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她们为什么开始送外卖

过去两年，或许你曾在街头见过穿着外卖服的女骑手，或许她们曾敲响你的家门，递过来一份外卖。女性外卖员已经越来越常见——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孙萍团队的调查，2020年北京有9.06%的女骑手，到了2021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16.21%。随着疫情的延续，女骑手的数量一直在增加。

在这个男性占绝对统治的行业，女骑手是一个形象模糊的、声量更小的群体。或许你会在街头见到她们，在洪流一般的外卖大军中，她们的头盔下露出了长发。但很少有人了解过她们的生活：她们从哪里来？为什么跑外卖？作为女性，她们是怎么工作的？

三年前，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孙萍团队开始关注女骑手，他们与32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女骑手及她们的丈夫做了访谈，了解她们的生活。

访谈中发现，这些女骑手们处在相似的生命状态中——她们年龄都不算小了（平均年龄37岁）。在人生的中途，她们面临着婚姻、育儿及事业的困境和摇摆。很多时候，她们因为事业和家庭的失落，穿上了外卖服，骑上了电动车，开始了以此为生的艰苦生活。

开始这份工作后，等待她们的，除了系统规训和男性气质的压抑之外，还有性别身份和劳动身份发生碰撞带来的诸多不确定。很多时候，她们不得不做出二选一的艰难抉择。

见一面就知道，阿凤姐是那种把美丽看得很重的人。每天早晨出门前，她都会花一小时打扮。到了夏天，她还会很注意防晒，在外面跑单子，每隔两个小时，她都要找公共卫生间补防晒。不是囫囵抹上去就算了，她甚至会带着卸妆乳，先卸掉原来的防晒，再抹一遍新的。也因为这样，她有一张保养得很好的白皙的脸。

而阿凤姐的同事 陈大姐，则完全是她的反面——陈大姐是赫赫有名的女单王，她和阿凤姐年纪相仿，却皮肤黝黑，留着短发，不爱涂防晒。 陈大姐不善言语，电动车外壳长年累月已撞碎好多次，用胶带糊了厚厚一层。 阿凤姐说，陈大姐“是个男人， 不像个女人”。

对于大部分女性劳动者来说，加入男性主导的“外卖大军”是一项全然不同的劳动经历和性别体验。阿凤姐和陈大姐代表了两类不同的女性，如何融入这份工作，她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为了尽快习惯送外卖的工作环境，陈大姐抹去了自己的性别气质。在工作里，她表现得与男骑手并无二致，甚至有时候更加“勇猛”。站长说，陈大姐有一句“至理名言”——“死不了就干”。几乎每个月，她都是100多人站点里的“单王”。

与陈大姐相反，阿凤姐却是利用了自己的女性优势——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她常常会承认女性在体力上的弱势，并借此向人求助，“大哥，可以搭把手吗？”“帅哥，帮姐姐带上去吧！”她会时常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有时候，商家看到阿凤姐笑脸相迎，柔柔弱弱，起了同情心，会提前给她出餐。

阿凤姐和陈大姐不同的，还有她们的生活观念。“女单王”的称号，是陈大姐苦出来的。每天，她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12点，整整17个小时。北京望京一个20多平的半地下室，是陈大姐一家三口的落脚地。她和老公都是南方人，来到北京的理由很简单，为了挣钱。“只要能吃苦，我觉得付出和收入是成正比的。”旺季时，陈大姐收入能过万，除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开支，剩下的钱全进账户，攒起来。陈大姐很少买新衣服，也不用护肤品。她想再送四五年外卖，完成财富积累，回老家买房，做点小生意。

而对阿凤姐来说，比起虚幻的未来，当下的快乐更重要。她喜欢刷睫毛膏，涂口红，喜欢买首饰，喜欢在夏天一天喝八九瓶冰可乐。她也沉迷购物，门前的快递盒子从没有断过。

她的工作状态取决于心情。比如三月的一个下午，她被打了差评，“心情立马就不好了，下午就不送了，去星巴克喝了一百多块的咖啡。”她每个月花在吃喝上的钱有四千，嘲笑自己是“月月光”。她还没想好要干多久的外卖，“只要还能干下去，就继续干下去。”

阿凤姐的生活方式会传染。站点的一个男同事，和阿凤姐熟络起来之后，跑单量就滑出了站点前十名，他开始从只有跑单、睡觉的生活中“醒来”，开始匀出一些时间缝隙分给电影、社交和放松。三十出头的他从未看过电影，接触阿凤姐之后，他渐渐开启了一扇叫做“生活”的大门。

