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院团生存现状：搞艺术就要受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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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舞蹈演员在模仿小鹤初鸣的形态，舒展身姿，如痴似醉。

两个男人守在一旁。一个是48岁的丁岩，盘锦艺术团（以下简称“盘锦团”）的团长。一个是74岁的艺术导演王春堂，他脸色凝重，打着拍子，指导演员们“手举高点”“保持整齐”。

位于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文化馆的这个排练厅里，演员们正在紧张排练一出叫《养鹤人》的歌舞剧——改编自盘锦本地的几代人守护生态湿地的故事。

王春堂已经退休了，特意坐两个小时的火车来盘锦，因为心疼学生丁岩。丁岩像个陀螺，每天不停地转，忙着争取惠民演出，争取商演，让演员们开抖音直播——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艺术团能活下来，还有机会排演《养鹤人》这样的作品。

2011年，改制转企后，去哪儿找钱的忧虑，就一直缠绕着这个四线艺术团。盘锦位于中国最北的海岸线上，是一个历史不过四十年、常住人口仅139万的地级市。一个年轻小城的文艺院团怎么夹缝求生，争取艺术表达，成了一块压在丁岩心上的沉重的石头。这种困境，也伴随着很多基层文艺院团十年来的沉浮。

最难的时候，工资是日结的

早上6点，闹钟没响，丁岩就自然醒了。手机里未读的微信，都在指向一个信息：钱钱钱！

丁岩走步带风，总是一副奔忙着急的姿态。全盘锦人都知道艺术团没钱，丁岩四处筹谋。他另一个声名在外的特点是“抠”。排练的一份盒饭，要砍价一块或五毛。丁岩开门见山，说“团里没钱”。对演员也抠，声乐演员装乐器的拉杆箱用了十多年，想换个新的，丁岩不应声，从仓库里扒拉出闲置了十多年的箱子，让演员凑合着用。团柱子独唱女演员的一件红色演出服穿了七八年，市领导看演出时总开玩笑，让丁岩给置办一身新的。

盘锦团曾经辉煌过。改制前，它倚靠财政拨款，营收也好，有底气主动外出招揽演员，甚至吸引了不少专业名校毕业的学生。最高峰时，它在北京有一个小分团，驻扎了将近200人，供给中央台春晚及北京周边大城市的晚会舞蹈演员。当时，行业里流传着一句话，“北京的晚会由吉林歌舞团和盘锦歌舞团包圆了”。

办公楼旧楼道里发黄的照片宣告了这段辉煌。2016年后，照片就不再更新了。从那时起，它正式过起了苦日子。改制后，团员逐渐流失，演出机会越来越少，团里的收入越发困窘。

从2003年起，全国艺术院团启动转企改制的大幕。改革针对国有院团生产运营缺乏创造性的困境，意在激发文艺生产的活力，形成与国内外演出市场接轨的运营管理模式。这意味着多数演艺人员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将成为历史，一些国有艺术团体在改制潮中走向了终点。

改制时，盘锦团上下都很焦虑。如果像市里的评剧团那样直接裁撤买断了，全团都要失业。即便不黄，也没啥演出机会，一直挺着，演员们也不能生活。在改制前，开支难的问题就一直盘桓着。丁岩1993年加入盘锦团，当时团里还有一个独立的楼，丁岩的工资是108元。后来，艺术团由全额单位转成差额单位，经济仍然拮据，到2004年时，他的工资只有400块钱。其间二十年，团里在经济上一直很被动。

最终，盘锦市决定保留艺术团，转企。当时盘锦团有72个人，退休了20余人。这意味着，剩下的50多人要自己争取生路。

盘锦艺术团在会议中

为了能开支，舞蹈队继续“北漂”，在北京接晚会，做了三年伴舞。他们在一个艺术学院里睡学生寝室，一个屋几张床，每天吃外卖，坐地铁去演出。演员们并不觉得辛苦，因为“有活干比待着强”。演员们基本工资不多，不敢买化妆品和衣服。后来，又辗转福建和江西演出。

