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岁的樊二被抓了，整个工地都知道，他为了上工谎报年龄办假证

澎湃新闻消息，樊二被抓了。整个工地都知道，他谎报年龄，办的假证。

这个老家重庆的男人真实年龄是64岁，为能顺利上工，他的出生年份被改为1965年，58岁，离一线建筑工人的年龄上限还差两岁。

假证被收后，樊二在工地宿舍外等着被人接进去。另一边，下了工的工人们陆续刷脸进入宿舍。本文图片均由澎湃新闻记者 巩汉语 邹佳雯 摄

2019年起，全国多地发布建筑业“清退令”，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以及18周岁以下人士禁止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现实中，更大范围的用工门槛往往比60岁还低，年龄成为农民工求职的隐形禁锢。

一些忙于生计的“超龄打工人”转向零工市场。“人多，活少。”2023年春天，上海郊区一处零工聚集地，53岁的老王在这个十字路口连续站了1个多月，没揽到一份活。

不再年轻的女人仍希望谋一份长期工。她们奔波于郊区密布的劳务所，口齿伶俐的大姐戴着十几块钱买的“金银首饰”，脸上打上厚厚的腮红，为找工作增加筹码，“因为这样看着年轻些”。

2月中旬一大早，相关部门来工地宿舍摸排新增工人，他战战兢兢，低着头，眼神却不住往两边瞟。这状态，很难不让人心生怀疑。

樊二硬着头皮拿出“身份证”，这张证件上的他1965年出生，58岁，离招工要求的上限还差两岁。多次比对后樊二还是露馅了，于是他被带走了。

樊二的真实年龄是64岁，超龄4年，按理说不应该出现在工地上。

工地距上海市中心80公里，这里的马路上，集卡车一辆接着一辆，抬眼望去，四处是高耸的塔吊，半盖好的房子一片连着一片。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一过，天南海北的工人便向此处汇聚，助力着一片“新城”冉冉升起。

这些“宏大的意义”，樊二不知道，也不关心，他更在乎200元一天的收入，还有就是，食堂13元一份的饭菜有点“太贵了”。

樊二说，因为用假证，他在派出所待了两天，又被拘留所关了一天。走的时候，警察扣了他五百块钱，说只要招出办假证的人，钱就还他。樊二不打算供出别人，给他假证的“老板”帮过他，五百块索性就不要了。即使当下的自己，掏遍全身也凑不齐二百元。

从拘留所出来后，樊二无处可去，便一直耗在宿舍。澎湃新闻记者见到樊二这天，一位工地负责人正巧来到宿舍门口，当着他的面，给招他来的“老板”打电话，商量下一步安排。

“赶紧想办法把他送回去。”穿着黑皮靴、挺着啤酒肚的中年男子语气颇不客气，“一直在这儿，（他没钱）饭都吃不饱，出事情怎么办？”

“再被查到，扣个一两万，这钱你出不出？”男子问道，电话另一端不知说了些什么。中年男子结束了这段对话。

个子不足一米六的樊二始终低着头，没说什么。在其后来的描述中，父母早逝，自己没上过学也不识字，没有娶妻生子，原本在老家种着不多的庄稼，住土坯房，40多岁时经人介绍开始外出打工，北京、安徽、广东……多是在工地干杂活，到年底拿薪水。

上海是个大城市，工地项目也大，樊二本想今年多赚点，未料卡在了“清退令”。

2019年起，全国多地对“建筑施工现场‘高空、高危、高风险、重体力’一线作业”从业者年龄作出限制。在上海，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被禁止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2021年5月，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重申了建筑工地用工年龄要求，并指出，近期本市建筑工地连续发生多起人员疑似猝死事件，其中多数年龄均超过60周岁。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251万人，平均年龄41.7岁，比2018年提高1.5岁。从年龄结构看，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从2014年的17.1%上升到2021年的27.3%，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从2014年的56.5%下降到2021年的48.2%。

