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十年集体行动启示（第八章）：职业病和过劳——贻害无穷的劳工问题

编按：本报告是中国劳工通讯自2011年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建立以来，通过案例收集、访谈、整合分析，总结出的近十年的中国工人权利现状报告。包括工人权利的应有保障、工人权利侵害的发生和侵害发生后的救济，各相关方尤其是官方工会就保障工人权利的履职问题。基于此我们尝试探讨在中国现有制度下，工人权利保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本报告共分三个部分共十一章：第一部分为劳工权益和工人集体行动，简述中国劳工权利被侵犯的现状和工人的抗争案例；第二部分为“效益第一”下避无可避的工伤事故，将集中阐述中国数个行业工伤事故和职业病问题；第三部分为叫醒“躺平”的中国工会，以天津港大爆炸缺少消防员工会和沃尔玛在中国建立工会两个事件为主轴，探讨中国工会的结构性问题和改革可行性。

正如在事故中吹嘘英勇救援的过程、将事件定性为“个案”等手段可以转移社会对普遍性劳动安全问题的注意力。数据也可以成为粉饰劳工问题的工具，不得不谈的例子是中国在职业病上的统计数据。

官方统计数据表面上显示出中国在预防职业病方面成绩斐然。在2019年的7.75亿总劳动人口中，全国共报告各类职业病新病例19428例——这相当于每100名劳动人口中，仅有0.002人染上职业病。相比之下，美国劳工统计局同年的记录显示，私营企业共发生超过280万例非致命性工伤和疾病，相当于每100名全职员工中就有2.8例。我们该如何解释中美悬殊的数据差异呢？

造成这种差异的最重要原因是，在中国工人的疾病要被正式认定为职业病，过程极其困难，而认定的比例也非常低。首先，工人必须证明自己与特定的雇主有或曾经有正式的雇佣关系，并且感染的疾病与当时工作场所的工作条件直接相关。此外，诊断必须在政府开办的职业病诊断中心进行。截至2019年，全国只有550间这样的诊断机构——平均每1400万工人才有一间。一般来说，诊断机构应与工作场所在相近位置。但这也意味着，如果雇主在当地有一定势力，可能会迫使诊断机构做出不利于工人的虚假诊断。

在2019年国家报告的19428例各类职业病新病例中，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就占约82%，达到15947例。这种疾病最常见于采矿、采石、建筑和人工宝石加工行业，工人经常在充满粉尘的环境中工作，防护装备很少。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尘肺病病例占职业病总数的的比例一直保持在80%至90%左右。

尘肺患者早期会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包括咳嗽、呼吸困难。随着疾病逐渐发展到中期、甚至晚期，患者会全身乏力，最终永久失去工作能力。据估计，中国至少有600万尘肺病工人，这个数字是政府统计数据的十倍。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媒体出面揭露或相关维权活动迫使下，工人们才能从地方政府那里获得象征性的补偿款或慈善救济。

湖南耒阳建筑农民工深圳维权事件，是尘肺病工人争取官方承认及赔偿的最广为人知的例子。这些风钻工在深圳各个建筑工地上辛苦工作数十年，为这座城市的摩天大楼和地铁系统打下了地基。

事件中的工人领袖之一徐志辉曾跟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韩东方谈话，描述了他们每日难堪的工作条件。徐志辉表示：“修建几十层的高楼，必须向下一直挖到基岩层，镐头做不到这件事，我们做的事情就是钻炮眼，然后装上炸药爆破。”爆破完成后，工人们还要用钻机将大块岩石凿碎。

徐志辉描述的这些工作，一般都是在40-50米深的地下进行，爆破井像一个不通风的洞穴，被高压钻头扬起的粉尘会在他们的头顶翻滚，粉尘很快就会积聚起厚厚的一层，“根本看不到旁边的人”。

工人们很少能得到安全保护装备。有时在工地上，他们会分到一个新口罩，但只是做做样子，没什么实际作用，因为老板和包工头“只在旧口罩用烂的时候才会给你发一个新口罩”。他和工友们使用的高压钻头本身配备有水管，打钻时在炮眼底同时送水，将凿岩粉尘润湿后化作细泥浆从工地排出。但由于工人们频繁转换工地，包工头认为重复安装水管浪费时间，决定取消湿钻法，也不再使用水管。