2016年，商务演出市场锐减。等舞蹈队回盘锦时，人员已经减少了大半。那些原本加入艺术团的专业演员也逐渐出走。

丁岩在此时扛起了重担，接任团长。

为了存活下来，不管多小的商业演出他们都接。5000块钱出两个舞蹈，几个歌手，为商场开幕式、婚礼，也为工程奠基仪式表演。为了节省雇人干体力活的劳务费，团长副团长自己去推道具。舞美队甚至也出借设备，一只音箱500块钱，包一个人运输。

为了节省开支，盘锦团无奈只能在演员排练和演出时，“日结”工资。最难的那段日子，一位职员只能上半天班，拿一半工资。剩下的半天，去画廊打工。这位职员有裱画的技能，就这样干了五年副业。裱画简单又无聊，他时常怀念本职工作。那时布排灯光，操作繁琐，所有灯都是一盏灯一条线。他感觉自己是运筹帷幄的将军。尤其是整个舞台亮起来的那一瞬，他觉得非常有成就感。这是团里的老师傅手把手教会他的独家功夫。

改革伴随着剧烈的阵痛。一位男孩，个性单纯，只会唱歌和跳舞，开培训班挣不到什么钱，一赚不到钱就把丁岩告上法庭。两种制度的夹缝之中，一些原有的待遇落不下去。一位意外去世的老同事，丧葬费无处可要，家属也把丁岩告上了法庭。

这些丁岩都不在意，他是代表单位去应诉的，改制之下，这些问题无奈又无解。后来，他和领导班子商定，不管多难，一定要为演员们解决保险，这是底线。

每天，丁岩都生活在“忧患”中，担心如果保险费用不断提高，有一天交不起保险了，要咋办？

2021年，疫情严峻时，演出全线暂停。一天中午，丁岩接到一个团员的电话，说在路上和另一辆电动车撞了，要请一下午假。再三逼问下，团员才道出实情，为了补收入，他已兼职送了三个月外卖。

团员一个月一千多块钱，疫情时靠父母的退休金补贴两三千元。最近他刚处了一个对象。这是好事，以前在盘锦，说是艺术团的男演员，都不好相亲。团员们互相调侃，大伙儿都是啃老族。结婚成家的，几乎另一半都做生意。如果两个人都搞艺术，就要有过紧日子的心态，“想踏踏实实搞艺术，就要受穷”。

办公楼是向区里借的，其他单位也觊觎。办公楼楼道里堆着各种旧桌椅，都是不舍得扔的。办公楼里的排练厅里有两根大柱子，演员排练时看不到全貌，他们只能去文化馆借场地来排练。

有时候连演员都是借的。要排大型演出时，演员不够，他们就去借些假期回盘锦的艺术演员来用，或者从抖音上发现能歌善舞的专业人员，询问是否愿意参演。

几年的苦日子后，转折点发生在承办十三运会的开闭幕式。丁岩费尽了口舌，全团卯足了劲，齐心协力想办好。团员们每天睡在办公室，画图表，排练节目，准备背水一战。

盘锦艺术团团员在策划节目

这次尝试成了拐点。他们的动员能力让政府看到了这支队伍的韧性，通过这次努力，演员们也觉得又凝聚在了一起。“我们找到了我们自身价值，这个比什么都重要。”那一刻，他们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好运。团里开始争取到更多政府演出机会，演出费用逐渐有了保障。在这之后，剧团有了喘息的机会，开始一步步努力向上走。

这种境遇不是孤例。对于全国的基层院团，在改制后，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在市场化的巨浪前，很多艺术团都面临着如何奋力一搏的难题。一位学者的研究指出，因为改革配套政策尚不完善，演出场所硬件资源落后，加上国内演出市场发展尚未成熟，“部分文艺院团常常面临现有的艺术人才‘青黄不接’，‘传帮带’又无可接之才的困境”。他们往往面临着时间管理的困境，商业演出要服从公益性演出，但政府采购演出的经费，却常常只能保障基本开支。

中国演出市场还远称不上繁荣，一年票房仅140亿人民币，而美国百老汇一年的票房则达到18.29亿美元。中国演出协会做过统计，排名前10位的一二线地区占全国演出市场份额比重超过65%。丁岩认同一位中部城市的同行的观点“基层院团的发展水平反映的是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盘锦1984年建市，次年，盘锦团成立。介绍自己时，其他同行经常疑惑，“盘锦是什么地方”。他只能回答，有辽河油田的那个地方。

