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人生:97年尘肺夫妻的爱与绝望

发布日期: 2024-07-25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大爱清尘
主题分类: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厂里, 亲戚, 孩子, 房子, 老板
涉及行业:
涉及职业:
地点: 四川省

相关议题:工伤/职业病, 肮脏或危险的工作环境

  • 胡合伟自14岁起辍学打工,至24岁被诊断为尘肺三期,面对早期死亡的命运。
  • 在石材切割行业工作近十年,胡合伟和同事们长期暴露在高危的工作环境中,没有得到有效的职业健康保护。
  • 尽管胡合伟的工作带来了相对较高的收入,但代价是患上了难以治愈的职业病。
  • 胡合伟试图通过改变工作环境来缓解病情,但最终因病情恶化而无法继续工作。
  • 面对尘肺病的治疗,胡合伟和家庭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没有能力承担换肺手术的高昂费用。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十二年后,胡合伟回望自己的人生才发现,他看似有机会躲过后面发生的一切,但实际上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必然」。命运已为他书写好结局,他无路可逃。

配图 | 胡合伟坐在阴影里

灰尘是最势利的,当你衣着光鲜它退避三舍,当你破衣烂衫它就从四面八方猛扑而来。

——乔治·奥威尔

胡合伟的人生好像被按下了快进键。他比同龄人更早工作,更早结婚,更早失去亲人,更早承担家庭的重担,也更早患上难以治愈的疾病,更早面对死亡。

他出生于1997年,14岁辍学打工,17岁做父亲,24岁被诊断为尘肺三期,26岁时,医生坦言:“你的情况,最多(活到)三十岁多一点。”

回望过去的二十多年,他所做的每一个重大决定似乎都是“必然”,他不知道该如何躲避自己的命运。

“如果我不做这份工作,我就不会认识我老婆,不会有儿子,所以我不后悔。”他说, “我只后悔没有早几年停手。”

末路

2019年,胡合伟第一次听说尘肺病。

“听说有个朋友得尘肺病死了,我之前还见过他,也是做石材切割的。”他说。事情发生后,工人们人人自危,开始戴起口罩。

胡合伟也有些害怕,却又觉得是概率问题,自己不一定就会成为其中之一。

2020年,胡合伟开始出现体力下降、气喘的症状。朋友们劝说他去医院检查,他始终没去。“当时不觉得会很严重,没在意,但其实我心里知道,一去检查肯定有病。”他说。

“一上坡就累。”胡合伟的妻子韦小眉回忆道,“他的身体不像以前那样了,他肯定也感觉到了,以前走路不会这样。”

一天晚上,胡合伟突然发烧,剧烈咳嗽且浑身发烫。韦小眉急忙找朋友帮忙送他去医院,医生开了退烧药,胡合伟却退烧又发烧,反复发作,持续了一个星期左右。

胡合伟失去意识时,韦小眉趴在他身上哭。“好像他快要死了一样。” 她说。

2021年,胡合伟开始时常觉得呼吸紧促,爬楼、搬重物都会让他喘不上气,而且他一旦感冒,就很难康复。持续、长久的咳嗽让他觉得可疑,他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尘肺三期。

韦小眉从未听过这种病,她十分震惊:“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胡合伟并不意外,身边确诊的工友越来越多,他早有预感。“第一反应也还好。”他说,“……只是没想到它会这么严重。”

医生建议胡合伟戒烟、改行。于是,他回到了老家四川广安。

回家的第一年,胡合伟的身体还算不错,虽然不能干重活,但能正常走路。停了工作后,药费、生活费,都成问题。胡合伟知道,争取工伤赔偿的可能几乎为零,他对此完全不抱希望。

“医生当时就问过,问我公司有没有买保险。我说没有,都是私人的小厂,怎么会给你弄那些?合同都不签。”胡合伟说。

他甚至连找律师都没想过,回忆起十年的工作经历,他在一家厂里的工作时间最长也只有两年:“那么多老板,找哪个要?”

