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大学毕业生的社会化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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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青涩的年轻人搭配一到两个焦急的家长，逡巡在招聘会的海洋。这样的场景正在近一两年频繁出现。一群“社会化失败的大学生”正在进入社会，展现出令人担忧的心理素质和人际交往能力。

大学理应是帮助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然而近两年，无论是学生自己、大学教师、用人单位，都发现一个显著问题：在封闭中度过大学生活的大学毕业生，没来得及长大成人，就匆匆毕业进入社会，成了与社会脱节的未完成的人。

在60多个毕业生等待面试的酒店走廊中，一个头发半白的中年男人吸引了所有年轻人的目光。

一两分钟后，男人身边出现一位穿着整齐西装的男孩，看起来二十多岁，青涩腼腆。刚毕业不久的李钢（化名）这才知道，中年男人不是走社会招聘的求职者，也不是退休再就业的人，而是这位青涩男孩的父亲。父亲帮男孩处理登记事务的全程中，男孩几乎没有说话。

又过了一会儿，男孩后面冒出两个女人，是他的妈妈和姐姐。妈妈拿着简历，姐姐背着书包、拿着水杯。父亲东张西望，问工作人员，儿子还有多长时间轮到？

出现在面试现场的一家四口，让走廊里的空气凝固了半秒。李钢看见，男孩在面试间面试的时候，他的三位家人不时把头伸进敞开的房门观看。走廊中，一个刚研究生毕业一年的女生忍不住发表评论：“生活在温室里的话，如果温室哪天不供暖了怎么办？”

一个青涩的年轻人，搭配一至多个焦急的家属，像海豚家族一样逡巡在招聘会的海洋。这样的场景正在近一两年频繁出现。有面试官发现妈妈陪孩子来面试，问什么情况，对方只说，“放心不下”。有HR吐槽，“应届生带着父母面试，父母巴拉巴拉讲个不停，本人却没说多少。”签订劳动合同时，也是戴着老花眼镜的父母逐句研读完条款，孩子才去填写。

近一两年接触求职者的用人单位，越发感觉遇到了一群“社会化失败的应届生”。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指人类学习各种社会规范并逐渐适应其中的过程。理想情况下，社会化能联结个体与社会。一个社会化成功的个体，能像U盘一样接入社会，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顺利扮演各种社会角色，实现个人价值。

然而，这届毕业生中的一部分正以无法接入社会的状态进入社会。

在一场部门领导参与的面试中，一位HR问求职的年轻人专业相关的问题，却看见对方在一阵沉默后开始流泪。冷场后，HR试图更换自己的问题，问年轻人，你认为自己有什么优势？结结巴巴说了几个字后，年轻人却突然噼里啪啦地掉下眼泪。在场所有人都慌了神，后面的时间，面试官们只能安慰这位年轻人。

北京某所高校20级日语系的本科生李意菲（化名），也在2024年作为应届生求职的过程中感受到困难。她原本试图在一份线下实习中转正，却发现自己难以适应工作环境。和部门领导关于工作内容的任何沟通，都时常给她带来精神压力。领导对于工作的修改意见也让她怀疑自己，认为自己完全不适合这个行业。实习几个月后，她感觉自己身心状态越发糟糕，“生活的力量像被抽走”。

这是应届生李意菲的第二份实习。2020年入学后，她在封闭的校园中度过绝大部分校园时光，生活被网课、健康检测所占据。在最应该出校实习，与社会建立联结的大二、大三年级，她在宿舍上网课，大多时间躺在床上，为数不多的肢体活动，是拉开窗帘看看今天的天气。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理论，将人的一生发展分为八个阶段。度过婴儿、幼儿、童年阶段的孩子们，在12~18岁迎来第五阶段青少年期。这一阶段，青少年们需要思考自我在社会中的位置，形成自己的生活策略，进行从未成年过渡到成人的社会化。社会化的目标一旦成功，他们就长大成人，“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能够从外部获得他们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而后，在18~30岁的成年早期，已经成人的他们，应该学会在找到牢固自我的前提下建立亲密关系，成为“充满爱而辛勤工作的人”。

大学理应是帮助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然而近两年，无论是学生自己、大学教师、用人单位，都发现一个显著问题：在从集中管理的高中毕业后，又在封闭中度过大学生活的应届生，没来得及长大成人。

一些大学毕业生连埃里克森在12~18岁阶段定下来的目标都没完成，就匆匆毕业进入社会，社会化失败，成为了不会爱、也没法工作的人。

密不透风的生活

自主意识的觉醒程度，是人类社会化的关键标准之一，这意味着，社会化成功的人应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做出独立自主的决策，并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可近年来，大学生与成人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无论是学校还是父母，都开始加强对学生的干预和管控，阻止其做出自主决策。