这些工人从未接受过安全培训，没有意识到不当处理粉尘及不穿戴适当防护装备的危险性。毕竟他们年轻之余，也迫切需要这份工作来养家糊口，害怕与雇主产生矛盾。徐志辉说：“我们年轻、身体好，不介意吸点灰尘，实际上如果你挑三拣四，老板会直接开除你。”

到2000年代末，徐志辉和耒阳工友们发现，他们中有数百人患上了尘肺病，一起去深圳打工的老乡中，15人已经因此死亡。2009年5月，第一批近180名工人回到深圳向原雇主追讨医疗和赔偿。到达后不久，工人们就到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寻求正式诊断结果，但由于过去没有签订工作合同作为确凿证据，医院始终拒绝确认他们的疾病与工作有关。工人们觉得自己已经别无选择，只能采取集体行动以争取权利，2009年6月15日，他们在深圳市政府外举行示威。

最终，深圳市政府同意与工人进行对话，为工人们提供按日计的体检津贴，甚至派医务人员到湖南为无法前往深圳的工人进行身体检查。然而两周的时间里，政府工作人员只肯确认其中17名工人曾在深圳有过劳务关系。为了尽快平息事端，7月29日，政府安排向无法确认职业病补偿资格的工人一次性支付人均3万元的“慈善补助”。

工人们对这种用金钱收买话语权的安排并不满意，在市政府大楼前举行了另一场抗议活动。抗议后不久，几名工人病情加重，其中一名工人徐泽志更因病去世。徐泽志去世前曾经和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作人员见过面。我们亲眼目睹了这种疾病对生命的摧残程度：

我记得，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他不同于其他试图插话的工人——从头到尾，他什么都没说。不是他不想出声，张嘴说话已经是他身体不能承受的艰难动作。

2009年8月，由于诉求仍未得到严肃回应，工人们决定对深圳市罗湖区卫生局提起行政诉讼。他们指控卫生局行政不作为，未能履行法律义务，执行有关工人健康的法律法规。

八月的这一诉讼成为维权之战的转折点。作为回应，深圳市政府修改了补偿方案：一次性赔付工人们共约1400万元人民币。对于无法确认雇佣关系的工人，一期尘肺病患者赔偿7万元；二期患者10万元；三期患者13万元。28名已确认雇佣关系工人的赔偿金额为上述工人的两倍。

但故事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拿到赔偿三年后，中央电视台《新闻1+1》摄制组到湖南耒阳老家走访了这群工人，发现大部分人在还清债务后还需持续治疗尘肺病，赔偿金所剩无几。记者采访了一名终日靠氧气机度日的农民工，他的妻子身患疾病，不能外出打工，而子女都还未成年。这名工人这样描述他们正面临的生活困境：

赔偿款我都花的都差不多了，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反正是没有什么心愿，反正我们是活一天算一天。. . . 药费，我们这是做了一个估算，最低的统计，大概用最便宜的药，最少每个月要花100块钱，而住院的费用，如果你由尘肺病引发了并发症，那么可能每个月还要再交出一千多块钱。但是如果说你采用了在尘肺病的治疗当中最有效、最好的洗肺的方法，那么一次还要花一万。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一次性的赔偿到底够不够用？显而易见，是不够用的。

自2009年起陆续来到深圳打工的约十年时间里，湖南耒阳已经有40多名工人死于尘肺病，包括维权领袖徐志辉。2018年1月，大约200名耒阳农民工及家属再次来到深圳上访，要求政府以更长期的方式解决他们的困难。在深圳一群公民记者和劳工维权人士的帮助下，他们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抗争，在这期间他们持续遭受当局的骚扰和恫吓，最终市政府做出让步并承诺提供长期经济补偿方案，包括支付农民工们后续的医疗费用、提供微薄的月收入补贴。

然而，在这次抗争成功后不久，帮助尘肺病工人维权的劳工资讯自媒体《新生代》的三名工作人员，柯成兵、危志立和杨郑君就被警方抓捕，并被单独关押了几个月。2013年，三人共同创立了独立的在线新闻平台《新生代》，使命是“促进经济民主，维护劳工价值和建立公正的社会”。

