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过3年的医学规培生，终于敢说话了

意外的事件，频繁的热搜，使得医学规培生被广泛关注。

今年3月14日晚，湖南长沙一位规培生在橘子洲大桥附近坠江。坠江前，她在同学群和工作群里发消息：“我夜班上完啦!后续病人可能要拜托各位！祝各位生活幸福！”

规培，全称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这是一项国际通行的医学教育制度，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医生。2020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无规培不行医的时代。每个医学生，需要经过2-3年的规培，才能正式成为医生队伍里的一员。

这3年，带给规培生极大的挑战。工作时间上的超负荷，空间上的无归属感，身份定位上的撕扯，收入的微薄……更难过的，是很多压力无法言说。

我们访谈了3位扛过规培的医学生。她们之中，有人立志“要当一辈子医生”，有人在规培之后转行，有人写了6万多字的规培生观察报告。当发现自己在规培时处于“无法言说”和“很难改变”的结构性困境时，失望、倦怠、焦虑、抑郁就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共同反应。

让她们讲出自己的遭遇、感受和困惑，不是为了否定规培制度。日本作家山崎丰子把医院比喻成一座“白色巨塔”，一个难以撼动的权力体系。正如受访者小吴所言：这不是一份控诉书，而是一份邀请信——邀请读者进入白色巨塔的内部，看见那些被遮蔽的生命，理解那些被忽视的痛苦，思考那些需要改变的结构。

这些年轻人，是医生队伍的未来，也承担着广大公众健康的未来。

以下根据她们的讲述和文章整理。

文 | 石润乔

编辑 | 李天宇

运营 | 陈迦南

“每周至少工作100小时”

@小吴，女，27岁，

刚结束在某三甲医院的规培工作

4年前，我从老家来到北京某三甲医院读临床医学专业型硕士。在这里，一个规培生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

教授每天早上8点例行查房，而我需要在6点半左右赶到医院，7点前先来一次“小查房”：询问患者有无不适、给患者伤口换药；追踪病人身体各项指标的变化，要把关键指标记熟，如果教授询问，最好脱口而出。

到8点教授查房时，我们要用几句话提炼出患者的手术情况、化验指标、治疗中的争议点。同时，要请教授更新每个患者的治疗方案。必须问清楚每一个诊疗细节。假如遗漏了，当天再请示到他就不容易了。

查房结束，我们要迅速把教授的指示转化成医嘱，录入到系统中，否则可能引发蝴蝶效应。比如血、尿标本没有及时送到检验室，超声、胸片等检查被约到了几天后，无法确定最新的病情变化，错过配液室配液时间，错过药房发药时间，最后延误诊治……时间有限，只能写精要简短的，等下班以后，再把它丰富成完整的病历。

上午9点以后，要开始上手术了。在外科科室，可能刚查完房，你就已经收到“手术室的呼唤”了。于是我们一边喊着“马上就来”，一边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加快开医嘱的速度。作为规培医师，我们负责术野消毒、拉钩、吸血这样的辅助工作。虽然工作难度不大，但我们需要全程跟随。一台手术动辄4个小时，结束时已经来到下午。扒拉两口冷饭，常常又有一台手术在等着你。

如果你正巧在肿瘤科轮转，肿瘤细胞减灭术至少要6个小时。最后一台手术结束，往往是凌晨了；如果你在产科轮转，这里的夜晚可能比白天还刺激——由于激素变化，很多产妇会在夜里分娩。

▲ 图源《机智住院医生生活》

结束这一天，不管几点下班，第二天清晨6点前，还是要起床、重复前一天的操作。

如果不用上手术台，还有更累的工作等着我们，那就是收治新病人。住院病人的医疗史，复杂而漫长，要了解详细的既往病史、现病史、过敏史等，细致到他们吃的保健品中有哪些成分；要和家属交代病情、治疗的风险与获益。比如，一位病人长期服用丹参滴丸，他觉得“中药无毒副作用”，如果术前没有停药，就会增加手术中出血的风险。