在这个五一假期之前，江苏、四川等多地高校发布通知，禁止学生在假期“私自组团旅游”“建议与家人结伴出行”，学生外出及回家需向班主任申请，履行请假、销假手续。通知解释说，这是为了安全考虑。

许多高校教师也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家长会在孩子入学后拉一个家长群，即便孩子已经考上985大学，家长也不放心，会自行拉群打听保研的事情。在密不透风的监护笼罩下的大学生，也容易变得被动，自主意识淡薄。

在大四临近毕业时，李意菲发现自己的舍友也没有独立决策的能力。一位同学最终选择离开北京去东北考公务员，其重要原因就是不想离家太远。有工作和生活上的变动，她都会向父母打电话商量。

另一个同学在考研到一半时，觉得自己没有毅力，想转向留学，和父母讨论时，父母也说留学离家太远他们不放心，希望孩子还是在国内考研，“读了出来后，家里方便给你找工作”。舍友决定听父母的话再考一年。

这些无法自我决定的学生，往往也是大学中的“乖孩子”，是最听话，也是最受到赞扬的类型。“乖孩子”，是我们在大学之前的教育一直推崇的类型。然而近年的大学教育，也开始生产越来越多这样不自主的人。

上网课的日子，李意菲感觉自己像没有魂魄的幽灵。早晨8点起来挂上会议室，等教日语的老师随机点名，要学生们翻译一句日语时，她就打开翻译器检索一下。在老师提问之外的授课环节，她总是晃神、倦怠，感觉老师和自己一样有气无力，一不小心就沉沉睡去。

这样幽灵般的日子，早在封校之前就有迹象。大一时，李意菲发现日语专业课的老师每周都会发起一次背书检测。每周三晚上八点，日语系的14名学生来到会议室。房间中的一张长桌，一端坐着老师和助教二人，一侧坐着前来背书的学生。长桌的四周还散落着沙发和桌椅，剩余的学生会排队在此等候。14人一一上前背诵一篇2页的课文，每人花去5~10分钟。背完后，助教会进行打分，如果得了低分，下周三背新课文时，还得将上周的课文重背。

背书成为专业必修课的基本要求，想要得到高分，就必须遵守规则。李意菲身边有早在大一就决定保研的人，会保持非常规律的作息，每早七八点钟去教室学习，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一篇800词的作文，会自己写三遍再提交，只为得到更高的分数。

在如此学习一年后，李意菲开始对大学生活产生怀疑，“它太像高中了，我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学习。”李意菲研读了学校的保研方案，发现想要保研，还需要参与多种学校服务，比如去做学院部门的工作，坚持一年就可以最终在保研总分上加1分，超出许多人。做了一段时间后，李意菲发现这份工作只是为学校做宣传、整理资料，难以积攒社会经验，“学校好像在通过保研制度利用学生，让我们成为劳动力。”

正常情况下，发现自己并不适合保研考研的学生，还能通过实习、创业等手段拓展发展维度，建立自己的职业路径。从2020年开始，不少大学封校至今。本就稀缺的接触社会的通道被拦腰斩断，没能积攒到实践经验的学生们，许多也没能听进课程，只留下如大脑一般空白的履历。

到大三下恢复正常生活时，李意菲和身边同学都发现，自己只剩下保研、考研、考公的道路可以选择，因为在网课和封校中错过最佳实习期，他们凭借现在的履历和课程安排，已难以在市场中找到实习，难以在社会谋得一席之地。

2023年3月学校放松管控后，李意菲有了出校机会。她用一个月时间每天蹲守五个实习群的消息，投递数十次简历，也没能找到第一份实习。她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空白的履历。她不得不在校内寻求突破，用三个月参加创业项目填充简历。关于创业，学校并没有提供过多辅导，在宿舍到教学楼的那一条挂满海报的道路上，李意菲长期只看见“公务员考试妙计”等讲座和学术知识分享。

她不知道真实的职场如何，也没有更多路径了解商业世界。

失去和社会链接的通道、没有发现自我的时间和成为自我的条件，大学变成继高中后的又一个过渡期，和优绩主义这条唯一的道路相绑定。学生们在封闭的校园中，只能追逐绩点与分数，奔赴高考后的下一场考试。社会化困难，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李意菲感觉到，大学没有给想要探索多元路径的学生提供足够多的资源和支持。这形成了一个悖论：“如果一个人一直按照校园规定的系统，好好学习、上网课，她实际上就没法找到第一份实习。如果想要努力提升自己进入社会，就得从校园规定的系统所占据的时间中，抠出来一部分，自己去做。”

