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与偏见背后：中职生如何破茧重生？

晚上10点半，河南某职校三年级学生吴帆结束了在餐馆打工的一天，终于回到宿舍。他要通过打工为考大专攒钱，但做一天工只能攒70元钱。谈到家庭和学业时，吴帆每说几句就长叹一口气，采访中他长吁短叹不下20次。

中职生年龄大多在15岁到18岁之间。教育部2020年职业教育相关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中考生在未达到中考分数线后，分流到全国9865所职校中，其中包含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成人中等专业学校4类，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1.7%。

吴帆的生活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中职生的日常——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于职业院校毕业生。他们在流水线做普工、在餐馆当服务员、在游乐场当导游，身上贴满了“差生”“爱打架”等标签。而其中，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

2022年5月，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同等重要”。知易行难，在标签、成见的背后，中职生究竟经历着怎样的迷茫与困顿，又如何破茧重生？

松绿色的车间地板上耸立着一架两米多高的白色机床，数以千计的红色塑料瓶盖正伴随着机床运转时发出的巨大噪声，通过传送带从底部运往高处，进入流水线的下一个环节。尽管这些现代化机器色彩鲜艳，但对于林振工来说毫无美感，甚至令他厌恶。

他每天在此工作13个小时，重复性地扛起一箱又一箱原材料，注入这个让他感到自己十分渺小的机床里，好让流水线一刻不停歇，然后拿到每个月2000块钱的工资。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林振工很难弄清楚自己在想什么，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就是机器的一部分。

从山东某职校毕业两年以来，林振工早已记不清到底换过多少份工作。“电子厂、食品厂、化工厂、货车司机、外卖员......大概这是第十几份吧”，他想了想回答道。这也是中职生毕业后工作情况的缩影：工作不算难找，但工作质量普遍很差，更换频繁，岗位与所学专业无关。

职校生一般前两年在校学习文化课，第三年在“校企合作”模式下由学校找到合适的企业送学生前去实习。开始实习前的那个夏天，某日，班级召集所有同学到学校，实习单位的人事部领导来了，他告诉同学们，厂子的工作环境很美，只上白班，不加班，并且会得到一份不错的薪水。林振工随即按学校规定签了一年期的合同。后来回想起来，他觉得生活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崩塌的。

实习是在一家电子厂里。刚到厂里，林振工就发现同在一个流水线上的学生来自各个专业：计算机、化工，甚至还有幼教专业。工作内容和所学专业完全无关，都是一些类似把涂料涂在产品内部铁芯上的简单工作，气体刺鼻到让人掉眼泪，戴口罩也没用。

刚开始的一个星期里，工作都会在下午6点钟结束，之后便每周逐渐延长。一个月后开始倒班，例如中班的工作时间是中午12点上班，凌晨2点钟结束，一天工作14个小时。更让林振工崩溃的是厂里严苛的纪律，迟到一分钟罚款100元，频繁上厕所也要扣钱。

林振工感到自己被骗了。他质问学校负责老师，老师表示“已经把你们交给工厂了，进了厂就要按规定来”，他不甘心，又给教育局、劳动局、市长热线打电话，各方踢皮球，没有下文。半个月后，班上90%的同学都逃走了，林振工也想走，却又怕拿不到毕业证。他当时相信，中职毕业证一定是有用的。

巨大的压力下，一天夜里，林振工爬上了工厂宿舍楼最顶端，楼下的深渊吸引着他，却又让他感到恐惧。犹豫了很久，林振工还是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回到宿舍，他一边恨自己“傻”，当初那么轻易就相信了老师和工厂负责人的话，一边为生理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而难过，哭了一整晚。第二天醒来，他还得继续上流水线。就这样咬着牙做完了一年工，他拿到了毕业证。开始实习那一年，林振工只有17岁。

吴帆就属于中途“逃走”的学生，他学数控专业，在被学校统一带到广东某厂实习时，坚持了不过十余天就偷偷溜走了。“这样的工作会让大脑放弃思考，跟工具人一样，真受不了”，逃离后吴帆开始为自己的毕业证发愁。

