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内耗式加班，基层广告人想在求职季逃离

看到“别来！”“快跑！”“累得要死，效率很低”等加红加粗的字词，正在午饭的广告人张雅放下筷子，心情突然变得酸涩——那是她实习过的一家公司。

今年3月，一篇共享文档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它起源于一份“面试互帮互助表”，逐渐演变成为广告人的集体“吐槽”。其中反映的加班严重、薪资低、团队氛围差等问题，涉及数百家广告公司和甲方品牌，遍及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文档在线编辑人数最多时超过999人。

在“金三银四”传统求职旺季，这份文档的“出圈”，不仅指向了一批广告公司在职场文化、组织架构和运作体系等方面可能存在弊病，也折射出广告行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艰难转型。各行各业都面临挑战的当下，自诩乙方的广告人不得不变得更“卷”。他们是在竞争越发激烈的环境下，各行业努力追赶时代浪潮的缩影。

内耗式加班

文档是迅速传播开来的。张雅在3月12日下午1点看到文档。待午饭后回到工位上，她觉得文档已经传遍了公司。在线编辑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显示的上限，新增人数只以“+”取代；上厕所时，她也听到有人讨论：“诶，你看到那个文档了吗？”

张雅的心情早已从“看八卦”变成“心酸”。她看到自己实习过的那家公司，被人评价“加班加到想给家人交代后事”，立刻回想起那时同事几乎每天都加班到零点以后；她目前任职的公司也在表格上。认真看完一条条吐槽后，她的评价是“写得保守了”。

去年，张雅大学毕业后入职某头部国际4A广告公司做媒介策划。广告公司实行弹性工作制，不要求员工上下班打卡，规定的工作时间是10:30到18:30。开始时她还能晚上7点下班，但很快就延后到了11点，只有在偶尔的业务淡季，她才能准时下班。

一天晚上9点多，张雅坐在工位前怀疑起自己加班的意义。那次策划过程中，领导提出“月收入超过一万的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某款婴幼儿产品”的观点，张雅负责“跑数”——搜集问卷调查数据作为佐证。

可即使从调研数据中筛选出“有利”数据，张雅也无法证明领导的观点。她尝试和领导反馈问题，得到的回复是“再试试”。临近第二天，张雅觉得加班加得“看不到头”，她有些质疑这种撇开事实找结论的逻辑。

看到共享文档后，张雅才更清晰地认识到，在广告行业，自己的加班还谈不上严重。

最忙的阶段，在一家小型本土广告公司担任策划总监的王楠曾在48小时内工作了45小时。由于长期身体劳累和情绪波动较大，她突发过两次神经性耳聋。

概念图。图片由AI生成。

不正常的加班成了正常现象，“广告行业就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工厂，人力成本高，所以公司会通过让员工不停加班完成更多工作，来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王楠说。而共享文档正是情绪爆发的产物。在她看来，集体情绪宣泄的背后是广告人“对这个行业的不甘心。他们希望广告行业能好，自己的付出能得到回馈，权益得到保障，但是他们没有话语权，所以只能以这种匿名的方式发出声音。”

早几年入行的李琳觉得，这种无意义的加班几乎刻在了广告行业的基因中。李琳在创意部门负责文案撰写，今年是她入行的第五年。谈到共享文档，她只觉得有些讽刺，“这是我们2024年广告人做得最大的一个campaign（活动）。没想到，我们平时一直追求的‘出圈’，最后居然是这种方式”。

从本科开始，李琳就很喜欢创意，享受参加广告大赛与头脑风暴的过程，憧憬着“创意为王”的广告业。工作两年后，她进入了心心念念的比稿组，来实现理想。

现实是，转岗第一天，李琳加班到了凌晨1点，可是她并没有迸发出什么创意。她回忆，同事们没有在忙什么，只是习惯在深夜加班。他们大多在上午11点后才来公司，下午聊天，时不时进行头脑风暴，有时晚上还去酒吧喝酒，等到9点多，再回来工作、开会，一直到凌晨1、2点。

