表的《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陶孟和1929年出版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以人力车夫家庭为主要研究对象。

知识界及大众广泛关注人力车夫这一母题，与主客观因素相关。客观方面，其一，人力车夫群体极为庞大。1927年、1934年、1936年三年北平人力车夫总数分别为5.5万、8万、10万人，分别占当时北平人口总数的4.1%、5.25%、6.5%。其二，人力车夫的境况十分凄惨。人力车夫半年内平均工作时间达174天，部分甚至完全无休，每日平均工作时间达10小时以上。高负荷劳动带来的却是高昂的剥削和低廉的收入，“生活状况真与奴隶相若也”。

但更为重要的是主观方面。其一，社会可见度及对知识分子而言的接触便利性。茅盾曾批评知识分子和城市劳动者隔膜得厉害，不但没有自身经历劳动者的生活，连接触也很少。因此这有限的见闻和接触，最有可能发生在人力车夫身上，并非人力车夫的劳工代表性超过了其他行业。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其他议题也渐次打开，工厂、矿区、铁路、码头、手工业工人都先后进入研究者的视域。

其二，知识界自身正在发生社会思想转型。1918年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概念，这里的“劳工”指的是包括士农工商在内的广义劳动者，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劳工已经逐渐专指工人群体，且由于其现实生活中的不堪命运而逐渐发展出需要被认识和研究的“劳工问题”，因此在文学作品中，人力车夫就被构建为“劳工神圣”与“劳工问题”的双重载体。而文学视野中的劳工问题，其最终指向的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与道德反思。随着新兴社会科学的引入，加上反思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情弱者的倾向和“到民间去”的平民史观的影响，知识界开始尝试以规范知识和科学方法来研究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劳工问题，且其背后当然还有更多关于社会治理或革命的复杂期待。

近年来对外卖骑手的关注，从社会知识情境来看，与对人力车夫的关注几乎如出一辙。

客观方面，第一，骑手数量庞大。2020年数据显示，骑手数量超过700万人，未来五年可能超过3000万人。第二，状况不容乐观。这主要指的是算法控制和考评体系导致的劳动负荷大、工作风险高、隐性剥削、收入下降，以及劳动关系不明确带来的福利保障缺失等。但尤其值得重视的同样是主观方面。第一，决定性因素——社会可见度，这一点在下文与卡车司机以及“幽灵工作者”的对比中将获得进一步的反向说明。

第二，当代中国文化景观及社会思想急剧转型，使得外卖骑手成为知识分子和大众系统化地投射其目光的最佳载体。外卖骑手被关注的近十年，也是诸如资本垄断、内卷、996、打工人、KPI考核、非升即走以及与之对反的共享经济、丧、佛系、躺平、（财务）自由、诗与远方等流行词语兴起的阶段，风险社会、转型社会及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同时呈现。这样的社会境况，当然也为学者、媒体人以及大众所共同亲历，当凝视主体寻找具体的载体来承担这一复杂现象时，恰好奇妙地综合了上述矛盾二重性的外卖骑手群体于是“雀屏中选”。

知识分子关注骑手的另一个主观目标是启蒙。某学术平台组织了一场研究者、社工行动者和外卖骑手代表（维权型人士）之间的公开对话，命名为“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意思是鼓励青年知识分子主动与骑手交朋友，帮助后者了解自身的困境、主张自己的权利。主持人和提问者多次提及骑手被压榨、剥削、监控以及无视的现实，骑手代表却一再表示，骑手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一份收入可观、给付及时、工作清闲、自由度高的工作，并且骑手偏好恶劣天气，主动放弃社会保障来换取更高的现金收入。他还提到：

在社会上大家工作真的非常不容易……没有必要说谁同情谁……你们能看到的外卖员特别忙一般是午高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送一单或者两单，根本没有那么忙。

我举一个很尴尬的例子。有一次我去一个商场取餐，当我拿着那份餐走到扶梯口的时候，扶梯上面有三个年轻人。他们本来站得挺乱的，突然间就站成一排了，然后看了我一下。我真的很尴尬，我不着急，但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是“兄弟，快，我让开，你快走，你快跑”。我不想跑！我只想慢慢地走，我不着急，我就拿着一个订单。但是我很尴尬，没办法，就提着外卖跑了。

连续三个“尴尬”反映了外部凝视之下建构的骑手形象与骑手自我认知的内在矛盾性，还体现了骑手对形象建构的不满与反启蒙姿态。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凝视导致失真，凝视也改变了凝视对象的行为，被改变的行为（提着外卖跑了）又进一步固化了扭曲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