这时候的胡合伟并不认为自己很严重,他试图找其他工作。

2023年,胡合伟经亲戚介绍,到重庆帮宾馆开车接送客人。这期间,他的情况开始恶化,走路、说话、久坐都会喘不过气,甚至连帮人递东西都会剧烈喘息。宾馆的人起了疑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胡合伟说:“我的肺上有点问题。”

对方让亲戚转告,辞退了胡合伟。

“他就觉得万一我出什么事情呢?他可能还脱不了干系。他找个正常人多好?”胡合伟说。他再次回到家里,这次,他没法再出去了。

2023年以来,胡合伟的病情迅速恶化,他身高一米七,最重的时候110斤左右,现在仅88斤,整个人就是皮包骨。医生的话说得较重:“你的情况,最多(活到)三十岁多一点,除了换肺没有办法。”

图 | 胡合伟的双臂

换肺意味着需要支付数十万的费用,胡合伟拿不出来。这个选择称不上选择。

得到医生的宣判后,胡合伟回到家里对韦小眉坦诚相告。当韦小眉听到他“活不了太久”时,两行清泪“唰”地从眼角滑落。

支柱

从2011年开始,胡合伟在石材切割行业工作了近十年,相较于同龄的工人,他总是更加成熟,经验丰富。他在工作中独当一面,也是家里的顶梁柱。

那时,胡合伟带着韦小眉和儿子小胡在福州生活,尽管条件拮据,但他一个人的收入足以养活一家三口。

台面安装的工钱计件算,胡合伟入行时30至35元一米,后来每米单价逐渐涨至50至60元一米。小户型做下来一单大概是3至5米,一天能做两家。按每月工作20天算,收入并不低。

这一行不用签合同,工人的流动性极强。有时在一个厂里没了活儿,胡合伟就换个老板,再没了活儿,就再换一个。不断流转,人始终跟着活儿走。

相对较高收入的代价是不安全的工作环境。切割厂里不透风,灰白的粉尘充斥整个空间,尽管在客户家里会使用鼓风机,但每次干完活,胡合伟的鼻孔里还是有白色的粉尘,需要用手挖出来。连鼻涕里都是灰,更别提身上——整个人像是刚从面粉里打了个滚。

胡合伟对这粉尘十分了解,又十分陌生。他每天都跟它打交道,却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家庭装修所用的石材中,含有大量二氧化硅,它们在切割、打磨、加工的过程中变成飘散的粉尘,无声无息地被工人们吸入肺里。二氧化硅粉尘也叫矽尘,其所导致的矽肺病是尘肺病中病情最严重的一种。

除了粉尘,还有意外事故。胡合伟曾亲眼看见工人使用切割机时不小心切了自己的手臂,露出筋肉的截面,鲜血淋漓。

“我用抛光机的时候,机器弹回来也把我的胸口磨破过,但这个都还算好的,有的弹过来把手、胸口切了的都有。”胡合伟说,“老板可能会给一点钱,但不会很多。像是我师父晚上出去量尺寸被车撞断了腿,司机赔了几万,老板没赔钱。”

石材被切割好后,要送到客户处进行安装。因此,胡合伟时常出入各种各样的住所,农村自建房、居民小区、精装房、别墅……他都去过,也见过各种各样的客户。

有的客户看他年纪小,不让他做,让老板改派有经验的老师傅来,胡合伟气得把工具撂下就离开了。有的客户对他们十分礼貌,甚至帮抬石料。有的客户吹毛求疵,试图扣他的工钱。“他们觉得扣一两百块的没什么,但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天白干。”胡合伟说,“什么人都见过。”

有时,胡合伟会接到有钱人家的单子。有一次,他到客户家里安装时,另一队工人正在给客户的衣柜喷漆。他听人家说,客户买了两公斤的黄金打成粉,喷到衣柜门上做装饰。还有的人家,买了几十万的天然石材,仅作为家里的背景墙。

“最开始去有钱人家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装修得太好了,我们都没见过,要是磕磕碰碰的不好说。现在觉得没什么了,我们这些穷人没见过的还多着呢。”胡合伟说,“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住这种房子,我就觉得能攒点钱回家盖一个自己的房子就好了。”

