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华人女工，困在24小时工作里

文图丨徐爽

编辑丨卢伊

纽约市政府的保安，见过太多在门口喊口号的。但喊中文的，实属少见。

况且这次喊话的，还是一群五六十岁的妇女。

65岁的张云芳，声音洪亮，带着浓厚的福建口音，习惯在每句末语调上扬一下，带着一种原始又蓬勃的生命力。

“我我我第一次上台啦，现在心脏还在怦怦怦地，请各位见谅咯。”上台前，她刚连续工作了4个日夜，早上9点一下班，她来不及脱下做家庭护理工时的外套，就啃着面包赶来现场。

站在台上，她摸了摸话筒，继续演讲。 “我们的辛酸故事，应该被更多人听到。我请问，为什么21世纪的纽约，还存在24小时工作制，这样反人类的罪行？”

台下近百人静静聆听，前排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华人女性，站在人群里要比周围矮一截。她们喜欢红色，有人把红色丝巾系在头上，或者戴一顶红帽子。队伍里也有一些深色皮肤的女性，以及年轻的亚裔面庞。她们大多和张云芳一样，都是24小时昼夜不息的家庭护理工。

有人喊道，“No more 24（推翻24小时工作制）！”更多的人跟着喊起来，“No more 24！No more 24！”

2023年4月12日，护理工们在纽约市政府门口静坐

在纽约，像张云芳这样的家庭护理工，一共有30多万，通常由包括华人在内的有色人种女性承担。她们多数需要24小时驻家，日夜不歇，照护失能老人，却收入低微，长期压抑。

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提出的“全球照护链”理论，精准描述了这一现状：都市白人女性从繁琐家务和照护劳动中解放，是以有色女性移民离土离乡为代价的。

随着社会的变迁，这条照护链前端的人种和性别，逐渐变得多元复杂，可最末端的人，从未改变。

现在，她们决定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要改变。

昼夜不停

来美国之前，张云芳从未想过，自己会在这里“搞集会”。

1992年初来美国时，她的老家福州市亭江镇已是知名侨乡，出海打工是传统，“爱拼才会赢”是淘金客们的信条。此前丈夫在蛇头那里抵了3万美元的债款，又辛勤工作11年，换来合法身份，才有全家老小移民美国的资格。

30多岁，半句英文不会，张云芳“只能去做一些最低等的工作”。她当过餐馆服务员，也去制衣厂缝过纽扣，后来，为华人家庭做护理工，成为她仅剩的选择——不去外州，能时常回家照顾孙子。

和张云芳类似，乐雅丽是跟随90年代初香港移民潮来的美国。家族亲友的召唤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孩子“能有个好学校、好前途”。

纽约，号称“世界移民的庇护所”，偷渡者在此寻找安顿的缝隙，已扎根的人迎接更多前来淘金的亲友。这里的华人也逐渐形成一套自己的系统，给那些渴望勤劳致富的“美国梦”，画上具体的指南图。

华人策划协会（以下简称“华策会”）就是这样的机构——名义上，它是协助低收入华人的非盈利机构，具体做的，是新移民的劳动中介，派遣家庭护理工是其中重要一环。在华策会，华人护工服务华人，管理护工的也是华人。

乐雅丽还记得，去华策会应聘护理工时，对方给她一张表格，写有：是否接受24小时驻家，能否被派去偏远地区等。她被私下告知，“如果你不勾选愿意，就得不到这份工作。”

乐雅丽充满犹豫，“但找到工作更重要，打钩就打钩了。”

在这之前，乐雅丽从未想过，人需要连续24小时工作，那是一种怎样的恐怖。直到走入失能失智的老人家里，她才明白，这样的工作意味着什么。

每周一早上9点，乐雅丽要带着行囊，从布鲁克林的家里出发，抵达老人的居所。接下来的整整4天，她必须24小时贴身陪伴老人，房屋清洁、做饭喂食、洗澡如厕、安慰聆听……这些工作通常同步进行。乐雅丽很难算清楚一天做了多少件事。