一位建筑工地的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工地当然更需要年轻人，但年轻人却不愿干工地。“泥瓦匠之类的技术工，普遍年龄都超过四五十岁，几年后超龄了，年轻人又不接，这些技术活还让谁来干？”业内人士表示，60岁以上的农民工也并未消失，但数量不多，基本集中在私人企业，“因为没法给60岁以上的工人买保险，万一在工地上出了事，理赔很麻烦。”

争议之下，有省份逐步作出调整。2022年，安徽、四川等地下发通知，对建筑行业清退超龄农民工要避免“一刀切”。同年11月，人社部、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尊重大龄农民工就业需求和企业用工需要，指导企业根据农民工身体状况合理安排工作岗位，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定期开展职业健康体检，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清退。

但在更大范围的招工市场，年龄仍是一种看不见的禁锢，限制着每一位大龄打工者。

“年轻人都招不完，（工厂）还要我们干什么？”在距樊二一百多公里的上海嘉定，两位大姐讲述着当前招工市场“人多活少”的现实。

这些天，47岁的吴霞和51岁的王芸一直忙着找工作，每天骑着电动车四处跑，往往一上午辗转四五家劳务所，了解对年龄、技能、学历的要求，权衡酬劳，指望自己能进一家稳定的工厂，行不通的话，能做上保洁、洗碗工、传菜员等长工也是好的。

这天中午，二人把电瓶车停在嘉安公路一家劳务介绍所门口，还没进门前，下意识地先刷了刷手机里招聘群的新消息。

“我女儿昨天看到一个，酒店里，保底三千五，打扫一个客房7块钱，一天扫12个客房的话能有……五千多块一个月。”吴霞边刷手机边说。

“你问问位子还在不，在的话我去。”王芸抬起头，眼前一亮。

没有保洁经验的王芸自觉希望不大，眼里的光暗了下去，沉默着继续看招聘群。十几分钟前，她在招聘群看到一份适合自己的洗碗工作，立马告诉私信中介要过来签，不想等她跨上电瓶车抵达时，工作机会已经被人“抢走”。

王芸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劳务所帮找的工作，单次介绍费普遍要达到200元，且工作机会多是35岁以下的，40岁的也零星有些，超过40岁的，基本就很难有合适的工作岗位。

另一边，吴霞胸前挂着小金链子，脚踩增高鞋，纹了眉毛，再微微擦些腮红，看着比王芸多些精神头，不太像自己的真实年龄。

吴霞告诉记者，自己来自安徽合肥，在上海待了十几年，辗转浦东、松江等地的电子厂做过女工，去年就职的工厂只招了3个工人，因为效益不好，到年底裁了2个，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她最想去工厂，但觉得没机会，“前几天一家做汽车垫的工厂，要十个人，你知道去了多少人？”吴霞笑笑，“200多个。”

“所以说，我们这个岁数，这个环境，不能自不量力啊。”这句话她也说给王芸听过。

按照她的计划，3月底回安徽看眼睛的毛病，然后再去太仓看看怀孕的儿媳妇。吴霞深知饭店的工作不容易找，也没想那么快辞职。不料这事儿被餐馆的其他人听去告诉了老板，她的岗位马上被别人顶了。

“没办法，现在市场上竞争比较激烈。我也不想干等着，好手好脚的，为什么要闲下来？”吴霞说。

清晨六点，天蒙蒙亮，位于上海郊区的胜辛路嘉安公路率先打破沉寂。骑着电动车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在十字路口的马路边上排出百米长列。他们长期“盘踞”在此，自发形成一处零工市场。

在这里，电瓶车就是零工的“工位”，早六晚六，一坐一天，等待被“招工的老板”现场挑选。

老杨今年61岁，住在离此处五六公里外的一处农房，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骑电动车出发，六点多到达，不算早，但尚能选择一处好点的位置。胜辛路接近南北走向，车辆往往从胜辛路北直行或从东西走向的嘉安公路转弯而来，因此越靠近路口的位置便越早被招工的车辆看到。