“校企合作”的实习是个分水岭，大多中职生的观念正是在这个时刻发生变化的。对于他们而言，学校似乎不再是一个天然的为学生着想、教书育人的地方，而是站在工厂那一边。吴帆认为，中职学校就像个临时收容所，两年后学校就会把学生“卖”出去。

毕业后的两年里，林振工发现当初苦苦坚持实习拿到的毕业证并没有太大用处，流水线上多的是初中毕业的孩子、职校辍学的学生。17岁那年的经历让他通过读书解答困惑，有时他也会想，早知现实如此，当初还不如跟其他人一起逃走。

曾经，林振工坚定地相信“谁肯努力谁赚钱，谁能吃苦谁过好日子”，如今信念幻灭，他说：“人生是一场从出生就开始的淘汰赛，而我在第一关——中考分流时就失败了。”

像林振工这样在中职毕业后选择就业的学生其实越来越少，伴随“职教高考”的推进，应用型本科和职业本科正从中职学校扩大招生规模。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20年全国中职毕业生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近两万份样本中就业比例仅为35%。六成以上中职生升入高等院校继续学业，这似乎是职校生未来出路的希望之光。

职校最后一年，林振工报名大专考试。然而学校下发通知，可以报名但不可以参加考试，若是影响实习则不准许发毕业证。第二年，林振工再次报名，被告知所报学校不招收往届生，无缘考场；第三年，林振工的家人坚决制止了他的想法，认为他纯粹是在浪费钱，林振工盘算着上学的开销，无奈之下放弃了报名。

他的父母也都是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收入仅够勉强维持生活。不过，林振工还是偷偷参加了成人大专考试并顺利通过。“用处不大”，他说。

林振工知道自己大概率一辈子都要做流水线普工了，而他至今无法接受这样“反人性”的工作，他说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接受。于是，他选择了周期性“躺平”。

每工作四五个月，赚足了一点生活费他就辞职休息几个月。“躺平”的日子里，林振工每天清晨起来去跑步，回到家后读一上午书，午饭后休息一会，下午有时去爬山，有时坐很久的公交去市里逛博物馆，然后回家做晚饭，饭后再散会步，刷会手机结束一天。他管这种日子叫“生活”，而打工的日子是“生不如死地活着”。

林振工的父母对他这样的行为极度不满，认为同样是做流水线普工，他们做了一辈子也就这样过来了，而林振工却没有吃苦精神。父母骂他是“废物”，催他赶紧娶媳妇、生孩子。

在林振工父母的生活圈子里，同事的孩子才17岁就能把女朋友领回家，特别“出息”。而林振工早已做好了打算，这辈子他不会娶媳妇，也不会买房买车。每当父母催他，他就会回击：“生出孩子来不得对孩子负责吗？如果我的孩子未来也像我一样做着这样痛苦的流水线普工，我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呢？”

每当问到受访的中职生，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只能在流水线上做工时，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自己不够努力。“混日子”是每个人都提到的学校生活状态，上课睡觉、刷视频、打游戏，具体玩了什么看了什么说不上来，总之不听课。

差生，是外界对职校生存在已久的偏见，甚至连不少职校生也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评价。采访中，很多人称呼自己为“像我们这样的人”。

在上中职前的那个暑假，吴帆曾很多次暗下决心，上了中职一定要认真学习。他清楚地记得，开学第一节课，自己坐在显眼的教室第二排，低着头漫无目的地划手机，他抬头看了一眼，老师在讲台上讲着，底下没有一人在听。那一瞬间他就知道，这三年又将会是这样。

课堂上玩手机久了吴帆会心生愧疚，于是拍下几张永远不会再翻出来的课件PPT，权当安慰。他用打游戏麻痹自己，可以“随时都能抽身看到自己在堕落”，但又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

和吴帆一样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再学习的学生很多，他们也都无比清醒地知道“这样不好”。吴帆初中时一度认真学习，从普通班升入了实验班，而在认识了几个爱玩的学生后，他就不再好好学习了；安徽某职校学生刘言则是因为初一时，和同学打闹过程中摔下了楼梯，一条腿严重受伤。在医院度过了半学期，再回到学校后，他“突然”就对学习失去了兴趣。

