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资本与民族压迫(三):监控、牢笼与资本过剩
来源网站:tele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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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包工, 新疆, 资本, 系统, 教育,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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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河北省
相关议题:工人隐私(劳动监控), 压迫行为, 工资报酬
- 新疆再教育营系统成为吸引大量沿海中国企业投资和建设的经济载体,吸收了数万名被拘留者作为廉价劳动力。
- 一些工厂使用被释放人士和未曾被拘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劳动力,这些人晚上被关在上锁的宿舍里。
- 政府工作人员和雇主强迫维族和哈萨克族在一个汉语环境里工作,将其美化为一种解放,掩盖了对少数民族自治权的剥夺。
- 工人的工资很低,每完成一只手套只能赚1角,被称为计件工作,跟当奴隶无异。
- 工厂和宿舍都有身份证和人脸识别的检查站,工人不可以离开,护照被没收,不可以离开自己的指定区域。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在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里,我们讲述了资本为“一黑一白”石油和棉花两产业,剥夺维族农民的自然资源,点燃新疆民族矛盾的过程。我们也了解到了如今民族围剿系统的发展过程。在第二篇里,我们分析了汉族无产阶级为什么会成为民族围剿系统的帮凶,以及少数民族精英在这个系统中的利益和立场。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里,我们将接着讨论,在监控和再教育营系统把新疆“平乱”之后,新疆又是怎么样成为一个新的资本谋利圣地。
39岁的古尔兹拉(音)是一个幼儿的母亲,她在拥挤的牢房里与多达60 名以维族为主的其他囚犯一起度过了15 个月的可怕虐待。如果他们牢房里的囚犯使用浴室超过两分钟,他们会被电棍电击头部。他们被剪得很短的头发部分掩盖了瘀伤。在高级官员访问营地之前,[营工作人员]会发放染料让囚犯把头发和头皮染黑,要求他们在检查期间微笑。
由于古尔兹拉的“潜在犯罪行为”水平较低(根据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供的文件,营里所有被拘留者实际上都没有犯罪),她被安置在安全级别最低的营里。导致她“不可信任”的是她之前去过一次哈萨克斯坦,还有她看过有女性戴头巾的土耳其电视剧。在她所在的那个营区里,意识形态再教育较少。他们整天学习普通话,不可以使用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
在采访中,王继续说,自2017 年新工厂成立以来,“我们已经创造了超过600万的销售额。我们计划在今年年底达到1000 名员工。我们计划到2019 年底为1500 人提供就业机会”。实际上,伊宁的手套厂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母公司的产能,河北母公司员工不到200 人。将制造业务转移到新疆对公司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公司96% 的皮手套都在跨过边境的俄罗斯和东欧销售。
但[公司业务]指数增长之所以如此容易,还有其他原因。2018年以来,国家对在新疆建厂和运货有提供补贴。作为“结对帮扶”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工厂的建设通常由[不同]华东地方政府出资。新工厂高达4%的销售额受到补贴,以帮助支付新产地的运输成本。而最重要的是,在附近的再教育营里,有数万名像古尔兹拉这样绝望、受了创伤的被拘留者作为劳动后备军。
自2017年以来,工厂纷纷涌入新疆,以利用与再教育营系统相关的新建工业园区以及随之而来的廉价劳动力和政府补贴。2018年底,新疆改革发展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声明,称再教育营或“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已成为经济稳定的“载体”。因为这个系统,新疆吸引了“大量沿海中国企业的投资和建设”。由于中国80% 以上的棉花来自新疆,政府尤其强调纺织和服装相关行业。部分受东岸汉族农民工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推动,国家计划截至2023年,将超过100 万个纺织服装行业工作岗位转移到新疆。