手头稍稍宽裕后,胡合伟在2019年买了一辆小车,首付三万多,每个月月供两千左右。韦小眉的老家比较偏远,如果乘坐公共交通需要多次转车,十分麻烦。

“开自己的车还是不一样,坐别人的车总是要小心翼翼的。”胡合伟说。

韦小眉并不支持他买新车:“也不是有钱才买的,本来就没钱,也没背债,买了就要还贷款了。”

查出病后,胡合伟不能继续工作,以七万左右的价格卖掉了当时还没还完贷款的车。尽管韦小眉最开始不支持买车,但也觉得卖了有些可惜。

没了这辆车,韦小眉和家乡的距离似乎又更远了一点。没了这份工作,胡合伟装新房的念想也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图 | 胡合伟家

这份工作是胡合伟的支柱,胡合伟是这个家的支柱。

一个柱子倒了,碰倒另一个。

出生与死亡

2014年,17岁的胡合伟已经入行石材切割3年。这一年,他的儿子出生,他的父亲去世。

韦小眉也生于1997年,她怀孕时只有16岁。这个孩子来得意外、突然,一个重大的决定摆到他们面前——要,还是不要?

韦小眉听胡合伟的,胡合伟原本有所犹豫,因为当时的两人并没有积蓄,然而他的父亲老胡认为应该生下来。

“怕他自己看不到了吧。”胡合伟说,“想想也是,他年纪大了,又有病。”

韦小眉对此没有态度,没有乐于接受,也没有明确拒绝,只觉得:“有了,就生下来。”

2014年1月,他们的孩子在四川广安出生。这时,许多他们的同龄人还在高中校园里生活,学习、备考,盼望即将到来的寒假。

韦小眉生下一个男孩,叫小胡。

胡合伟、韦小眉、小胡、老胡三代人住在一栋政府拨款修建的房子里,房子仅一层,一共只有两间屋子,没打地基,没有专门的厕所、厨房。这栋房子的所在原本是亲戚的地,对方免费给了他。

房屋门口对着两株枇杷树,左边是整片绿盈盈的水稻,田间,一条细溜的小径往远处蜿蜒延伸。站在门前往四周望,目之所及全都是南方农村常见的两、三层自建楼房,显得眼前这一栋房子格外的小、粗陋。

图 | 挨着胡合伟家的小径和田地

小胡满月时,这块空地上摆了一场酒席,来人共有十几桌,门前摆不下的,摆到隔壁亲戚家门外的坝子里。那天,婚礼、满月酒仓促地杂糅在一起,在两个年轻人尚未成熟的年纪,匆匆留下一个印记。

这个理应喜庆的日子过得并不太精致。两人都没有穿红色的婚服,仅穿着日常的普通衣服。韦小眉还在坐月子,甚至没有给自己上妆。众人关注的焦点都在孩子身上,仿佛两人的结合只是这场仪式不用详述的前情。他们甚至没留下一张当时的照片。

韦小眉虽然做了妈妈,但还在少女的年纪,她是想拍一组婚纱照的。这辈子她还从来没有过梳妆打扮,穿上华美、洁白、精致的裙子被人拍照的经历。

她对胡合伟说:“等以后条件好了,我们去拍个婚纱照、全家福,最好再补办一个酒席。”胡合伟一一答应下来。

相较于这对格外年轻的父母,老胡似乎才是最开心的人。他时常抱着孩子四处走动,跟亲戚们攀谈。胡合伟偶然听他念叨过一句:“孙子也见到了,死了也没什么遗憾了。”他暗笑老爸高兴得过了头,什么话都说没个忌讳,却也没放心上。

2014年开春,胡合伟和韦小眉带着襁褓中的小胡离开四川,到福州打工。屋里的人气渐渐散去,只剩下老胡一个人,他早就不种庄稼了,也懒得种。亲戚闲话一句:“你种上了,孙儿回来了才有得吃。”他开始重新下地干活。

三个月后的一天,胡合伟的伯伯、伯娘到老胡家去借东西,在门外喊几声没回应,伯伯在窗外说他:“该起来了嘛,怎么还在睡!”里面没有任何声音,伯娘走到门口,发现门只关了一半,推门进去,立刻惊呼起来:“哎哟!死啦的嘛!”

