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毅:行业消失之后,曾经辉煌的工人们如何自处?| 正午访谈

发布日期: 2023-02-04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正午故事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码头, 基隆, 男人, 茶店, 地方
涉及行业:交通物流业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相关议题:失业

  • 基隆码头曾经是繁忙的产业,但随着民营化的推进,许多工人失业下岗,只有约800名工人进入装卸公司。
  • 失业后,一些人选择开出租、当保安,更多人呆在家里,面临许多无声的痛苦。
  • 过往码头繁忙时,有各种配套行业,还有红灯区、热炒店,以及有女性陪工人们喝酒聊天的茶店仔。
  • 随着产业链的衰微和消失,中年工人很难跨领域就业,内心会有很大的错愕。
  • 台湾的情况是,非常强调个人努力这个因素,让单个的个人去遭受集体的处境,这一点值得书写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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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下岗再就业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多年之后,他们的生活还好吗,家人和社会如何看待他们?人们似乎了解不多。台湾学者魏明毅在《静寂工人:码头日与夜》一书中回答了这些问题。

1960年代末到80年代,是基隆码头最繁忙的时期,大概有四五千位装卸工人。1990年代末,码头景气不再,随着民营化的推进,许多工人失业下岗,只有约800名工人进入装卸公司。过去,他们工作清闲,薪水是普通劳动者的好几倍。失业后,一些人选择开出租、当保安,更多人呆在家里。2009年,当魏明毅来到基隆做田野调查时,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死港”。她访谈了20多位千禧年代初还在码头工作的人,这些人大多来自靠海的乡镇,面临许多无声的痛苦。魏明毅感叹道,面对生活的巨变,这些码头工人的内心会有很大的错愕,但不知道向谁言说。

过往码头繁忙时,有各种配套行业,还有红灯区、热炒店,以及有女性陪工人们喝酒聊天的茶店仔。魏明毅说,茶店仔代表了那个年代人和人之间绵密的往来。而今天,当科技提供了更多便利,人和人的关系却往往是“挂断、链接、挂断”的。

除了码头工人的失落,在与正午的访谈中,魏明毅还分析了时代变迁中的性别议题、人与工作的关系。 “过去在成年人上看到的轻生议题,正慢慢扩及到更年轻的群体,青少年的无意义感越来越普遍,”她说,“如果社会只鼓励人们走某一条路,一定会造成不健康的后果。”

静寂的港口,失声的工人正午:《静寂工人》的故事发生在基隆。基隆离台北很近,只是一个37万人的小城。你能简单介绍一下基隆吗?

魏明毅:虽然台湾四面环海,但因为城市里都盖着楼房,大多数人在生活的地方并不会看到海岸线。但只要一进入基隆的城市腹地,就会看到海和港口。基隆有95%的丘陵地带,你会看到山坡,和一层一层往上爬的房子。

一般观光客认为,基隆就是去吃地方小吃的地方,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庙口夜市,那里人潮最多。跑完田野之后,我对这个地方的想法变得复杂起来。每次提到基隆,我会想起桥式起重机,就是货柜的巨型装卸物。我会去观察,这些桥式机是运行的状态,还是闲置中。显然,国际货柜船的进出已不再频繁,我会思考:基隆之后要朝向何处?当地居民怎么看这个港口,怎么看生活的转变?

魏明毅:静寂,既影射了码头变得比较安静,也影射了码头工人的生活情境和内心世界。这种静寂不是让人感到安顿的安静,而是寂寥,好像是死掉了。当地人常常和我说,没有船进来,这座港就死掉了。你能清楚看到,船舶位置是空的。我常常想象一个画面:一群人泡在一片海水里,一片毫无动静的海水。

除了静寂,我还会用——失格、失声、用完即丢。最初,市场经济需要你,把你招揽进来。但商业情况改变了,产业链断掉了,这些人就被丢掉了。

正午:阅读这本书,我感觉你像是摄像头一般的存在,你记录了饭桌上紧张而微妙的父子关系,还有丈夫向妻子要个抱抱的亲呢时刻。最开始你是如何走进工人们的生活的?

