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工人：抗议“五天八小时”

编者按： “五天八小时”是全球劳工抗争的成就，在中国，“五天八小时”却是资方变相裁员的手段。2023年，中国沿海城市经历新的一波工厂搬迁倒闭潮。于此同时，制造业出现产量需求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方纷纷通过“五天八小时”缩短工时，或者是延长放假时间，工人大多只能拿当地最低工资，甚至低于最低工资，难以养家糊口。由此，引发一波抗议浪潮。本文简要介绍抗议“五天八小时”的背景，分析工人的处境和回应。最后文章强调，工人抗议“五天八小时”并不意味着工人不期望八小时工作制、周末双休，工人抗议的是工资无保障、变相裁员的“五天八小时”，而不是体面工作的“五天八小时”。

3月30日，深圳满坤电子厂工人集体抗议工厂逼迫工人自离。视频显示，数十名工人在工厂门口拉起横幅，“我要工作，我要养家。公司以5天8小时逼迫员工离职”。

满坤电子是一家电路板上市公司，位于深圳宝安区，为富士康、普联技术（TP-LINK）、和硕、格力电器等知名厂商生产电路板。2008年开始，满坤开始向江西扩张生产，落地于江西吉安井冈山经济特区。得益于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满坤在吉安生产稳步扩张，成为井冈山首家上市企业。疫情后，全球电路板市场需求下降，价格下降，利润收缩。2023年满坤科技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显示，跌价导致资产减值损失是上一年同期的2.6倍左右。面对利润收缩，满坤电子加快工厂搬迁。一方面，扩大在吉安的生产。2021年10月，吉安二期工厂开始募资投产；2023年11月，吉安三期工厂开始建设，预计增加产能200万平米。另一方面，满坤电子开始转移深圳工厂的生产。依据《劳动合同法》，公司裁员需要支付经济赔偿金。为避免支付工人经济赔偿金，工厂通过延长放假、取消加班，采用五天八小时的方式，来逼迫工人自动离职。

5天8小时，对于工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制造业合同工的工资主要由基本工资和加班费构成，基本工资大多等同于所在地的法定最低工资。据深圳政府部门公告，2024年深圳市全日制劳动者最低工资为 2360元/月。也就是说，工厂施行5天8小时，工人每月工资仅有2360/元。过去20年，深圳生活成本急剧增长。据咨询公司美世的生活成本调查报告，2021年，深圳生活成本在全球209个城市中排名12。可以说，工厂施行5天8小时，在极低的基本工资的前提下，将工人逼迫到生存危机的边缘。

工厂搬迁，逼迫工人自离

满坤不是个例。疫情后，全球制造业订单短时间内未快速恢复。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沿海城市大量电子厂、服装厂、鞋厂纷纷倒闭，或者转移自内地、东南亚国家。为了降低转移成本，避免支付《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经济赔偿金，很多工厂施行5天8小时工作制逼迫工人自离。

2023年，因利润收缩，中山永明电子厂搬迁，产线合并至广西工厂，5月开始减少加班时间，施行五天八小时（来源）

2023年6月，南京华宝电子厂搬迁 ，厂房机器转移，同时施行五天八小时（来源）

2023年，深圳生产照明产品的民爆光电厂搬迁，厂房转移自2017年开始投产的惠州工厂，工厂针对不愿意随迁的工人施行五天八小时；

2023年4月，深圳宝安区松岗运丰电子厂，搬迁江门开平，厂方偷偷搬运机器，同时施行五天八小时，拒绝支付赔偿金，逼迫工人自离；

2023年，深圳奋达科技加快搬迁至珠海，要求员工分流到东莞分厂，或者随迁珠海，针对不愿意随迁工人施行五天八小时；

有的工厂甚至实行“上三休四”，“上二休五”，更大幅度降低工人工资。2023年3月，广州番禺中伸汽车配件公司称因订单减少，实行“上三休四”，员工当月工资按工资总额的70%发放。还有的工厂通过放假停产的方式来逼工人自离。例如，上文提及的深圳奋达科技先是针对不愿意随厂搬迁的工人施行五天八小时，接着延长工人的春假。2024年2月，奋达发布公告称，因订单受影响，深圳员工春假时间从2月26日延长至4月30日。放假停工期间按照深圳最低工资标准80%发放。工人需随时待岗，若未能及时返岗将按照旷工处理。与其同时，珠海分厂却在扩大生产，大量招聘工人。

