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云奎 ｜上海封控成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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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上海临近解封的喜悦，忽然心血来潮想考证一下上海“全域静态管理”的成本，之所以称之为“考”，是因为相关证据并不全面，有些地方需要用常识和逻辑加以补正。

“成本”是指为达成某一目标而付出的代价。在工业企业，产品成本指的是在产品生产与交付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支出。与产品生产直接关联的支出叫“成本”，间接关联的支出叫“费用”，当然也有人称之为“间接成本”。叫法虽然不同，但实质却无差异。

“封控”是“全域静态管理”的简称。上海封控区根据疫情的严重程度不同划分为三种类型：封控区、管控区与防范区。封控区指的是不准出自己的大门；管控区是不准出自己的单元楼道门；而防范区则是不准出自己的小区门。笔者所在的区域一直是防范区，但从3月28日被封禁以来，同样面临的是足不出户，所以，体感这三类分区并无差别。

根据一番思量，与“封控”相关的成本可分为三类：直接成本、隐性（间接）成本与或有成本。直接成本容易理解，直接与封控相关的成本，如生活物资成本、核酸/抗原检测成本、方舱医院建造成本、社区志愿者补贴成本等。间接成本则要隐秘得多。例如房租水电燃气成本、核酸检测的等待时间成本、产值下降的损失成本、股价下跌的亏损成本以及次生灾害的连带成本等，这些都可称之为隐性成本。或有成本是指那些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成本。如封控期间可能因停工引起的违约损失、供应链断裂导致的客户永久丢失成本、封控前准备的存货因过期、变质的损失成本、居民被禁足的精神与身体伤害成本等等。这类说不清道不明的成本，都可归类为或有成本。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上海基础常住人口2,488.36万人，家庭数560.96 万户。实际就业人口1,303.90万人。根据上海统计年鉴，上海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171,884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80,134元，请大家记住这些基础数据，后面的推算会用到这些数据。

或有成本因缺乏估算模型，就此略过。直接成本与隐性成本相加，共计4.07万亿元，接近2021年上海市全年的工业总产值（4.32万亿元）。如果加上或有成本，整个封控的损失会远超过2021年的工业总产值。如果你对以上的具体推算过程感兴趣，请接着往下看。

生活物资支出之所以成为封控成本，是因为封控剥夺了居民外出谋生的权利，使被封控区的居民从生产主体变成了消费主体，从收入扣减成本后尚有结余的生存模式，转变成了纯粹依靠政府救济的生存模式。于是，这类支出便成为封控的直接成本了。

生活物资的成本估算大体可以分成三类，或者根据物资的三种不同来源渠道加以确定：政府组织并发放的物资、居民自发团购的物资和个人拼运气抢购的物资。由于物资的来源渠道不同，其价格与品质也有很大的差异。

政府发放的物资主要是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基本能获得平价供应。主要包括：大米、食用油、蔬菜和肉禽蛋。如果按正常消耗量标准来计算，每人每天的消耗量大致为：大米为3-5两、食用油25-30克、瓜果蔬菜0.5-1斤、肉禽蛋0.3-0.5斤。如果按疫情前的平价计算，每人每天的基本生活保障需求为7.78元-13.36元。具体可参见表1.1。

但上述测算只是一个理论值。政府实际发放的物资（包括外地援沪物资）以及组织的市场货源应该说还是比较充足，不存在严重短缺的情况。虽然各社区发放的物资存在数量与质量方面的差异，但总体上未形成社会动荡，实属不易。

然而，政府配送物资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常常不被居民待见而造成浪费。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统一发放的生活物资与居民需求匹配度较低；第二，政府统一采购物资品质难以保证；第三，社区服务能力限制，使得物资不能及时发放到位，导致腐烂变质；第四，个别经办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截留倒卖抗疫生活物资，导致分配错位。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导致政府配送的物资浪费严重。很多有条件的家庭或社区又通过各种渠道补充各自的不足。根据亲身经验判断，个性化补充的生活物资可能占到生活所需物资的三分之一或一半，但由于抢购物资的价格和物流费用是政府配送物资的5-10倍，代价高昂。所以，初步估算这部分生活物资的总体成本大约是政府配送物资的3-5倍。我们且按3倍来计算，政府配送的物资成本为100亿元，而居民通过团购或个人拼运气在网上抢购的成本支出为300亿元。二者合计400亿元。具体计算过程如表1.2所示。

