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北京跑腿小哥：起早贪黑，老跑医院，见过生死，月入过万

它所映照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欲望，是等待解决的问题，是需要维护的情感。但在北京，因疫情而导致的管控下，这个行业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许多跟物欲有关的需求消失了——比如帮忙去某个网红餐厅排号，又或者去给人排队抢一个限量包包。取而代之的，另一些愿望变得强烈、迫切，比如取药、代问诊，或是找到某一个专家。“除了生死，都是小事”——疫情里，这句话被跑腿小哥们的故事反复印证。管控之下，一些还能够自由进出医院的跑腿小哥，成了许多外地患者生的希望的寄托者。同时，他们也是失望、遗憾，甚至是死亡的见证者。

王耀祥今年39岁，在北京漂了二十多年。他在陕西榆林长大，初中毕业就来了北京，做过厨师，送过外卖，但收入最高的还是跑腿，一个月如果每天从早跑到晚，能赚一万多。长期在户外暴晒给王耀祥留下了一身黑，起早贪黑也留下了明显的眼袋。

这一天，因为疫情管控，医院里人不多。但患者的需求并不会因为管控而消失。他今天的第一单，是帮一位远在深圳的身患血液病的男孩开药。男孩父亲叮嘱，要开够3个月的药量。北京西苑医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就在北京大学的西边，它以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血液病见长。男孩的父亲也把希望寄托在这里。

为了顺利买上药，王耀祥把时间安排得很紧，他早上7点多就赶到了医院，那时前面只有两个人排队。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按照计划，他能在8点大夫上班的时候看上病，接下来，只要将药寄过去，这一单就算是结束了。理想情况下，这一单他能挣200块钱。

但人算不如天算。大夫被隔离了，医院重新安排人手又多花了近一个小时。对于跑腿小哥来说，时间就是收入；而对于远方等药的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当他提着1761块钱买的一大袋中药摆在医院一楼的邮寄台上时，时间指向上午9点07分。还有下一个外地的患者在等着他。

对任何一个跑腿小哥来说，“快”都是关键词。为此，他3月份专门花5500块买了辆续航100公里的电动车。但现在，他必须学会接受“慢”。等就诊、等结果、等取药……在医院，万事万物都快不起来，跑腿小哥们的价值，就体现在这“慢”里。

王耀祥做跑腿两年了，一开始并不常跑医院。但今年疫情管控之后，许多外地患者进京求医成了问题。代问诊、代开药、代取报告、代复印病历……种种与医院相关的求助和委托越来越多，他被动地成为了医院的常客。

去得多了，他甚至记住了每家医院的优势科室。比如北京肿瘤医院的肿瘤科很强，协和医院有最强的内分泌科，安贞医院的心内科实力强大，301医院有全国前列的耳鼻喉科、外科……作为全国优质医疗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北京，承载着许多的患者的希望。王耀祥跑腿时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靶向药吃完了急需续上的，在外地医院准备了手术方案但仍想找北京大夫看看的，疼得不行没法来北京的……哪样都有。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病、各种各样的困难”。

5月20日这一天的10点半，王耀祥已经离开了西苑医院，出现在了14公里外的北京儿童医院大厅里。他要帮一位外地母亲延号，这名母亲的儿子不幸患上了血管瘤，孩子刚刚2岁3个月——由于疫情，她被迫推迟来京的行程，已经推了两次。专家号是好不容易挂上的，这次要再不跟大夫打声招呼，号就过期了。但到了之后，王耀祥发现今日大夫停诊，号就这样作废了。医院里人来人往，他靠着栏杆跟那位母亲通话，电话两头都是失望的声音。

他尽力让这种失望少一些。有一回，他帮一个内蒙古的过敏患者跑腿，替对方开了注射用的抗过敏药物，但必须冷藏运输。疫情期间，他找了好几家快递，都说没法送。最后，他想了个主意：找一个往返于北京和呼和浩特的火车乘务员，他买一张票，把药物用放满冰袋的泡沫箱装着，送到火车上，再拜托这个好心的乘务员找个清凉的地方放着。等火车到站了，患者自己去取。