这让李琳很困惑，“明明白天有很多时间去高效率地完成这个工作，但你把它浪费掉了”。而比稿组并非特例，在4A公司待了两年的李琳知道，这是广告公司的“通病”——聊天、玩游戏、在工作室打简易羽毛球都是常态，这与她想象的“紧绷”的工作节奏相去甚远。

创意总监告诉她，自己享受晚上加班工作的氛围。后来，李琳与其他同事聊到加班问题，发现大多数人并不喜欢加班，只是麻木了、习惯了，“大家都知道有问题，但是都改变不了”。

李琳选择改变自己，在转组的第二天，她提出了离职。

填坑

在王楠看来，基层广告从业人员是“螺丝钉”，高层是“既得利益者”，而支撑广告公司的最大一部分中层却越来越少了。像李琳这样的有工作经验的中层人才流失，被认为是广告行业衰落的一大原因。

2022年，在广告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独角招聘联合SocialBeta开展为期两周的广告营销行业问卷调查，共收回1112份从业者有效问卷和128份企业有效问卷。调查显示，超过40%的广告公司的离职率在15%以上，45%左右的广告公司减少招聘人数或暂停招聘，招聘录用比主要集中在10:1到30:1，超过10%的公司录用比大于50:1。

另一方面，广告营销行业呈现出中高级人才断层的现象。约75% 的广告营销公司提及“经验丰富、技能熟练的中层人才”存在大量的人才缺口。与之相对的，广告公司对从业多年的高阶专业人才和初级人才的需求并不强烈。

调查还显示，越来越多的广告人想要离开，超过一半的人想去品牌市场部，也就是所谓的“甲方”，这被不少广告人视为“上岸”。

高离职率意味着在职员工需要分摊更多的工作量，这让加班进入一种愈演愈烈的循环。中层流失，后继者们未能举起前人的大旗。未走的和新晋的员工不得不承担着大量“填坑”的工作。

去年2月份，张雅在另一个团队实习。7月份毕业后，由于没有转正名额，她被调到了现在的小组。张雅入职的第一天，是她所在岗位的人离职交接的最后一天。如今，正式入职八个月的张雅成了整个小组工龄最长的员工。她意识到，当初的自己就是一个“填坑”的人。

在入职的前4个月里，张雅换过8个领导。在她刚转到这个组时，经理已经提出离职，休年假在外旅游，主管申请病假。张雅回忆自己初入职场“全靠自学”，从开票到发排期等工作流程，她都需要请教其他组的同事，或是对照着工作说明文档一步一步做，“错了就再改，对了下一次就会了”。

在一次休假前，张雅留了一份待办事项和工作交接备忘录。一周后再回到工位时，张雅发现这些工作仍然积在那里，等她回来。此时，原定活动上线的日期已经过去了，张雅只能重新制定计划。

张雅刚基本熟悉了工作流程，这条本来由多人负责的产品线上的工作任务一股脑地落在她头上。公司人员紧缺，提出“客策一体”——将客户服务与媒介策划的工作合二为一，这意味着张雅需要同时与甲方客户和丙方媒体对接，又多了一个人的工作量。

可张雅感觉，自己的工作付出与薪资待遇不成正比。

作为应届生，张雅目前的职级是该岗位的最低级，税前月薪7000元左右。张雅的小组除了主管和高级经理，只剩下她一个初级策划，与直级领导隔着五个职级。因此，张雅用“断层”形容团队的组织架构，她一个人做着三个职级的所有工作，“就算我升两级到媒介主任，也是做一样的活，税前大概1万（元）左右”。

当张雅向人事提出升职要求，对方以“工作不满一年”为由直接拒绝。张雅觉得心寒，“我没有必要去多干不是我这个层级该干的事”。

数据显示，约一半广告人的月薪在12k以下，大多集中在8k-15k的范围区间，整体薪资分布不均匀。

崩塌的旧体系

李琳因为喜欢创意进入广告公司，但她渐渐发现，广告业早已不是她在学校里学到的那样“创意为王”，而是“生意第一”，“只要拿到这个客户，不管最后做出来什么东西，赚到钱就好”。