在规培生这里，自己不再是时间的主人，感觉像被时间撕碎了、推着走。

这种时间上的撕扯，甚至包括上厕所。一个细节是，从本科开始，很多人都会听前辈介绍，医生根本没时间喝水。那时还不能充分体会“医生需要憋尿”的感觉，做了规培生，在手术室里、在跟门诊的时候，去卫生间，经常是小跑着的。

我曾有过40个小时连轴转的经历，就是24小时值班的制度下，一宿不睡，第二天再干16个小时。24小时值班以后，我还要回到实验室。医院的工作并不是全部，作为研究生，我还要去实验室查看细胞。一个细胞株至少要3000元，把细胞养起来又花费不少心思。再累我也要去，不然，细胞就全死了。

其实规培生的困境，一部分是身份和角色上的冲突：作为“培训医师”，我们需要完成临床轮转、通过出科考核、获得规培结业证书；作为“学生”，又要发表 SCI 论文、完成学位论文、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一个规培生朋友说，导师告诉她，“临床工作是规培的本职，但科研才是你的主业”；可带教老师却持相反意见，“你是来规培的，重点在临床，科研可以慢慢做”。“我就像一根被两头拉扯的绳子，两边的力量不断拉扯，感觉随时都要绷断。”

在现实中，我们既不是纯粹的学生，也不是正式的劳动者（不受劳动法保护），更不是独立的医生。

正是因为大家都处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才有了对这个群体充分观察的机会。结束规培之后，我花了一段时间，观察、分析了在北京、浙江两家三甲医院规培过的60位同学，和8个人做了深度访谈，也看到了更多人无法言说的压力。

我写了一篇社会观察报告，目前有62000多字。我一直想探寻，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让这么多年轻人在最好的年华里感到生无可恋？是什么样的外部压力和精神震荡，让他们在广阔的天地间原地打圈，找不到出口？

写这篇报告的时候，我第一次统计规培生每周的工作时长：至少是100小时，有的人甚至每周达到110个小时——平均每天接近16个小时。

一位规培生和我说：“我已经忘记上一次和朋友聚会是什么时候了。微信聊天列表里只有同事和病人，话题只有工作和病情。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台工作机器，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还有一位年仅20岁的女生，参加规培仅5个月，手机聊天记录里，“压力” 这个词出现了155次。

长期处在这样高强度的环境下，很多年纪轻轻的规培生，身体都透支了。最脆弱的腰和胃，在动辄几个小时的手术中，腰要保持一个弯曲度；吃饭只能挑一些时间的缝隙，一位规培生说，他已经练就了用一侧牙齿咀嚼的习惯，他认为“这样能快点吃完”；高强度的熬夜，还让人心悸、心慌，我宿舍的同学，人手一瓶补剂。

压力不只体现在时间，还有空间。

值班室，通常是焦虑感最为集中的场所之一：几平方米的空间、消毒水的气味儿、随时可能响起的呼叫与急诊通知，让我们时刻保持“打仗一般”的待命状态。

而在休息时，有限的床位常优先向高年资的医师倾斜，很多规培生值夜班时，只能靠在办公沙发、简易椅子、行军床上临时小憩。没法真正放松休息，身心长期处于悬置与紧绷之间。

科室的轮转，也给很多规培生带来困扰。

规培制度要求，规培生在不同科室间定期轮转，周期多为 2到4 个月。这一安排的初衷，是帮助受训者建立更全面的临床能力，但对于规培生来说，我们就像漂流瓶。

一位规培生这样描述自己的孤独感：“各个科室就像一座座孤岛，我在其间不断流转，却始终没有归属感。在消化科是外人，到了心内科依然是外人。三年下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带教老师，也没有能长期交心的同伴。刚熟悉环境，就要面临告别。”

