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衣村的日与夜：重返广州疫情“风暴眼”康鹭片区 | 正午

两三个月前，这里是广州最后一波疫情的“风暴眼”。栖身于此的打工仔不断被转运至隔离酒店，或被疏散回老家，许多人惶惑无措。“二十条”出台之后，疫情相关政策突然反转。12月12日，广州中大纺织商圈正式复市。此时距离春节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不少返乡的制衣厂老板与散工，为了生计又回到康鹭片区。也有人一直坚守在此地，见证了城中村的忙碌、寂静与复苏。

在来去之间，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和内心动荡，在老家与广州的城中村之间，何处才是自己的长久安身之所？我们采访了制衣村的许多租户，下面是他们讲述的故事。

徐小佳：制衣村的疫情时刻康乐村和鹭江村相距不远，都在海珠区，被称为康鹭片区，这里离中山大学南校区很近，是著名的“制衣村”。康鹭片区占地约一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10万人，辖内有制衣厂、仓储企业5200多家，聚集了30多万制衣行业的从业者，95%以上是外来人口，大部分来自湖北。

横贯康乐和鹭江的主街——招工街，如同一个巨大的引擎，驱动着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聚集地——中大纺织商圈，以其独特的“短工计件”模式，吸纳和调配着大量外来农民工。

徐小佳（化名）经常穿越招工街，这条人头攒动的街，是她每日必经之地。她与丈夫也是为数不多见证了康鹭片区几个月变迁的租户。我们采访徐小佳时已是1月初。她说，招工街的人流此时不及平常的一成，不少人都因疫情疏散提前回老家了。

在正常的工作日，徐小佳一般是早上9点从康乐村出发，从租赁的店铺的阁楼走下去，在附近的早餐店外带一份早餐，然后边吃边走，穿过密密麻麻的握手楼，再拐入招工街并横穿而过，最后抵达上班地点——康乐村对街的轻纺城。而丈夫甘生，因为上夜班会稍晚起床，他不用穿过招工街，只需留在康乐村里做服装打版生意。徐小佳个头较矮，陷在招工街的人流中，她仿佛身处早高峰的地铁。招工街长约900米，堪称康鹭片区的主动脉。在招工的高峰时点，沿街站满制衣厂老板。有的手举衣服，有的把衣服搭在电瓶车车头前，手举可撕下的纸皮，上面写好需要的工种和工价。路中央挤满了像布朗运动一般无规则涌动的散工，他们会掂量去哪家厂比较划算。

徐小佳记得，康鹭片区的忙碌气氛在去年10月下旬因疫情而逐渐变化。据报道，10月23日，广州市海珠区在发热门诊主动就诊人员中发现1名核酸检测阳性人员，之后每日新增数字逐渐走高，直至近万，其中大部分在康鹭片区。

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制衣村的缝纫机脚踏声也逐渐变小。徐小佳记得，他们周围几栋楼的居民，陆续被大巴车转运走了。到了晚上，夫妻俩走出铺面，抬头望向四周，能看到亮灯的楼栋越来越少。

徐小佳夫妻在老家河源买了房，月供3000元，再加上给父母和孩子的生活费，一个月的花销超过一万元。在康乐村，他们租住与经营的店铺在复杂的巷道旁，五步能走完整个铺面，生活空间是垂直纵向延伸，他们睡在间隔的阁楼中。他们还养了一只灰黄色的猫，为了防范经常窜入的老鼠。

周边住户陆续被隔离转运后，徐小佳和丈夫开始紧张起来，他们把店铺的铁闸下拉，只留一条空隙，除了睡觉与吃饭，全程都戴着口罩。徐小佳每天都会查看手机上的广州疫情发布会，并开始主动学习新冠感染的知识。

他们对疫情的认知，随着手机里的信息流而变动：最后1个月政策的“小步快跑”，以及感染亲友的讲述，让人的情绪跌宕起伏。从确诊和隔离的朋友口中，他们形成了对新冠感染的基本概念：发烧就是感染了，阳了就喝水硬扛，过两天不发烧也就好了。

在康鹭片区的租户中，徐小佳是为数不多提前从网上购买了布洛芬退烧药的人。不过，对于如何正确用药她又有点迷糊。放开后，她很快就发热了，但她没有抗原，也就无法确定是否真的感染了新冠。

发热当天，她没测体温，马上吃了布洛芬，感觉没什么效果，甚至觉得身体发冷。她不敢再吃，最后狂喝了2天水便没再发热了。

回望2022年，制衣厂老板李红（化名）心有不甘。2022年，因为疫情，她的工厂错过了一年最忙且生意最好的两个换季时段——3月份和年底两个月。

20岁出头，李红就离开湖北到了广东，在康乐村的打工时间也有10年。2018年，她和丈夫用多年的积蓄在康乐村的某栋握手楼中租下上百平米的房间，开了一间制衣厂。她不想再打工了，本计划“大干一场”，但很快被疫情打乱了阵脚。