魏明毅:最开始我也没有进入他们的家,而是跟着去一些地方,让他慢慢了解我是谁,我要做什么。这是一个彼此认识的过程,相处时间够长,我从局外人变成被允许进入的局内人。

书中提到一个工人,他在候工室和我聊天。他说,你只是访问我们,可你不知道我们晚上轮夜班有多辛苦。如果你只是很舒适地坐在候工室访谈,就很难问到真相。我说好,你什么时候上夜班,我就跟你上夜班。那一次,天还在下雨,我们在半夜十一点进码头,到隔天早上六七点。我从头跟到尾,他站在哪,我就站在哪,他坐着,我才坐下。那一次我得到了他的尊敬。之后他开口跟我讲的话就不一样了。

魏明毅:清水嫂七十来岁,卖咸粥、甜不辣,她是我做田野时的房东。二十六号码头外面,到现在只剩下几家摊位了。那片住宅区大多是加盖的铁皮屋。现在大部分人都搬走了,只剩下几十户,多是老年人。

清水嫂一家的故事,可以说是港口命运的缩影:1972年,林清水辞去公职,成为码头的临时工人。最初赚的不多,清水嫂决定出来卖早餐。1979年,一名装卸工人一月能领一万多新台币,后来更高,是普通工人的好几倍。

让清水嫂不能原谅的是,丈夫开始对她不忠,在外喝酒、泡茶,有了外遇。退休后,林清水中风在家,靠妻子照料。两个人用了全部收入才买下土地所有权,修建成独栋小楼房。但他们的四个子女因不同原因都离开了基隆。

魏明毅:书里我提过一个从事码头运输的司机李正德。十几岁时他就在五金行送货,也一度出海当海运。1990年代,他二十多岁时成了码头的卡车司机,可以说是赶上了黄金期的尾巴。当时运输车队排着长龙,进港、出港,不分日夜地拖柜子。现在萧条得很,他们结束工作后没有闲钱再去茶店仔了,而是回家,成为“沉默的父亲”。

在码头,操作桥式机是一个很有职业门槛的工作,很专业、被人看重。但一个工作的专业性越高,对时间要求又是高度控制的,那么这些人就越难跨领域就业。假如一个行业消失了,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要转职相对容易,但对中年人来说,却是非常困难的。

很多人会说,这群码头工人为什么没有察觉到时代的转变,为什么不去做准备?但我请大家想象一下:当你月收入比一般劳动阶层高出了五六倍甚至十倍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淘汰?这些工人过去在高专业领域工作,从没料到工作会消失。当他们发现情况不一样,内心会有很大的错愕。而且,人们会说“你要像个男人”。这些曾经收入丰厚的男人,面对产业链的衰微和消失,他们不愿意表达自己的不光彩。

“停止向上流动,跳出市场竞争”正午:这本书提到,基隆码头民营化后,很多工人下岗,只能去当保安、司机,或是失业在家。其实在1990年代,东北很多国营工厂也有下岗潮,那也是一种集体回忆。

魏明毅:台湾的情况是,非常强调个人努力这个因素。整个基隆码头的民营化、供应链的改变,这样的集体事件被总结为一个简单的原因——你的本事不行。让单个的个人去遭受集体的处境,这一点值得书写和探究。

正午:基隆码头在民营化之前,很多工人不怎么上班也可以领高薪。有人认为,效率低下是国营工厂破产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你如何看呢?