比起大城市，低线城市的院团处境更加艰难。另一个东北地区的歌舞团聘演员的工资只能开一两千元，每年都有十个演员流动。但一些自筹自资的艺术院团，在疫情三年咬紧了牙关，坚决不降薪不裁员。疫情三年，这些同行们，靠当代驾、开小店，去夜市摆摊、做线下培训撑了过来。

《养鹤人》又是一场吃老底的演出，全团拿出剩的一点点底子，撑着往前走。这台剧在策划时曾想过加一个旋转式的道具，问了价格要40万后，团里纠结了几天，最终决定放弃。排演厅里，只有五个男孩五个女孩是艺术团的，其他人都是借的。舞蹈队已经八九年没有新鲜血液了。它是一支平均年龄近三十五岁的队伍，演员们都是宝爸宝妈，远超一二线艺术团舞蹈演员的平均年龄。行业里有一句话，叫“三十不跳舞，四十不唱歌”。改制后，已经连续十多年，团里没进新的舞蹈演员了。旧演员们年纪长了，成了家，有了孩子，牵绊多了，也不再能外出巡演了。

为了守住舞台，开辟第二舞台

中午12点，和演员们一起吃过一份十四块五的盒饭，丁岩又匆匆赶回办公室。午后，团里的三个演员陆续在抖音上直播，他想盯着。这是最近半年全团开始尝试的新生路。

2023年4月，丁岩到北京参加了抖音直播举办的一次会议。与会者都是和他一样的基层艺术团负责人。

丁岩觉得抓住了一根稻草。

回到盘锦后，他问同事们商量要不要试试开直播。当时入驻的艺术团还不多，团员们在抖音上刷着看，觉得新鲜，都投了赞成票。既然退无可退，不如放手一搏。

全团出现了久违的振奋。专业团直播，要体现水准，就要好马配好鞍。灯光师在电商平台上货比多家，凑满减优惠，在6·18前先买一拨儿设备，等6·18时再返差价，由此省下一千多块钱。咬着牙买了专业话筒，几个演员轮着用。不敢买多了，花多了钱，第二个月的工资就开不出来了。

直播没经验，不妨“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他们拿出了全团的顶配阵容，民族唱法、流行唱法、美声唱法一应俱全，满足不同的审美需求。第一次团播，准备得很充分。一个大车把大件小件拉到一个公园里，演员们唱各自拿手的节目。麦克风有些掉链子，当天仍然取得了开门红，最高峰时同时有一千人在线观看 。不直播的同事们也紧张，拿着手机不停地点赞和刷礼物。

抖音的观众让他们不敢懈怠。有一场团播，大伙儿摩拳擦掌想大干一场。开播三四分钟，直播间的在线人数已经达到了2000人。但一个歌手因为紧张没把调升上来，粉丝数就掉到了200。大伙儿后来分析，这说明粉丝水平高，一点也马虎不得。

根据直播数据，盘锦团团员们随时调整状态

尝试了十多场，直播数据越来越好，尤其是两位女歌手。何嫡端午节后才开启了第一场直播，给全团做个播的实验。陆续唱了30场后，何嫡从生手变得“越来越享受了”。粉丝的反馈让她找到了久违的被聚焦的感受。

1999年，她来到这里。刚进团一年多，她在沈阳的老师介绍她去辽宁歌舞团。四个人的初试，就她一个人进了复试。但她不想离开盘锦，主动放弃了复试。如今，随年龄增长，她离大舞台越来越远，何嫡想拓展更多的听众，一直在往原创平台上传自己的歌。

直播间就像新辟出的舞台。她的账号还只有3000多个粉丝，但运营鼓励她建起了粉丝群，30多人，有铁杆粉丝给她鼓劲，“小嫡你别着急，我们陪你到十万粉丝的时候”。

团播时，盘锦团演员们与粉丝互动

直播间里经常闪过这样的留言：盘锦原来还有艺术团呢。演员们也乐呵，自嘲回答，是啊，感谢直播让大家知道盘锦还有艺术团，我们直播至少让人知道盘锦有湿地和大米。粉丝们继续鼓劲，“家乡人必须支持家人”。