做家务的节奏是快速、密集的，但对待老人的照护得缓慢、耐心。老人洗澡2小时，吃饭也要2小时，乐雅丽一勺一勺地将食物递至嘴边，一顿下来，饭菜要重新加热3遍。

而留给乐雅丽的用食时间，不超过5分钟。放下碗筷，老人就要上厕所。等便溺清理完毕，她早没了胃口，胡乱扒几口冷饭了事。

张云芳的24小时里，大半精力都耗在和老人的“拉锯战”中。‍‍‍

客户刘琴，89岁，失智症。从劝人起床开始，到吃下每一粒水果和饭菜，她都要和刘琴软磨硬泡，变着花样地鼓励催促。只有梳洗发型，是刘琴主动坚持的。每天，她都要张云芳给她吹洗出一个漂亮满意的发型，要“蓬蓬的、奓奓的”。

夜晚，才是头疼的开始。

老人一动，刺耳的床头铃就响。张云芳知道，这是刘琴要起夜了。如厕时间漫长，通常在20分钟以上，马桶上的老人持续呻吟，“好疼啊好疼”。张云芳一手轻轻拍着她，另一只手扶住她的身体，以免人摔下马桶。

张云芳常常刚入睡，老人的“呼叫”又来了。一个晚上，她要起床5-6次。后来她索性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因为躺下睡，就难立刻爬起来。好几次，她躺着听见铃声就拔身跑，结果身体还没反应过来，直接摔在地上。

一位24小时家庭护理员的夜间照护记录

照理来说，家庭护理工是被允许睡觉的。公司合同写着，晚上8点到早上7点是休息时间。“可床头那个呼叫铃一响，你就醒了啊。”乐雅丽很无奈。把老人的诉求置之不理，心里过不去；从职业的角度讲，也很难无视，“毕竟万一是什么紧急情况，怎么办？”

从事照护研究的学者安孟竹认为，照护劳动总是带有强烈的道德性。“面对脆弱的老人，性命相关的问题，你很难做到不管不顾。于是24小时工作制，相当于把人绑架在劳动处境中，人是被裹挟其中的。”

可这样的劳累工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不少家庭护理工抗议，明明24小时都在忙活，却只能拿13小时的薪水，公司说给你“休息时间”了，不算钱。

张云芳之前时薪是8美元，一个月下来，到手一千块。“连保洁都拿得比这多。” 为此，她过着一种低限度的生活，有多少钱，吃多少饭。她在自家前院开辟了菜地，尽可能缩减开销。

不再沉默

乐雅丽已记不清楚，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24小时工作“是不人道的”。

一如这份工作对她的损耗，也是潜移默化的。

由于长期睡眠不足，乐雅丽感觉自己有些神经衰弱。有时她会在夜间突然惊醒，以为还在病人家里，她还常在家里忽然晕倒，头直接砸地板上，摔得眼眶充血，全红了。

“做护工的这些年，手啊腿啊腰啊，没一处是好的，身体全完蛋咯。” 说话时，乐雅丽总搓揉双手，似乎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她后来解释，这样做是因为长期劳累、浸在冷水中干活，她的手指已经无法伸直，“好像失去了知觉”，西医判定手伤是“不可恢复的”，但中医说多揉揉可能有效果，她便每日练习，养成习惯。

张云芳的手也布满伤痕。一次做工期间，她的手在接触某种清洁剂后，迅速肿了。她申请休假，公司以“没有接替人员”为由一直拖延。张云芳眼看着手从小馒头肿成大馒头，却毫无办法，硬是用左手又做了10天工，才得到批假。

一位护工向众人展示自己无法伸直的双手

来自纽约州和俄亥俄州的一支研究团队，分析了2014-2018年期间，近三千名家庭护理工的行为数据。结果显示，家庭护理工的各项身心健康状况，都远低于其他同等低薪工作的群体。

身体的崩塌，是压垮护工们的最后一根稻草。2015年，一些身心俱疲的24小时护理工，向纽约最高法院提交了第一份诉讼，要求护理公司支付24小时工资。同年，华策会的华人护理工们也第一次站出来公开抗议长时间劳累和薪酬赊欠问题。

