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晒工牌的人”离开大厂

发布日期: 2022-06-19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互联网, 大厂, 行业, 维维, 岗位
涉及行业:服务业, 互联网信息服务
涉及职业:白领受雇者
地点:

相关议题:失业, 工作时间, 裁员, 离职辞退(包含遭到裁员或逼退)

  • 今年一季度,许多互联网公司出现了人员优化和裁员,导致许多员工被迫离开公司。
  • 许多互联网公司的元老级员工也被裁掉或协商离开,这是一个新现象。
  • 许多离开互联网公司的员工选择回归传统行业或者投身新兴行业,也有人选择在家带孩子。
  • 互联网行业的内卷和加班压力导致许多员工身体和心理健康受到影响。
  • 许多互联网从业者发现,他们所在的岗位虽然累,但薪资并不高,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吃到互联网的红利。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6月初的一个傍晚,阿周离开了他本来愿意为之拼命的公司。三年前,他入职时带着满腔的热血与激情,三年后,他离开时,带走了一身病。

“这几年身体损耗的特别严重”,阿周说,过去一年,他重了十几斤,免疫力也在下降,“可能是总熬夜熬的”。进入这家中型互联网公司仅一年,阿周就升了职,第二年继续升职,薪水翻了一倍,他本来以为可以继续有声有色的干下去。

从今年一季度开始,许多互联网公司的情况只能用急转直下来形容,人员优化接踵而至,就连阿里腾讯这些大公司也没能幸免。

更关键的是,被裁掉或者是被协商离开的人中,有许多都是互联网公司的元老级员工,一位负责人力业务的高管告诉《财经天下》周刊,他最近发现了不少意想不到的简历,“今年之前,这些简历从来没有出来流动过。”

社交网络上,一位字节跳动的实习生前一天还在晒复工的大礼包,看得出还是“骄傲”的语气,才没过几天,她的下一条小红书说的却是,“字节…空了”,配图是空荡荡的工位。只需要一个临时会议,一通电话,就有一大片人被告知,要“毕业”了。

还没有离职的酥白无法理解, 互联网怎么内卷成了这个样子?“每一天我都觉得我干不到下班了。”酥白说,“已经随时准备好离开了。”

《财经天下》周刊发现,今年很多人选择回归传统行业,或是投身新浪潮,也有受访者表示,“先在家带两年娃,等行业景气了再看”。当大厂人离开大厂后,何处会是他们的容身之所?这可能会是未来两年众多互联网从业者都将面对的人生命题。

入职腾讯五年,Wendy在今年春节之前主动离职,转身投入了金融行业,到一家券商公司做线上业务。Wendy刚走时,互联网行业已有裁员潮迹象,但都没有今年一季度这样迅猛,那时市面上求职和转行的互联网人还不多,“算是躲过了这一轮调整,没有真正被波及。”

在腾讯这么多年,Wendy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记忆。据Wendy描述,五年以来,她几乎没有在晚上9点前下过班,有时甚至会熬到十一点。“你回家之后就洗洗睡了,第二天早上八九点起床,再加上通勤时间,完全没有个人生活。”

这种程度的工作压力,已经让Wendy觉得自己的身体健康受到影响,压力大、会焦虑、感觉不到快乐。除了自己,Wendy身边的同事也都有一些躁郁倾向,就连到周末也没有办法疏解,办公室里动不动就有人哭出来。

去年下半年开始,腾讯内部开始传出平台与内容事业群(PCG)可能进行大面积人员缩减的消息。Wendy感觉情况越来越不妙了,干脆趁此机会离开。

今年3月,刘一然正赶上小米裁员,拿到补偿之后,她选择彻底告别互联网行业。在小米工作时,刘一然觉得至少有两年没有过特别清醒的状态,“每天都很晚下班,每天都要开会,周而复始,一直处于恶性循环当中。”

刘一然说,她所在的算是小米内部最卷的部门之一,加班是常态,高压期要到下半夜才能回家。“小米内部很流行一个说法,说小米员工都是猴,小米公司就是猴山,老板就是猴王,其实就是调侃小米待遇不好还很卷。”刘一然略显无奈的调侃道。