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这将意味着中国纺织服装业每11 个工作岗位中就会有一个在新疆。伊宁手套厂的1,500 个工作岗位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其次,一些建在区域中心的新工业园区即吸收了像古尔兹拉等被释放人士也吸收了未曾被拘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是政府官员从农民和城市周边的哈萨克族和维族人口中挑选出来的人,他们多为传统行业或服务业里从事着不稳定工作的个体经营者。与这些剩余劳动力一起在城市工业园里工作的被释放人士通常晚上被关在上锁的宿舍里。那些“剩余劳动力”则跟华东地区的农民工一样,晚上可以回家,或者住在区域中心自由选择的住所里。
正如再教育营系统政府工作人员使用的文件所指的那样,拒绝“扶贫”计划被视为不可信任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标志,“扶贫”计划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委婉说法,指的是被派到工厂工作或其他形式的指派劳动。执行这些计划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与派出所和私营或国有企业合作,负责从自己管辖范围内招募工人。他们经常陪同工人到工厂,有时候充当工厂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中介。他们还在车间,甚至在宿舍里,执行纪律。与基于市场合同法的所谓“自由”[劳动]关系截然相反,一些政府部门似乎认为唯一可能导致穆斯林工人不想与家人分离并在汉人管理的工厂里从事低薪劳动的原因是他们厌恶与非穆斯林接触。强迫维族和哈萨克族在一个汉语环境里工作被政府工作人员和雇主美化为一种解放,说成将少数民族从本土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这样的故事掩盖了维族、哈萨克族和回族人的自治权被剥夺,及其造成的对国家和对市场的依赖。
耶尔占和古尔兹拉被指派工作的手套厂似乎既有被释放人士,也有非自愿分配来的“剩余劳动力”。许多人刚离开营地不久后就抵达工厂。然而,根据一份国家报告,似乎有1,800多人早在 2017 年年中就被派进工业园区工作,远早于第一批被拘留者从营地被转移出来。据耶尔占和古尔兹拉的说法,这些早到的人是“第二途径”的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工人,他们被定性为“正常”人口的一部分,没有先进入再教育营就被分配来工厂工作。
古尔兹拉被告知,作为一名实习生,她前三个月的月薪为600 元,这是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根据她的“效率”,她每缝制一双手套还会得到少量的提成,大约2角。她说:“最熟练的工人一天可以缝制六十双。我尽力了,但我只能缝十三双。”由于她的视力不好,她发现自己的产量不可能再提高了。她对记者本·马科(Ben Mauk)说:“最后,我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半月。是计件工作。每完成一只手套,我可以赚1角。我总共做了两千多只手套,赚了220块钱。所以,你看,跟当奴隶无异。”
虽然厂里监控较少,但被拘留者不可以离开。2020年1月,在她越过中国边境逃到哈萨克斯坦的几个月后,古尔兹拉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宿舍和工厂的入口处都有一个要扫描身份证和[识别]人脸的检查站。她说,“上班时和中午都要检查身体和手机。下班回宿舍的时候,又要检查,怕我们拿缝衣针。在我们跟警察外包工熟了之后,我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监视着我们?’”虽然他们[警察外包工]没有回答,但她[古尔兹拉]告诉我她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安防工作人员正在监视他们表现得像不像顺从的“再教育”工人。她指出,与她认识的所有突厥穆斯林一样,她的护照被没收,他们不可以离开自己的指定区域——无论那是工业园区还是相对自由的村庄。此外,与绝大多数被指派的工人一样,她没有钱请人尝试把她偷偷带出去。工厂的生活比集中营的生活好,但她明白,在新的空间里,她被要求证明自己真正接受了再教育,成为了一名产业工人。
在工厂和工业园区的纪律之外,实体的围墙仍然是古尔兹拉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晚上下班后,她和其他被拘留者会被大巴带到三公里外的临时宿舍。在宿舍里,被拘留者可以在院子里走动,但不能离开宿舍。据《环球邮报》报道,工人们“上班前会在工厂里收到阅读材料,并在一天结束时要在宿舍接受45 分钟的普通话课,他们晚上由一名官员观看。”耶尔占和古尔兹拉被允许用周末的一天探望家人几个小时。公司的大巴会接送他们从宿舍来回家乡。然而,经过一个月的“培训期”后,他们发现这些旅行的成本相当高。王总经理等工厂领导告诉他们,因为包车费和伙食费,他们600元的工资要减半。耶尔占后来回忆说,“我在生产线上干了五十三天,一共赚了三百块钱。”