一开始，她们只是想要回被克扣的薪水，以及关于工伤的合理赔偿。但法院对于收到的诉讼案件，不是“踢皮球”，就是延迟回复，其中最长的案子拖了8年。

相关部门的持续怠慢，让护理工变得绝望。有些个人申诉的案件，劳工局虽然判定了一个“缩水”的赔偿金额，却迟迟未督促保险公司及时落实赔偿。

美国法律没有规定工作时长的上限，这让护理公司的合同有漏洞可寻，长时间劳作的现象无法在根本层面杜绝。

政府、保险机构、护理公司、工会——在医疗保险资金落实到个人的流程里，有这样一连串的庞然大物从中“瓜分油水”。

“我们不应该被动地等待一个法院的结果。法律是武器，还要找找别的工具。”护理工们逐渐意识到，这不只是关于钱和健康，还有一些藏在社会背后的、巨大的不公平。还可以做些什么？基于这样的共识，她们聚在一起，开始寻求更多的支持力量。

在安孟竹看来，华人护理工的维权行动，尤为难得。“这些底层的、一代移民的生命历程，是在被各种各样的中介传递：从蛇头和移民中介，到像华策会这样的劳务派遣公司。那些已经安顿扎根的华人，画饼、造梦，看似为新移民们张罗一切，（新移民）即使被分配到繁重的岗位上，也觉得是一种照顾。”

“但当这些人有一天意识到，原来在这个链条上，自己是被剥削的；当那些所谓华人族群、老乡情谊不再能够绑架自己了，她们要去争取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的公平对待，去争取作为市场劳动力应有的报酬。这，就是一种意识觉醒。”

“一种本地语言”

就这样，沉默寡言、任劳任怨的华人护理工，走出熟悉的唐人街，站在“五颜六色”的市政厅门口，开始学习“一种本地语言”——

她们学着开口说话，说本地人听得懂的话。护理公司的培训班、老年公寓的电梯口、熙熙攘攘的街头，都成为集结同伴、叙述苦痛的演讲台。遇到外国人，张云芳也不胆怯，总是“hi，hi”地冲上去，简单的词汇连带着手指比划，顺势往人怀里塞传单——“Do you know 24 hour work（你听说过24小时护工吗）？”

她们学会在变化的政局中找到支持者。2021年，华策会的前董事会主席参与竞选纽约市议员。这次，华人护理工们不再支持同胞同族，将选票投给另一名拉美裔竞选者马泰，因为他的母亲，也曾是一位家庭护理工。

她们也试着理解美国复杂的族裔政治和移民矛盾，小心翼翼地在人群中找到“最大公约数”：毕竟长时间劳作，并不只存在于护理行业，还有清洁工、卡车司机、白领上班族。

作为当地社区组织“华人职工会”的干事，宁子舜见证了“护理小组”的诞生。这是一支由护工中的“维权积极分子”组成的策划小组。到今年，成员已有60多名。护理小组定期开会，商讨最新进展，制定未来的集会计划。

比如，市议员欧德思，“是一个在废除24小时法案上频频阻挠的家伙”，最近她将开启下一轮议员选举。护理小组认为，得给她施加点压力。于是，她们在市政府的门口举起喇叭，喊话欧德思“敢不敢出来和我们谈谈”。

“民主”、“法制”、“反人类”、“非人道”、“奴隶制”……华人护理工们，努力学习这些新词汇，然后有些生涩地套在自己的演讲稿里，努力背熟，反复排练，再用自己的母语呐喊，可能是广东话，也可能是闽南语，甚至可能是《团结就是力量》——集会或者游行的时候，华人护理员最爱唱这首歌，唱得最齐最响。

在她们曾经的词库里，只有“忍”，没有“怒”。她们花了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弄明白压抑在内心深处的那个“不舒服”是什么。她们没法娓娓道来，也不会流畅地表达伤口的成因和痛感。网络论坛的集会指南里，总有人探讨，苦难要如何叙述？

她们站在那里，就是最好的叙述。

——这也是护理小组得出的“最重要的维权策略”。可以英语不好，方言浓厚，可以表达不顺，磕磕绊绊。“但是本人站出来、在说话，才能证明和鼓舞，路人会为此驻足。”宁子舜说。

华人职工会还将于10月18日举办集会活动

每一次大型集会开始前的两个月，华人护理工们上街派发活动传单，每周发三天，最后的两周，每天都上街，两拨人轮着来，从早上9点一直发到下午5点。她们去唐人街，去联合国总部，也去议员办公室的门口，蹲守在官员上下班的时段。