贴近生活的、极富女性气质的阿凤姐，和直奔“钱程”的女单王陈大姐，她们似乎站在分叉路口的两端，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同为女性，她们又会因为性别原因，遇上相似的矛盾和困境。比如当她们生理期的时候，都会不好意思说——因为“（站里）都是男人”。跟站长请假不会被通过，她们会被要求，无论怎样都要跑完最低单量。

临近生理期，女骑手们面临着两难的身份抉择，她们不知道要做骑手还是做女人。在访谈到的32位女骑手中，只有3位会在生理期休息一天或半天。为了“保级”，女骑手选择继续跑单。雨雪天和生理期更像是一对冤家，面对暴增的单量，她们焦虑、着急、无所适从。

卫生间和深夜远单，也是女骑手的两个重大“敌人”。“男的，随便在避人点儿的树边儿就解决了；不像女的，麻烦，五环内还好，厕所多，要是几十公里外的郊区的单子，地图上搜（厕所）都搜不着。”卫生间的城市空间布局问题，在之前卢楠关于女骑手的文章中同样出现过。很多时候，城市空间的性别化设计多彰显于白领的、艺术的、精英化的格局之中，少数、底层又性别化的问题，少有被关注的幸运。

还有一次，阿凤姐被派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公墓送单，她怀着恐惧，却不得不去。墓地里人烟冷清，她找不到回来的路，骑着电动车乱走，出来后发现自己已是一身冷汗。

在高度男性化的行业里，外卖配送的算法系统是以男性化的海量数据为基础进行搜集和统计的，这使其很难将“性别”作为单独变量纳入算法派单模型，权衡比重。无差别的劳动体验，鼓励女性在面对“骑手—性别”两难的抉择中，屈服于骑手的一端。

欣然25岁，个头不高，秋日的午后，她坐在小餐馆里吃饭，阳光打在她的肩上，宽大的外卖制服遮不住她清秀的五官。坐在她对面的，是芳姐。她身着紫色棉外套，耳朵上戴着一个超大的蓝牙耳机，脸上的皱纹明显。小圆桌上放着用塑料袋装起来的花生瓜子、一个保温杯和一个超级厚的充电宝。一老一小，不紧不慢地聊着天，时不时和店里进来的外卖员打招呼。

同为女骑手，她们得到的待遇是不同的。田野里聊天，同学们会说欣然“笑起来真甜”、“简直就是仙女外卖员”，而面对芳姐时，大家的嘴似乎被什么东西封住了，除了礼貌的问答，没有一句多余的赞美。

这大概是绝大多数中年女性的窘境之一，当韶华流逝、眼角长出皱纹，她们带着自己的心事，或者这样那样的无奈，从舞台中央退到了边缘。

“我们这个是最底层的工作。”这是芳姐开口讲的第一句话。2021年12月，芳姐和一个朋友干起了外卖，那个朋友跟她年龄差不多，没干几天就溜了，芳姐说她吃不了这苦。芳姐44岁，颇有干劲。北京冬天的清晨6点半，零下十度左右，芳姐起床了，她要赶到站点去多跑几单，因为早晨年轻人起不来，单子可以多派给她。直到晚上9点，她才回到自己一个人的出租屋，做顿简餐填饱肚子。

芳姐工作经验丰富，做过生意、开过快递店、当过冷库分拣员，前后去过广州、深圳、上海、杭州。“我年龄大了，其他的工作不好找了，外卖相对自由，工资也还凑活，先干着吧。”

我们的问卷调查中，有63.78%的女骑手认为年龄限制了自己的职业选择。对于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使她们不得不承担更大的压力。失去了容貌和年龄的优势，也就失去了博得一份体面的工作的机会。而这样一群“被遗忘”的人，面对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以及或许已经停滞不前的事业。对于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年女性来说，花力气讨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我们跟着芳姐送单，发现她不认路，眼睛全程盯着导航却依然会走错。不到两个小时里，她走错了3次。而一同入职的欣然，显然已经非常熟悉道路。芳姐也不会像欣然，一趟会接七八个单子，她总是两单两单地送。她说，“要是再年轻十岁，我一定可以把外卖干得很好，但我老了，身体还是吃不消，干这个就只是过渡吧。”

对于中年女性来说，年龄焦虑无处不在。阿岚是我们在同一片区遇见的另外一位女骑手，“妹妹，你别告诉别人我47了哈，我怕别人笑话我这么大年纪了还出来跑外卖。”访谈的前一天，她郑重其事地给我们发了一条语音。

她的手机里，一直存着她20多岁的一张照片，浓眉大眼，发型别致。只不过这已是往事。前些日子，她接收了一个从家政行业转过来的“女徒弟”，教她跑外卖。阿岚教导她：“女人就是得挣钱，年轻漂亮也就是几年，过几年就完蛋，没人当回事儿。”