无独有偶，文章开头提及的满坤电子厂，一方面扩大吉安生产，另一方面加快深圳厂区转移。早在施行五天八小时逼迫不愿随迁的工人自离之前，工厂就试图延长假期来逼迫工人自离。2024年1月20日，满坤电子发布公告称，深圳全厂春节放假延长。停产期间员工需待命，若未能按通知返岗或擅自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将依据公司规章制度及考勤管理进行处理。同时通告称，“深圳工厂恢复生产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鼓励员工前往吉安工厂。据抖音评论信息，该厂春节假期从1月21日开始，至少放至3月18日，多达58天。

尚未有官方统计数据，2023年以来有多少工厂搬迁。据中国劳工通讯（CLB）统计，2023年制造业工人集体行动数量438起，其中186起因倒闭、搬迁、收购兼并引发，占据制造业罢工总数42.5%。其中，126起发生于广东省，占67.7%，44起发生于江苏、上海、浙江等长三角地区，占据23.7%。仅有少量发生于内地省市。由此可见，搬迁工厂主要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工厂不是第一次搬迁。例如，深圳民爆光电于2016年在惠州建立子公司，2017年惠州工厂开始投入生产。2023年疫情后加速深圳产线转移自惠州。中山永明电子厂、深圳奋达科技也是类似的情况。这与中国低端制造业转移的历程相关。中国沿海城市低端制造业转移开始于2000年代末期。因2008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产业升级支持，以及劳动力成本提升，沿海制造业开始转移自内地或东南亚地区。2012年至2016年，工厂搬迁倒闭潮引发工人集体抗争潮，工人要求工厂支付经济赔偿金、缴齐社保。由于疫情影响下全球订单收缩，地缘政治，以及中国政府产业升级政策推动，2023年，疫情后的中国出现一波新的工厂搬迁潮。

产量需求降低，逼迫工人自离

尽管有些工厂没有搬迁，但受市场影响，订单收缩，工厂也通过五天八小时的策略来逼迫工人自离。新能源电池厂商宁德时代，曾经是全球出货量最多的厂商。过去几年，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扩张，宁德时代迅速扩张，在中国多个地区建立13个生产基地，产能迅速提升。但由于新能源市场增长放缓，产量需求降低 。2023年，宁德时代开始减工降薪，部分工厂部分岗位施行强制双休，推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甚至“做四休三”，有的部门直接“放假两三个月 ”。工人工资锐减，部分工人自动离职。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富士康。疫情后，全球电子通讯行业订单整体下滑。2022年，手机和电脑出货量下降明显。同时，疫情期间，中国施行严格的清零政策，郑州富士康工对闭环生产的反抗直接影响Apple新产品的出货。疫情凸显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位置，也加速了全球供应链向其他地区转移。2023年，作为APPLE最重要的电子制造商，富士康，投资15亿美金在印度建立新厂房，扩大生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富士康工厂产量需求降低。富士康开始采取各种策略，变相逼迫工人自离。2023年，富士康以短期支援的名义分派深圳厂区工人至河南周口厂区，后续强迫要求工人签订周口合同，对不签订合同的工人施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据中国劳工通讯集体地图统计 ，2023年3月-5月，富士康深圳厂区、重庆厂区、河南周口厂区都出现工人集体抗议工厂“变相裁员”。

2023年11月，富士康发布通告称，在全国富士康厂区推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此后，不同地区多个厂区工人陆续反映，天天不加班，只能拿最低工资。工人称“没班加都有点想提桶跑路”。近期重庆富士康开始施行五天八小时，工人称，“五天八小时，底薪两千三，扣除吃饭，扣除社保，只能拿1500”。