“他们除了学习方面不好，其实是一群特别可爱的孩子”， 福建一所职校的老师秦艽这样描述她班级里的55名中职生。秦艽说，这群只有十六七岁的孩子比同龄高中学生更加成熟。他们很早就接触社会，做过各种各样的杂工，如游乐场的导游、奶茶店的服务员。很多孩子身上有种质朴的助人为乐精神，不论是搬书、打扫卫生，还是帮着做核酸检测，他们总是很积极，每当有学生偷懒不想开班会，就会探头探脑地出现在她办公室，撒娇式地叫她“美女老师”。

不过秦艽也有为孩子们感到心疼的时刻。每个班级都有几个爱打架的学生，老师拿他们也没办法，他们似乎习惯了这样解决问题的方式，她总是在孩子们打完架才知道发生了什么。教导学生时，秦艽每次说要请家长到学校来，孩子们都会半戏谑半认真地说：“别叫我家长了，他们坐车过来要一两个小时，来了他们也不管的。”

秦艽统计过班上55个学生的背景，只有两个孩子是从小在父母的陪伴下长大的，其余多为留守儿童，家在偏远的乡镇。而且，秦艽知道孩子们说的是对的，很多家长根本没有时间关注孩子的成长，只要“不出事”就可以了，家长要忙于打工养家。

林振工从小在父亲的棍棒教育下成长，“几乎一天一打”。父亲也打母亲，母亲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到现在林振工都记得小时候父母吵架要闹离婚，打得很凶。母亲对他说，晚上睡觉时要在枕头底下藏一把刀子，等爸爸睡熟了就杀了他，林振工被吓得好几晚没睡着。后来转学到城里，林振工因为说不好普通话，也遭到班里同学的耻笑。

广东省岭南教育慈善基金下的HOPE学堂专项基金发起人梁自存对《中国慈善家》表示：“一个孩子对自己不认同、不自信，并非天生的。如果他在自己过去的成长经历里只能看到挫折、失意，那就很难形成对自己价值的认同。他们并非没有思考，只是在现有的知识课堂中疑惑没有得到解答，那些困惑藏在他们小小的身体里始终没有过去，也就没有力量积极地走下去。”

秦艽也想给予学生更多的关注和陪伴，弥补学生成长中缺失的一环，然而她认为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班级里55个同学，难以给予每个人陪伴，如果只关注突出的“问题学生”，对于其他学生并不公平。

在职校教书，秦艽时常会产生一种挫败感：学校对学生的期待很低，“安全度过这三年”就是最大的成效。课堂上，大部分学生低着头，无法唤醒他们对学习的兴趣。

对于学生的未来她也感到迷茫：她所教的药剂和康复专业，要想就业必须具有药剂师资格证，中职学历无法考取。有时秦艽望着教室里零星几个抬头听着课的学生，并不清楚她教给学生的这些医药知识到底有多大用处。

这不是一个“努力就可以成功”的叙事。在滇西北支教团发起人杨曦霆看来，中职生的迷茫、躺平抑或是流水线上的挣扎，其实早已被“注定”。

杨曦霆15年来无数次往返于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玉龙县等地，目睹了这个曾是深度贫困地区的孩子们的成长轨迹。杨曦霆说，大山深处的孩子几乎没有学前教育阶段，父母多是常年在外务工，孩子们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小学阶段，学校师资匮乏、教学设施落后，这些缺少陪伴的孩子们只能将就着学一些不太系统的知识。升入镇上或者乡里的初中后，情况变得更糟：很多孩子第一次接触英语，完全跟不上，于是一部分孩子会产生抵触情绪，直接放弃学习。当然也有一部分孩子拼命苦学，但无奈知识差距并非短时间可以弥补，偏远地区的老师也不太会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帮助学生，就这样，这些来自无比美丽的小凉山地区的孩子，无法拥有一个美丽的未来。

“很多学生在八年级就主动弃学了”，杨曦霆说，这些孩子的身影消失在课堂，转而出现在足疗店、送外卖的街头巷尾，而这在很多家长看来无比正常——上职校还不如早些去打工，这是远在不同城市务工的父母们的共识。除此之外，父母们也无法对孩子的未来有更多想象。毕竟在这里，很多职校甚至连自己独立的教学楼都没有，借用大专院校的一两间教室，草草完成教学任务已是幸事。