人生起起伏伏，很多中年女性成为被社会抛弃的人群。女骑手尤其如此，虽然身体跟不上外卖的高强度体力损耗，但面对家庭和个人的困境，她们能做的，只能是依靠零工进行过渡。外卖成为她们自食其力的支撑点，也成为她们与外卖劳动羞耻感搏斗的战场。青春不在，力气殆尽，留下的只是奋力一搏的勇气。

梅莉就是一个。她的婚姻开始得仓促，破裂得也迅速——年近三十，她在家人的催促下领了证，结了婚。儿子两三岁时，丈夫外面有了人，“凑合过”成为她婚后生活的常态。“早就想离婚了，从生完孩子后就一直忍着，他打过我几次，我们就这么一直僵着，好多年了。”

梅莉带着儿子跑过闪送，母子俩被戏称为“上阵母子兵”。下冰雹的时候，母子俩穿一件雨衣，在桥下躲避，儿子说“妈妈我太冷了”，她才看见儿子腿以下全湿了。她带儿子去公共卫生间，用干手器把衣服吹干，但两人的鞋子还是湿的，梅莉就光着脚丫骑了半天。

现在儿子上初中了，能独自在家，梅莉不再带着儿子跑单。每逢下雨天，儿子都会叮嘱：“妈妈小心点，注意安全。”外卖是份时间灵活的差事，适合梅莉。把孩子安顿好后，她经常干到午夜凌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必须靠自己养孩子。“孩子爸爸不太管，不给我俩生活费……家里水电费、燃气费、房租他都不交，有一次我也交不上了，物业把我们水停了，出于人道主义没停电，我特上火，儿子也哭了。最后我弟跟他谈了一下，从那以后他把房租交了，但买菜、水电、养儿子还是一分都不给。”

梅莉的家庭生活被抱怨、猜疑、暴力和困苦环绕，但她依旧对未来抱有信心和期许。“没事，命运是可以改变的，等我离婚之后，就把自己嫁出去，嫁不出去就一个人过，肯定比弟弟妹妹过得好。”

离婚之前，赵姐一直是全职妈妈。前夫在外做小生意，不许赵姐管钱。后来，夫妻俩在一场可大可小的争执中闹离婚。赵姐伤了心，为了让前夫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她许诺净身出户。

“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离婚的时候老家有了房子和摊子。他说，我要分他东西他就不离，儿子、房子、摊子他都要，那我就净身出户了呗。”离婚之后，赵姐在附近的工厂找了份工作，以最快的速度搬进了工厂宿舍。离开家和只有5岁的儿子，一个人的漂泊生活正式开始。后来工厂倒闭，赵姐在朋友的接应下，只身来到北京，开始送外卖。

北京南六环，一间没有卫生间的小平房，每月400块钱的房租，赵姐就租住在这里。每天工作10个小时，中午高峰期时，为了多送单，她很少吃午饭，只是在餐箱里带着在拼多多上买的零食。一个月七八千的收入，四千都打给儿子。丈夫不允许她经常见儿子，她只能用钱拴住母子关系。

“我有儿子嘛，我要是跟别人结婚就等于把我儿子放弃了，舍不得……他也在手机上买东西、打游戏，都需要钱。”她每周都给儿子打视频电话，淡季的话就多打两次。

赵姐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挣够了钱，能买辆货车，把厨房和淋浴室装在车里，改造成房车：“我既可以开着去送单，也可以去看儿子，娘俩住在车上，省了住宿费。”令她欣慰的是，儿子成绩好，考过第一名，谈到这件事，她语气间掩饰不住自豪之情。

虽然生活困苦，赵姐也从没放弃过在老家买房的想法， “已经四十大几了，也跑不了多久了。等买了房子，我就回老家干个安稳的活。”她在职业上还有小小的梦想：以前在服装厂做过裁缝，所以想着回老家做一个服装品牌，开个网店。“董明珠能做到世界500强，我们为啥不能努把力呢。”

我们遇见的几十个女骑手，牵连着几十个家庭、几十种生活状况和几十种生活意义。对中年女骑手而言，家庭既给她们温暖和力量，也给她们悲伤和苦楚。生产和再生产同时压在她们的肩上，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纠结。大多数女骑手都与家庭和工作紧紧捆绑在一起，时而需要做出选择，时而需要全部扛起。

中年女骑手，站在年龄与容貌的分岔路，做着青春和力气的选择题。她们夹在家庭与工作的中间，犹豫、挣扎。外卖平台给她们提供了一种可选项，一次次的跑单送单背后，牵连着诸多人生故事和人生选择。被接纳与被抛弃，同时存在于她们的生活。二选一的人生，可能是选择的自由，也可能，只是命运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