对于所有涉事工人及家属来说，职业病索偿都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虽然最终事情算是得以解决，但能像耒阳工人这样幸运的职业病患者非常少，更严重、更系统性的职业病问题在社会中普遍存在，且难以解决。此外，工人们还一直面临着当局的骚扰和压迫，这无疑令劳工维权雪上加霜，也无助于解决问题。

如果说现时中国工人的尘肺病患病情况略有减少，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那些更加宏观的经济变化。如今，中国许多引发尘肺病的高粉尘行业已经倒闭，而部分从事这些行业的企业，也亡羊补牢般采用了一些抑制粉尘排放的廉价保护装置措施来保障工人安全。

有建筑工人2021年4月接受中国劳工通讯采访时表示，过去十年建筑工地扬尘控制措施有所改进，例如有装置自动监测空气中PM2.5的浓度。但这些措施的出发点，更多是为了控制城市的污染水平，而不是保障工人的安全。国内主要城市的粉尘控制措施较为严格，小城市及农村地区的标准仍然非常宽松。

与此同时，还有数百万幸存的尘肺病患者及家属在等待政府对病情做工伤认定期望获得合理的赔偿。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为工人提供财政支援的是他们贫困农村家乡的地方政府，而不是他们所工作的城市。但是这些农村政府通常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财力有限，很难提供救济。

对于政府，更严峻的问题是职业病索赔以及随之而来的维权行动，这会带来高昂的财政和政治成本，地方政府和工人之间像是一直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地方官员担心来自上级的压力，通常更关心如何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为工人提供真正的帮助。正如报告第七章中工人张江栋的案例，他的孩子在返回湖北时，被当地的“特别工作组”拦截，当局部署了大量的安保人员来监视工人和维权人士，以确保公众对此事不知情、工人不给社会添乱。而这些成本为什么不可以用来进行早期的协商和赔偿呢？更何况职业病造成的贫困也同样影响中共的扶贫大计。长远来看，政府不可能永远像鸵鸟一样自欺欺人的把头埋起来，因为官方不仅是要应对尘肺病，还包括政府《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上的一系列其他疾病的维权。

对于积重难返的尘肺病问题，我们认为首先，政府必须对尘肺病问题进行全国普查，以评估受影响者的数量和具体需求；第二，必须调整法律认定，无论雇佣关系是否存在，都要将所有尘肺病患者定性为职业病患者，从而在法律层面消除补偿不均的理赔障碍。因为事实是，除了工作之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感染尘肺病；第三，政府必须建立由中央管理的国家损害赔偿保险基金制度，为患者支付所有必要的医疗费用及基本生活费用；最后，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预防尘肺病，包括对高粉尘行业征税、为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也需要让工会和工人更多地参与其中，定期监测工作条件以确保合规性。

工业设施及工厂的工人面临的另一种常见危险，是接触有毒气体或有毒化学品。一个备受关注的案例发生于2010年，在苏州一家生产iPhone和其他科技产品的工厂，数十名工人因长期以正己烷代替酒精清洁屏幕，导致神经性中毒。中毒后工人出现头晕、头痛、体虚和四肢疼痛情况，至少有62名工人需要就医。有几名工人受到更严重的影响，不得不住院数月。

对于维修和维护工人来说，化学品暴露也一直是工作中面临的风险。工人们通常要在下水道般狭窄、通风不良的空间中工作，而这些地方积聚着许多有毒气体。中国劳工通讯的安全事故地图上记录了许多这样的案例。例如，2016年4月，广东省惠州市一家公司承包了污水池抽淤作业后，派遣了一个三人团队前往施工。团队在地下遇到有毒气体侵袭，1名工人在污水池底部晕倒，2名工人先后下井施救时不幸遇难，造成3人死亡事故。最初的媒体报道称，当地官员对此案给予“高度重视”、“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但再没有跟进任何后续情况或出台任何相关安全措施。2019年4月，河南省洛阳市几乎发生了一起完全相同的事故，3名工人到深约5米的下水道里疏通下水道，沼气中毒昏迷后被困井下。