而在很多时候，传统的社会语境可能会把这些遭遇定义为年轻人的脆弱——“抗压能力差”“韧性不足”。可这种解读，或许会遮蔽背后更宏大、更隐蔽的复杂成因。

这个社会观察报告，目前还没有在任何公开渠道发表。但在我访谈的规培生中，有过极端想法的人不是个例。我总在想，当年轻人认定，生命的长度再也无法稀释内心的极致痛苦时，他们最终会作何选择，想要传递怎样的讯号？

▲ 图源《匹兹堡医护前线》

压制情绪，渐渐让自己“没有感觉”

@小G，女，31岁，规培结束后转行

小时候，我眼里的“医生”是有光环的——电视剧里的白大褂，救死扶伤，真是帅气。学生时代，偶然翻到一本护理方面的专业书籍，一下子看入迷了。憧憬逐渐累积，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共8个选择，我都写了医学相关。

2018年，我在长沙一家三甲医院规培。梦想接近现实了，才渐渐发现之前想的有点过于美好了。日常工作中的医生并不潇洒靓丽，有时是疲惫、甚至邋遢的。很多时候，这个群体看起来有点“冷冰冰”，那种救死扶伤的热情，很少外露。

这或许是被消耗、被压抑的结果。有一次，一位家长挂号比较靠前，但来得很迟。他和孩子到了以后，立马要求看诊。我拦住他劝说：“您看现在还有这么多患者，都是按照次序来的，耐心等一下，很快就会轮到您。”或许是听不得孩子哭闹，这位父亲崩溃了，用手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后来保卫科来人才把他控制住。

我也被患者端着手机录音、举着手机录像，还被人举着摄像头尾随，我走到哪里，他就拍到哪里。我克制着情绪，理解很多患者和家属没有安全感，可他们这么做，我的安全感也在慢慢丧失。

但我还是个规培生、一个住院医师，绝不能“惹事”。一旦跟患者产生矛盾，为我兜底的还是在职医生。

其实，医院就是一个承接病痛、焦虑甚至是绝望的地方。对规培生来说，可能还多了一层：需要承接医护老师的情绪。

一次早上交接班，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医学英语考试，我躲在后面悄悄背起了英语。儿科主任发现了，立刻停下，把我从人群中揪了出来。“这个同学你重复一下，刚才我交班的病人是什么情况？”我懵了，因为这个病人不是我们组的，我也没有汇报任务。但我不敢辩驳，马上道歉。

这位儿科主任脾气火爆，大家都知道他有高血压，眼球甚至出过血，但还是抑制不住地发火。可能和他所在的科室有关。在儿科轮转时，早上6点就有人排队了。能明显感受到，家长们都很焦虑。

我逐渐明白，医生的外在表情和内在感受之间总是不一致的。也许有人能维持这种平衡，但我不太适合。我性格敏感、细腻，还有些懦弱。遇到矛盾，首先想自己的问题。

▲ 图源《机智住院医生生活》

最极端的情况，是转瞬之间面对生死。

研三那年，我在心血管科待了一年，心血管科总有病人因为心衰、心梗等疾病去世。冬天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有患者病情危重。印象最深的是，上一秒查房的时候，一个病重的老人还在跟我聊天，我们说“挺好、挺好”。前脚刚迈出病房，家属就喊“快回来！”我赶紧跑回去抢救，同时动员所有同事。

那是我第一次在抢救时看着患者去世。我第一次触摸死者的皮肤，已经没有血色，按压时却是湿漉漉的。人的生命就这样轻飘飘地转瞬即逝，我控制不住地内疚：“前一秒还聊天呢，怎么就去世了呢？你没有把人家救活。”

我想过尽量不自责，“这不是你的错”，哀伤如果无法消化，那就把情绪压制下去。后来再观察科室里的医生，无论男女都是一副扑克脸，看上去早就生死看淡，这是长期压制自己的结果。我的临床导师是个男性长辈，他缓解压力的方式是喝酒、嚼槟榔。