除了整体市场状况影响订单数量之外，生产淡季、旺季也是影响产量需求的重要因素。制造业工厂“五天八小时”的调整策略，对于工人来说，不是什么新招数。有富士康工人称，“每年都这样，旺季一过，就调整到8小时”。也就是说，五天八小时是工厂控制工人数量的策略，在生产淡季，通过砍掉加班时间，大幅度降低工人工资，来削减工人的数量，降低劳力成本；而生产旺季，又以巨量的加班时间来吸引工人重新加入劳力大军，迅速扩大产能。这似乎已经是中国制造业工人长期接受的现实。在整体制造业生产繁荣的时期，这样通过减少加班时间来逼走工人的策略不会引起太多工人的不满，因为工人可以很快跳槽，找到下一份加班时间多的工作。然而，疫情后，整体订单收缩，加班多的厂不像以前那么好找。五天八小时，这一降低用工成本的资方策略，引发工人不满和抗议。

低薪、被迫离职、迷茫，与不稳定的生活

工厂施行“五天八小时”，“周末双休”，意味着工人只能拿基本工资，而大部分工厂普工基本工资等同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以深圳为例，2360块的基本工资很难生存：

“厂里普工工资=底薪+加班费+岗位津贴+满勤奖+工龄奖......五天八小时就是拿底薪。普工的收入纯靠加班费。深圳这边底薪大多是2360块”（来源）

“在深圳不包吃住，2000块，你会干吗？房租加水电费800块，电话费100块 ，洗发水、牙膏50块；吃饭12块一餐，一天三餐，算它1000块，喝水抽烟500块；不能生病，生病就是等死” （来源）

“说白了就是工资低，完全靠加班，相当于一个人打了两份工才赚了之前（一份工）的工资” （来源）

工厂看似“仁慈”地遵守劳动法，实则通过减少工资来逼迫工人离职。一位工厂人力大致计算了一下普工的工资情况，

“在武汉做制造业操作工，底薪是2010块；像北上广就高一些，有2200、2300块的。你如果不加任何班，五天八小时就一个底薪2300块钱。这就是五天八小时厂你一个月能得到的。如果是两班倒加上加班是多少呢？以2300块钱的底薪除以法定工作日系数21.75，一天106块，这就是你五天八小时每天赚的；再除以每天八小时，13块2毛就可以买下咱们一个小时。普通加班按一点五倍算，就是19块8毛，每天加班四小时就80来块钱，再加上一些绩效、夜班补贴的一些，正常十二小时两班倒的厂，每天200多块就是这么来的。只有说周末再加加班，周末是两倍嘛；国庆、五一这种法定节假日三倍的，才能拿到300多一天。正常一天就200多，每个月上28天班就是5600块，或者摸到6000块的边边。经常打螺丝到哪里都是这样” （来源）

低廉的基本工资下, 工人不得不通过长时间加班来挣取足够的工资。工资，或者说维持工人生活的必需成本，已经和加班捆绑在一起了。哪怕有个别工人认为自己只需要混个岗位，能有社保就可以了，但作为整体的工人仍是处于这种低薪困境中。

当工人的基本工资不够支撑生活时，他们就不得不加倍地出卖劳动力，即超长加班。这一机制，也成为工厂根据生产需要调整工人数量的方式：当生产需求高时，加班时数拉长，工厂可以快速吸引一批工人；当生产需求低时，工厂开始缩短工时，大幅度降低工资，以此来逼迫工人离职。在富士康宣布推行五天八小时制后，有工人被迫离职。有工人抱怨道：

“现在富士康都五天八小时，变相裁人，不跑路坐等吃土吗？天天不加班，一个月也就3000多块，除去吃饭的话毛都不剩。在富士康待了四年多，根本存不到钱。十年前我在深圳一个月5000块，现在还是5000块。那时候一份炒饭5块钱，现在12块。我们女孩子根本吃不饱。以前租个房子都500块钱左右，现在租房子1000多。吃饭、房租都涨，唯独我的工资不涨” （来源）

“华丰电子坑人呢，逼着员工五天八小时让主动离职，用人的时候轮休轮死人，不轮休了整死人，逼着让人离职。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可怜天下打工仔！”（来源）

通过缩短工时，变相裁员，也在不断地生产“剩余劳动力”, 为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力后备军。然而， 这却给工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在不同的工人群体程度不同。小时工、派遣工，由于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保障，会是最先被裁掉的群体：