屋内,老胡仰面躺在床上,已经走了。伯娘回想起前几天,老胡又从外面打酒回来,经过自己家门口时,对她说:“我摆个龙门阵(说个闲话),我不会找我儿要钱了,他带着人在外面也困难。你跟他说,要把这个娃儿给我带好。”

“要把我的根带好。”

他们赶紧通知胡合伟和亲戚们。这时的胡合伟正在客户家里干活,一个电话打进来,他扔下手里的东西夺门而出。

胡合伟和韦小眉立刻带着孩子赶到附近县城的火车站,当天已经没有回四川的车票,他等到第二天才买到全程28个小时的站票。两个大人没有座位,唯一的行李箱成了小胡的床,他躺在箱子上,随着车厢摇摇晃晃,没有哭闹。

在人群之中,胡合伟流下了眼泪。“唯一的亲人走了,心里的感受不知道怎么说。”他说。

风尘仆仆赶回家,远远看见熟悉的矮房、亲戚们,胡合伟被一种从天而降的情绪所压垮,放声大哭。韦小眉的亲人们始终没来。

胡合伟守夜一晚,第二天一早送老胡下葬。几天没睡,他几乎被熬干。等尘埃落定后回到家里,他似乎还能感受到父亲的存在。

远处的田地里,绿盈盈的水稻已经长起来了,那是老胡生前种下的。

亲戚们帮两个小辈把房子简单改了改。房子后面加盖了一个铁皮棚,分成厨房和厕所,卧室里搭了一面墙,把这个空间分割成两半,一边放一张床。这面墙到人的胸口高,留出一扇门的大小供人经过,说是两个房间,显得有些勉强。

图 | 从后看加盖的铁皮房

这段时间,胡合伟想过改行,就在家附近找个工作做,毕竟就算外出打工,孩子大了也要回来读书。可改行就要从头开始,必须熬过最初没有收入的学徒期,他已经有老婆孩子要养,没办法停下。一家人再次回到福州。

如果当时咬咬牙改了行,也许他的人生会大不一样,但一念之差,一切已晚。

孩子和孩子

小胡两三岁时,韦小眉开始越发觉得疲累,那几年人们总说她:“自己都还是小孩子,还要带一个孩子。”因为经济压力,韦小眉在近几年也偶尔会觉得,他们生孩子生得太早了。

图 | 小胡在门上的涂鸦

2012年年底,胡合伟和韦小眉在福建相遇。相遇时,两人同为15岁。

他们一个来自四川,找不到工作,在福州做学徒,一个来自贵州,在黑厂里打工,没挣到钱不敢回家过年。

春节来了,四处张灯结彩、欢天喜地,合家团圆的喜庆在全国各地蔓延。两个15岁的孩子背井离乡,坐到了同一个饭桌上,就此结识。

他们渐渐成为同病相怜的朋友,成为互相扶持的恋人,后来在17岁生下孩子,成为一对未成年的父母。

那时候的他们,既不像是无忧无虑的青少年,也不像是独当一面离家打工的大人,他们还介于孩子和成人之间,却被早早抛入社会的洪流之中。他们懵懵懂懂地顺着生活走,并不能参透自己当下的决定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过年的那段时间,年轻的孩子们总是一起出去玩。年后,韦小眉回到浙江继续打工。

韦小眉在饭店里上班,她早上起来拖地、擦桌子,晚上要等所有客人都离开才能下班。下班后,她有时会收到胡合伟发来的消息。两人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随着联系增多,他们开始向对方讲述自己的过往、家庭。

2013年,胡合伟和韦小眉确定了恋爱关系。胡合伟曾单独去浙江找韦小眉玩,五月,韦小眉决定跟随他到福州。

两人这次回福州,在大人们的眼里是一场叛逆的逃跑。韦小眉的亲戚们十分愤怒,她的舅舅联系上胡合伟后,明确表示反对。

“他说人跟我跑了,电话打不通,去哪也不说一声。就是觉得我们现在年纪还小,要叫双方家长见面。”胡合伟回忆道。

舅舅骂韦小眉:“小小年纪跟别人学!”韦小眉沉默,没有回应。

老胡从四川赶到福州,韦小眉的亲人们也从贵州赶来,双方家长见了面,为两个16岁孩子的未来商议解决办法。韦小眉的亲人们都不同意,她的妈妈认为嫁得太远难以互相帮衬,最终她的外婆先松了口。