和刘一然一样的还有Alina,她之前是一家互联网企业的项目总监,因为所在的业务收缩,整个团队都被裁掉了,她也就顺势离开了,因为“实在是太累了,整个人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据Alina描述,她的直系领导是一个非常卷的人,团队经常加班到十二点,“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得干到凌晨一两点”。2017年刚进入互联网行业的时候,因为能够吃到短视频发展的红利,Alina还觉得这种加班是有意义的,但是随着红利消失,“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消耗的状态,消耗自己的身体、消耗陪伴家人的大量时间。”

Alina当时本来想着,趁着互联网人还没有大面积出逃,赶紧出来看看其他行业,结果刚离职就赶上了行业大裁员。休息一段时间后,Alina感觉自己看开了,不再急于求职,“没有合适的就带两年娃再说,前两年互联网赚的钱够撑两年的了。”

加班、内卷、内耗,成为很多人离开前对互联网行业留下的最终印象,这种伤害久久难以治愈,当初Wendy在腾讯时,只要一看见群消息就陷入烦躁,更有采访对象表示,至今无法直视微信出现未读消息,每次看见消息提醒都会一激灵。

“以前使用的办公软件,如果没有及时回消息,就会被加急,App内会不断提醒,还会发短信或者通过机器人打电话来提醒。”来互联网之后,这名采访对象至今不敢错过一条微信消息。

阿周说,他一点也没有觉得不甘心,甚至有某种快感,“互联网,不值得”。刘一然说的更加直白,“反正在互联网真的赚不到钱了”。

许多大厂人曾经抱着年包百万的梦冲进了行业,进来一看,月薪一万,扣掉五险一金和日常开销,每个月花个精光。

更何况还有一些年包本来就不高的人,“很多运营、销售,一个月真的攒不下多少钱,等到三十五岁的时候被解雇,大厂光环,最后留给你的其实什么都没有。”刘一然表示。

Alina倒是吃到了最后一波红利。2017年加入行业做短视频业务,正好赶上短视频爆发,五年时间直接升到了总监级。但是最近一两年来,她明显感觉红利消退,“行业格局稳固以后,投入产出越来越不成正比,不管是职级、收入还是个人能力,成长空间都不大了。”

Alina干脆考虑转行,对于以后的职业规划,她自认明智地划掉了互联网,甚至只会考虑离家10公里以内,朝九晚五有双休的工作。

更多的基层互联网人,可能连尾声的红利都没有吃到,“真正吃到互联网红利的人,可能要往前十年到五年,在上一轮北京房价上涨潮之前。”Wendy对《财经天下》周刊感慨。

其实所谓互联网的光鲜,从来就仅限于少数,多名离开互联网大厂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的岗位属于“钱不多,但累够呛”。

“很多像我们这样base不在北京的字节人,其实根本没有想象的光鲜,薪资也不高。”一名前字节员工对《财经天下》周刊表示。前不久她在小红书发布自己离开待了6年的字节,很多人留言“岂不是财富自由,期权拿到飞起”,但是据她描述,自己从来没拿到过任何期权。

刘一然全家人都是米粉,一家人买了不少小米的产品,后来她跳槽到小米,父母都以她为荣,觉得她很有出息,她原本也以为,作为理想中的企业,“起码获得的成长一定能超越自己的付出”。

但就是一件小事,彻底打破了刘一然的幻想,也坚定了她离开这个行业的决心。今年春节之前,刘一然的领导找她谈话,现在经营有压力,公司还发了两个月的年终奖,她应该“学会感恩”,这时她才发现,“原来你曾经最向往的企业,也不过如此”。

离开互联网之后,回过头来看,Wendy发现很多年轻人依旧会以进入大厂为荣,会兴高采烈地在社交平台分享“我进入大厂了”这件事,然后以过来人的身份教大家大厂的攻略、面试技巧。

“其实他是以一个成功者的身份在分享自己的喜悦,但我们这些离开的人看完之后心里都会很冷漠,只会感慨又一个人进坑了。”Wendy感慨,从她身边的情况来看,进入大厂才只是考验的第一步,“大厂是不养闲人的,这几年进入大厂之后能发展得好的人凤毛麟角。”