在这两起煤气中毒事件中，工人们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的风险，也缺乏所需的防护设备。而且，尽管与尘肺病等症状形成所需的数年时间相比，中毒的反应更为直接，但将症状与工作场所联系起来整理出证据，并申请工伤认定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明显，前线工人需要就安全问题进行沟通培训，而为了防止同类悲剧重复发生，中国劳工通讯建议通过企业或行业工会的形式对工人进行培训，这是一个在现行体制下可行且容易操作的解决方案。

随着中国经济从传统的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新兴的数字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其从业者面临的职业健康与安全威胁形态的改变。“过劳”便是今年经常被提及的词汇，因为因过度疲劳所引发的身心健康问题在中国已经屡见不鲜。

19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制造业蓬勃发展，供不应求的出口订单让工厂工人不得不超时加班满足需求，导致疲惫和身体重复性劳损，自然也就更容易发生工伤事故。近年来的加班问题则集中在了快速增长的服务业和科技行业中，也就是“996文化”。这种由科技巨头倡导的牺牲文化给从业者带来巨大的压力。

2020年年底，西贝餐饮创始人、董事长贾国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715工作制”等内容，称员工应该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5小时。这番言论让许多国民感到愤怒，一位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指，贾国龙这样的老板试图“利用法律漏洞压迫弱者”；还有人哀叹“贪婪资本家”的回归。

国内职场如今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工作疲劳问题。招聘网站智联招聘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约85%的白领不得不超时工作，逾45%的白领表示每周加班时间超过10小时，而法律规定每月的加班时间不超过36小时。工人为工作付出的健康成本越来越大，在中国，每年有约54万人心脏性猝死，专家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当下年轻人工作压力较大。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加，年轻劳工死于心脏病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中国有关“过劳死”的统计数据很少，而且通常不完整，但近年来有一些估算数据表明，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约60万人。越来越多的国内学术研究论文提及，因过度工作而死亡的医生人数显著增加，尤其以心脏病发作和脑出血为多。

尽管民间的批评声一波接一波，但广大劳工在现实中仍然疲惫不堪，不可避免地要长期过劳工作。2021年的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华罕有地点名批评“996”工作文化，他指出当前我国996问题出于“企业失控、监管失序、工会失灵”的状态，呼吁重视对“996”、大小周问题的监管。李国华发言之后，“对996工作制进行监管”马上成为网络热门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榜首。

令人震惊的事件还在不断发生，让全社会再次将目光聚焦在致命的过劳问题。2020年12月29日，贾国龙微博中“我们是‘715、白加黑、夜总会’（即每周7天，每天工作15小时，白天加晚上，夜里还总开会）”的说法言犹在耳，同日凌晨1点半左右，在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工作的一名张姓女员工，在与同事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腹痛晕倒，被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6小时后不治身亡，年仅22岁。——国内科技行业竞争激烈，劳工过度承受的压力最终会转化为对生命的威胁。

一些人发起了“996.ICU”运动，这个名字内既包含臭名昭著的“996文化”，也包含“重症监护室”的英文缩写ICU——过度劳累的程序员生病后会住进ICU抢救，已经成为业内共识。该运动呼吁发起“996公司黑名单”，号召大家提交证据，列出那些强迫加班或有虐待性工作文化的公司；此外，还建议将“反996许可证”兼容进各个开源项目的授权协议，违反劳动法的公司将不得使用许可证下的软件或代码。

这场运动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然而它对科技公司加班文化的改变仍然有限，高层们似乎对员工过劳工作的健康担忧不屑一顾。就在这些公司因“996.ICU”运动而备受批评之际，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一次内部交流中称，“今天中国BAT（百度、阿里、腾讯）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我请问大家，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你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

虽然拿着相对体面的薪金，但是中国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却并没有获得体面的生活，并不得不在过劳的阴影下提心吊胆，不定期的裁员也令他们难以有长期而稳定的生活计划。虽然那些“创业神话”早已被赤裸裸的现实戳破，但他们往往仍要在“狼性文化”的公司里面忍气吞声。当然，资本并非剥夺中国工人正常休息权利的唯一驱动，中共的“劳模文化”同样“有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