以上推算采用的价格水平参考了腾讯网发表的一篇文章《涨幅1300％，疫情下的上海物价太魔幻！》①。平价水平参照前价格，抢购物资参照后价格。政府平价的价格水平为：大米4.5元，瓜果蔬菜5元，食用油18.5元，肉禽蛋10元。依此计算，平均一个人一天的生活物资成本大致为最低7.78元，最高为13.36元。

根据媒体报道的一位上海打工人隔离期间的生活花费②，总共是5,520元。扣除房租（每月900元）和水电（每月180元）开支，他的实际生活物资成本高达3,360元，远在我们的测算标准之上。

核酸/抗原检测支出最容易计算。上海自官宣封控以来，开始实施每天全员核酸或抗原检测。虽然目前核酸/抗原检测的成本越来越低，但即使按混检成本计算，也需要6~8元。如果按全部常住人口计算，全市一天的检测成本约为1.5亿~2亿，一个月为45亿~60亿。我们最终取下限1.5亿计算，52天共计为78亿元。

根据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数据，截止到4月30日，定点医院可收治床位达到3万张，上海市、区方舱医院总开放床位约30万张。如果按照每张床位建造（改建）成本5万元平均计算，方舱医院的建造与改造成本便达到150亿人民币。不包括方舱医院的运营成本和医护费用。

社区志愿者原本以为都是义工，但由于需求量太大，而且，疫情期间的社区服务工作还存在一定的感染风险。所以，志愿者补贴应运而生。现实中也确有听说很多低收入人群都在积极申请社区服务工作。

在正常情况下，城市生活保障体系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政府公共服务、工商行为、市民活动。而封控期间，由于工商行为与市民活动全部被禁止，政府只能依靠社区服务体系。千百万人的日常活动突然间化为少数社区服务人员的肩上重担，其盲目性可想而知。加之上海日常生活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公共服务体系相当薄弱。所以，无论是社区工作人员，还是临时志愿服务人员，手足无措便成为常态。

如果按照政府标配8%来招募志愿者，那么，全域的志愿者人数便达到200万人。有人说有的社区给500元一天，也有人说给1000元一天，当然，更普遍的补贴应该是200~300元。补贴的高低或与市场供求紧张程度、服务时间长短、工作岗位重要与否有关。由于缺乏相关权威数据，我们只能按照正常情况下的钟点工收费标准—1小时为40元—计算，8小时为320元。以此计算，全上海一天的志愿者补贴为6,370万元，52天共计331亿元。当然，也许很多志愿者只提供不领取报酬的义务服务，也可能实际的志愿者数量没有达到标准配置。

除此之外，封控期间为防止人员、车辆通行，还设置了许多人为路障与隔离装置，虽然这些隔离装置成本不高，但侮辱性极强，连消防通道也被封堵。至于直接成本，就按志愿者补贴成本的10%计算吧？

综合上述，我能想到的封控期间的直接成本大概也就包括如上五个部分，汇总起来大约为992亿元。当然，这只是一个估算数，原则上趋向稳健和保守，相信实际开支大概率会在这个估计值之上。

相较于直接成本而言，间接成本具有更大的隐蔽性，故称之为隐性成本。由于这类成本与封控目标不存在直接关联，所以很容易在决策时被忽视，也很容易引起大家的争议。直观而言，如钟点工因封控在家不能提供钟点服务而损失的服务收入，是否应列为封控成本？一般人很容易忽视。理论上说钟点工损失的收入应当计算在封控成本之内，虽然相对于直接成本而言，它更偏向于机会成本，但机会成本在封控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它与封控目标具有直接的因果关联。以此类推，企业停工减少的收入（如产值下降）、股价下跌、次生灾害，以及停工期间的企业存货过期、变质，均构成隐性的间接成本。