一名互联网人力高管告诉《财经天下》周刊,仅从择业上来说,互联网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年轻人还是得选择成长性高的地方,互联网基本没有高成长的领域了,现在尚存想象力的可能只剩下造车、AI等少部分赛道,web3与NFT还有待规范落地。”

当互联网被追捧到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从大厂出来,很多人都难以接受薪资、职级等方面的落差。行业大规模裁员和锁HC,更会让一些人开始怀疑自我价值。

从小米离职后,刘一然也看过一些互联网的机会,却发现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难找,要么工资特别低,要么岗位非常旧,“同样的岗位和HR信息都快要翻烂了”。

刘一然记得,2018年刚毕业时,市场可比现在要好得多,当时虽然只是以一个应届生的身份在找工作,但是互联网大厂能给到的薪资福利反而要比现在更好。

前述互联网公司的人力高管告诉《财经天下》周刊,今年收到的简历比以往都多,“你会发现,很多大厂真正核心的人都出来了,这些人的简历以前在市场上那都是看不到的。”与此对应的是,该厂商今年的招聘规模也收缩了,“很多岗位都停了,春招也比往年结束要早”。

据该高管提到,他们在招的“行政助理”岗,以前学历稍好的基本都不会考虑,但是今年投递的人还挺多,“就连海归的同学也愿意来聊。”

互联网就业行情艰难,一度让刘一然感觉自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大概只能去当服务员”,刚毕业四年的她,现在不过26岁,距离传说中的35岁门槛还有将近十年。

“三十多岁的女性,如果没有进入体制内的话,还能找什么工作呢?我也不会收拾家务,不能当月嫂,去当柜姐的话,人家可能还会嫌我不够年轻。”刘一然对《财经天下》周刊分析。说这话的她,学历并不差,是一所还不错的一本院校毕业生。

在刘一然看来,这一代互联网人,如果错过了35岁之前考公的窗口期,又没能混到一定的职级,“真的会找不着工作。”甚至有不少互联网行业的人会调侃,35岁以后只能去美团、滴滴和阿里上班,言外之意是去送外卖、开网约车和送快递。

刚想离开互联网的时候,Wendy也一直在考虑回归传统行业,但是出来看一圈发现,传统行业能够提供的岗位非常少,而且很多偏制造业的岗位待遇都不高。从互联网行业出来的人,习惯了高薪、高福利,往往难以接受传统行业的薪资。

刘一然最终选择投身自己一直关注的Web3 浪潮,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这是去年以来最火热的创业赛道。如今她在家接一些NFT和web3的项目,收入反而比之前在互联网行业更高,尽管这个行业目前还存在着不少灰色地带,但是最起码能攒钱。

Wendy则选择了和互联网薪资接近的金融行业,进入一家规模中等的券商,月薪相比腾讯稍有下降,但是算上年终奖反而有所上升,而且压力小了很多。

“所有的行业和公司都有盈利和亏损,但是金融和银行基本都是盈利的,在大环境里属于兜底的角色,无非就是行情好坏赚多赚少罢了。”Wendy如此解读自己的职业选择。

之前在抖音做运营的王璇,原本觉得互联网行业早就没有多少深奥的东西,“行业已经进入饱和阶段”,但是今年1月从字节离职后,她接触了很多传统行业的老板,发现很多实体行业还处于线上化的初级阶段,对互联网人才的需求很大。

最终王璇进了一家传统企业做数字化营销工作,这家公司之前的线上广告投放模式都很原始,费用效率也较低,而她此前在抖音积累了大量关于这方面的经验,此时正有用武之地。

虽然离开了大厂,但是互联网带给大家的不仅是痛苦的记忆,这个行业赋予的能力依旧在发挥余热。“内卷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很多人即使在大厂什么成果都没卷出来,但是这种能从早干到晚的能力,出来就能赢了大部分人。”王璇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Alina在进入互联网之前,曾经有过六年的传统行业经验,但是在她看来,进入互联网的这五年时间,才是自己成长速度最快的时候。“同样是工作五年,我在互联网的五年成长速度可能是其他行业的2-3倍,尤其是在增长红利期,不管是对业务的思考、职级晋升还是管理能力,都是在迅速上升的。”