去年11月，康乐村的氛围因疫情而变化不定。李红害怕感染新冠，但又放不下自己的制衣厂。要不要去隔离？她心底颇为犹豫。11月6日晚，隔离的通知送达她所住的楼栋。那天下着小雨，她靠在窗口询问上下楼的邻居。康乐村的握手楼被隔断成各种各样的户型，四面的邻居推窗可见。原本说不走的租户，竟也决定离开。她和丈夫商量后急匆匆地收拾了换洗衣服。

这天晚上，夫妻俩还是没走成，在巷子里等了七八个小时，被告知没车没酒店了。李红他们一直等到凌晨4点依然不能离开，无奈之下只得回到出租屋。但她此时已不想再留在康乐村了，她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害怕没人来管他们。

在滴滴答答的屋檐下，李红记得，排队的人群中有个四五岁的孩子，裹着妈妈的毛巾睡着了。看着这小孩，李红只想回老家。

11月13日，管辖康乐片区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发布公告，将对康鹭片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综合治理工作，要求片区范围内全体出租屋主及居民群众暂时返乡或投靠亲友，待治理工作结束后，居民群众可再返回片区。

那段时间李红睡眠很差，一边等待隔离转运的消息，一边了解病毒到底有多厉害。有确诊的朋友告诉她，天天喝水就能好，啥事儿都没有。她也听人说，这个病有后遗症，具体有什么症状，又说不清，心里乱糟糟的。她掌握的防疫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拿着酒精到处喷。在后来转运回老家的路上，她还在不停地喷酒精。

据我们简单调查，仍住在康鹭片区的租户，以及提前返乡的制衣厂老板与散工们，发热大多都不超过2天，基本遵循着喝水硬抗新冠感染的办法。至于该提前备什么药，感染后该吃什么药，他们通常都不太清楚。

当然，布洛芬等退烧药的紧缺，也蔓延至康鹭片区。不过，这并没有在人们心内形成新的恐慌。提前返乡的李红和丈夫，在放开后也曾出现发热症状。他们并没想到要做抗原检测，老家人也搞不清新冠和感冒的区别，反正忍受不了就跑到村里的卫生院吊吊瓶。

在广州的转运隔离政策结束之后，李红其实收到过几个新订单。她在心里算了算帐，扣除房租、工钱、水电，如果接下这几单，还不如提前回家划得来。在疫情期间找李红下单的客户也更谨慎，她不敢备货，有多少做多少，生怕再次遇上封控货发不出去。

当广州的疫情政策转向开放时，时间已近年末，大部分康鹭片区的租户们选择了直接返乡。周强（化名）是一名制衣散工，他也随大流，返回了老家湖北荆州公安县。

回想疫情爆发之初，周强说，他没做什么特别准备。确认封控当天，他并没收到官方消息，只看到许多人往菜场跑，他也跟着抢了几颗土豆、一个洋葱和一包大白菜。

他是熟练且专业的袖口和脚边工，来康乐村已有25年。在忙碌的时节，他可以一天工作18个小时，工钱4毛钱1件，每天能缝2000件，一天就可以拿到800块钱。不过，疫情三年，他这类制衣工的工钱在下降，有时候一天干十五六个小时，都挣不上两三百块钱。而且，2022年他有小半年都没找到合适的散工活儿。

用经济学术语说，康鹭片区的制衣厂与散工之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高效调配资源。十几公里外的十三行、沙河等服装批发市场的老板们，早上跨江而来再到康鹭片区附近的轻纺城订好布料，走500米便能拐进康乐村与鹭江村，找到合适的制衣厂加工，当晚就能取到现货。

高效率的运转节奏逼得制衣厂老板与散工把工作时间延长。周强说，忙碌时节，他们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11点，遇到订单高峰，甚至忙到凌晨一两点。

广州的制衣生态圈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山大学南门对面的零散摊位逐渐形成，催生了中大布匹商圈。2001年到2004年间，广州政府介入，进行整治改造，部分商户搬入村民自建的临时建筑，部分制衣厂转移至邻近的城中村，主要集中于康乐村与鹭江村。横贯两村的主街招工街由此形成。在这里，长工短工都以计件方式按日结算工资，就算是缝一颗纽扣这种细枝末节的工作，也能找到专门的熟练工人。

在这一波疫情的初期，周强还期待能尽快解封，但随着日历持续翻页，春节前开工已希望渺茫。他收拾好行李，等待隔离转运通知，想早点在广州隔离完，回老家再隔离几天，就可以准备过年了。他也不在乎年前最后两个月，心里认定今年就这样了，挣不到钱的。

过去几年，周强明显感到，康鹭区的节奏随着整体环境的变迁而调整。一方面，制衣厂里的订单变少了，另一方面，做长工的不如打零工的。金融危机后，许多制衣厂老板们发现，在季节更替的间隙，订单数量急剧减少。如果制衣厂没有利润来源，也就无法负担长期工的工资。而康鹭片区独特的“短工计件”的模式，反倒因此再度巩固。

疫情加剧了这种变化。据周强介绍，这轮疫情之前，一个老板通常被十几个工人围着问价，如果给的工钱不划算，问价者会一哄而散。这类矛盾经常让康鹭片区被贴上“招工难”的标签，出现在本地新闻版面，或者传播到全国读者的视野中。