政府文件显示,2018年在喀什地区,[政府]计划将10万被关押人员转移到新建的工业园区和卫星工厂工作。在牧羊人阿迪尔贝克(音)被关押的乌苏市和华盛顿大学学生维拉被关押的奎屯市之间的一个县里,在总共约45,000 人的穆斯林人口中,有15,600 名“剩余劳动力”通过这样的劳动计划被指派工作。其他县也定了类似数量的目标。在喀什,每安置一名被拘留人士,工厂将分三年得到5000元[的政府补贴]。这些补贴可能是为了防止耶尔占和古尔兹拉所经历的那种工资克扣。然而,由于这些工厂是再教育营系统的延伸,在公民和人权之外的法律灰色地带运作,防止着工人受虐待的只有像王总这样的人的道德准则。作为一个为再教育国家做代执行人的企业家,他跟耶尔占和古尔兹拉一样清楚,任何投诉,任何生产放缓,都可以让工人被其他被拘留者取代。[老板]对待工人可以为所欲为。
西北地区新建的工业园区处于再教育营与私营企业、无产阶级化与强迫劳动的交界处。政府文件一再指出,他们正在建设新的工业园区,以向维族和哈萨克族被拘留者以及其他穆斯林剩余劳动力传输未说明的“生活技能”。国家批准的文件中通常没有说明的是,这些工厂空间形成了一个实行几乎全面社会管控的群岛。这个群岛处于中国社会契约的边缘,[违背了]那个承诺国家将保护其公民以换取他们的忠诚的隐晦协议。对于新疆的维族、哈萨克族和回族公民来说,随着监狱群岛转向一种吞噬他们的社会再生产的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转向一个再教育劳动制度,这个社会契约就被打碎。新疆的拘留工厂(internment factory)工人,证件被没收或身份证被标记为不合格,这使他们处于一个普遍失去自由的状态。这类型的强迫劳动由国家补贴和指导,并通过复杂的监视网络和物流系统,将中国工厂带到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家园。所有这些物质发展都因[新疆]数百个拘留营的威胁性存在而变得可能,这标志着国家管控穆斯林生命的权力。
重要的是,这个系统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西北,甚至不限于中国。绿叶硕子岛卫星厂的囚犯工人生产的手套几乎全部销往国外。该公司的阿里巴巴分销网站上,说他们的手套价格为每双1.50 美元到 24.00 美元不等,具体取决于手套的款式和购买的数量。还有一部分由香港高档精品店Bread n Butter分销,该公司在世界各地的购物中心设有分店,[这里卖的手套]售价大概高得多。无论如何,这些手套的售价比工人生产每双手套得到的工价高出数倍。这种剥夺制度是一种国家授权的盗窃。它通过“扶贫”,通过赠送汉语知识的文化资本“援疆”等花言巧语,被合理化。或者它被美化为汉族工厂老板帮助被拘留者成为纪律严明的工业实习生,获得“生活技能”。
一位伊宁县官员在一篇赞美拘留工厂系统的文章中写道,当突厥穆斯林农民牧民来到工厂时,他们便“脱下草鞋,穿上皮鞋,成为产业工人”。 穿着原始“草”鞋的“落后”少数民族、通过拘留获得工厂纪律的礼物,这些反事实意象正反映了政府工作人员和外包工眼里的技能培训精神。在一个地方官方媒体赞美强迫性工作计划的落实的视频中,记者反复强调穆斯林工人在拍摄过程中甚至没有停下来抬头看镜头。记者将此解读为他们作为新培训的“高素质”工人的良好职业道德的标志。耶尔占和古尔兹拉都提到,他们的经理会强调他们做的手套是出口的,所以他们的缝制质量必须非常高。他们接受的“人文素养”培训,要体现在他们量产的手套质量里。
引入国家指导并限于汉族的企业权力,来管控一条条维族和哈萨克族生命,导致工厂劳动的异化沿着民族和阶级差异加速。异化是再教育工厂的一个主要特征,它移除了工人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移除了他们作为突厥穆斯林人的自主权。通过将一个被视为不该得到法律保护的人群转为永久的底层,政府和私营实业家希望扩大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市场。他们正在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积累的殖民地边疆。这个受控劳动制度由巨大的再教育系统推进。而[再教育营系统]这个国家基础设施型权力机制,确保了被拘留的劳动者不能成为一个自在阶级。
执行检查工作的其中一名警察外包工是一位名叫拜穆拉特的年轻哈萨克男子。 他属于全地区招聘的第一批外包工。在一次采访中,他说因为自己是一名大学毕业生,他“被视为资格很好”。结果,他得到了外包工可获得的最高工资,每月约 6000 元,远高于约 1800 元的最低工资。他那一批的其他人,因为学历没有他高,工资约 2500 元。对于过去一直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拜穆拉特来说,他感觉无法拒绝这份工作。他不仅能够养家糊口,而且还能保护家人免受再教育系统的苦难。他说:“他们给我们发制服,然后我们开始进行各种培训。真的很严格,像是在备战”。他说大约在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开始建设便民派出所,这是一种监视中心[……]。然后招聘外包工的县官员将他们分派到了县内建的九十二个便民派出所。拜穆拉特说:
[……]有趣的是,当被问及拜穆拉特在系统中的角色时,一位政府发言人将拜穆拉特描述为受雇于购物中心而不是公安的安防人员。[……]拜穆拉特的外包工身份意味着国家的授权可能随时从他身上被撤回。但同时,他没有辞工的自由。“如果我们累了想辞工,他们会告诉我们,如果你累了可以休息,但你必须回来。如果你辞工,你也会被关进‘再教育营’。”我2018 年在该地区采访的另一名穆斯林少数民族警察外包工以及我对一些其他警察外包工的亲属的访谈,都证实了这一政策。
“我在那里工作了六个月。然后他们发了检查行人和司机的设备。当我们用这些设备扫描他们的身份证(和手机)时,我们会看到关于这个人是否戴过面纱、是否安装了Whatsapp、是否去过哈萨克斯坦等诸如此类的信息。我们可以停下街上的每一辆车进行检查。当我们拦下他们的时候,我们会让里面的人出示手机和身份证。 如果有我之前提到的可疑情况,我们需要通知[领导]。”
高级警察和“大哥大姐志愿者”(其中大部分为汉族)被赋予了对所有穆斯林人进行定性评估的工作。他们为平台的深度学习系统提供了更复杂的基于访谈的调查数据。社区警察、外包工和“亲属”助手要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评估,以确定他们应该被评为“可信任”、“一般”还是“不可信任”。为了确定这一点,他们使用十个,甚至更多的维度对人进行分类:该人是否处于参军年龄,是不是维族,是否未充分就业,是否经常祈祷,是否拥有未经授权的宗教知识,是否持有护照 ,有没有去过26 个穆斯林国家,有没有逾期逗留,有没有直系亲属在国外,或者有没有在家里教过孩子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那些被评为不可信任的人随后会被送往看守所接受审讯,并被要求承认他们的潜在犯罪行为,例如教他们的孩子伊斯兰教或教其他维族同胞如何祈祷或阅读《古兰经》。然后他们被要求指认其他不可信任的人。以这种方式,在技术支持的网络犯罪检测系统的帮助下,技术政治系统的参数决定了哪些人应该被安排去“教育转化”营。
这些评估是一个迭代过程。 许多第一次通过了评估的穆斯林,后来还是会被拘留,因为其他被拘留的人称他们不可信任,或者因为自动化系统或警察外包工检测到了异常行为的微线索。多年来向政府机构免费提供的微信记录被用作维族嫌疑人需要改造的证据。超过一百万名汉族和维族“志愿者”,受降级和起诉等威胁,被迫认领一个维族或哈萨克族农村家庭,作为不速之客在维族和哈萨克族的家中进行一系列为期一周的评估。作为执行这一“毫不留情”政策的一种方式,政府在 2017 年“对12000 多名新疆党员在‘反分裂斗争’中的违法行为进行了调查,这是上一年的20 多倍。”在这几周的时间里,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强迫突厥穆斯林人参加诸如喝酒、抽烟和跳舞等受宗教禁止的活动,测试仍在再教育营系统之外的人的可信度。作为测试,他们给维族家庭带食物,但不告诉他们菜中使用的肉是否清真。这些“大姐大哥”会专门针对那些在过去十年里有亲戚被警察枪杀或带走的家庭。他们在爱国活动中寻找任何不满或缺乏热情的表现。他们给孩子们糖果,让他们说出父母的真实想法。他们收集的定性数据被添加到了每个人在全区综合数据库中的生物特征资料中。
2016年,孙剑决定离开西雅图回家。在微软工作 13 年后,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经理孙剑决定加入计算机视觉初创公司旷视科技。就像那位将在大约一年后,为了与男友度过一个长周末飞回家,[被关入再教育营的]华盛顿大学学生维拉·周 (Vera Zhou)一样,他去了西塔科机场 (SeaTac Airport),登上了飞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飞机。
孙剑加入的旷视公司由一对清华大学毕业生创立。2016年,中国物联网市场正处于一个快速扩张期。一年前,他们[旷视]与许多其他中国计算机视觉初创公司都从华盛顿大学的保罗·G·艾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得到了一个庞大的 MegaFace人脸识别数据集。这个数据库,正是他们用来训练他们的核心算法Face++,让其学会检测面部规律的数据。旷视曾经做的是用于电子商务,将数百万个图像进行相互比较的自动化工具。而在这个时候,他们转向了做人脸识别。截至2017年底,他们已与全国26个城市和地区的公安部门建立了“深度合作”,其中包括[中国的]维吾尔族地区——新疆。这种数据密集型、面向公众的工作,以及他们与国家安全部和反恐领导小组的合作,让旷视的能力迅速增长。通过进入这个[安防]领域,他们获得权力使用含有接近14 亿中国公民的身份证信息的国安部数据库,包括2017年从每个穆斯林公民身上提取的高分辨率新疆人脸扫描,用以训练他们的Face++算法。
旷视科技与微软和维拉就读的华盛顿大学多年以来建立了深厚的联系。首先在 2012年,前微软副总裁李开复利用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创新工场为旷视提供了启动资金。然后在2014 年,李促成了旷视科技与中国最大科技公司阿里巴巴的投资协议。这个合作关系使旷视能够访问阿里巴巴淘宝电子商务平台上的图片,虽然他们后来否认了这个关系。旷视也开始挖其他微软员工,或者从其[人才输送]管道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招聘。
