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在路上的父职——卡车司机群体的男性气质与父职实践

本文选自《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文章以卡车司机及其家庭为访谈对象，通过对于卡车司机劳动过程的描述及对其家庭生活的观察，描绘出该行业从业者作为工人阶级“养家人”的男性形象。由于长途运输的驾驶工作，导致他们与其家庭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时空分离”的状态，在职业工作的拉扯下，他们不得不与其家庭分离。然而这种分离或父职上的缺席是复杂，作为卡车司机的父亲会通过“带娃上路”的策略来履行他们的父职，并通过这种形式实现他们与家人的团聚。对于工人阶级家庭来说，“带娃上路”的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亲人团聚，还是父辈对子代的一种养育方式——劳动教育。

不同与该公众号推送的上一篇文章（《掌上明珠：被忽视的父女情》），该文将时间维度从清代拉到现代，其焦点也从父女情转变为父子情，展现出了不同阶级与不同性别影响之下的不同的亲子相处。如果说前文的诗词教育带给清代的女儿更多与父亲相处的机会，那么本文则通过劳动教育展现出作为卡车司机的父与其子之间复杂的相处与情感。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父亲的工具性、公共性角色最受关注。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学者提出现代社会转型在弱化甚至置换父亲在家庭与社会之间的枢纽型角色，认为父职缺席或脱嵌。一部分与父职有关的研究呼唤父亲角色的加入以缓解母职焦虑，打破母职天赋，强调养育或照料的多样性。有学者认为关于父职教育与父职实践的研究，是伴随社会性别意识的崛起及关爱女性运动的催生，并将父职参与当作是一种被动而非主动的行动。这类研究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某些现代生活家庭抚育情况的现状，但仍未能表现父职的多样性。此外，有学者也提出“阶级化的亲职场域”的概念（蓝佩嘉，2019） ，令我们从阶层的角度出发思考亲职教育。本文将父母性别与阶层相联系，关注身处工人阶级的男性如何履行其父职。

据《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1》数据显示：89.4%的卡车司机已婚，近一半的卡车司机家庭有两个孩子。文章的访谈资料亦表明，“成为父亲”“养家糊口”等话语是卡车司机选择这一行业并坚守其中的重要原因。本文选择了卡车司机这样一个以男性群体为主导的蓝领职业人群，考察其工作与生活过程中男性气质的建构，以及这种性别角色的建构如何进一步影响其父职的实践和男性气质的传递。

在现代化组织结构及运输公司未进入这一领域前，血缘关系成为卡车司机们进入行业、学习技术、相互帮助的主要纽带。路上的照料和货源的分享也成为他们维系血亲关系的方式之一。文章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家里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有大车，所以“跟父亲（或其他男性亲属）出车”是他们进入这一行业的主要原因。“一起出车”使未成家的小伙在练习驾驶技能的同时也在承担着父辈家庭劳动力的角色，供养家庭中其他的兄弟姐妹。“买车”是以自雇身份正式踏入货运行业的开始，也是卡车司机霸权型男性气质的最初体现。“结婚”和“自己成为父亲”往往是促使卡车司机与“师傅”父亲分车（运费完全分开）的重要因素，意味着他们需要开始独立承担家庭责任并为供养小家庭劳碌。

真正上路之后，跑车和修车是卡车司机的日常活动。他们一方面在送货，另一方面也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维护和保养车辆，与卡车有关的一切构成了司机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奔跑”在路上，一方面体现卡车司机驾驶工作流动性的特点和其对驾驶速度的追求，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其劳动过程中赶着吃饭、找货、卸货等过程的匆忙。文中的受访者（子代）将自己和父亲轮流驾驶卡车一整夜的情形描述为“人休息，车不休息”。

文章也指出在货运市场低迷、没有货源时，卡车司机也从事其他行业，但工作一段时间或再有货源后，他们会再次从事货运运输。受访者口中——“不想被管”、“想自己当老板”等话语的背后透露出他们对于不畏强权的男性气质和自我管控的向往。在进行职业选择时，卡车司机会以为这项职业不用受管理者掌控，并在精神和情绪上可以享有足够的自由，但当真正进入这一行业，他们却发现自己不仅受到货运委托方的种种要求和限制，还要受到拥有道路执法权的公职人员的管理，甚至向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人低头。

当卡车司机结束工作回到家中，长途驾驶的疲惫，使他们很难立刻投入到情感性的角色之中。家庭大多时候对于卡车司机而言是一个可以安心睡觉的地方。卡嫂也竭力的将家庭营造成一个安静的、适合休息的场所。卡车司机的再生产活动集中表现为休息或者说睡觉，而娱乐、休闲、社会化的活动被不断压缩。被挤压的再生产活动不利于卡车司机自身的社会功能再造，同样也影响了整个家庭正常的社会交往与活动。卡车司机承担巨大养家压力与劳动风险的同时，其妻子与家庭也同样承担着这种职业安排的影响与后果。在“养家人”的性别压力下，为了使自己活得“像个男人”，卡车司机们往往选择牺牲与家人、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不断奔波在货运的道路上，承担养家的责任与压力。