外婆说:“她那个情况,你们也知道。就让她嫁到远方去吧。”

外婆点了头,双方家长也就勉强达成一致,默认两个孩子的交往。

老胡将家里的状况据实相告,他告诉韦小眉,家里什么也没有,甚至还欠钱。“第一次来(他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连厕所都没有,上厕所都是去别人家上的。”她说。

韦小眉虽然惊讶于胡家的条件比胡合伟所说的情况要更差,但她依然表示自己不在意,也不图什么。

在长辈们看来,两个人的结合似乎有着必然性。“那些亲戚都说,我要是情况好的话,也不会看上他,也不会嫁到这里来。”韦小眉说。言下之意是,两个条件都不怎么好的人,选中了彼此。

在胡合伟眼中,两人在一起是自由恋爱的结果。他们拥有同样拥有不完整的家庭,同样未成年外出打工,他感到两人是那样相似。

“我也不容易,她也不容易。”胡合伟说。

前半生

胡合伟和韦小眉的结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似的前半生。

1997年,在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的一座老土房里,胡合伟出生了。

老胡有他这个儿子不容易。老胡家里穷,只有一间住过几代人的土房,没钱娶媳妇。无奈之下,家里给他定下村里的一个哑巴女人。这个女人又傻、又哑、又聋,由长辈做主,嫁给了老胡。

胡合伟从没见过她,连照片也没见过。老胡从不提起她。

“口水龙包(指流口水)的,又瘸,出了门就找不到回来(的路)。”胡合伟的伯娘回忆道。

哑巴女人时常在村里游荡,认识的人看见后便把她带回老胡家里。有一天,她彻夜未归,老胡和亲戚们出门寻找,在路上听说村里的池塘淹死了人。到池塘一看,果然是她。她去世这一年,胡合伟不到两岁。

在这座见证了几代人的出生、死亡的土房里,胡合伟长大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他逐渐意识到自己跟其他人的不一样。别人住的房子是砖块垒的,有灰色的水泥涂层,他家的房子是土块堆的,灰扑扑的,一脚可以踹下碎土块来。其他孩子有新衣服穿,他穿的衣服几乎都是亲戚家小孩不要的。

“我到亲戚家里去,人家就会收一包衣服给我,说谁谁谁穿不了了,让我拿回去穿。”胡合伟回忆道,“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有时候赶上过年,亲戚可能会买新的给我。”

胡合伟成长的过程中,很少穿到合身的衣服。有的衣服袖子能盖住他的手,有的裤子过于肥大,有的根本不是他这个年纪穿的衣服,无论是多不合适的衣服,他都穿。

“那时候没什么讲究的,只要能穿就全都拿回来再说。”胡合伟说,“自己的家庭条件自己清楚,根本没在意那么多。”

2007年,四川局部暴雨引发洪灾,胡合伟和老胡所住的土房因洪水浸泡而垮塌,政府拨款为他们修建了一座房子。

图 | 开裂的房子

那时候他们的家附近还没修马路,胡合伟每天走泥巴路去上学,放学后帮老胡干活。插秧、种玉米、割稻谷,他什么都干过。

老胡对酒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每天都喝,不喝不行。在地里干活也要带一瓶在身上,时不时来一口。“就是去人家家里吃酒(指吃酒席),也是不吃饭只喝酒。”伯娘说。

慢慢的,老胡变得不像之前那样勤快了。他中午喝酒,喝完就睡,一睡睡到下午四五点。胡合伟和他的交流并不多,他觉得老爸这样颓废下去不好,却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老胡和胡合伟很少沟通,像是所有传统父子一样,他们每天谈论的东西不过是日常化的问候,极少涉及个人的感受和想法。胡合伟很知足,虽然没了妈妈,但他还有爸爸。

“虽然我比不上别人,但我爸一直在身边,又有吃有穿,我觉得还可以。”胡合伟说,“我是不容易,小眉也不容易。”