她们在路边的小广场上支起一个简易桌，邀请对传单感兴趣的路人，在请愿书上留下签名。她们算过，平均一场能收集到100多个签名。

乐雅丽几乎每一次活动都参加。作为护理小组成员，七八年前开始，她就投入了这场运动，会和小组成员们一个一个地给工友们打去电话，告诉她们集会的时间地点。每每提到维权历程，她都显得格外严肃认真，因为“不是故事，而是事实”。

发传单时，有路人竖起大拇指，也有人破口大骂，“有工作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我都没有工作！”乐雅丽会很认真地回复对方，“我们护理员是照顾病人的，需要休息，是正当的诉求。”

她格外注意路上推轮椅的人，总能快速识别出对方也是护理工。轮椅上的老人提出质疑，你们都去抗议了，我怎么办？“护工休息好了，才能更好地照顾你呀，老人家。”乐雅丽回答。

张云芳关于“公共表达”的自信，也是这两年在发传单中锻炼出来的。“没读过什么书”的她，头一次感受到聚光灯也能打在自己身上。就在马路边，有人听，有回馈，她就有信心继续讲。有工友觉得她说得好，使劲鼓掌，推她上台做护工代表演讲。

起初，张云芳说话带着点颤抖和磕绊。但经历了几次，她发现就是“小事一桩”，每次活动，准备好稿子，她揣进兜里就去现场。

护理工们在集会现场拉响“歧视警报器”

刚开始参加集会的时候，张云芳有点害怕遇上警察。他们多是高大威猛的白人男性，黑漆漆的枪就别在身侧，站在面前，能高出她两个头。后来她渐渐不怕了，“做坏事的才被警察抓，我们这是合法的，正义的。”

在美国，如果集会的时候使用喇叭，需要提前申请。但护理员们在市政府门口的申请，总是以各种理由被驳回。没有场地许可，警察就有了更多“干扰和使绊的借口”。

于是每次集会，护理工和志愿者都自发形成一支“纠察队”，和警察周旋。“比如警察来了，我们就说，好呀好呀，会小声点。他一走，我们又继续喊。”乐雅丽笑道。

以推翻24小时工作制为基础，华人护工的维权运动，被纳入更宽广的反歧视议题中。2021年“停止亚裔仇恨（Stop Asian Hate）”的运动爆发，宁子舜发现，参与集会人数也得到激增：此前顶多一两百人参加，今年却来了七八百人。

乐雅丽知道，维权不易，过程漫长。“你不可能指望这份请愿书能立刻放到总统的桌前，并且被看到。但是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可能性。”她会欣喜于每一次路人的好奇和回复。面对那个巨大的“恶”，好像“撬动了一点点”。

去远方

在成为护理工前，乐雅丽在制衣厂做了五六年的工。上世纪九十年代，贸易浪潮席卷而来，本地华人几乎将制衣厂开到纽约的每条街区，等待缝合的衣物堆成一座座小山。乐雅丽找了份家附近的衣厂的工作。“老板娘心肠好”，答应她可以提前两小时下班，回家给小孩做饭。

后来制造业向中国和东南亚转移，纽约的制衣厂成片地倒闭。在缝纫机前长期久坐的乐雅丽，也因坐骨神经损坏，无法继续这项职业，于是成为一名24小时护理工。

可做了这份工，乐雅丽感觉和孩子交流机会越来越少，见面了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学校开家长会，大多是乐雅丽的哥嫂代替参加。儿子似乎也习惯了她的缺席：“反正你又不会英文，去了也没用。”

一次，嫂子开玩笑，让乐雅丽的儿子直接叫她妈妈，儿子欣然应允。这件事后来被当成趣闻分享给乐雅丽，她听后久久没有言语，“我心里在流泪。”

来美国后，她竭尽所能地想在职场中腾出照顾家庭的部分，但还是失败了。

“夫妻吵架的，离婚的，小孩学坏的，离家出走的，不计其数。”宁子舜看过很多护工家庭的破裂。那条“全球照护链”上，前端富足轻盈又完满的家庭，总是以末端家庭的负重为代价。