旷视研究(美国)被科技界的巨头包围——微软、亚马逊、Adobe。它距离华盛顿麦地那,世界上最富有的街区之一,只有六英里。那是比尔盖茨、杰夫·贝佐斯和其他全球精英的居住地。在许多方面,新疆的再教育工具是这个世界的产物。微软亚洲研究院是旷视科技的孵化器,这个研究院本身也被视为“中国人工智能的摇篮”。在新闻网站TheIntercept 获得了一个52 GB的新疆公安内部文件数据集并发现这个数据集使用的是甲骨文公司的软件后,甲骨文执行副总裁肯·古陆克(Ken Glueck)指出,几乎所有美国的主要科技公司——包括 IBM、亚马逊和谷歌——都与中国监控技术的发展有纠缠。
旷视正在成为一个全球玩家。让旷视与众不同的是,在2017年,Face++成为了首批在数亿人的现实生活中实施的深度学习系统之一。与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人脸识别初创公司依图和商汤科技一样,旷视科技在2017 年左右获得了国家的大量注资,用于在全国各地建设数据密集型“智能”安防项目。依图为摄像头制造龙头企业大华提供代码,商汤科技与大华的竞争对手,政府外包商海康威视合作,而旷视走了一条不同的路。首先,它与阿里巴巴合作,在其淘宝和支付宝平台上提供身份安全保护。它还开始与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Vivo合作,打造了他们的旗舰X21手机,该手机可与 iPhone X的人脸识别安全系统相媲美。旷视科技没有直接与国有摄像头制造商合作,而是聘请了海康威视母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的一名董事,并开发了自己的摄像头产品系列。这让它在 2018 年能够独立进入“反恐”行业。正如该公司的一名员工在 2019 年的线上论坛所说,公司的人“真的很聪明”。他们证明了“公共安全有利可图”。
2017 年,政府部门和科技公司加强了这个 [ 打压 ] 策略。这次不只是继续加强安保、流放、和选择性羁押,所谓的“严打”政策——新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推广了对维族进行心神“再教育”。中国公安理论文件显示,这个方法部分参考了美国上将大卫 · 皮得雷乌斯描述的对社会被破坏的人群“赢得心神”的手段。这个变化将依靠拘留不可信任的那部分人口,对他们进行普通话和思想教育,同时强制安排剩下的人口参加廉价工厂劳动。 [……] 在皮得雷乌斯恶名昭彰的操作手册里,平叛主要被描绘为一种政治变化,或者政权变更,配合着全面的思想情报工作、系统性拘留以及偶尔的刺杀。
几年间遍布新疆的庞大再教育营系统在技术监控程度和规模上属前所未见。但这样的大规模监控和关押本身不是特色政府新发明的,而是现代历史上,伴随着很多“民主”资产阶级国家的诞生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多次出现的现象。要了解新疆集中营的诞生,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并不是“集权”的产物,而是数百年以来,在各种出现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的地方,统治者常用的武器。
从马克思那个年代的英国到如今的美国,监控和牢笼都被统治者用于控制被压迫者的身体。早在19世纪,英国的救贫法和济贫院就建立了一个把流浪汉关起来工作的系统。这个系统靠关押和强制劳动,驯化那些未能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人。这样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过程中更被大规模使用:法国殖民下的阿尔及利亚、意大利殖民下的利比亚和英国殖民下的马来西亚均为了压制人民的反抗曾建立广泛的集中营系统。在殖民地,侵略民族与被殖民民族肉眼可见的差别,让大规模的关押、动物般的待遇,更容易以“民族劣质性”的理由得到合理化。
到了今天,民族监控和迫害也仍在全球普遍存在。然而近几十年以来,这个领域的先锋不是中国,而是喜欢拿新疆问题批评中国不民主的美帝。如以上的节选所提到的,对一个民族的大规模监控、控制和系统性改造,不是中国新发明的,甚至连操作手册都是美国写的。中国的很多用于新疆的“反恐”舆论和策略,本身就参考了美国9-11后的“反恐战争”,很多新疆如今使用的监控技术也源于美国。除了源于美国中东战略的新疆心神战术以外,新疆的社交媒体监控模仿的是斯诺登揭露的美国秘密社交媒体大数据分析系统PRISM,参考的是美国政府外包商帕兰替尔(Palantir)的技术。直到前几年,西方国家还未如此重视中国这个竞争对手之前,西方国家甚至不仅没有批评中国的新疆反恐活动,还积极跟中国切磋“反恐”经验:2017年,英国的反恐专家为我国开了一次名为“通过分享英国最佳实践应对在中国新疆地区威胁到发展和稳定的暴力极端主义”的分享会。❲1❳实际上,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批评中国在新疆的民族迫害的同时,它们自己也用民族特征作为“潜在犯罪”的标志,也广泛对自己的公民和对他国人民进行技术监控。它们也把“恐怖主义”当成各种不相关的暴力打压的借口。❲2❳