在信息碎片化的流量时代，大多数客户最看重的是投资转化率，想要的是用低成本获得高曝光量，是“被看到”而非塑造自己的品牌，广告的创意内容变得可有可无。

李琳曾与已经转行的朋友讨论，如果广告业回到20年前会是怎样，对方开玩笑地回答：“还有这种好事儿？”在学生时代，李琳曾从老师的口中窥见广告业的辉煌，“在二三十年前，广告是一个精英行业，受人尊重，躺着就能赚钱”。如今，几乎只有薪资数字没有变化。

在李琳眼里，国际4A是传统广告公司的代表，是一座“庞大的机器”，具备着一套清晰规范的运作体系，而近十年，这个巨人前进的脚步已经愈发缓慢，有时几近停滞，只凭着昔日辉煌存续。

2018年，全球最大的广告传播集团WPP宣布合并旗下两大代理厂牌——伟门和智威汤逊，组建新的公司伟门·汤普森，标志着全球第一家广告公司“JWT”的消失。2022年，第一家中国内地合资国际广告公司扬·罗必凯被注销，它率先将国际化专业化的管理模式引进中国，代表作包括“脉动倾斜人”及其标语“随时脉动回来”。

有人从种种现象中瞥见“广告大厦”正在崩塌。

徐洪19岁进入广告业，至今已有23年从业经历，曾在五六家国际4A公司任职，他认为自己见证了一个行业的兴衰。

他记得，在2007年左右，国际4A纷纷进军中国市场，处于发展“极盛期”。他从一家本土广告公司跳槽到中外合资的一家4A公司，从事美术创作。那时，一汽大众、麦当劳等品牌都是他们服务的客户，在当时可谓是“顶级的”。

那时，徐洪还在做商业电视广告，用一条视频、一句slogan（广告语）、一个固定的传播渠道，做品牌定位和包装。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广告行业的市场环境、客户和竞争对手都带来了几乎翻天覆地式的变化。

早在2011年，《第一财经周刊》发表《互联网公司正在瓦解传统广告业》一文，将Facebook称为“广告公司谋杀者”，指出数字化媒体能精准、及时和有效地全面量化一切媒体投放的效果，它就像一面镜子，将广告业以前模糊不可衡量的人力成本照得一清二楚，进而导致甲方品牌对广告代理商的依赖大大削弱。

徐洪解释说，“广告业有句名言，‘你知道广告投入的一半都被浪费了,可你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半’，而互联网公司知道是哪一半。所以，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有搜索引擎，有流量，有店铺，有媒体，他们其实是中国最大的广告公司”。

在2015年左右，徐洪发现，4A公司与其旧体系正在缓慢地崩塌。他眼看着，那些在北上广最核心的商务圈里最漂亮的几栋广告公司的大楼被停租，他曾经工作过的几家国际4A公司被整合更名，职员总数越来越少，公司高管换得像“走马灯”一样频繁……

变化莫测的还有市场。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世界经济发展放缓，各行各业的竞争都越发激烈，其中就包括大量广告公司服务的甲方。

甲方客户都卷起来了，“乙方广告人只能卷中卷”，徐洪解释。什么是最苦的？咖啡？不！“服务一个很卷的客户的广告人，喝着苦咖啡的时候最苦。”他自嘲。

多年以前，主要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为媒介的传统广告业就踏上了转型之路；近几年，人工智能、大数据、短视频等概念和产品成熟，广告业的转型衍生出新的意涵。

徐洪回忆，这几年里，他们越来越多地给互联网平台付费，买流量推送广告。随着客户业务转向互联网领域，他们也必须学会使用软件，实时监测数据和各项指标，细分到有多少用户走完了网站的所有流程，看了多久视频，在哪个环节退出……他开玩笑说，负责对接客户的人就像“厂工”一样，整天坐在电脑前，监测，写报告。