依赖跑腿小哥的不止是罹患疾病的人。闪送师傅冯禧航，是封控这段时间，城市里的“摆渡人”之一。冯禧航来自山西，眼睛不大，透着憨厚的气息，看起来有些显小，但实际上，他已经34岁了。许多上班族居家办公，冯禧航给他们送办公用品是常事，电脑、打印机、键盘、鼠标——很多顾客甚至跳过检查这一步，“非常信任”。

“作为一个老闪”，冯禧航送过的东西各种各样。用他的话说，“万物皆可闪”。只要物品的体积在他能够“拿捏”的范围之内，都可以送：他送过鞋、化妆品、衣服、合同、营业执照……送过锅碗瓢盆、面粉、大米、油盐酱醋茶、礼盒……送的东西多了，他渐渐有一种能力，可以根据送的物品、同发件人与寄件人的对话，推测他们的关系和物品里蕴藏的故事。

他见过一位挂念女儿的母亲。她煎好一个礼拜的中药，托他给远在城市另一头实习的女儿送去，“千万不能撒”，还不忘叮嘱“到了之后，一定给孩子说明白，药要及时放冰箱”。他还送过猫。一只漂亮的英短银渐层，被装在纸箱里，从东四环送到南四环，下单的是男生，出来取猫的是女生。他猜测是情侣一起养了一只猫，但是他也担心，“用纸箱装着实在不安全”。

这段时间，另一名跑腿小哥张潮，也偶尔接过一些去医院之外的单。张潮今年33岁，是北京本地人，没上大学，一开始在外企待过一段时间，后来做起代购，又从代购转向跑腿。三月时的北京，桃花灼灼，一位女生请他去公园帮忙拍照。他有点忐忑，“拍人不太会啊”，女生不以为然，“没事，多拍，以量取胜”。他还帮人买过蛋糕。一位住在河北的男士，为庆祝母亲的生日，想买个质量上乘的蛋糕。忙于工作，他无法亲自过来。张潮跑到北京最贵的蛋糕店，帮他买了一个蛋糕。

某种意义上，在封控期间，跑腿小哥自己也是需要帮助的群体。五月初，冯禧航所在的村子成了管控区，出了村就不能再进村。为了养家，他带上卡式炉、锅、换洗衣物，开启了城市版本的“荒野求生”。

这段时间，菜市场关门，街边涌出许多卖菜的摊贩，“便宜又新鲜”，七八块就可以买两只小南瓜；水呢，找个开门的便利店，买上两瓶1.5升的，用来清洗、炊煮。从家里带出的面条和辣椒拌酱不可或缺，面条一熟，辣椒一拌，就是一餐。吃饭的用具是他“借”女儿的，一双小巧的Hello Kitty筷子，放在锅里正好。他把这些都堆在摩托车上。有一回去取货，顾客见他车上大包小包，好奇一问，他如实相告，“因为回不了家”。送单结束，他意外地收到了十元打赏。

冯禧航记得，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不让进小区，核酸还不是很重要；现在，路过被封控的小区都提心吊胆，核酸、健康码和行程码缺一不可。他不再什么单都接了，以前，他是一个不会拒单的人，比如偏远山区的单子，回程经常空驶，他都愿意接，“当作缘分去送”。但现在越来越严格的管控让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实在接不了的单子，他会打电话给顾客，说声抱歉。他觉得这是对顾客的尊重。

同样地，对于王耀祥来说，他现在最害怕的事情，一个是无法完成委托，另一个则是弹窗。这两个月，他被弹窗了两次，一弹窗就要三天两检，不能去任何地方。我联系他之前，他已暂停跑腿两周，孩子在家上网课，他要在家照顾孩子。可是，一个长期联系的癌症患者的靶向药到该续药的日子了，他不忍拒绝，又出来跑医院了。

他的微信里有3千多位好友，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患者。一位患者在交代事项时称呼他为“有缘人”。这是职业中他觉得有价值、被需要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他也不得不承受这份职业中的残酷一面。

