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马驹桥自发劳务市场的领导指示为什么难落实——对成本收益与社会交往的一点讨论

前段时间看到了一个新闻，通州区副区长等一批领导去调研了马驹桥劳务市场的状况，并对未来发展作了指示（通州区副区长董明慧到马驹桥镇调研劳务市场及周边环境秩序整治工作）。不得不说，领导们是用心了的，而且态度和立场真的很不错，比如强调了人力资源服务的意义，指出了改善务工人员就业状况的必要性，提出了建立劳务服务体系、维护零工合法权益的目标等等。但是在这里，还是想指出，领导们提出的指示中的两条，即在街头劝离务工人员和建立固定且规范的劳务市场，恐怕落实起来是相当有困难的。当然，领导也未必不知道这些是困难的，情况是复杂的，不过为了进行讨论，我们也不得不站在全面的角度对何以困难的内核进行分析。此外，这些情况并非停留于马驹桥一地一事，这些情况是普遍的，我们只是借这个已经讲过很多次的地方来具体展开分析。

一．老生常谈的做法

实际上，马驹桥地区临时务工人员集中的历史，并非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考察历史资料，至少十几年前就存在。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些人可能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可能造成种种民事刑事案件，可能有犯罪分子藏匿其间，可能影响周边环境，而且确实没有什么消费能力。再次强调，这并非马驹桥一事一地的问题。退一步说，至少全通州曾有无数个这类处于城中村的临时务工人员聚集区。大部分聚居区仅仅为务工人员提供生活环境，而少数的聚居区同时自发在街头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例如马驹桥）。政府也很为难，在曾经的一个报告中，有关人员还提出了要提高消费水平，将这些务工人员挤压出这些地方的建议（可自行百度“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 快速健康有序地推进城市化进程 ——关于通州区流动人口问题的调研报告”）。对比这些建议，现在的领导们显然温和了许多，至少在语言表述上如此。

而具体举措方面，马驹桥这边一直在通过改善街道、整顿出租屋等尝试借助临近亦庄开发区的优势实现房产士绅化（Gentrification，大致的意思就是提高街区质量，租金等生活成本也在这一过程中提高，并最终让原有的低收入人群出去，高收入人群进来）。另一方面，这里也在加大力度治理这里最显著的问题即自发形成的劳动力市场。要么是一阵风的严格劝离，临时安保堆满街头；要么是建立固定劳务市场，但是最后因为没人去而作罢。

目前来看，在我记忆中，这些做法里只有两个一直持续了下来。一个是疫情期间为了防止聚集，用蓝色钢板围住了街角的大片空地，让人无法在那些地方大面积聚集。这些钢板至今保留，开了个口子成了放共享单车的停车场，而被从这些钢板围成的空间挤出去的务工人员，也就集中在了同一个街角的另一个部分，并没有远离。另一个做法是派遣非正式的维持秩序的人来进行管理。每天早上五点左右的等工高峰期，这些没有正式权力的人来到了街角，让大家不要聚集在路口。他们并不健壮，声音也不粗暴，只有三五个人，但是打工者们也老老实实地后退，不过并没有后退太远，就后退十米左右，只是把路角让开，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依然被堵得严严实实。这种非正式权威与非有效退让之间的默契，一直持续到现在还在维持中。

图 非正式管理者来了后，务工者们会向内退十米左右

那么，这里就要理解，为什么地方政府的这些做法难以维系。具体的情况很复杂，我们这里只做一些基本的解释。

二．强制驱离和劝离中的成本与收益

首先需要指明的是，这里并不试图基于纯粹的“理性人”理论做出分析。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上，各方对于各自成本和收益的认识从来都是根据具体环境而变化的，其行为逻辑也并非完全严格的基于对自身成本和收益的有意识的、精确的衡量。这里做的讨论，仅仅是就整体而言的、普遍的情况，而这些情况在实践中的表现既影响了不同的实践主体，又受到不同实践主体的影响。