“富士康小时工已经确定4月18号之前全部都要离职，昌硕现在也是五天八小时，不知道啥时候都被撵走了，唉。厂里没订单，逼着人走”（来源）

“先把小时工逼走，跟着就是拿返费的派遣工。鸡蛋里挑骨头，连呼吸都是一种错！”（来源）

而厂里的正式工们则在焦虑中期许工厂局势的转变，看着周围的人纷纷离职后又陷入迷茫。低迷的经济状况下，生产收缩，离职后的工作前景不乐观，加剧了这种迷茫感。而当工人们选择接受微薄的底薪，和工厂“熬”时，本该由五天八小时带来的多余的自我支配的时间，也被工厂给工人带来的不安所占据；工人们开始担心、犹豫、不知所措：

“五天八小时的工作啥时候是个头啊，想明年换个工作了，今年工资太低了，不是拿两千多就是三千、四千多工资，好怕明年也这样，真的熬不住，打工真的好难。（要不要）为了工龄奖、买社保选择留下来呢？”（来源）

“五天八小时工作制，想提桶跑路又不懂去哪里......身边同事都想辞职，我也好纠结，烦躁。没班加，下班就回宿舍，不聚餐，不逛街，超过五毛钱的活动不去，就想静静地躺在床上刷抖音。”（来源）

抵抗与反击

在工厂搬迁、生产收缩的整体背景下，为了避免支付赔偿金，工厂通过缩短工时逼迫工人自离。除了五天八小时，工厂还通过强迫休假、异地调岗、削减奖励等方式来“变相裁员”. 资方的手段使得工人生活堪忧。在现实压力下，不满日渐累积，最终引发抵抗与反击。2023年，是2016年以来制造业罢工的新高峰。据中国劳工通讯统计，2023年工人集体抗争1794起，其中制造业罢工438起， 占据24.41%， 比例和数量都直追2016年。工人抗议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省。58%的制造业罢工发生在广东省（来源）。

2023年2月，东莞创宝达电子有限公司开始实施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因此薪资减少，有的只能在厂外再做一份兼职。到了九月份，公司共三次发通知请员工主动辞职，并在通知上表示工厂会依据工龄对主动辞职的工人发放奖励。与此同时，创宝达也请附近工厂来厂直接招聘。九月底，公司直接要求负责焊锡的2B车间的工人在国庆黄金周之后再放六天年假，若今年假期余额不足，则需要预支2024年的年假，这个举动引起了工人们停工抗议。针对工人的行动，厂方发出声明警告员工“旷工”违反公司政策，将受到纪律处分。（来源）

2023年（中山）永明电子厂因为搬迁开始用减低工时的手段逼迫工人离职。工人们逐渐发现工作时间持续减少，收入因为加班不复存在而大幅降低。5月12日，工人们对搬厂带来的不确定性提出抗议。大量的工人冲出工厂，向人社局、税务部门求助。而几番僵持下，工厂提供的解决方案只能让工人在离职补偿金和补交社保公积金中二选一。又经过交涉之后，永明厂没有给出更好的方案，不少工人无法继续和工厂拉扯纠缠，只能自选其中一种方案后离职。一些剩余与管理层协商的工人也没有取得进展。（来源）

2023年12月27日，约百名工人罢工并围堵了（深圳）奋达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厂大门，试图阻止工厂将设备搬出。从2022年开始，深圳奋达为让员工无条件随厂搬迁以及逼迫不愿搬迁的员工辞职出尽奇招。当年7月，工厂开始实行五天八小时制度，严格限制不愿随厂搬迁的工人的工作时间。2023年3月，管理层继续通过谈话要求员工随厂搬迁，有工人反映不签合同的员工被赶出宿舍。9月，工人反映公司不再提供空调以及风扇，让员工自带风扇。12月，工厂搬迁继续，工人与厂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有工人表示工厂的几千员工大多数已经搬迁，有些部门仅剩几十人。于是在12月27日，仍留在深圳的工人们爆发罢工，并在工厂门口聚集，阻止设备继续搬出。（来源）