魏明毅:从码头工人的观点看,过去的经营环境下,大家都是平等的,互相合作、互相帮忙、风险一起承担,工人是主角。但民营化之后,老板是出资人,权力都在他手上。他会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压低成本,剥削工人。如果一个工人的时薪两百块,老板会想着让他只领到一百块。他会不断要求提高产能,提高速度。如果不符合要求,他会把工人开掉,再另外找人。

魏明毅:国营和民营企业各有各的问题。我正在写第二本书,会讨论到体制问题。简单来讲,重要的是——人怎么看待自己和工作的关系。如果在国营事业的人只想着轻松过日子,那么其工作就会趋向于无意义化。讲得直接一些,会朝向腐败。

而民营企业的所谓公平,到底是建立在对人的价值的看重上,还是利润的极大化上呢?当一个老板告诉劳工:产能越高,薪水就越高。这看似是一个激励,也很公平,但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职场文化——如果你的薪资糟糕,那是你自己造成的。企业不要你,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按这种思路,我们会忽略掉体制上不对劲的地方。人的价值会扁平化,你的产值多少,你的价值就有多少。这也是码头工人的困难来源,也是最让我难过和担心的事情。

魏明毅:全球都在上演这样的“挂断、链接、挂断”的过程,中国大陆的一些产业也在往东南亚转移,全球供应链都在变化。

与其讲普通人,不如用人这个字。作为人,应该尝试停止向上流动,要跳出市场竞争,训练自己的移动能力,以拿回人的尊严和主动权。简单来说,就是我不和人竞争,不以市场价值来评判,以此找到一种让自己有尊严、自己喜欢的、过得还不错的方式。

以我自己来讲,我的工作很多,但决定接哪个工作,不是依据哪个工作的钟点费更高,而是考虑我是不是做得好,而且喜欢做。这样也可以磨练出更多能力。不要小看这件事,改变就像滚雪球,当更多人停止所谓的向上流动,就可以慢慢改变社会、改变体制。

魏明毅:我们都鼓励小孩子成为金字塔顶端的人,但这种鼓励也会把另一些人压到更底层。只要这样的结构不变,永远都有人轮流受苦。我想要去增加的,是移动的能力,是平行而立体的,而不只是往上。我们需要重新界定,什么是好的生活、人生和发展。如果大家都能意识到这些结构上的问题,比如青少年的无意义感、人被扁平化、单一化等等,情况才有可能改善。

魏明毅:我工作服务的对象中很多人都有轻生念头。在台湾,男性自杀比例要高于女性,这和性别的刻板印象有关。我们总把自杀的问题去个别化、特殊化,这容易让人忽略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如果说这些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过去在成年人上看到的议题,慢慢扩及到更年轻的群体。青少年的无意义感越来越普遍,这背后和消费主义、开发主义有关,对人的评价,越来越用产值来看,发展的路径也越来越单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样貌和特质,如果社会只鼓励人们走某一条路,一定会造成不健康的后果。

魏明毅:写完《静寂工人》之后,我发现,轻生或寻短,表面看起来和某个事件有关。但了解这些人之后,我才知道,轻生的决定主要来自一个人的生活感。

所谓生活感,是指一个人怎么生活在一个地方,怎么理解自己,怎么被这个地方看待。当一个人想要解释自己过得好不好时,社会文化却给了一个暗示,你过得不好,是你个人不够努力。这就是一种生活感。

简单来说,自杀议题,和一个地方的强势文化、价值信念以及社会治理逻辑是紧密相关的。如果人们普遍认为,男人要有男人样,要有男人气概,那么其社会倾向就是,只要经济数字漂亮,人就幸福。在这样的文化和治理中,很多人无法诉苦,也就丧失了生活感。

他们寻求的不是性,而是有人作伴正午:在书中你提到“伴文化”。过去,码头工人们下班后常会光顾茶室,找女性陪着喝酒聊天。这种关系很长久。有些工人老了后,陪酒的女人也老了,会约着一起卡拉OK、泡温泉。

魏明毅:在茶店仔,曾经充满了气味和声音。有烟酒、热炒的味道,有男男女女的戏虐声、酒杯碰撞、抢着买单的声音。茶店仔也提供陪酒的服务。不过,这些已经远去,大多数茶店仔都关了,剩下的门可罗雀。