4月底，有个男生在抖音上找到他，问他一周之后是否有空陪一位盲人看病。他同意了。那天他按约定时间去旅馆接人，对方穿着一件白色卫衣，下身一条浅咖色的九分裤，背着一个黑色背包，戴着墨镜，慢慢地走向门口。原来需要陪诊的，就是男生自己。

他很惊讶，“戴着墨镜，还以为是年轻人耍帅呢”。男生独自一人，身边没有家人。他小心翼翼地问：“眼睛是一点都看不到吗？”“一点点光亮能看到。”对方平静地说。

这一次，他委托王耀祥陪他去协和复诊。原来他是后天致盲，“踩”中了千分之一的概率——因肺结核的治疗影响了眼睛。初诊的时候，大夫已告诉过他，救治可能性不大。他坚持做了手术。起初是乐观的，康复不错，可是慢慢地，眼睛越来越看不见了。等到实在拖不下去，这才来了北京。

去医院的路上，男生正常地和他聊天，语气里透着希望。候诊的时候，他坐在门口的休息椅，墨镜架在头上，背包置在大腿，手机贴在耳边，认真“刷”短视频。看诊的人排了长长一队，他们耐心地等待了四十分钟，却没有好消息降临。大夫跟他说，来得太晚了，眼底已经完全坏死。坏死是什么意思？王耀祥心里想到一个比喻，就是手机主板坏了，换摄像头也没有用了。

听到结果，男生没有追问。王耀祥看到他低着头，手指绞到一起。出诊室后，王耀祥很想安慰他，笨拙地说了句“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又给你打开一扇窗”，但对方没什么反应，也没有开口诉苦。男生没有歇斯底里，在旅馆门口下车之前，还说了一声“谢谢大哥”。

男生才二十多岁，“年纪轻轻太可惜了”。他试图再想办法，“同仁医院看眼睛也厉害，要不再去同仁看看？”男生说：“没必要了。”聊起未来，王耀祥鼓励他，“可以试试拍短视频，抖音上有不少身残志坚的人创业”。男生对此没有信心，他说自己没有才艺，没人协助他拍摄，直播的时候也没法及时给人回复信息。

这个遗憾的故事，是他遇见过的许多件事情之一。尽管他可以尽职尽责地陪诊，帮他取号、报到，牵他上电梯，但除此之外的事情，他都感到一种无力感。二十多岁，是王耀祥心中一个人最好的年纪。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4月上旬。一位来自山西的丈夫，妻子身患血液病，无法来京，找到王耀祥，拜托他跑一趟中医院，替他取药。夫妻二人做服装生意，感情很好。男人特别叮嘱了好几遍，“早点去”。那天，王耀祥早上七点半抵达，对方回复很迅速：“到了以后直接进去找医助，我上次面诊时大夫七点就到了。”当时快递停运，男人都打听清楚，只有高铁托运能走，起步价130元。取药之后，王耀祥八点多赶到了高铁托运处，开往山西的火车十点发车，下午一点就能到太原，两点就能拿到药。

过了一周，男人再次来找他，拜托他隔几天再去取一次药。他答应了。然而，比约定的取药时间来的更早的，是男人的一通电话。电话里，男人的嗓门很大、很急，问他能不能马上找个大医院的血液科和感染科的大夫给他妻子会诊。会诊要在短时间内同时抢到两个专家号，这难于登天。又过了十个小时，对方告诉他，不用取药了，需要的时候再联系。

“再联系”三个字带着某种不祥。某一天，他突然看到男人悼念妻子的朋友圈。朋友圈的照片里，他的妻子还是未患病的样子，涂着口红，眉毛精致，笑容灿烂。男人写，：“妻19岁与我定亲，22岁进了贫寒的小屋，与我相依为命，共建家园，用她弱小的身躯抵挡了三十多年的风雨雪霜……”