对地方政府而言，要整治这里，无疑是需要花大价钱并投入相当的成本。因此，怎样投入成本就成为一个问题。如果要驱离这里聚集的人，强制性的手段固然能起到效果，但是其首先意味着较高的花费。无论是派遣警察和辅警等正式和半正式人员，还是大量雇佣非正式人员，都需要支出本就有限的成本，而即使这些成本支出了，也只能让人一时不再聚集。这些外部压力一旦散去，务工人员又会重新聚集起来，所以这是不可持续的措施。

此外，这些强制性的措施同样存在风险。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里集中的务工人员基于刻板印象的视作老实且逆来顺受的打工者，或是具有流氓性的不稳定因素。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其较少受到固定社会关系的规制，也并不具有较多需要担心会损失掉的东西，而且还受到其具体经历的独特生产关系对其造成的影响（以后会专门讨论这个）。正因如此，同样的一个务工人员可能会在不同情况下呈现不同的属性。一方面，他们会在不必要的时候不发生冲突，规避麻烦；另一方面，他们又比别人更容易被点炸，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正因如此，他们既会老老实实的遵从上述故事中非正式人员让他们后退的命令，也会偶然产生情绪和行动的激烈爆发，所以非正式人员也无法对他们进行彻底有效的约束。

图 非正式管理者和务工人员发生了冲突

当然，这并非是认为他们会主动采取激烈的反抗，且易于采取反抗。实际上，所谓反抗的有无不仅和外在压力对其施压的具体程度有关，也和外在压力的属性有关。毕竟，非正式人员是没有什么执法权的，而正式和半正式的人员则完全不是这样。反抗前者通常是打一架、相互骂两句，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不多；但是，反抗后者就会直接接受严重的后果比如拘留等等。虽然拘留对这些临时务工人员的负面影响远小于对社会中一般人的影响（比如名誉、收入、工作等），但是拘留本身的种种不适还是让一般的临时务工人员选择敬而远之。

由此，地方政府便无法让这些强制的政策持续下去，长期维系下的人力成本和风险都是不值得的。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治理这一群体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常见逻辑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且，这样做的收益有什么呢？治理绩效的提升对于所需的成本而言并不明显，何况还可能造成负面事件；士绅化之后提高的房价零散在村里各家各户而非统一的地产商手里，何况这各家各户又有一大半将具体的出租事务交给了二房东们。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维持一种努力管理的状态（毕竟不管理也是要被问责）并减少出事可能，在运动式的政治任务下则加大力度（而且镇、警察、城管等也在这种情况下达成合作进而降低投入的成本），一阵风过去就继续维持原状，这是一个基于实践需要的逻辑。并不是没有同情和关心，也不是完全要逃避责任，只是实践需求下形成了这么一个相对平衡且可持续的结果罢了。

三．固定化规范化劳务市场的问题：被忽视的社会交往空间

那么，看起来，建立固定化规范化的劳务市场，将这些务工人员聚集在那里，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既不影响市容和交通，又能有效的集中管理，还能相对而言实现一定的房产士绅化。然而，既有实践的结果是，没人乐意去。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务工人员在自发形成的市场中聚集并不需要太多成本，也不需要有什么固定场所的限制。聚集在十字路口的角落，或站或坐，等待雇佣者前来喊出工作和价格，这就够了。但是，务工人员的聚集不需要成本，但政府不让务工人员在此聚集则需要成本，即如上面所讨论过的种种情况。另一方面，务工人员去这些固定化规范化的劳务市场，成本可能却会增加，比如路途更远，比如可能存在的入场费，比如环境的不适应等等。别忘了，雇佣者本身也是需要考虑成本的。如果要有入场费，如果交通不够便利，如果需要种种手续，他们也不愿意去这种固定化规范化的市场雇人。毕竟，有许多工作是临时的、偶然的（比如临时的搬运工作），还有不少工作是没法完全见光的。