我去过一个光线昏暗的茶店仔,老板是一个六十来岁的阿姨仔,她不冷落任何在场的人。生意最好的时候,店里有二十多位服务员,现在却只剩下一两个兼职。过去常来光顾的工人,从不会称服务员为“小姐”,而是只呼对方的名字,他们更渴望有人陪伴、有人聆听。

“伴文化”这个词的意思是,这些人到茶店里头,要的不是大家想象的性,而是有人作伴。在covid疫情中也有类似误解:比如台北万华,那里有非常多的茶室,有一种说法,光顾茶店的老先生是疫情的突破口。

我们很容易贬低一些非主流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他们只是去找伴而已,并不是去寻花问柳,那是人和人链接的重要场合。我认为,把“伴文化”写出来是很重要的。地方社会对于男性有刻板印象,很容易让男人无路可走。我希望,大家能够用“人”,而不是男人来理解他们。我在码头工人身上看到,他们也有被陪伴的需求。

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人们常常认为,一个人只要有钱,什么都容易买得到。但人其实需要的是被理解,或是彼此为伴的感觉。这才是最真实的渴望。一个群居的社会需要彼此依靠。资本主义把人扁平化了,有钱的才是大爷,但每个人对所谓好生活的理解是不同的。

正午:现在,很少有年轻人会光顾这样的“茶室”,他们更习惯交友软件,或是去酒吧,找陌生人或吧员聊天。分别之后,谁也不记得谁。

魏明毅:这些码头工人处在时代转变的节点上。过去是农业发展的时代,他们经历过人情非常绵密的时候;进入工业化,人在生产线上就像是螺丝钉,生活方式和工作的转变也改变了人和人的关系。现在的年轻人恰好出生在高度工业化的时代,不像早些年那样讲究人情。人们习惯了科技的高效,人和人的关系可以很快速、简便,但也相对短暂。

比如,我们的连线访谈是因为科技提供了便利,但这种关系如果只是一次访谈,那说结束也就结束了。在日常生活里,假如每个人跟其他人的关系都是简便的,那代表它可以快速链接,也可能快速中断。

码头民营化之后,工人们一个一个地上工,不再交谈,也就没了人和人的情感基础。这对人性会有影响吗?会,它会让人变得相对冷漠,不那么在乎关系的维持。

魏明毅:最能代表的是,男性的痛苦是不能开口说的。但男人也是人,无论是女性、老人、小孩或者跨性别,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问题是,困难到来时,人如何回应和面对。对男性有刻板印象的社会,不太鼓励和允许男性表达他真实的软弱和脆弱。所以,有些男人,他受的苦、吃的苦,是没有人知道的。

有一场分享会让我印象深刻。有位三十多岁的女生听完之后就掉眼泪了,哭得非常难过。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她想到她爸。以前因为没有办法原谅爸爸,她就离开家乡,到很远的地方去念大学,毕业之后也不回家。当她看完了《静寂工人》,她说她可以回家了,因为她可以原谅她父亲。

我也常说另一个例子:在候工室,和工人们访问或聊天的时候,他们人手一只烟。但我和他们单独谈话时,他们并不抽烟。后来我才理解,对他们来讲,如果在别的男人面前,显现出尊重女性的话,那是很没面子、没尊严、没男子气概的事情。

这就是男人可怜的地方,他没有办法做真实的自己。在同性面前,他必须表现出男子气概,要装成一个能人。这是让我很同情的地方。

女性受到的压迫是明显可见的,而男性的被压迫是无声的、看不见的。所以,一个不健康的文化、价值信念,不会只对某一性别造成不好的结果。没有人是赢家,只是遭受的方式不同,形式不同而已。如果只是弱肉相残,那就只是受害者换人当而已。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残忍、让人悲伤的事情吗?

魏明毅:《静寂工人》是一本探讨自杀的书,但我想讲的,并不是劝解大家不要轻生。我希望人们可以原谅自己、解放自己,特别是男人。我希望读者知道,每个人都很有限,但人并不卑微。我想请读者,去阶级、去性别地看待自己和他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拿回自由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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