“她说她爸爸不要她了,她妈妈也不要她了。”

韦小眉出生在贵州省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距离广安六百多公里。她刚出生没多久,父母就离婚了。她的父母很快各自组建新的家庭,爸爸又有了两个弟弟,妈妈又生了一个妹妹,她和妹妹跟着外婆一同长大。

稍微长大一些后,韦小眉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出生似乎并不伴随着父母的喜悦。

她的爸爸也是同村的,有时,她会在村里遇见他。她打量他,觉得很陌生,偶尔叫他一声,但他从来不回应、不说话,仿佛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从来不跟我说话。”韦小眉说。

明明亲生父亲就在身边,却形同陌路,韦小眉说不出心里什么感觉,只觉得怪怪的、空落落的。

2004年,韦小眉上小学了。学校是寄宿制,她一星期回一次家。

韦小眉学习并不好,她上课听不进去,看见其他人偷跑出去玩,自己也想跟着去。“星期天到学校,星期一把书放教室里,然后就跟着朋友一起逃课、旷课,去河边玩。”韦小眉说,“旷课的学生不多,都是我们村和隔壁村玩得好的,我们都在一个班上,都不去上课。”

“老师会说我们,但家长不在,我妈经常去外面打工嘛。”

韦小眉10岁那年,在一个星期五回到家里,发现原本在家的妈妈消失了。她不在家,不在田里,不在外婆那里,哪里都找不到她。

“放学回来就找不到她了,什么都没跟我们提过。”韦小眉回忆道。先是爸爸的形同陌路,然后是妈妈不辞而别,这是她第二次被抛下。

妈妈的消失显得十分突然,韦小眉在茫然中继续自己的生活。过一段时间后,她突然听隔壁村的表姐说起妈妈的下落:“你妈嫁来我们村了,嫁给那个谁。”

妈妈第三次嫁人了,又有了新家庭。韦小眉的心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股恨意:“我就是恨她,为什么要改嫁?”

嘴里说着恨,她的眼里却流出了泪。

亲缘的疏离,是她心中难以释怀的坎。长大后,她也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才明白自己的恨到底是为什么。

“(现在)心里多少还是有点(恨),但是不怪她。比起改嫁,更恨她丢下我们。”

早熟

胡合伟上初中后,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家和其他人的差距,开始萌生外出打工挣钱的想法。

初二那年,胡合伟决定退学。老胡劝他:“起码把初中读完,你现在太小了。”胡合伟没有听从,他认为家里没钱,而他已经长大,应该承担起责任。

当时胡合伟的成绩还算不错,退学后,老师打电话到他的堂姐家,胡合伟没接。堂姐接了电话,对他说:“叫你回去读书的。”

胡合伟说:“不去读了。”

老师或许还说了什么,他离电话有一定距离,听不真切。

这一年,胡合伟14岁。

另一边,由于小时候长期逃课,韦小眉几乎没学到什么课本上的知识,连拼音都没认全。升入初中后,她越发觉得读书“没意思”。父母的缺位让她早早成为自己的话事人,为自己做决定。而这个年龄的孩子的选择,往往受到周围朋友的影响。

韦小眉初一时,身边熟悉的、年龄相仿的朋友们接连退学,她受到影响,也跟着不再去学校。她听说,不少人都出去打工了。

两人殊途同归,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家庭做出了相同的选择。他们从未用“命运”去形容过自己的选择,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读不下去或没钱读,自然就不读了。不读了,自然就要出去干活挣钱。

14岁的孩子几乎不可能靠自己找到工作谋生。胡合伟和韦小眉都通过亲戚、同乡的关系,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胡合伟跟着一个亲戚,到成都进厂打磨汽车玻璃。这份工作的收入不高,一个月只有七百块左右。

贫困的家境已经成为他外出打工的动力,可命运似乎还嫌不够,继续在他瘦弱、稚嫩的肩膀上加码——老胡病倒了。

老胡连续晕倒了好几次,他晕倒在自己家的田地里,晕倒在亲戚的葬礼上。亲戚们把老胡送去医院,经诊断,老胡患有肝硬化、肺结核等病。从医院回来后,老胡不再干活,胡合伟成了这个家唯一的收入来源。

