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东周记（十六）：港惠针织欠薪事件中有勇有谋的工人和“来晚了”的工会

有读者问阿东师傅能不能谈谈中国的工会和工人故事，最近正好印度制衣厂的谈判胶着进展不多，我就在网络上观察到中国一群广东的港惠针织厂工人，他们面对厂方拖欠工资遣散费，应对的有理有节有勇有谋，在官方不给力的情况下自我组织、团结合作，和厂方沟通谈判。另外也会谈谈，有这么多高素质的工人，官方工会究竟能协助他们什么？

话说疫情期间大型封控、加上供应链转移令很多中国沿海的工厂都大受打击，引发大型的失业潮。广东的港惠针织有限公司亦受影响。今年3月25日工厂发公告指在4月1号开始复工，但是在6月又宣布解散。而4月到6月期间，工人的收入已经大为减少，有工人在4月的收入只有前一年8月时的一半，工厂也取消工人大量补贴。有工人在工作的微信群组上，质问公司，为何在没有复工的条件下复工，又不断扣减工资，既然明知无法营运，为何不马上结业，然后向员工依法支付足额的遣散费？

面对厂方克扣工资 工人的回应有理有节

5月30日，厂方突然向员工发出一封单方面改变劳动合同，减少工资和奖金的信件。文章将企业经营陷入绝境归咎于中美贸易战和疫情防控，并指控工人“态度极差、无所事事”，这封信件立刻引起诸多工人不满。

图片：港惠公司在5月30日发出的通知书

工人张女士在自己的抖音上说的直白：“这公司是有多不要脸了？想黑的说成白的，完全没有订单，没有复工条件也要复工，单方面降低员工底薪，想逼员工自己走人，一分钱不想赔，严重违法，还出个说明好像自己多有道理似的。”

实际上工人并非仅有情绪宣泄，更有有理有节的回应，有员工在公司群里质疑：“公司是受疫情影响接不到单？……还是公司根本不具备接单条件？无论是哪个方面的原因，结局都不应由员工来埋单。受疫情影响的不止港惠厂，别的厂选择直接关门大吉，也没有对员工采取克扣工资、口伙食费、扣电费的卑劣措施。”

工人面对厂方在无协商下减薪，立刻便进行了组织维权。这次的维权以一份6月1号打满工人红色手印的第一封实名追讨信开始。在工人张女士将这封信上传到了抖音上。很明显这样一封信件并没有改变厂方任何决定，一周之后当工人希望去找领导解决问题的时候，港惠管理层选择了报警。

官方工会介入谈判的最恰当时机

让阿东我在这里按一个暂停键。很明显，厂方这个报警动作直接让劳资关系降到了冰点，将一个本应由劳资谈判解决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稳定”的伪命题。接下来的走向只能是劳资双方矛盾逐渐激化，并走向难以弥合的分歧。如果在此时，能够有官方工会人来代表工人积极介入，并主动组织各方的集体谈判，事件会否能有些不同呢？

然而现实并没有什么如果，厂方仍然文过饰非的讲着自己的困难，工人举着法律条文却没有能协助他们落实的部门和组织。在工厂宣布解散的公告里，工厂某种程度上透露了自己的困境——虽然这些理由并能不成为工厂违法欠薪的借口：受中美贸易关系和全球疫情的影响，工厂已连续3年每年亏损约2000万人民币。而在7月4日的一段视频中，一名工厂经理向维权的工人解释公司仅有30万现金。现场的工人们对此不买单，更询问经理香港总公司的责任为何。同样的，张女士也引网上资料指，港惠工厂光是注册资金就有3900万港币，并非资不抵债，港惠在香港的总公司是香港肇丰针织有限公司，是香港制衣界“四大家族之一”，其在江苏、越南的工厂也仍在经营。

虽然没有工会的支援，但是工人们仍然在和厂方周旋的过程中展示了了不起的自我组织能力，他们团结合作、宣誓诉求有理有节，面对厂方的解散公告，他们精准驳斥了厂方的逻辑和法律漏洞，并要求香港母公司承担责任。——从始至终，香港母公司似乎都没有派出任何负责人来参与协商，只留下厂方自生自灭。

这也是为什么阿东近些日子不断提及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在上一篇港惠的文章中，阿东特别提及了香港企业在融入大湾区的过程中，应以高道德标准“讲好中国故事”。香港肇丰本身在香港和中国内地都有着不小的声誉，尤其是去年过世的前董事长方铿，一直被香港官方当成推动香港纺织制衣业发展的重要人物。但是，无论口头上多么心系祖国，在商言商的香港纺织界似乎仍旧缺乏道德勇气去直面自身在内地产业链下游市场的潜在违法行为，在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的政策优惠之后，整个业界也应当反躬自省，至少首先承担起对大湾区工人的法定的基本义务。

那么阿东我在这里要说了，工人要求香港母公司出面解释状况是应有之义，那么区工会和市工会就有义务要求香港母企肇丰针织有限公司派员来参与协商，向工人、企业和地方政府解释决策并处理善后。

图片：工人在6月1日发起第一次追讨薪金

而到6月30日，工厂发公告，指工人消极怠工，令经营本就困难的工厂失去客户信心，遂决定解散公司，公告虽说是“依法解散”，但是赔偿金内容却以总额六折计算，就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合同法》的要求。以张女士为例，他2001年入职，超过10年，以2019年工资计算，她应能得到超过10万元经济补偿，但至今得到的却少于３万元。

工会来了，但是“参与晚了、位置错了”