除了西方国家在“反恐战争”中的民族化迫害、监控和控制,美国内陆今天还上演着另一场更老、更广泛的民族打压:对黑人的广泛拘禁。自美国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不久之后,80年代发起的“毒品战争”就让美国黑人群体的入狱率飞飙猛升。美国的入狱率目前领先全球,而作为美国最底层的黑人,入狱律尤其高。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年轻黑人男性或在坐牢,或处于缓刑或假释状态,13%的美国黑人男性因为刑事处罚失去了投票权,被剥夺了公民参与权利。❲3❳由于黑人男性的广泛关押,以及其造成的黑人群体二等公民身份,美国的监狱体系被视为新的种族隔离(“The New Jim Crow”)。在分析美国监狱体系的经典著作《金色集中营》(Golden Gulag)里,作者吉尔摩(Gilmore)提出,美国监狱的扩张一箭双雕同时为资本解决了两个问题。在80年代,美国进入资本主义增长缓慢的危机时期,监狱正好把那些被资本主义优先抛弃、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黑人群体大量关了起来,同时也给了无处可去的资本(不是所有资本都可以轻易流向外国)一个新的投资空间。撑起这个新投资空间的无非是不断扩大公共债务,但正是少数民族“犯罪”给了政府扩大债务,为资本提供生机的暂时理由。
回顾社会监控和人口拘禁的历史可以看到,这些不是中国“集权”特有的——它们是现代阶级社会的产物。这些对一个广泛的群体进行控制的手段,不过是统治阶级用现代技术稳定阶级统治的手段。只要有阶级矛盾,有被剥削压迫的人和被压迫者的反抗,监控和牢笼必然会再次出现。当有民族差异可以利用时,资本会利用民族性为借口,把这些现代社会控制手段使用得更狠,更彻底。无论对新疆再教育营里的维族,还是对美国监狱里的黑人,都是如此。
虽然监控和牢笼的形式是旧的,但是新疆再教育营,也有自己对资本的新鲜意义。如吉尔摩在美国监狱崛起的过程中所看到的那样,新疆2017年开始建设的最极端的民族压迫形式,背后也有一个资本危机作为推动力。再教育营出现时,是国内资本主义开始危机现象越发明显的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刺激政策结束后,留下的巨大债务和逐步缓慢的市场明显出现资本过剩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15年,国家开始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新疆再教育营系统的巨大基础建设项目,正出现在这一年。如美国监狱系统对美国资本的作用一般,新疆的再教育营系统为国内的过剩资本提供了一个去处。大量的资本过剩,哪怕不是再教育营系统的主要推动力,绝对是这个系统形成的重要前提。资本过剩让多方资本愿意积极投入到新疆再教育营的建设中,建立一个在资本投入上远超越历史上其他为民族压迫而建设的监控和牢笼系统。
在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里,我们已经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成为了能源和农业资本的重要地盘。这一部分资本多为国有资本,以能源国企和控制棉花销路的国营公司为主,同时带动了零散的大小私营资本为了参加新的经济活动涌入新疆。可是在近十年,私营资本在新疆的参与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除了在新疆再教育营的建设中能为过剩资本找到去处的建筑业资本,在新疆成为一个受极端社会控制的大营地之后,还有两种重要的私营资本被纳入了新疆的民族围剿系统,成为系统的既得利益者,经此找到新的发展空间。第一种是负责建设新疆安防系统的科技资本。第二种是配合着营地系统,迁入新疆新工业园的制造业——尤其是纺织业资本。
国内的安防行业科技资本营业模式比较独特。他们最重要的财富基础有两个:国家雄厚的维稳经费,和具有“新时代石油”之称的人口大数据。在2017年,国内的安防科技市场达到近7000亿元,其中有超过一半来自政府的维稳项目。❲4❳因此,新疆再教育系统的崛起给了安防科技资本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在2009年的乌鲁木齐暴乱之后,政府就开始委托私营科技资本建设社交网络分析,维语语音识别等系统。这一方面的经费在2016年再教育营系统开始建设之后则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如今,新疆承包给私营科技企业的“安全城市”项目数量在全国领先。从中分一杯羹的企业包括阿里巴巴、讯飞、烽火和美亚拍科等企业。阿里巴巴提供了基于电话、邮件、聊天记录,交通、购物、乡亲活动,以及语言和声纹等数据的反恐分析。迅飞研发了维语转录工具。依图做了一个自动化人脸识别工具。商汤科技建设了一个用人脸识别技术跟进维族区域的250万人口日常行动的系统。旷视研发了一些监控视频分析工具。摄像头龙头企业海康威视则得到价值约20亿元的政府项目,以建设一个无空白区的全疆天眼网络。❲5❳截至2018年,新疆的安防与信息市场达到500亿元,有接近1400家私营安防科技企业为各种政府项目竞争。❲6❳新疆本地安防企业立昂技术的负责人在一次2017年的演讲上称,“ 新疆的安防产业现在是一个风口,有巨大、无限的潜力”❲7❳。