图 | 从门外看胡合伟家的卧室

另一边,韦小眉辍学后住在外婆家,迫切地想要做些什么。“当时就是想出去,反正在家里也不读书。”韦小眉说,“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出去挣钱。”

在村里,有不少人在外地做生意,有时会在各家各户走动,为工厂招工。一个亲戚到外婆家招人,韦小眉想跟去。

外婆同意后,韦小眉和好几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儿一起,从贵州去到浙江。

她们进的工厂是一个袜子厂。工厂有两层楼,是老板在当地租下的一个偏远的独栋,背靠着一座山。厂里一共有十几个工人,未成年的有七八个。

在厂里,每天早上八点上班,每个人都会分到一大袋做袜子的布料,工人们只有把当天分到的任务都完成,才能下班。如果分到容易做的袜子,可以在晚上八九点下班,如果遇到难做的,最晚会做到凌晨。

女孩们的宿舍在工厂二楼,一个房间里三张上下铺,最多睡过八个人。“都满了,没有多的床,关系好的就睡在一起。”韦小眉说,“我就跟我朋友一起睡的。”厂里有厕所,但没有洗澡的地方。

女孩们吃住都在厂里,平时不允许出门。一年里,厂里会遇到两三次检查。那时候,老板就在厂子的后门搭上一个梯子,抵住后面的山坡,未成年的女孩们便一个接一个爬上梯子,跑到山坡上,躲到山上去。

韦小眉并不认为自己需要躲避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她甚至很开心。“当时只觉得,哎呀太好了!今天不用干活了。”韦小眉说,“因为那时候天天做,没有休假,每天都要做完了才能去睡觉。”

等到检查结束,老板在山下大喊,女孩们便像一群归巢的小鸟,呼啦啦从山上跑下来,回到工厂里。

厂里的工资并不按月发放,而是到年底一起结算,还要扣除住宿、饭钱以及其他开支,扣完后的实发工资直接给到女孩们的家里人。“他说我们太小了,钱就直接给大人。”韦小眉说。

第一年干下来,韦小眉的工资为一万多,但老板说她“吃得多、花得多”,扣完只剩五千多。由于到手的工资太少,韦小眉第二年没有再跟着这个亲戚干活。

而对胡合伟来说,每月七百块的工资也实在太少,他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照顾家里的父亲。他开始考虑去更远的地方打工。

在对第一份工作失望后,两人都把目光对准了工厂。

“他们当时告诉我,广州遍地都是工厂,随便进!”胡合伟回忆道。他动了心,为了更高的工资,和两位同乡坐上从四川去往广州的火车。韦小眉则跟朋友们一起到浙江进厂。

进厂,是跟他们命运相似的年轻人谋生的第一选择,而这个机会对过于年轻的两人来说,并不成熟。

必然

2011年,不到15岁的胡合伟和同乡一起奔赴广州。火车全程四十几个小时,车厢里挤满了人,闷得人心慌。那时候的胡合伟年轻,丝毫不觉得累,路途中,他满心都是找到一个好工作的期望。

到了广州,同乡们很快找到工作,一个进厂做衣服,一个做保安。然而胡合伟屡屡碰壁,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他和其他人最大的差别——年龄太小。

“他们都20岁了,只有我找不到能进的厂。”胡合伟说。

迫不得已,胡合伟做起临时工。他年龄小,白班怕被人查到,只能上夜班,晚上八点上到早上八点,每天如此。普工一个月工资三千左右,临时工工钱按小时算,每小时6.5元,包住不包吃。

工资低,夜班熬人,胡合伟坚持不下去,又换了一份工作。同样是临时工,这份工作专门负责给工厂赶货。“有人专门招聘一批临时工在那里,有需要就给老板打电话,老板带过去。”胡合伟说,“当时给人卸过货,做过头灯,还做过包装。”

临时工的问题在于,干活不稳定,收入也就不稳定。胡合伟干了一段时间,赚得少还要往家里寄,不仅没有攒下钱,反而花光了积蓄。

最穷的时候,胡合伟吃不上饭,身上只剩下几块钱,顿顿都啃馒头。

胡合伟在广州挣扎谋生时,韦小眉也在浙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她经常被拒绝,一问年龄,太小,一问学历,太低。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又因为没经验,一个月下来只能赚一千多。