选择离开这个行业之后,当这些“前互联网人”开始带着互联网的烙印重新向前奔跑,发现很事情似乎也没有那么糟糕。用一句过时的话来说,“所有行业都值得用互联网再做一遍”。

“互联网始终还是最前沿的行业之一,只要在这个行业就对你的能力有一个基础保证,但是一旦换了行业,你的能力是否还能增长,或者只能作为一个输出者的角色,这都是未知的。”Wendy对《财经天下》周刊表示。

加入现在的公司之后,Wendy终于开始拥有个人生活,她现在每天晚上七点左右就能下班,回家之后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安排。转行一百天后,她在自己的小红书写道:“晚饭后的晚风如此舒服,竟然如今才感受。”

Alina从上家公司离职后,去南方玩了一圈,终于不用再操心工作,她现在生活的节奏就是度假、看书、运动,以及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带娃”。当初孩子出生的时候,Alina还在互联网公司大量加班,如今孩子正处于要上幼儿园的关键启蒙期,她不希望再因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而缺位。

而刘一然自从开始做自己的项目以后,现在每天可以睡10个小时,精气神变好了很多,不用再忍受大量加班。因为现在是在家办公,刘一然还给自己配了人体工学椅和人体工学桌,办公质量也好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现在可以自己选择每天干多少活儿,而且可以减少很多内耗,开会十分钟能解决的事,不会再延长到30分钟。”

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离开家乡前往一线城市,进入互联网大厂,已经不再是一个足够光鲜体面的选择,尤其是对于家境还不错的二三线城市人群来说,反而可能得不偿失。

家在天津的维维,在北京漂泊了三年之后,终于在去年年底选择离开北京,也离开互联网。“我在北京如果能够过得很幸福,或者能够赚很多钱,那我可以留下,但事实却是每天加班,生活压抑,收入也不高。”

维维简单计算了一下,就算自己在北京奋斗十年,可能生活水平还赶不上现在在天津的水平,而且依旧“买不起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牺牲掉的东西却是实实在在的,例如和家人的团聚、居住条件、通勤条件。

“大厂之所以叫大厂是有原因的,现在普通人本科毕业去大厂当个运营,和几十年前中专毕业去化工厂当个工人,本质上是一样的,从社会横向去对比,甚至可能还不如当年化工厂的工人。”维维如此吐槽。

在维维看来,大厂的本质,其实是将人过度的工具化了,而且这种工具化的特征非常细分,导致人的价值被极大限制。维维有一个做算法策略的同学,本科毕业于中科大,后来到哥伦比亚留学,“属于我们这些人里面最优秀的那一批,从小就拿各种物理竞赛数学竞赛一等奖”,但依旧被框在了岗位里。

“这个同学是在一个很细分的岗位,即使是互联网大厂,也只有部分企业有这个岗位,最近他想要往数据分析方向靠,结果发现根本不行。”维维感慨。他觉得现在互联网这种细分化和螺丝钉化的岗位限制,其实是把人彻底“流水线化”了,甚至比工厂的流水线划分还要彻底和严苛。

在维维看来,过去十几年,互联网的价值被神话了,如今正在经历一个祛魅的过程,如果把幸存者偏差、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以及随着而来的压力、焦虑、对身体的消耗等因素都考虑进来,去大厂和回家考个公务员,最终实现的收益可能是差不多的,“在当前的行业形势下,可能还不如考公。”

在大厂工作的时候,许多人一日三餐都在公司进行,把工作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打包给了公司,唯一拥有的个人时间可能就是周末——许多公司可能还是大小周。即使是周末,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很多受访者表示,周末至少有一天只想睡觉,真正能有生活安排的其实只有一天。

“在北京的时候生活里基本就只有工作,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围绕工作展开,把自己的价值观也朝着单一的方向带,快乐就屈指可数。”维维说。

回到天津之后,维维基本上都是7点下班,和家里人吃饭,周末陪父亲去钓鱼,平时和同学可以随时约饭。“正好应了今年天津高考的题目,寻常烟火是美景,就是家人团座、灯火可亲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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