新疆的政府维稳经费无疑为科技资本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谋利机会,但这实际上只是科技资本在新疆的利益的冰山一角。比维稳经费甚至更重要的是新疆再教育系统所产生的人口大数据。大数据俗有“新时代石油”之称。这是所有人工智能发展不可缺少的原材料。前微软副总裁兼科技风投资本家李开复认为,中国人工智能注定超越美国正是因为可以获得无穷无尽的大数据,作为人工智能的养料。❲8❳
拜乐在《恐怖资本主义》一书里把新疆的再教育系统称作一个digital enclosure。这里的enclosure即可以翻译为围栏、围剿,也是马克思描述英国圈地运动所用的词。我们即可以把这一词理解为“数码围剿”,依靠高科技把新疆少数民族围起来镇压的系统,也可以理解为“数码圈地”。后一种理解暗示着科技资本在新疆的谋利方式。新疆的营地系统不仅为它们提供了大量项目经费,还为它们提供了对人工智能公司来说,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大数据。在与政府合作的过程中,这些科技企业可以获得大量人口数据的使用权,他们成为了处政府以外,这些大量数据唯一的掌控者。在分析国际资本主义的研究中,数据资源的私有化常被描述为一种新的原始积累。如大卫·哈维在新帝国主义论所说,原始积累实际上并不原始,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在不断地发生。资本为了继续扩大利润,需要不断地打开新的地区、新的领域,并在这些新领域中,把原本公有或产权不明确的东西私有化。知识产权正是其中一个现代例子。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人类的各种生命活动被转化为大数据,并归为腾讯或阿里巴巴,脸书或谷歌所有的过程,可以理解为一种新时代的“数码圈地”。这些数码资源在被大资本占有之后,将不再属于公众。它们将成为科技企业的一种资本:可售卖、可加工为新产品、可充当训练算法的“能源”。因此,科技公司在新疆最重要的利益,甚至不是政府的大量项目经费,而是科技公司可以占为己有(或起码暂时用以训练算法)的人口大数据。有学者的研究证明,得到数据量较大的政府项目的科技公司,研发的新商业产品也较多。❲9❳新疆的人口监控体系为这些企业提供的大量细致的人口数据被转化为可在商业市场上售卖的新科技。
新疆再教育营系统所创造的数据可以说是全世界难及的精品——对于人工智能企业来说,价值无限。这即是因为新疆的数据收集免去了各种在其他地方需要遵守的基本社会底线,也是因为有大量像拜穆拉特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以他们的重复性劳动为系统输入和清理数据。新疆再教育营的数据并不是全部靠技术方式收集的。如我们在拜穆拉特的故事里所看到那样,每天都有很多人为系统手动输入数据。有大量警察外包工每天在检查站确保每一个路过的人的身份证和手机信息都被扫描入系统,同时人为地对信息进行核对,对系统进行微调,做系统的“质检”工作。也有在再教育营里每天记录囚犯表现的社区工作人员,和对农村人口做定性评估的“大哥大姐”志愿者。新疆的庞大“数码”监控系统的建设实际上使用了很多基层劳动力。政府聘用了接近9万名警察外包工以及其他政府工作人员辅助这个系统的执行。❲10❳这些人的劳动让数据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准确,也让系统的人工智能技术变得越来越精准。这些吃国家财政饭的数万名基层工作人员,也成为了为科技资本创造价值的免费劳动力。
新疆的“数码圈地”,它的“数码围剿系统”,不仅给了科技资本很多赚取税民的钱的机会,还通过少数民族的权利剥夺和大量安防系统基层工作人员的强迫劳动,为科技资本创造了精细度难及的大数据宝库。少数民族权利的剥夺,导致他们可以通过进屋检查、个体问话、手机扫描、全面“体检”、甚至再教育营里的日夜监控,得到正常情况下无法得到的多方面数据。属于半强迫劳动的政府基层工作人员,也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的数据收集和清理劳动。因此形成的庞大数据集,在为私营资本创造利润的同时,也有服务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益:国家在帝国主义竞争中最重视的科技发展。
近十年引入新疆的第二种私营资本既得利益者,则是拜乐在以上节选中已经充分分析的制造业资本。如拜乐所描述的那样,制造业资本家被新疆的政府维稳体系招募为合作伙伴,成为被压迫少数民族的管理者之一。它们为系统继续驯化那些“改造得差不多”的囚犯,也为其管理少数民族“正常人口”。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得到了不少政府支援,包括建成的工业园区和配套设施、人员安置补贴和运输补贴等,它们更得到了大量廉价,可以无限剥削和压迫的不自由劳动力。很多工厂因为这些优势,纷纷涌入新疆。在新疆少数民族的生命活动被转化为数据,由科技资本剥削的同时,他们的身体也以更传统的方式受到流水线上的剥削。