“工厂里都是多劳多得,那时候太小了,做得很慢。”韦小眉说。

由于未成年,遇到厂里来人检查,韦小眉需要借年纪大一点的人的身份证,并提前背下名字、身份证号等信息。

“他们会问你叫什么,多大了,必须把这些都背下来。”她说。

因收入不高,韦小眉在工厂里只呆了两个多月就离开了。当时,亲戚的饭店正好缺服务员,韦小眉跟表姐一起到饭店里工作。

也许是因为年纪增长,也许是因为在饭店里见了不少和自己不一样的人,韦小眉在这段时间突然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没继续读书似乎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打字都不会打,只会手写。”韦小眉说,“有时候会想,当时为什么就没有好好读书呢?”

另一边的胡合伟在走投无路之际,打电话联系在福州打工的亲戚,随后在亲戚的介绍下成为石材切割厂的学徒。

他不是没有尝试过其他工作,但终究还是走到了这条路上。

所谓的切割厂,不过是个铁皮搭成的小作坊。厂里一共有六个工人,胡合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其他工人最小18岁,大多都是20岁左右。他们的工作是切割石材并打磨,吃住都在厂里。宿舍里的床是竹编的上下铺,由于是铁皮房,下雨时,雨滴落在铁皮上,雨声被放大了几倍,渗透着铁的震颤。

做学徒工资低,跟胡合伟的第一份工作差不多,学会手艺之后独立接活挣钱,是他的全部希望。“没有钱也要学,学会了就能挣到钱了。”他说。

在厂里学了半年之后,胡合伟开始跟着师傅出去干活,到客户家里去安装厨房台面。学上手艺,有了收入,胡合伟心里终于安定下来。他越发觉得自己的选择并不差,生活更是充满希望。

这一刻,是他少年时代的终点,也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被问到是否后悔当初没有继续读书时,胡合伟说:“是有点,但没办法嘛,没有这个条件。”

胡合伟早早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只是没想到,当时的一切,还不是命运的全部。

2012年年底,是胡合伟在福州过的第二个年。这一次,老板的亲戚也到福州过年,还带着两个女孩,其中一个女孩只有15岁,跟胡合伟一样大。

这个女孩就是韦小眉。

接下来,两人相恋、生子,父亲去世,胡合伟患病、失业。

十二年后,胡合伟回望自己的人生与选择才发现,他看似有机会躲过后面发生的一切,但实际上,他始终被生活推着走,没有停下的机会。

图 | 胡合伟坐在阴影里

胡合伟不再能出去打工后,韦小眉不得不承担起这个任务。

“不出去也没办法,一家人不能等着饿死。”胡合伟说。

去年,韦小眉开始到亲戚介绍的茶楼里做服务员,上午九点半上班,晚上十一点下班,她每天一到家就倒头睡觉,一起床就出门上班,没有多余的时间。一个月下来,工资两千五,如果多卖东西能拿提成,韦小眉不善言辞、性格内向,最多只拿过三千块。

小胡上公立小学,花费并不高,现在家里每月最大的支出就是胡合伟的药费。

医生开给胡合伟的药一瓶700多块,一瓶54粒。医生建议一次吃4粒,为了省药、省钱,胡合伟一次只吃3粒,甚至吃一段时间停一段时间。

韦小眉再也没提过自己想要的婚纱照、全家福和补办的酒席。

“以前心里是很期待的,现在感觉都无所谓了。”她说。

胡合伟现在每天都在家里,痛苦、剧烈的咳嗽声时不时从窗户溢出来,他多数时间躺着,偶尔缓步走到门口、小卖部门口坐坐,跟人聊聊天,等着小胡放学回家。

图 | 小胡的背影

这座房子没等来翻修,也没等来重建,还是跟十几年前一样。它看着胡合伟长大了,现在同样看着小胡长大。下一个十年是什么样?胡合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看到。

(文中除胡合伟外,均为化名)

袁冰清

为了避免遗忘

文章由 网易文创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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