推崇考研保研的社会环境与对绩点要求极高的保研制度合谋，挤占着大学生们自我探索的精力与时间，让他们失去闲暇。大学培养方案与社会需求的脱节，加之就业指导的缺失，更催生无法进入社会的大学生。

有机构发布的《2023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在本科毕业后仍然从事与专业相关工作的人中，2022届毕业生有59%认为实习和实践环节不够，36%认为课程内容不实用或陈旧。一项研究显示，在中国27个省、区、市的158所高校中，配有专职就业指导人员的高校占比只有5.68%。

对于网课一代而言，系统中的优胜者，成为学习专业户，远离具体生活，在书本中活得抽象。不适应系统的人，也没能在校内或校外获取专业技能，不能联结市场。封闭的校园生活，将既有的大学教育和管理问题显影，又将其加速推向一个极端。

李意菲感觉近年的大学成为了单一种类学生的制造厂，只有一种人被鼓励和保护，其余的道路总是被截断或否定。大学的环境，越发变得不支持学生探索、发现和成为自己。

“想要积极自我探索的人，处境都不是特别好，反而是那些学习机器处境更好。他们迎合规则，得到绩点与加分。他们不需要迈进社会，也不需要跟社会接轨，学校会给这样的人很多的肯定，他会在学校系统中如鱼得水。”身边就业、创业的师兄师姐们也在近年逐渐转向公务员和体制内工作，“人的处境不好，机器的处境好，最后人也被推向机器，这是社会鼓励的结果。”

清华大学教授甘阳也在近期的采访中表示，“大学越来越像工厂，院系像生产车间”。“大学工厂论”在3月冲上热搜引发讨论，“（大学）不是在培养人，而是在培养学习机器，这是大学生不快乐的原因。”目标导向极强的指标占据着青年人的黄金岁月。甘阳对此抱持“理解的同情”，认为不该一味指责学生是“精致利己主义”，而应反思现代的大学为青年人创造了怎样的成长环境。

封校期间，大学生们的精神也和物理空间一同内缩，从社会缩至校园，从校园缩至宿舍，最终封闭在床帘之后，成为原子化的人。封校结束后，学校密不透风的管理、家庭的过度干预、社会推崇单一路径的优绩主义、缺乏就业指导与技能训练的大学教育，继续围困着未能社会化的大学生们。

自我探索的途径被剥夺后，青年们失去继续探索的动力，亦错过最佳时机。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窄，最终只剩下一条。等待“上岸”研究生与公务员的年轻人排起长队，焚膏继晷。在教师和用人单位眼中，这些上岸的学生，即便优秀也多不快乐，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停滞在未完成的人。

受封校影响，近几年入学的本科生大多在大学四年过着与社会无缘的封闭生活。正常情况下，他们理应在这四年走进教室，接受通识与专业教育，建立自己的三观六论。他们还应该在各种社团活动中丰富社交技能，接触多元的人生路径，探索自我的多种可能。立足校园，他们还应该初步联结社会，在校外实践、志愿活动、实习等路径中看见真实世界的一角。许多人会在大学交到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建立亲密关系，也有人能在实习、创业、科研项目中，拥有独立决策的能力。

而在现实中，这批大学生却与线下生活无缘，远离日常，更加无法联结外部社会。回忆起大学生活，李意菲为数不多的快乐记忆，只是坐在空荡的大教室窗边，看着窗外的绿树静默地自习。教室容量本有八十人，在放开后也只坐了1-2人。但相比起在宿舍床上浑浑噩噩挂着网课的生活，这样的日常已是稀缺和难得的珍贵。

四年大学毕业后，李意菲感觉自己“失去了元气”。大一刚入校时，她期待着自己能“做点什么事情”，军训拉练时，走10公里也不会觉得特别累。“但四年下来，在大学没有完成什么成就，没有任何正反馈，个人发展停滞了。”

失望的状态持续太久，已变成一种习惯。她感觉自己搭乘着一辆向下的电梯，如果想要向上攀爬，就要对抗向下的引力。成功的路径越来越少，只剩下考研保研考公几条。轨道内的人向上飞升，轨道外的自己则向下坠落，越发迷茫。

在作为应届生好不容易找到的第二份实习里，李意菲每次遇到否定，都会下意识地感觉自己变回了“学生”。

“学生两个字，是一个保护色。”她知道封闭的学校、不接触社会的环境，在剥夺机遇时，曾经也给自己提供过某种保护。但她也知道，自己必须克服被保护的引力，投身于社会中。

“先把自己投到里面。你虽然很痛苦，你虽然不适应，但你必须进入社会去锻炼你的能力，而不是停留在书本里面。”带着恐惧，她寻觅着勇气，决定休整片刻就再推着自己向前，不要回头。

*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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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罗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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