“谁最先被老板看到，往往就选谁。”老杨说，每天会有一百多号人在此等一份日结的工作，大家像电视里码头上等活的脚夫——他们就是这个城市的脚夫，搬家、装卸水泥黄沙、运垃圾等，长期工们不愿干的脏活、累活，这些零工、日结工上赶着要。

一天工资在二百到四百之间不等，往年光景好的时候，他们一个月能收入四五千元。

不过，老杨已经五六天没见过招工老板了。中午时分，一辆黑色面包车缓缓在路口停下，等在路边的人们停止交谈齐齐张望，可惜的是，车上的人摇下车窗，与其中一人简单寒暄后就离开了——“不是招工的”，人们收回目光，转身回到“工位”上。

“这几天都没有人来（招工）。”他们当中的好几位，过去一个月只挣到一两千元。

“你看这个。”老杨把手机递过来，屏幕上有指纹的灰印。他在一个两百余人的招工群里，但始终在“潜水”。“18-35岁”“大专学历”“有叉车证”……对老杨来说，这些要求过于苛刻，“现在招工的条条框框太多，没啥机会。”

老杨来自河南信阳，他没有文凭，也没技能，在上海打了二十几年工，进过厂，也干过工地。如今只能干干零工，工钱一天一结。

与老杨并列坐着的，还有另外10多位岁数比他略小的务工者，也都在五十岁左右。中午一过，陆陆续续又来了些人。

老王今年53岁，正月初十从河南老家到上海。“今年我只被之前认识的老板喊去干了几天活。”老王不愿意说自己今年挣了多少。他只告诉记者，自己在这个路口站了一个多月，一次都没被选中过。

等待被“选中”的背后，是肩上实实在在的压力。老王带着一家三口在附近小区居住，老婆一个月挣三四千，儿子工资不高、等着结婚，房租还在连年涨。

“去年两千一个月，今年两千二。”老王表情严肃，觉得自己在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前几天早上，曾有老板来这个转角挑人，大家都举了手，老板挑走了个子最大的那几个，老王不在其中。

樊二决定回重庆老家。工地另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不只樊二，工地里还有一位姓谢的，也被查出因超龄使用假身份证，这些天也要清退了。

回家对樊二来说并不轻松。他没上过学，不会买票，不知道怎么从工地到火车站，也不晓得如何坐火车。最要紧的是，钱不够了。当初来上海的时候，他同几个老乡一块坐的大巴车，单人票价五百，路程遥遥好几千公里，从镇上一直开到工地。如今，他变成一个人回去，内心有些害怕。

隔壁宿舍的老刘是他的希望。工资要等工程结束的年底才发，樊二打算先向老刘借点钱，老刘是他的带班，相当于半个领导，也是老乡，想必会帮忙。可能去火车站也要老刘借车送他，再帮他买票，直到坐上火车。

在樊二的宿舍，一间逼仄的板房内住着七八个人，一天没吃饭的他蔫蔫地躺在床上，厚重的被子挡住头部，床尾挂着几件从老家带来的冬衣。床的里侧“藏”着一袋雪饼，是前一天在工地小卖铺买的，十三块一斤，樊二觉得很贵，但还是买了一斤，打算坐火车时吃。枕头下放着一个小本子，记录他在工地干活的日子，樊二不太认字，所以是老刘代写：

樊二应该不会再出来干活了，这次，他坚信自己超龄了。老家还有一亩地和父亲留下的六七间土坯房，回去后，他打算先育一些红薯苗，二十多天后苗苗长成再种地里，等到了秋天，收获红薯后再种上稻米，其他时节再种点玉米等。这样的日子，他曾过了四十多年，如今又回到从前了。

3月的上海已有些许燥热，路旁的绿化树正努力生发着新芽，只是芽尖细小稀疏，不足以为树下的人产生任何遮挡。

零工市场的人们还要在路口站多久呢？现场的人给不出明确答案。

他们大都来自小城小镇，在大城市打拼数载。人生转眼进入下半场，觉得只要自己还有力气，就会一直打拼下去。

绿灯亮起，骑着电动车的女人快速穿过路口，满怀希望地朝下一处劳务所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