在这之外，一个最经常、最容易被忽视却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劳务市场自身不仅是一种谋求工作的空间，也是一种个人内在所需的社会交往的空间。拥有固定工作的人们（包括白领和大量蓝领）在公司上班，职场的社会交往往往并非内在所需，下班后的种种社交才是其内在所需要的（例如喝酒、打牌、健身、旅行、city walk等等）。然而，对于这些没有固定工作也就没有固定工作场合的临时务工人员而言，这种劳务市场不仅让他们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份工作，而且也可以让他们实现他们所需要的同他人的交流沟通。

图 有时即使是炎热的正午也有人在这里进行社会交往

在网络上当然也有社会交往，不过这种交往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往往是这些临时务工人员难以获得的。当然，一个人可以选择躺在床上，刷刷短视频，打打游戏，看看网文并以此在没有足够的社会交往的情况下度过一天。但是，即使一个临时务工人员愿意如此选择，许多时候这种选择也往往是憋闷的。在往往狭窄、阴暗、气味难闻且不太干净的出租屋内一直躺着，时间久了必然要让人身心出问题。所以，人需要走出这种空间，走到街上，“沾沾人气”。在自发形成的劳动力市场上，人头攒动，光线也不错，空气也比室内新鲜一些，可以听到各种聊天闲扯，可以看到可能的各种热闹，还可能找到需要的工作。即使不喜欢这些，找个角落坐下打打游戏也未尝不是让自己换换空气的好方式。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是热衷于社会交往或者特别需要换空气的人，只是想指出，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不仅是一个谋求工作的空间，也是一个个人内在所需的社会交往的空间。然而，规范化固定化的劳务市场往往关注了前者，却忽视了后者，即在尝试规范化提供工作的过程中忽视了社会交往的可能，而且往往在这种固定化规范化的形式下消除了这种社会交往空间存在的可能。就这样，人们会身处其间而觉得不自在，更何况仍然需要一些交往的地方。因此，务工人员们仍然需要回到十字路口，仅仅是坐着聚集也好，随之而来的结果则会是雇佣者不会去这些固定化规范化的市场，而是重新在十字路口附近找人，如此循环下去，则这种新建的固定化规范化劳务市场也就人迹罕至了。

四．一点总结和讨论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劝离的方式即使是伴随强制力也难以有效满足对成本和收益的衡量，而建立规范化固定化劳务市场的做法也会因成本和社会交往空间的丧失而最终无人问津。而这，也就是为何两种手段不断地被尝试，却在实践中往往最终没有发挥作用的原因。

那么，仍有一个问题是必然要讨论的，就是，应该怎样做呢？

这里并不想认为本文所分析的两种手段是完全无效且应当放弃的。恰恰相反，实际上这两种手段都不可能被放弃，而是就实践中的可能而言，阶段性的加以改进。首先要做的，应当是如领导视察时所说，着力解决这里劳动者的权益问题，也就是不将其当作抽象意义上的劳动者和实践过程中的麻烦，而是认真的关注其遇到的问题，并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在层层外包的、基于劳务中介的临时务工体系下，劳动者权益受损的形式复杂多样，且往往找不到地方解决。这些受损的情况不仅包括传统的克扣乃至不发工资，还包括工伤，甚至包括许多难以想象的新问题。例如，马驹桥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去参与快递分拣，工厂不让带手机并要求只能交给中介保管，然而中介保管的并不严导致手机频繁丢失。正是这种与具体的生产关系看起来关联不强、却内在具有相当联系的复杂问题，使得临时务工人员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不正视并且着力解决这些困难，那么即使是将这些务工人员视为值得尊敬的劳动者，也必然在实践中无济于事。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真正有效的处理好自发劳动力市场的所谓种种问题。其内在联系在于，要处理所谓自发劳动力市场的种种问题，不仅是一个行政手段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转变思路和认识、重构各方关系的问题。

文：丛瑞安

图：丛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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