在如此混乱的变动中，徐洪并不惊奇于“面试互帮互助表格”中揭露的行业乱象，他认为这样的事件每天都在广告圈上演。“广告业正处于转型阵痛期。老人适应不了新环境，正在离去，而新人没有成长起来。大家都在努力维持着这个行业表面的辉煌”。

年复一年，李琳越发感到，广告人越来越“浮躁”，对作品创意的要求越来越低，转而关注更高效的投资转化率。

而她也开始释然，“大家肯定寻求先活下来”。

“续命”

在徐洪心目中，4A公司是殿堂般的存在，而他是一名忠实的信徒，他想要广告业“续命”。

2016年，徐洪在一家头部国际4A广告公司，第一次尝试创意合伙人制度。他以承包的形式，分担公司一部分创意业务，但是享有较高的独立性，有权负责成本管控、创意人员配置等，他称之为“公司内部的公司”。

如此，他既能借助4A公司的名誉吸引客户，又能节省人力成本，“将每一分钱都用到创意人员的培养上”，提供高质量服务，帮助4A公司与客户建立稳定的服务关系。每年，他只需要付给4A公司一定的品牌管理费，并承担一部分经营成本，剩余的被用来激励员工，提升生产设备。

徐洪认为这套制度结合了本土广告公司的灵活性和4A公司的专业性、国际化，是一种广告公司新的生存途径。他已经先后和三家著名国际4A公司建立过合作关系，并曾在四年时间内，实现了300倍的利润增长。

“它既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轮回”。徐洪不认为创意合伙人制度是脱胎换骨的转变，而是应对变化的变化。他想象，广告业的未来是一个开放且充满竞争的生态，集纳了一群有创意、懂文案、会策略的广告人，为他们心爱的客户提供服务。

这种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十年前，正当4A公司这一庞大的机器面临转型挑战，小巧灵活的创意热店开始“异军突起”。作为独立创意公司，创意热店大多由国际4A公司的高级创意人员建立，主张以“小而美”的模式服务客户，坚持广告创意的重要性，并在短短几年后迈入了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面对新的竞争对手，庞大的机器也在加速进行升级迭代，国际4A公司的智能化转型已经显现成效。根据聚焦数智营销商业的媒体平台“Marketing”的观察，2023年，全球五大广告传播集团的财报显示，WPP集团、阳狮集团和宏盟集团都实现了营收增长，其中阳狮同比增速4.3%，宏盟实现6.3%的有机增长。

张雅每天都在脑海里设想离职的场景，但她认为跳槽去别的广告公司就是“开盲盒”，说不准“坑好不好”，而转行又意味着浪费这一年的工作经验，重新进入一个新的行业，从最低的职级做起。

目前，她打算坚持工作满一年后再做打算。她又一次提出了转组，但是没抱太大希望，隔壁组的同事因为没有人接替，等转组已经等了三个月。

在职场摸爬滚打得久了，李琳更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跟领导直接提出加班问题。她也找到了与自己工作节奏契合的团队，早上9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作为文案小组长，李琳在带职场新人时会提醒他们，列好每天要做的事情，高效率地完成后就可以下班了。

随着工作年数的增长，李琳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不论是写文案、讲故事、拍片子，自己真正喜欢的是创意内容，而创意并不一定要在广告业实现。不过，她暂时还没有转行的想法，只是在每天晚上下班后，花一两个小时画漫画。“我想写小说，又想画漫画，我什么都想做一做。说不定我能靠这个漫画成为一个IP，就这样自己走下去”。

至于那份引起波澜的共享文档，李琳认为，不只是广告业存在这些问题，也没有哪份工作是轻松的。她也相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她一样，有发声的勇气，它源自于年轻人的“不惧怕失去”，“没有这份工作，我还可以找到其它工作，不论怎么样，我一样可以活得好好的”。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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