胡颖（化名）也是一名散工，最初是被高工资引到康鹭片区的。她来自湖南，不到30岁，抱着暂居此地尽量多挣钱的心态在康乐村工作。此前她进过工厂，来康鹭片区打工也算随性而为，她觉得这里较为自由的环境更适合她。

在康鹭片区，散工们拥有自主选择工作与安排工作的权利，不必依附于常规工厂，不受后者苛责的规范和制度约束。在这里，因为日结工资，也不存在被工厂压扣工资的风险。当然，自由的另一面是，劳动合同和劳动保障在这里完全缺席。

吴万梁（化名）来自湖北，初中毕业后，为了学一门手艺，他进入了纺织行业。他去过北京、泉州，靠着“老乡带老乡”的传统，2018年来到康乐村，开了制衣厂，把此前打工赞的积蓄都压在了这里。疫情后期，他也返回了老家湖北。没多久他接到几个客户的需求，考虑到孩子的读书与家庭开支，12月中旬他带着妻子买车票再次回到广州。

他的制衣厂租在康乐村某栋握手楼的最顶层，屋顶是房东用铁皮临时搭建的。顶楼的房租最便宜，一个月一万左右，但夏天空调开支很高。如果不开空调，人根本呆不下去。工人们踩着缝纫机，汗能一直往下流。按电费1.5元1度计算，夏天每个月光电费也得交几千块。

年末时节，留在康乐村与鹭江村的散工不多，一个散工一天就得给600元，手脚快的能给更高。吴万梁说，折返广州这阵子他实际没挣钱，主要是为了留住客户，为开年做准备。春节前吴万梁还会返回湖北过年，他心中又有点近乡情怯——毕竟这一年没挣到钱呀。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康鹭片区的制衣生意从顶峰逐渐滑落，出现了明显的“淡旺季”。最直接的影响是国外订单逐渐减少，而国内订单又无法完全填补外需不足的缺口。

处于上游的布商陈文都感受最为明显。以前他工厂里的织布机一年四季轰鸣不断，布料一批批织出送往全球，其中美国市场占最大头。他喜欢和美国人做生意，因为换算汇率后美国人觉得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远超预期，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不杀价。

来这里打拼的制衣厂老板与散工们想不了那么遥远的国际形势。对于行业的未来，李红与吴万梁都讲不清楚，但觉得肯定不会比疫情封控时更糟糕了。

吴万梁更操心的问题其实是拆迁。康鹭片区城中村违法建设的拆除计划不绝于耳。吴万梁一直担心，他的制衣厂是否在被拆除的范围内。但他也知道，“担心又能有什么办法？如果被拆，30万的设备投入就打水飘了。”

2021年，康鹭片区表决同意更新改造计划，拟于2023年底前安置房开工建设，2025年底前基本完成安置房建设。2022年10月，广州海珠住建局表示，康鹭片区的改造项目有序推进，正开展片区策划方案编制等前期工作。实际上，早在2019年初，广州市政府就表示正在研究中大纺织商圈相关产业将向清远疏解。徐小佳说，当时附近不少老板听到相关消息跑到清远买房，结果至到现在一次也没住过。

对厂主和打工者而言，康鹭片区是长久居留之地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走访的每一个康鹭片区的租户都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们清楚，这里只是讨生活的一个落脚点。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散工，他们的地域认同与情感归属仍在故乡。

徐小佳和丈夫都来自广东东部的河源，两人是同村人。他们租住在康乐村也近10年了。工作之外，他们的闲暇时间极少，靠着超长时间的工作维系着家庭的运转，供养在老家的父母与小孩。

他们为数不多的闲暇是去珠江边散步，广州地标“小蛮腰”就在珠江对岸，散步时LED灯光能把他们的脸打亮，但他们不会去对岸游玩，甚至没有这样的想法。

在康鹭片区内，打工仔不需要融入广州，就能解决衣食住行和赚钱的一切需求。他们可以不坐地铁、公交，也不会去逛商超、景点，最多是在闲暇时间里到附近的珠江岸边散步打牌、刷短视频，或找同乡聊天喝酒解闷，或拿着移动音响在村内空地跳广场舞。

徐小佳和丈夫甘生说，他们很感谢这里。在这里的奋斗，帮助他们在老家河源买下了一套房。他们每年过年都会回去，他们的父母与孩子在那儿，那是他们心里真正认同的家。

很多人奇怪，在此之前的三年里，人口高度密集的康鹭片区为什么从未爆发新冠疫情？如果了解租户们的行为轨迹，这个疑团也就解开了。这些人的流动主要是每年的春运——在故乡与广州之间往返，他们与村子“结界”之外的交往非常有限。

不甘心的李红、吴万梁告诉我们，春节后还会回到康乐村与鹭江村的制衣厂打拼，以抚养在老家的孩子或维持家庭开支。过年后，周强可能会早些从湖北赶往广州，他想抢在其他散工到达之前，在招工街上多接一些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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