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劳动供养率”里的年轻人

谈股论金，侃天侃地，大家好，我是格隆。

前两天发生了一件令人唏嘘的事：某知名券商一位年仅30岁的女员工，因为降薪、还不起房贷等原因而坠楼。我看了她的人生履历，应该是超过大多数普通人的，靓丽且聪慧，从天津考到杭州，浙大本硕，在校期间获得国奖等各种荣誉，毕业后进入一线金融公司，绝对算同龄人最优秀的那一批。但，在岁月的冰冷挤压下，她选择了让生命在30岁这个风华正茂的大好年龄戛然而止。

格隆探讨这件事，并不是想对这个具体个案做过多窥视。我想探究的是：这个女孩个体的困境，究竟折射出了多少这个时代年轻人的生存现状？以及，我们这些一把年龄的大人，能为他们这些孩子，做些什么？

事实上，这个30岁女生身上带有太多当前年轻人共同困境的“logo”：就业和职场的疯狂内卷、供养父母的无声责任、高高在上的买房杠杆、婚姻的繁杂琐碎，还有生育孩子的负担与压力。假如这些东西共同都向最逼仄的那个方向挤压，是足以让一个再坚强的人也会心力憔悴的。

现在经济学界探讨年轻人生活状态的角度很多，诸如大学生就业率、年轻人失业率、房价收入比等等。这些指标都有一定说服力，但也都属于隔靴搔痒，都是那种窥一斑无法见全豹的指标类型。

有没有一个数据可以全面立体衡量和估算出一个社会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水准呢？

有的。

经济学里把15—60岁年龄段的人称为劳动适龄人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劳动力，这个劳动力大军的核心力量，是15—35的年轻人。宏观经济学里衡量劳动者生存压力水准，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指标，叫劳动供养率，即一个劳动力的收入，可以养活几个人。

比如，一个年轻人如果想要结婚，他的劳动供养率需要达到2以上，想要生孩子，这个数值就必须达到3以上，即一个人的收入可以养活3个人，这样丈夫上班，妻子全职带娃，家庭才能和谐运转。如果还要养活父母，那这个供养率就必须去到5，乃至更高。

这个数值怎么计算呢？也很简单，用一个社会当年总的可支配收入做分子，用社会当年的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口数量的乘积做分母，两者一除，就可以得出劳动供养率。在欧洲，这个数据是6.8，也就是说，一个人工作，可以养活6.8个人。在美国，这个数据是4.8，一个人工作，能养活4.8个人。我们的近邻日本，这个数值是3.8。

我们呢？直接计算就好了。我们用2023年14.1亿人的总可支配收入55.3万亿元，除我们的人均消费支出26796元，结论是14亿人可以养活20.6亿人，也就是每个人可以养活1.5个人。我们这个比例比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要低，也属正常，毕竟我们还只是发展中国家。

那么，我们1.5的劳动供养率，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1个年轻人在养活自己之外，他是无法再养活另一个人的。如果他们想要结婚生子，那夫妻双方就都必须同时工作，才可以承担养一个孩子的生活成本。

如果他们的父母，即使不是全部，只是部分程度上，也需要他们的供养，那无论他们多么努力，他们的生活都会陷入三个盖子5口锅、拆东墙补西墙的焦虑与手忙脚乱中。而且，就算这样，也只能维持一个脆弱的动态平衡——所谓脆弱，是指他们生活抗风险的能力会很弱，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让他们的家庭资产负债表遭受不可修补的破坏。而所谓动态，是指他们为了维持这个脆弱平衡，他们可能永远无法停止奔跑。因为一旦停止奔跑，他们可能就会变得一无所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不难理解为何会出现“不婚”、“不育”、“躺平”、“佛系”、“985废物”等看似不合常理的年轻人选择了。仅靠年轻人自己，他们事实上无法养活一个家庭。不婚不育、躺平摆，与其说是他们的一种反抗方式，毋宁说是年轻人逃离当下困境的无奈和被迫之举——毕竟，只要有可能，谁又愿意放弃那份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最烟火气、最世俗的幸福呢？

