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劳工新闻重点：医保改革引发退休职工抗议，制造业有复工无旺季

在2021年4月，国家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将一部分的个人医疗保险帐户转由国家整体统筹。因为过往退休职工多以用个人医疗帐户复诊领药，因此这次改革令退休职工认为“自己在手上的钱变少了”，担心日后无法在药店购药，因而上街抗议。

而在广州，有退休职工抗议，医保每月由以往400多元人民币降到2022年12月169元。有维权律师指出保费克扣有违《社会保险法》、《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条例》，而这些法律都是全国法律，不是地方法规可取代，结果广州市政府补回过往年克扣的保险费用。

这系列改革背后反映中国医疗保险制度随着人口老化、地方财政危机下，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即将面临赤字问题，中国劳动趋势就有报告整理11篇学者对医疗保险赤字看法，发现他们大概预计2023-40年间出现赤字，报告亦指出了当前个人帐户改为整体统筹短期内令基金结余上升，但长远无助解决财务问题。

距离中国放宽疫情封控一个月余，制造业开始迎来复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预期中国2023年度的经济增长达6%。不过服务业的回升快于制造业，根据财新报告，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回升4.9%至52.9%，但制造业只录得50.1%，比上月微升0.2%，在荣枯线徘徊。

同时，多间广东工厂出现招单困难问题。界面新闻报告指，非金属模具企业捷荣技术就因为订单减少，要求部分员工放无薪假，有员工甚至被要求放3个月假。另一篇财新网报告指，往年的大厂如晶科能源、闻泰科技、安费洛电子厂今年招工期缩短，意味着工厂不需要更多人手，财新访问到劳务公司江慧聘人力徐经理，徐经理指出过去一些厂一年可能要一两百人，但今年却一个都不招，同时，另一方面，疫情期间很多待业人员求职，令求职市场供不应求。

在订单减少，制造业劳动需求下降、工人抢工的情况下工人工资都比往年少了许多。往年富士康的普工时薪最高可达30元，今年却维持在23-24元左右，最高曾到27元，但只维持了一天，另外深圳龙华电子、伟创力等工厂普通工人时薪只在18-22元，江淅沪地区工价只在21-23元。

2月23日上午，商丘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在官方公众号“商丘公交”发布通告称，因公司亏损严重，经营困难，3月1日起暂停运营商丘市市区公交线路，引起舆论关注。商丘公交公司一位工作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从2022年10月至今，公交公司的员工连续五个月没有领到工资，社保也没有缴纳。当日下午。商丘市人民政府发布声明表示，“商丘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是由2006年改制的民营公司，市财政一直按约定予以补贴。受疫情影响，该公司经营遇到困难，市政府工作组将纾困解难，确保市区公共交通正常运营”。2月25日，公交车司机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拖欠的工资已经全部发放，商丘公交车也继续正常运营。

商丘公交停运并非孤例，从去年开始，全国多地出现部分公交线路甚至公交公司停运现象。今年2月，漠河公交公司发出类似公告，决定2月15日暂停运行；2022年8月，河南郸城县公交公司单方面宣告停运；从2022年12月起，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部分公交线路停运至今。查阅中国劳工通讯的集体行动地图和工人求助地图，2022年全国各地有十数起公交车公司拖欠员工工资的记录。

疫情封控期间，公交车运量小，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客票收入大幅下降。同时，地方政府以“补亏”的方式对公交公司进行补贴是目前一种主流方式，财政补贴是维持各地公交公司运营的重要力量。财力充沛时，地方政府有余力保证公交公司运营；但当地方财政压力大时，补贴力度便会调整，到位的金额便会减少。因清零封控以及下行的经济形势，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公共服务随之受到影响。通过发布公告引发舆论关注，倒逼政府发放补贴以缓解经营压力，商丘公交公司也许不会是最后一单。

三联生活周刊的文章提出，与二十大报告相比，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写的“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多了“适时”二字，表明延迟退休已经进入寻找合适时机实施的阶段。文章指出，延迟退休意味着一个人要继续为养老金增加5年甚至10年的缴费，但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大大缩短。“中国人当前的平均寿命为77岁左右，在现有50-60岁退休的情况下，可以领取17-27年的养老金，如果65岁退休，就只能领取12年养老金。从个人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投资回报率大大下降。”

延迟老人的退休年龄虽然可以纾缓养老金的领取量，但未必有助于增加供款。《中国经营报》一篇文章指，老年人特别是55～65岁之间的低龄老年人面临就业难题，不少人只能找到保安保洁的工作，为了找到工作，自然愿意接受更苛刻的劳动条件。假如企业将来雇用高龄工人时要缴付社保，相信不少企业会以不签订劳动合同来逃避责任。

本月，一名60岁老人在中通快递分拣中心工作时，因心脏骤停猝死在岗位，但由于60周岁本身不属于劳动者范畴，如果没缴纳工伤保险，就不能认定为工伤。有媒体便顺势提出要调高退休年龄来保障工人，但这其实是本末倒置的建议。企业为了节省用人成本，才雇用可以处于法律漏洞的大龄工人。提高工人退休年龄后，企业要么让工人免签合同，要么索性雇用年青的劳动力。由此可见，单单提高退休年龄是以损害工人的利益来解决政策困境。

日前，国家发改委对2014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进行全面修订，新版《管理办法》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版《管理办法》允许以工代赈进入重点工程项目，并提出“应用尽用、能用尽用”的原则，要求本地重点工程尽可能走以工代赈，帮助本地人实现就近务工，在大方向上明确加大了以工代赈的力度与投入。而新版本中如“以工代赈项目可以不招标”、“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能组织当地群众务工的尽量不用专业施工队伍”等条文则引发争议。

留乡的贫困农民正是以工代赈政策的主要针对群体。新的《管理办法》也主要是为应对经济下行，需求减弱，以及解决低端劳动力就业等问题。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1月发布的数据，2022年1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就业形势仍严峻。同时，2022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562万人，比上年增加了311万人。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教授向时代财经分析表示，“以工代赈的主要目标就不是提高生产效率，而是扶贫、解决低收入群体就业问题，所以具有一定的慈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办法》中通篇使用的是“劳务”而非“劳动”一词，简而言之，以工代赈项目中的劳动者并不受劳动法保护。分析文章指出，以工代赈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突破劳动法最低工资的约束，而劳务关系也不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义务。如何在促进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基础上完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是以工代赈项目实施时应该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