如果说希望的破灭是一时的，消解这份痛苦却是长久的，甚至永远的。他总是记起一位来找他帮忙办出院手续的母亲。她的女儿在北京住院过一段时间，计划着回家待一段时间再来，没想到回去之后，女儿就走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她哽咽了。”这位母亲很感谢他的帮助，“拖了这么久，但是我们一直不敢面对，不敢再去医院”。他想把女孩的医保卡寄回去，对方说：“没有关系的，也没有用了。”

520谐音“我爱你”。医院人不少，民政局的人也不少。这让我觉得，生死之外，还有爱不可辜负——这是这一天里为数不多让我感到不那么沉重的事。网上传开的照片里，各地排队领证的队伍都是几公里长。而跑腿小哥张潮，在5月19日的晚上，接了一个521去民政局排队的委托。他4点半起床，坐5点15分的第一班地铁赶往民政局。他如愿排在了第一个。对方喜出望外，微信里回复：“耶！”

从一个医院赶往另一个医院的路上，王耀祥也接到一个单子，一个女生问他能不能去房山区送花。他停下电动车，认真回复：“房山区太远了，叫跑腿送花不值当，直接叫闪送吧。”前几天也有人想拜托他去SKP买香奈儿的耳钉，但因为疫情，专卖店都没开门。

骑电动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王耀祥会怀念之前的日子。那时北京没什么疫情，他帮人占过位，排过演出，买过昂贵的手工制品。还去过国家图书馆查资料，去过建筑材料的展览会收集名片，甚至去过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里测玻璃的精度。那时候大家的需求多种多样，有人想去王府井买一双限量版的椰子鞋，有人想抢到小区的停车位，有人想去饭馆吃饭，还有人想去北海划船。他记得今年过年期间，北京下雪了，有个居住在深圳的人问他能不能把北京的雪装个泡沫箱，“孩子没看过雪，想让孩子玩雪”。他打听了一下，快递的冷链只接大单，不接小单，最后没有弄成。

那是一只法斗，男生26岁，隔离期间惦念自己的宠物。张潮接到委托的时候很纳闷，居然有人随便拜托一个陌生人去他家遛狗，为什么不找朋友呢？“那哥们说，这狗非常重要，他家没啥值钱的东西，随便进。”他进了屋，狗是散养的，整个客厅都是它的地盘。主人事无巨细地交代了狗粮、喂水、清扫笼子等事项。看起来小小一只的法斗，他刚遛着出门，便感到牵引绳传来一股向前扯的力量，“特别欢，特有劲，拽着你跑”。

跑腿这份工作，说到底，跑的是人与人的羁绊。冯禧航在外风餐露宿的十天，他观察到，从傍晚日落开始，到夜晚十一点，公园里随处是遛弯的人。遛狗的、谈恋爱的、带着自助烤炉吃烧烤的、放风筝的、唱歌的——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羁绊。

而最具烟火气息的堂食还没有开张。取消堂食之前，张潮帮一位想请上司吃饭的女孩，在三里屯的一家烧鹅店排过队。女孩约定的时间是7点，他5点便到了。为了不影响翻台率，他跟服务员说好，临近7点的时候过来，能第一个进去。女孩怕他尴尬，到达之前提前知会了他一声。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是谁，但都短暂地交付了信任。

羁绊和信任，对跑腿小哥来说，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最初干跑腿的时候，王耀祥印过两千张名片，蓝底白字，写着“万事通跑腿”。他发现，要是直接凑去人家跟前派发，“好多人会认为你是骗子”。但在网上，别人愿意信任他，交付他重要的事。前几天，他收到一位患者寄来的一大箱零食。封控下的就医需求对他而言似乎是个赚钱的机会，可问起来，他更希望疫情能早日过去。那时候大家能自己来北京看病，演出和餐厅都能恢复正轨，他更愿意帮人去迪厅排队、去网红餐厅占座。与医院不同，那些事情不那么沉重。

说话间，一辆小哥的车从旁边飞驰而过。车后座上，好多束鲜艳的玫瑰花堆在一处——生活仍在继续，人们仍需要爱人。王耀祥期待城市完全放开的那一天。到时候他要回老家，“三年没回去看我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