我们今天在新疆所看到的剥削和压迫,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无数次出现的民族监控和牢笼的范本。无论在马克思时期的英国,在十九世纪的各殖民地,还是在往日和今天的美帝,都有类似的操作。新疆今天形成的民族数码围剿系统虽然在控制的全面性和体系的强大性上前所未有,但对少数民族的特别数码监控在由美国领头的全球“反恐”运动中普遍存在。而牢笼和强迫劳动的现象,也是自马克思时代的济贫院起,处置剩余劳动力惯用的办法。这些相似之处不是偶然,而是因为资本推动民族矛盾发展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
改革开放初期,资本为了自然资源到新疆圈地。今天,在民族矛盾威胁到社会稳定,过剩资本又无去处的双重危机之下,新疆发展了一个庞大的民族围剿系统。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的发展一直推动着民族矛盾的锐化,推动着压迫的严峻化。而在资本面临过剩危机的今天,新疆的民族压迫系统,从两个方面为资本提供了缓冲地。他一边通过资本主义最传统的劳动密集行业,“安置”了新疆的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这样的超常廉价劳动力,同时也给低门槛,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赚钱的纺织行业在国内提供了生存空间。本因为沿海城市农民工劳动成本上升而大量转移境外的纺织行业,就这样在国内找到了新的生机。如马克思时代的英国济贫院一般,再教育营把因圈地运动失去生计的农民关起来,在超廉价的劳动条件之下,让其服务于劳动密集型工业。在另一边,再教育营系统也服务于资本的新行业开拓。他通过打破隐私保护的一般底线,让资本对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进行全方位的“数码圈地”,为科技资本提供了高质量的原材料,提供了更大的剥削空间。这实际上正是全球科技资本希望得到的权利,国际上看到的许多对科技资本的指控也正是他们未经许可侵犯了个人隐私,收集了多方面的数据,并用以发广告做推销、影响网民心理等多种作用。在新疆,以再教育营系统的形式出现的极端的民族压迫,正满足了两个可以帮资本突破危机的条件:它一边控制了剩余劳动力的反抗,让其降低劳动成本服务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边给了资本可私有化的新(数码)空间。
如果我们从新疆在改革开放之后最初的资本侵入,跟随民族矛盾激化、民族偏见和汉族优越主义形成、民族围剿系统崛起、科技和制造业资本涌入一脉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疆民族矛盾形成的资本驱动,以及维持着今天的民族围剿系统的多重资产阶级利益。在新疆,有能源、农业、科技和制造业资本等多个既得利益者。这些多个领域的资本家通过对少数民族格外压迫,对汉族无产阶级创造相对优势的条件,如今已经把新疆的无产阶级分化为两个敌对的阵营。
在新疆无产阶级压迫系统发展的历史中,推动力不是政府的集权性质,而是资本发展的需要。因此,西方的资产阶级形式民主是不能解决新疆维族的剥削和压迫的,它只会让官僚资本把场子让给私有资本。在人民没有掌控生产资料的社会里,政治上的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内部游戏,资本可以用金钱操控沙盘。大量成为新疆集中营系统受益者的国内和国外私有资本,也完全没有想废除新疆现在的民族压迫的意思——他们的胜利并不会结束维族人民的煎熬。如我们在美国黑人身上所看到的那样,哪怕在形式民主层面上挣得胜利,资本也会变着法子重建民族和阶级压迫。只有资本主义被消灭,这个幕后的阶级和民族压迫驱动被打碎,我们才会有机会从根上治愈新疆的民族矛盾。因资本的蔓延和圈地诞生的民族矛盾,因民族性得到合理化的原始积累和阶级压迫,是不能通过形式民主解决的。反而,新疆如今形成的庞大少数民族无产阶级力量,如果能摆脱狭窄民族和宗教主义运动的影响,认清其作为一个阶级的利益,可以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庞大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解放新疆的少数民族,结束历史悠久的民族压迫。
❲1❳英文:“Countering the root causes of violent extremism undermining growth and stability in China’s Xinjiang Region by sharing UK best practice.” BYLER, 2021.
❲7❳张栋,「数百亿的新疆安防市场,集成巨头告诉你如何才能从中分杯羹」,2017年8月31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0406231923/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708/LcdGuMZ5n7k6sep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