工人运用多种策略反抗工厂用“五天八小时”变相裁员： 工人聚集、静坐、堵厂门口、拦截机器、连夜守厂、集体上楼顶“自杀演示”（策略性施压）、罢工、抗议。此外，工人也通过各种方式希望政府介入，例如集体前往政府大楼、司法机构或行政部门讨说法。可以说，抗议中，工人使用过去四十年的罢工经验，不断地给资方和政府施压。多个案例显示，工人不得不连续采取多种策略和方式，长时间施压，逼迫资方回应。

抗议潮中，工人要求资方支付经济赔偿金。也有工人提出超越现有法律的诉求：要求提升保底工资；要求合理赔偿。例如2024年3月，佛山南宝鞋厂，约100名工人提出集体诉求，要求公司提供保底工资5000元。有的工厂通过大幅度降低工人月薪，减少经济赔偿金的标准。依据《劳动合同法》，经济赔偿金为“N（工龄）+1”个月工资，标准为被裁员前12个月平均工资。应对资方策略，工人要求合理赔偿。2023年11月，江苏扬州宝亿鞋厂宣布关停，工人对厂方的“N+1”不满，因为此前一年时间里，工人工资已经从五六千缩水至两千多，赔偿标准骤减。工人提出支付“2N”赔偿金。

结语

“五天八小时”是全球劳工抗争的成就，在中国，因低廉的基本工资，“五天八小时”却变成资方变相裁员的手段。中国工人抗议五天八小时，并不代表工人不期望“周末双休“”八小时工作制“的体面工作。

很多工人在表达对资方诡计的怨恨时，也会强调自己仍然觉得“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周末双休制”是理应追求的权利，只是根据自身打工的经验，这些诉求目前多少还只是奢望：

“当老板的无所谓，五天八小时我就给你发一个基本工资，只够你解决这个日常温饱，但是往后招人会越来越难招。对于想挣钱的那些员工，近段时间肯定是特别煎熬。因为五天八小时意味着你的工资会降低很多，肯定会迎来一波辞职潮。但时间一长，很多私人老板就会觉得，工厂没人也不行，没有人就没有人干活。所以他们会想办法提高福利待遇去招人。所以说现在就是工人和老板之间的一种博弈，如果这个博弈工人胜利了，以后这个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咱们工人的收入待遇福利也会提上去，跟我们之前上十几个小时挣的钱一样多。作为一个产线工人，我百分之二百支持五天八小时工作制，也希望这个制度能在全国推广起来。我们劳动人民最光荣，但是我们付出就应该得到回报。”（来源）

“五天八小时是好事，但前提是把底薪提起来先。撇开保底谈双休不是耍流氓吗？”（来源）

工人罢工抗议工厂虚伪的五天八小时，并要求复岗复工，这是对现实的有力回击。工人抗议的并非体面工作的五天八小时，而是工资无保障、变相裁员的五天八小时。也就是说，

工人们本质上反对的是压迫工人的五天八小时工作制，而不是历史的解放工人的那个五天八小时工作制。我们需要区分这二者：

“网上通常抱怨996的人和抗议双休、抗议五天八小时要求加班的人是两种人。前者多是脑力劳动者，责任制，大多没有加班费；后者基本是体力劳动者，加班制，五天八小时之外的时间全算加班，周末双倍。不能拿在一起讨论。”（来源）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呼吁在现实中打破幻想。一些劳务中介、人力以及工人本身还对由工厂来完全实行理想的五天八小时工作制有所期待。其中就有人认为，熬过这段拿底薪的日子，“看这个举措（指富士康施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是否扩大影响，其他大厂是否能够跟进。短期因为几十万工人薪资大幅缩水是利空的，而长期来说，如果在整个制造业实现推广，是属于利好的。底薪招不到工人会倒逼工厂提高底薪（来源）。”富士康的谎言，它的真正企图，早已经被揭穿了；而富士康的谎言也不过是整个产业的虚假的缩影，不过是产业衰落、资本转移、危机嫁接的一小块遮羞布。

“富士康们”通过五天八小时顺利从国内抽身，而转向了劳动力价格更廉价的印度、越南等地区。2023年8月，富士康在印度追加投资，开设两个新厂预计增加10万个工作岗位。在越南北江，富士康也设立新工厂，而当地的工人月收入最高2000元，仅有中国的三分之一（来源）。这就宣告了当下工人的困境是不可能指望工厂的改良来改善的，唯一的路径是工人的集体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