在前述居民生活成本中，我们只考证了生活物资的成本，而忽视了居民生活中的房租水电燃气等固定成本。由于这部分成本波动较小，所以很容易被忽视。如果居民有正常工作，这些成本就被收入所覆盖，但封控期间没有收入，这些成本便很快成为生存风险。由于住房构成情况复杂，价格相差巨大，所以，我们只能按一般水平估算。如果按市区一套住房价值1,000万元估算，每月的租金成本不低于10,000元，这是一个三口之家的必备生活条件。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上海共有561万户家庭。依此计算，封控一个月的居民房租成本大约为561亿元。如果按自购住房计算折旧成本和资金成本，实际要远高于按租金成本估算的结果。如果平均每户的水电燃气按每月500元计算，其成本为28亿元。由此，上海封控一个月的居民固定生活成本便为589亿元。换算到52天的成本合计约为1,021亿元，平均每天为19.63亿元。

大部分人计算核酸成本只计算采样与分析过程的相关支出，而很少顾及被采样对象的等待时间成本。作为核酸采样的配合者，相当于一部电影中的演员，一般人平时看到的只是拍摄和剪辑的成本，而忽视演员才是制作电影最大的成本。虽然群众演员的“片酬”不高，但数量过于庞大。如果根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上海基础常住人口2,488万人，就业人口1,304万人，做一次全员核酸的“参演”人数，下子就达到近2,500万人，瞬间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大片。如果按照上海人社通 “2020年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24,056元，月平均工资为10,338元”③计算，上海封控一个月全员核酸的等待成本大约可估计为1,348亿元(1,304万人*10,338元/月工资)。当然，这一估算的假设前提是这些人被封控在家完全是为了配合核酸检测。这也许并不符合实际。毕竟有些岗位的居民是可以居家办公的。但大部分人恐怕除了配合核酸和抗原检测外，并无其他实质意义的工作，这些成本便都成为核酸等待成本。

根据上海统计局最新公告，2022年4月实现工业生产总值1,364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1.6%，也就是说大约减少了850亿元。因为5月份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估计只有更坏，没有更好，所以，我们用4月份数据平均计算到5月22日，即封控52天累计损失的工业生产总值为1,473亿元。这还只是计算了上海的部分，没有涉及上海停工停产对周边省份，尤其是长三角区产业配套省份的影响。如果加上对全国GDP影响，估计又是一个巨量。

当然，目前看到的这个数字，其实对处于全域静默管理的上海来说应该是好消息，因为上海静默期间，仍然保住了平常产值的60%。这表明封控期间的上海仍然有许多事关民生的产业和岗位在运作，不然统计数据可能更加惨不忍睹。我相信，把上海减少的1,473亿元产值列入上海封控期间的间接成本，不会有异议吧？

根据Wind金融终端统计，4月1日官宣封控当日的股票上市总数为4,860个。到5月20日，上市交易的股票总数增加了42个，但股票总市值却下降了3.57万亿元（从89.79万亿下降为86.22万亿）。虽然把此期间全部的股票下跌列为封控的间接成本有些偏颇，但上海封控是影响过去两个月市场股票定价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恐怕并无疑议。

封控期间因医院、学校、地铁、公交及许多公共服务部门停开导致的次生灾害因缺乏统计，难以估量其损失。这类成本有如路障与隔离装置一样，也许数额不大，但侮辱性却极强。因缺乏数据，本文暂按产值损失度的10%估算，约为85亿元）。

或有成本是指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成本。比如管控条件下居民的精神与身体伤害成本，因过度消杀引起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损失，因疫情停工而导致的契约违约成本，以及因制造业供应链转移导致的客户永久丢失成本等。由于这类成本可能导致未来社会的潜在的损失和风险，如经济衰退、犯罪率上升、经济纠纷案件增加等，都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故称之为“或有”。这只是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无实际模型可以推算。

行文至此，上海封控成本只是有了一个大概，很多损失因缺乏数据而不能恰当推算，已估算出的数据也只是一个估算，其中包含了诸多假设和推测。成本计算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很多专业人士的参与。文章写作过程中几次想到要放弃探究，但本着帮助提升未来决策理性的信念，仍然坚持把文章写完。尽管粗浅，但希望这些分析框架与逻辑能对感兴趣的人士有所帮助。很显然，达成某种社会目标的成本考量要远比企业产品成本计算复杂得多，而且缺乏真实可信的“原始凭证”。这大概就是企业会计与社会会计的不同吧。

③ 上海市关于2020年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通知，沪人社综〔2021〕193号，https://m12333.cn/policy/icpw.html，2021年6月22日。

http://tjj.sh.gov.cn/ydsj31/20220517/3d72ec2827a04e53b8c6780d3125dc11.html，2022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