衣厂工、餐馆工、家庭护理工，和乐雅丽差不多地位的一代华人移民，几乎在这三类工作中打转。他们努力赚一份退休金，为子女争取一份美国公民的待遇，以及阶级跃升的可能性。

乐雅丽从未想过人生还可以如何选择。她感觉自己活了大半辈子，一直被命运裹着往前跑，什么事好像都是无可奈何。来美国是无可奈何，做家庭护理工是无可奈何，现在拖着因做护工而伤残的身体过活，也是无可奈何，“人生不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

她记得，初来美国的时候，她在一栋大酒楼前遇见过一群讨薪的工人，他们也是喊着口号，举着标语，还抬着一口纸棺材。那时她对“维权”并没有什么概念，只觉得“有些晦气”。

但如今，她已经充分理解了那群人——自己的利益受损就该勇敢维护。她只是有些遗憾，当年他们只是在酒楼门口喊了很久，“应该去劳工局门口，去市政府门口，让更多的人知道。”她做到了，这让她在“无可奈何”之外，找回了一些秩序感。

张云芳不愿意辞职。以前她待在家里当主妇，围着锅炉转，带完儿子带孙子，干的家务活却从来不被认可，每次向丈夫要点钱来买菜，总被嫌弃几句。在家待着，她像是被静音了，“不知道社会在发生什么，也学不到新东西。”

后来她想贴补家用，出来做工，又被怨，“一门心思都去关心别人，自家人不管不顾，可我赚的那点钱，还不是给他们买米买面。”

在张云芳看来，做护工待遇虽少，但能争取到一点“属于自己的钱”，还有钱带来的家庭话语权。她不想回到亭江老家，那里的女人没有工作，村里只剩老人，洗个澡还需要砍柴烧火。她喜欢一拧开龙头就有热水的感觉。这份感觉让她想拼命工作。

参与维权以来，张云芳感觉“五官好像打开了”：能听见更多的声音，看到更丰富的人，嗅到一点年轻人的动向，“这样才能知道人该怎么活。”

她不爱跳广场舞，闲来喜欢去职工会的办公室聊天看报纸。小小的报纸方块里，小到哪条街区的抢劫多，大到这个国家的总统会决定什么样的未来，她都想了解一点。

靠着一条街一条街地发传单，她解锁了纽约地图上每一格小方块。来美国三十多年，这里的政治生态复杂，每年大小选举，从来热闹，她决定完成“为自己争取利益的一次投票”。为此，她爬遍居民楼的每一层张贴海报。马泰胜任的那天，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欢喜。

一名家庭护理工为曾经照护的老人献上鲜花

维权行动，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水花是一层层荡漾开来的。

张云芳工作的皇家护理（Royal Care），是纽约本地最大的护理公司之一，今年他们迫于护工维权压力，宣称将在公司内部取消24小时制度。更多护理公司的轮班规则开始松动，失能家庭可以比较容易地申请到“两班制”护工：原来一人承担的工作，分摊为两人完成，每天每人工作12小时。

意外的是，维权也成为缓和一些家庭关系的契机。在某次护工职工活动后，一位法拉盛来的年轻姑娘，分享了自己心态的转变。多年来，她与做护工的母亲关系疏离，有不解和埋怨，还有微微的嫌弃。二代移民子女，渴望摆脱贫困家庭的窘境，融入“美式生活”。直到这次被拉来当翻译，她感觉自己才重新认识了母亲，并且“多了很多尊重”。

安孟竹对于这样的代际转变颇为惊喜。“因为华人家庭的子女对父母，要么是顺从，要么是反叛。我们很少有过，子女和父母之间是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相互体谅、关怀、共情；并且这种共情，是基于我们都是社会的劳动者，是移民，是遭遇过歧视的亚裔。”

尽管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但张云芳决定再多打两年工，这样退休金能从1200涨到1500美元。孙子大学还没毕业，在美国，多一个家人在工作，报税能获得多一点减免。

不是走回家，要走出去，是张云芳坚定的信念。即使家庭护理工作有万般不是，她也要做，并且“要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份钱”。

张云芳算过，她做家庭护理工11年，“休息时间”的薪水被克扣，赔偿款累计60万美元。她渴望得到这笔钱。来美国30年，她还没旅游过。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当年在餐馆打工的阿拉巴马州。

去远方吧，去远方吧。她想。

（文中刘琴为化名）

【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