现在，何嫡的一次直播可以收获七八百的打赏，一个月的收入超过了一万。打赏提现后，她第一件事就是换一个声卡，3000多元，大概相当于她过去一个月的工资。因为拮据，声卡大家都混着用，麦克风还是用团里之前的。等收入再增加一些后，何嫡还打算再买台单反。团里只有一台单反，轮到谁直播，灯光师就扛着相机噔噔噔跑，挪了又挪，比演员还辛苦。

有同行直言不讳地问何嫡，开直播不觉得跌份吗？何嫡回答，不会，观众打赏是因为歌手唱得好，是对人格魅力和声音魅力的欣赏，“就是换了一种方式购买演出票而已”。她的孩子才4岁多，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团里把上班挣工资的机会留给了她。她顾念这份情谊，也因此更体恤丁岩，“丁团不知道多么希望能让大家都能上班。但现实是团里需要运行下去，只能有一部分人上班。”

盘锦团演员为直播做准备

盘锦团现在已经有6位个人主播——两个舞蹈演员，四个歌手。专业演员们逐渐甩掉了包袱。东北人天生有幽默感，在直播间里真诚聊天，乐乐呵呵，逐渐吸引了更多观众。数据还不见起色的同事直播时，其他人就上线观看、留言、热场。

只要一直播，就能增加一些曝光率。有一天几个主播开会时，丁岩冒了一句，“哪天红了这个团就交给你，你们都把这团养了？”在北京的分享会上，他听到一个团长说，自己直播养活了一个团。大伙互相揶揄，苦中作乐，“求求你了，赶快火吧”。

丁岩的信心逐渐增加，对于全团，尝试直播也起到了振奋精神的作用，全团人都紧张了起来。剧团的排练厅里，挂着一副标语“团兴我荣，团亡我耻”。对于他们，即使工资待遇少的不能再少了，但勉力撑着，就有演出可演，“艺术演员就是要站在舞台上”。

直播数据向好，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培育观众。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设计里，四线团的功能是走进老百姓，创排他们喜闻乐见的一些节目。以往，艺术团也把整体的作品拆解成一个个小节目，呈现在村庄和社区的小舞台上。盛夏，他们走进偏远山村的广场表演，观众里外围了好几层，人数能达到3000到4000人。一些偏远的地方开不进舞台车，在地上铺开薄地毯，灯光和音响一支，就能表演了。

每年，国家会从财政中拿出大笔钱用于补贴文化事业。2021年，这笔费用超过了80亿人民币，但能托住艺术演员的还是演出市场和文化消费。

有了作品，才能留住人

对于基层艺术团，要生存还是搞艺术，被迫成了一道选择题。七月，在边境小城延边的一场会议上，丁岩在同行们身上看到了类似的焦虑。

他们被邀请来观看延边歌舞团（以下简称延边团）的直播尝试。延边歌舞团从去年开始放开手脚直播，目前，团播加演员个人直播总数已经超过500场，单场直播⼈数最⾼100万⼈次观看 。他们和盘锦艺术团一样，把演员的办公室改成了直播间，还排了详尽的值班表。每天晚上，从一个个小门洞里，陆续飘出或激昂或舒展的各式歌谣。

延边歌舞团的直播布置

丁岩和延边团的直播负责人被团团围住，关于直播的问题密集砸向他们：要选什么样的人直播，直播时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以及直播要用什么样设备：要选一盏什么样的灯，用什么电脑，手机调到什么亮度——他们想复制成功经验，甚至希望有可参照的具体的标准。两个团分别是辽宁和吉林两省第一个开启直播的基层专业院团。

延边歌舞团的设备

丁岩觉得，同行们是需要一颗定心丸。一些基层院团的景况比盘锦团更难。他们小心翼翼，打探“这事能不能做？”

“首先你得活着。”丁岩继续分享，让每一个团至少有1到2个人能先播，树立了信心，再通过这一两个人带动全团，让其他人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其他演员就主动想去播了。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努力去试，不然可能越来越会被困住。”延边团的直播负责人也说。去年刚开启时，延边团6个直播间里的窗帘、设备都是大家各处找亲戚朋友”化缘”要来的。