所以我们会看到，2024年一季度，我国结婚登记数量只有196.9万对，较2023年下降了17.8万对。如果除去疫情影响的2020年，这个数据是2008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

因何如此？

因为1.5的劳动供养率，意味着结婚不再是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繁琐，是两个人都必须全职工作才能维持住家庭，意味着以后谁应该牺牲些工作，多承担些家务的争吵。

就算结了婚，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全国来看只有1.07，远低于2.1的代际更替水准，几乎全球垫底。总和生育率是一个经济学指标，意思是指一个育龄妇女一辈子会生育的孩子数量。1.07，意味着全国育龄妇女，每个人一辈子只生育1.07个孩子。这个数据越去往发达城市，数值越低。

以上海为例，2023年上海全市的总和生育率为0.6，意思是上海市的妇女，平均整个育龄期间只生0.6个孩子，相当于每两个妇女中，就有一个人选择不生育。而上海最核心的静安区，年轻人的总和生育率更是只有0.42。全世界最不爱生孩子的国家可能非韩国莫属，但在总统喊着“再不生孩子韩国就要灭绝了”的韩国，他们的总和生育率都有0.72，如今上海0.6的生育率，令人发指。

因何如此？

因为1.5的劳动供养率，意味着夫妻双方都必须全职工作，才能支撑去生一个小孩，这还是在两个人的工作都相对稳定，不会轻易出现被解雇的前提下。更何况，我们养育一个孩子成人的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6.98倍——任何年轻人在这个数字面前决定生孩子，都确定需要足够的勇气。

那么，只凭年轻人自己拼搏和努力，能解决上面所说的困境吗？

很难。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劳动供养率这个指标，实际是大学生就业率、年轻人失业率、房价收入比、劳动抚养比（也就是全社会养一个老人，需要几个劳动力）等诸多指标的综合体现，涉及到了房价、工作、教育成本、老人社保等社会的方方面面。年轻人拼搏和努力，一定会有用，但大概率是无法凭一己之力来改变这么多指标体系的，他们稚嫩的肩膀，扛不起这么大的重量。

一定需要我们这些大人去一起扛。

尽管很多年轻人现在都已在各个领域肩负重担，但，他们始终还是孩子。孩子是无辜的。大人不是。孩子辈的风雨，90%可以归咎到上一代，乃至更上一代人。孩子辈如果生活艰辛，那是上一代人耻辱——大人没有在他们自己生命时间段内尽全力去让生活变得更好，而是把问题遗留、甚至制造给了下一代。

究竟如何解决这个供养率问题呢？

也不复杂，两个动作：多给年轻人口袋里塞钱，同时从他们肩头卸担子就好了。在塞钱上，我们需要调整财富分配机制，财富分配大比例向居民倾斜，尤其向年轻人倾斜。这意味着需要对居民部门，尤其对年轻人实行差别税率，并大幅度减税——这种减税，哪怕当下会对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构成压力，但利在千秋。因为年轻人代表着我们这个族群的未来。其次就是通过稳房价、征收遗产税、推动法治、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实现平等动作，为年轻人卸担子，让年轻人都拥有奋斗的勇气，和实现梦想的机会，让年轻人越努力越幸运。

我们现在无论财富分配，还是福利体系，其实都是更倾向于年龄更大的大人、老人。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每个月稳稳当当拿着8、9千块钱的退休金，而且这个退休金还动不动上涨，无忧无虑，四处遛鸟旅游跳广场舞的老人，以及每天朝九晚五，每个月拿着4、5千块钱，工作朝不保夕，经常担心失业、战战兢兢、心力憔悴的年轻人。这极不正常，必须改变。

少年强，则中国强。帮助年轻人，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帮助我们整个族群——在当下，我们无论给予他们多少呵护，都不过分。

我是格隆，关注我，做一个清醒的人。虽然有时太清醒了，也会伴随很多苦恼，但，我向你保证，稀里糊涂、随波逐流的代价一定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