长途运输工作所致的时空隔离给卡车司机的夫妻亲密关系以及子代教养带来了挑战。卡车司机在家时间少，家庭中照料子代的角色通常由母亲（卡嫂）来代替。卡嫂的付出一方面体现放弃工作，回到家中进行子代照料，另一方面还体现在进入丈夫的正式劳动之中——跟车出行。跟车卡嫂既充当辅助性劳动者的角色，如帮助丈夫盖篷布及联系货源等；又展现情感性的功能，在孤单路途中作为丈夫的情感陪伴和人际沟通的桥梁。

整个家庭都在为卡车司机的正式劳动做贡献，也有学者称这种家庭的付出为“隐性劳动”。家庭是卡车司机的休息场所，意味着安静舒适、睡觉踏实；同时也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定义：象征着跑车时的牵挂，这份思念又转化成奔跑的动力。卡车司机把自身对于丈夫、父亲等家庭角色的理解全部转换成了开车，这个车仿佛成了一个“停不下”的车，家在频繁的运输中又仿佛是一个“到不了”的家。

传统的性别气质为了维护其男性作为强者身份的尊严，往往会要求男性学会隐藏自己的内心感受和情感，努力获取成功。性别规范将情感与男性气质割裂，强调男性作为理智与权威者的形象，在此背景下，这些父亲们往往会衍生出自己的一套情感逻辑和行动方式。当驾驶距离较近，又恰逢孩子假期时，卡车司机通常会将自己的孩子（绝大部分是男孩）带上卡车，使其子代进入其劳动之中，边劳动边履行自己的父亲角色。父辈司机并不总是直接表达“想孩子”的诉求，更多的是用“想让他们吃吃苦”“体验生活”的话语解释为何带娃上路。

卡车司机一方面在家庭内部扮演严父的形象，沉默寡言且富有权威，但另一方面也流露出补偿式的深沉父爱。父辈受访者谈到：和其他职业群体的父亲相比，他们自觉长期缺席孩子的正常成长和生活，所以想在短期的陪伴中对孩子好点，用以作为情感上的补偿，并且下次再回家时间并非十分确定。

卡车司机并不觉得自己“带娃上路”是在履行父职，他们会觉得孩子跟他们一起“吃苦”，对孩子更多的是愧疚；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用“体验生活的艰辛”作为带孩上车的理由来安慰自己。卡车司机补偿式的父爱一方面源自长时间的时空缺席，另一方面还源自短途路上将孩子带上车的愧疚。卡车司机认为学习上关心和生活中养育子代更能体现父亲/母亲的职责。他们同样默认家庭是养育孩子的场所，但其实对于卡车司机的家庭来说，卡车也是一个进行亲职活动的重要场所。父子间由卡车所连接的爱和情感，甚至会被带回到家中，受访者7-SDQ说自己偏爱那个喜欢跟车的小儿子。父亲在家庭场域中的偏爱成为子代跟车后的嘉奖，这种嘉奖式的父爱也吸引着子代继续上车。

在跟车上路的过程中，子代们亲身体会到了“劳动”是养家的重要途径。他们向往那种简单直接、不受约束的挣钱方式。虽然也意识到学习知识和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是进入核心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前提，但由于在成长过程中对书本学习的淡化和跟车上路的颠簸，往往让这些卡车司机的子代们对繁琐的文字感到着急和无聊。他们难以集中精力，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些静止的文字和书本的学习之中，因而大多成绩不佳。反而是跟车上路的经历和应对驾驶风险的技能成为他们有限职业选择中的重要选项。

他们的父母一开始并不希望孩子继续从事这一工作，并期望孩子能通过文凭来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以摆脱不稳定、风险高、收入打折的体力劳动。子代尽管愿意和父亲一起出车，但也表示这并非他们理想中的职业选择。中年卡车司机的父辈多是农民，一辆卡车对于他们（中年卡车司机）来说，意味着可以摆脱束缚父辈的黄土地和工厂，意味着去“跑”、去“看”、“自由不受管制”，也意味着能养活家人的自豪。而对于新生代的卡车司机来说，他们对卡车的感受是从激动、新奇、兴奋到车内小小天地的无奈、困倦、束缚。

文章通过对卡车司机的劳动过程及其家庭生活的观察，描述出了卡车司机“养家人”的男性气质构建以及“带娃上路”的父职实践，为我们展现出工人阶级在劳动过程中的父职履行策略。本文呈现了一个更加积极、主动、愿意去履行父职角色的男性群体——尽管囿于时间、精力及金钱等结构性因素的局限，这种父职履行的空间仍然是狭小、局促和有限的。

卡车司机在劳动过程中的父职参与令我们反思父亲角色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尽管父亲在日常家庭生活的具体空间中可能是“缺席”的，但其职业和工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他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安排。文章提醒我们思考父亲在家庭中的位置，思考如何从结构性因素上更好的促使父亲履行家庭角色、促进家庭幸福。这类的研究和实践不仅利于减轻沉重的母职，也有利于赋予父亲享受亲子情感的权利，更看到父职履行对于子代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