他们卯足了劲，想抓住新的机遇。直播间一周七天都在运转，从早到晚，团里新媒体部门的员工住在单位，睡办公室的沙发。一位26岁的舞蹈演员，把直播间当成了舞台排练，每次都投入起舞三四个小时。他跳的是朝鲜舞，公认难度高企的一个舞种。为了在直播间里呈现好效果，每次晚上的直播前他都不吃晚饭，从七八点跳到十一二点，跳酣畅了才下播。直播两个月，他掉了二十多斤。

幸好收获是可观的，这个舞蹈演员现在每个月的打赏收入也超过了一万元。钱包的鼓囊和体重的下降给参会者们激励。一位长沙的团长说，“怎么创收，最终都反映到内容上。”

身着民族服饰的延边歌舞团演员

丁岩感受到了一种被理解的舒慰。总在奔忙找钱的他，很多时候都藏着话不说。老师王春堂是道破真相的那个人，每次来，他总是能切中肯綮。他是国家王春堂是国际一级导演，创排经验丰富，对演员尤为严苛。

“尽管都叫团，团和团是不一样的。这个团能和辽宁歌舞团和大连歌舞团比吗？——他们有钱养活，每天都在刻苦练功。每个院团，但凡能研究自己的作品，都会把重点放在这儿。没有哪个院团心甘情愿去做伴舞。有作品才能有人才。”王春堂理解丁岩的矛盾，他是在进退都难的围城中突围，“不得已。”

“舞台很重要。对舞台的喜欢和热爱，往小了说是表演的舞台，往大了说是人生的舞台，能展现人生的价值。”即使艰难，王春堂仍然想推丁岩一把。

丁岩下了狠心，想排出好的艺术作品，打一场翻身仗。

和那些大团相比，盘锦团确实存在差距。水准只能在反复的练习和演出中提升。“尽管难，丁岩在做的事让团员们觉得有希望，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是艺术演员，像正规团那样，每天在上班练功，要给观众呈现一个好作品。”

盘锦艺术团演员

“一个艺术团得有根，没有根，它就和浮在水面的浮萍一样。”在丁岩看来，根就是为老百姓提供精神食粮。一个四线院团即使很努力，“又能达到多大成绩，获得多少奖项”。但每一次表演，都是通过观众做检验。掌声响起来时，演员会收获那种成就感——在舞台上，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形象，享受了不一样的人生，拓宽了自己。

王春堂知道丁岩是在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年轻时，丁岩也是跳舞的好手。2005年，他跳群舞《铁骑》， 在全省得了金奖。那是他最珍视的表演，他是领舞，跳大兴安岭间的古老部落鄂伦春族的舞姿，野性粗犷，展现了迸发的生命力。

丁岩14岁才开始学舞蹈。曾在文艺宣传队工作的父亲为他选了这条生路后，推他离开家门，跟着王春堂学艺。在父亲眼里，专业院团就是艺术的圣殿，“专业，意味着这一生就干这一件事，把这一件事做好”。丁岩自知自己学舞起步晚，资质有缺，排演每一个节目都比别人付出更多。37岁时，他还在跳，和18岁的年轻人一起表演。在人民大会堂，从最后一排跳到前排。

“这个团不能在这个最好的时候黄了。”他有耐心，能挨苦，一步步找出路。

凌晨12点，丁岩终于入睡了。四十岁后，他的觉自发地变少了。过去的一天，如同他当团长后的每一天，疲累又繁忙。

但他觉得这一天是充实且幸运的。勤勉者多助。单位这么多有才华的人，托着他。妻子嘴上总在抱怨他不往家里拿一分钱，但依然任劳，用自己在家开幼儿园的收入支撑着全家老小的开支。最近，团里得到直播奖励，添了一个数字调控台。政府也努力帮助他们，艺术扶持基金就是一种宽容的支持。节目没排出来，先给钱，“因为你没有钱，才给钱让你创作”，这是一种对文艺的信心。

这个团的将来会越来越好。

设计排版丨零水

图片来源丨抖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