整个事件扰攘了整整一个月，工人也两次向管理层发信，官方才有了反应，并尝试调解。7月5日，工人收到厂方的一封简短的通知，“明天上午9点……人社局、县监察委、工会、司法局等部门与员工代表七人商谈。因此，请各位同事选出七位员工代表参加会议，员工代表名单请于今天晚上18：00前产生在群里公布，如果没有产生员工代表，将由公司指派。”

短短一封信，却引发了阿东我的诸多疑问：首先官方多部门前来“商谈”，为何是通过厂方来通知工人？也许官方觉得找厂方沟通比较方便，但这样是否会给外界以“官方和厂方更亲密”的观感呢？在这串名单里，阿东我希望见到的工会出现了！可是本应是工人法定代表的工会，却和“官老爷们”出现在了一起，本应该主动组织工人进行集体协商的工会，却等着第二天工人自行选出代表再参与“商谈”。在第二天的商谈中，官方工会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屁股位置坐的不对呢？

让我阿东再次引用中国《工会法》。第二十三条：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定，有下列侵犯职工劳动权益情形，工会应当代表职工与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交涉，要求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采取措施予以改正；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应当予以研究处理，并向工会作出答复；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拒不改正的，工会可以提请当地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而后面的第一个情况就是：“克扣、拖欠职工工资的。”

从法律上看，工会的问题就是“参与晚了、位置错了”。来晚了的问题前文已经说过，而位置错了的问题，就是工会不应该被动的和其他地方官员一起“听取”工人的状况，而应该主动联系工人、了解状况、组织工人代表、提出谈判策略……等到官方协调的时候，已经能够提出一套完整的问题报告和工人诉求以供谈判之用。

“死猪不怕开水烫，……面对奸商，我们欲哭无泪。公平和正义哪里找？”工人虽然这么感叹，但是即便没有工会协助，工人仍然迅速选出了工人代表。但是最终结局是，劳资双方仍旧未能达成共识，当中有30名工人希望走法律途径，这不禁要问，为何工会有到场参与，但不能帮助工人取回他们应得的成果？

其实不说也知道，这样一个“协商”会议，往往最终都是即便厂方违法，却仍指向劝说工人“妥协”、“见好就收”的状况。在7月7日时张女士再次在网上发布内容，指“很无助、睡到半夜突然惊醒，然后想到会上见证的种种情形，心凉至极，心痛至极！”

看着张女士与其一众工人在与资方一系列周旋中，阿东发现工人组织能力成熟，非常值得赞扬。首先他们在公司屡次减薪期间就已向行政部门及厂方投诉，而在5月30号公司说明减薪原因后，就能马上在两日后即6月1号向公司提交联署。在厂方于6月30号宣布解散公司时，工人在短短数天就能参与到政府、劳方、资方的三方会谈。自十七大起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工会组织在新时代的使命和担当，当中多次提到要敢于向不公“亮剑”，而港惠公司的工友们真的做到“亮剑”了。

不过，光是有亮剑精神是不足的，若然没有合适的策略，没有向对的地方亮剑，工人终究得不到他们应得的，所以，工会本来还能够像深藏不露的大侠一样，给工人早已亮出来的剑上传输些“真气”，就不枉为工人的“娘家人”。

长远来看工会可以做些什么

首先，正如广东省总工会强调要在强化基层建设，要做到“三个着力”，而事实上广东省总工会一如全国其他工会，着眼于工会的入会人数，把会员人数视为建会成败的最高指标。不过，工会若然没有走进工人的心里，工人有事不会想到工会的话，这些数字都是虚浮。而要建设工会在工人形象，没有比在工人遇到危机时介入，转化更好。广东省工会一句话“劳资纠纷处置是治标，工会组织建设是治本”非常好，但关键是工会如何将治标也变成治本的一部分。

另一个由广东省总工会的策略，就更有意思，工会指要＂以壮大人才队伍为抓手，培育基层工会建设“战斗队” ＂，张女士以及这群工友，不正好是战斗队的一部分吗？他们对工人维权可用的工具充份理解，甚至愿意主动学习《劳动法》，驳斥资方不合法的理据，如果工会能把握机会协助并组织起来，工会工作岂不是会水到渠成。更重要的是，工人不是在任何时刻都会主动积极，一旦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可能工人又要重新回到日常工作中、甚或一旦在他们追讨过程中工会没有提供足够协助，最终这群珍贵的工人谈判经验，只能各散东西。

另外，这宗案件的主要散播渠道是抖音等网上平台，或许在网上平台组织基层工作是未来的其中出路。广东省总工会近年多次强调要做到线上建会的工作，甚至有如＂惠工会＂这样方便工人使用的APP。但是，网上建会工作不应只集中在提供入会上，更要从网上获得工人的最新动态，阿东和劳工通讯近一年开始使用抖音、微博，利用关键字搜寻工伤、工人集体行动的消息，发现每天都能翻到大量工人最新动态。

供应链策略也是值得深思的。正如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港惠工厂的母公司肇丰针织有限公司，长期有为Ralph Lauren、CK、LULULEMON等供货，而这些品牌的签订不同企业社会责任协议，或是每年会提交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工会是否可以要求由下而上出发，将当前港惠迁厂，工人得不到遣散费的消费，向信各个品牌。同时，正如张女士在视频要求所言，工人希望香港总公司的介入，而翻查资料，港惠针纤厂的香港母公司肇丰针织有限公司依然营运当中，这意味着总公司是有可能具备经济实力妥善安排雇员的遣散费，因此工会更应把握当前机会，作为工人和总公司的桥梁，提供机会予各方协商？

阿东想说，真的不要小看我们中国工人的能力，争取权益的路上，他们不缺智慧、不缺勇气、缺的只是工会真心实意的代表和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