中职生的困境不仅与孩子们背后的成长环境有关，职校本身也难以为学生的成长、教育提供一个清晰的路径。在腾讯公益平台近期举办的小红花日“消除偏见，化解职教吸引力不足难题”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了职校目前存在的几大问题：中职的教学体系不合理，课程内容不符合学生需求；教学的课程内容尚无完整的课程体系和教材可以借鉴；缺乏优质师资；缺乏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教产一体的路径尚未打通。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职业教育也正引起专家学者的重新思考。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信息显示，目前高级技工的缺口已达2200万，然而职校三年“混日子”出来的学生显然达不到高级技工的要求。在全国人大代表丁宏锁看来，一个初级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最快也需要12年时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则认为，中国大规模产业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现阶段需要的职业教育是大学层级的职业教育。

根据梁自存对教学一线的观察，近年来职校的定位从就业导向转为了升学与就业兼顾，然而实际却可能顾此失彼。2019年之前，就业是职校的主要导向，校方对于寻找真正锻炼学生技能的“校企合作”压力更大，提高就业率的目标十分紧迫。

扩招后，升学率的要求被提了上来，就业压力不再那么大，然而很多职校学生跟不上或不适应文化课学习，职校提供的普通高中知识简易版也非学生所需，从而使职校失去了本该有的办学特色，处境尴尬。

为打破惯常的刻板印象，让中职生成为自主、自立、自信的青年人，梁自存于2016年创办了HOPE学堂，通过更丰富的课堂形式，如戏剧表演、小组活动等方式，让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看见彼此成长与环境之间的连接，从而认识到生活不仅仅是由自身的努力所决定，有一些当下尚无法改变的环境因素也在发挥着作用。他希望学生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他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当航天员的梦想，上了中职后，身边的老师、家人都劝他认清现实，不要不切实际，只有梁自存没有否定他的梦想。参与HOPE学堂的服务后，周毅然开始参与到宣传艾滋病知识的公益活动中、周末公园里的读书会中，还在和不同学生交流的戏剧课堂里发现原来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是不同的，上中职并非是他不努力的结果。如今，大专三年级的他决定为了梦想考入本科，并开始思考，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于中职生群体到底意味着什么。

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的“青职计划”则是从支持中职生就业创业的角度入手，为少数民族、东中西部地区职业院校困境学生提供资助，培养适应社会的技能型人才，至今已累计资助6所职业院校的5200多名学生。

成长于西南边陲大山里的杨荣峰就是这样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高考失利后，杨荣锋去了一所烹饪职业学校，经过刻苦努力成为一名出色的厨师。2020年7月，在省城发展得不错的杨荣峰却毅然辞职回到家乡，在云南省红河州农业学校担任烘焙教师。他的理由很简单——回到家乡继续从事烹饪教育，把学到的一切带回边疆。2021年，他成为“青职计划-云南省青年烘焙师培训营”的一员，到上海进修厨艺。他看到了职业教育带来的成长和蜕变。

在云南滇缅边境，儿童教育公益组织“榕树根之家”发起“山村少年职业教育计划”，实实在在地用职业教育改变孩子们的命运。每年，该项目从申请者中选拔10名14~18岁学生为其量身定制职业教育方案。机构提供学费、生活费无息贷款及必要的心理辅导、学业职业对接，帮助学生走出山村，接受建筑、舞蹈、烹饪、汽修、美发等职业教育培训。过去五年，接受资助的近50名学生中已经有15个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家长、学生对职业教育的偏见。

滇西北支教15年，很多家长和学生听从了他“知识改变命运”的劝导，不少孩子读完高中甚至还考上了大学，但依旧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只能回到村里种地。回首过去，杨曦霆觉得对于西部地区特别是类似滇西北这样的欠发达地区而言，“技能更能改变命运”。如今，他决定投身公益职业教育，思维转变的背后，也是对职业教育价值的重新认知。

杨曦霆对《中国慈善家》表示，他希望打破地域界限，让中职生在电脑屏幕前就可以完成诸如工程师、渲染师、特效师等工作，预计在3年内“订单式”培养出100名学生，在创新实践教学载体的同时，建设IT技术、后期制作及设计、运营等方向的实践课程，使孩子们实现技术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