渐渐学会让自己“没有感觉”。患者家属哭的时候，我起初还会掉眼泪。哭了两回，就有点麻木了。有时帮到患者了，人家跟我说声“谢谢”，说实话，我内心没什么波澜。

表面上，我还是要笑着去安慰患者和家属。出于职业素养，医生应当给予患者正向的反馈。查房时，我会说：“你恢复得蛮好的，你很配合，你的饭量还是要保持住。”有时候，我可以发自内心，有时候只是在应付。不应付不行，很多病人会投诉。有一次，带教老师只是语气显得急躁，就被投诉了。

作为规培生，我几乎没有什么宣泄压力的机会。其他朋友周末还可以逛个街、唱个KTV。而我还要做实验、写文章。我知道，很多规培的同学都在吃精神类药物。大家会在白大褂的口袋里面揣一盒“黛力新”，随时缓解低落的状态。

害怕副作用，我没有吃药。其实我的胃早在研二就开始抗议了，不定期反酸水，吃不下东西。但我不知道要怎么缓解这些情绪，索性当它们不存在。临近毕业的时候，状态差到极点。严重失眠，一个病人的病历没写，就能让我焦虑一整夜。

那个“当一辈子医生”的执念就此松动。也许是敏感，也许是过度压抑自己，也许是累积了太多失望，在某一个瞬间，我真的放下执念，决定转行。

像我这样的还是少数。我们班有30多人，两三人退培，一两个考试不合格，延迟毕业。大部分同学顺利毕业，至少一半的人做医生。我觉得，能留下来的都是勇者，而我，真的扛不住了。

毕业以后，我来到北京做临床研发工作。上班头两年，以前的事情来回翻滚，常常在工位上陷入低沉、想不开。在恋人的鼓励下，我才阳光起来。也接过以前同学的电话，听她们倒苦水。有个女生当时在班里排名前三，规培的时候也总是被夸奖。目前，她已经在一家大医院扎下根来。但她现在的状态是：经常一回家就哭。有太多负面情绪需要消化。

今年是我结束规培的第5年，我感觉自己刚刚迈入新生活。有时候，还会想起那三年里唯一开心的时光。那是在外科轮转的时候，我作为助手参与手术。我第一次尝试切皮、用手摸心脏。人的心脏热乎乎、一跳一跳的。那天，我站了9个小时，腿和脚都发肿了，但成就感却独一无二。

▲ 小G规培期间，唯一开心的时刻发生在手术室

“一个月的规培工资，只够做一次心理咨询”

@海英，女，29岁，结束规培后，

留在医院系统工作

2022年，我考上了医学研究生，从老家北上。原本，我已经读完五年制本科，可以留在老家的一所区级中医院工作，还可以拿编制。但我总觉得未来的发展空间不够大。于是不顾家人的劝阻，坚持考研，终于来到了东部地区的一家大型三甲医院做规培生。

没想到仅仅过了半年，我就开始抗拒这种生活。每天早上6点40分，我一定要在宿舍顶楼的天台抽两根烟，磨蹭到7点才能出发。我的好朋友比我更抗拒。除了起床困难，她也不愿意写论文，一下班就瘫在床上刷手机。等到截止日期的前一天，通宵不眠，赶一份不成熟的文章交上去。

我们绝对不敢把这一面呈现给别人。在这家医院，一旦被发现“心理状态不好”，可能就被退培了。

以我的好朋友为例，巡查的教学秘书抓到她迟到，提出给她一个处罚。她解释“我状态不太好”，以为这样可以得到谅解。结果，对方上报给学院的科教科。她被叫过去谈话，“你心理状态怎么回事？还能继续轮转吗？去挂号做个权威量表回来，证明没有问题，才能让你继续规培”。

去看医生之前，好友在网上找了份大差不差的量表，练习几次，保证得分在心理健康的范围之内。终于过了这一关。

我们所在的环境，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被严格地管理着。刚住进宿舍楼的时候，还有露天阳台。后来阳台就被改造成全封闭式的，而且，窗户只能打开20厘米。听说是跟曾经发生的坠楼事件有关。

在网上，只要提及医院的名字，就会被定位到你个人。有个规培生，只是在社交平台上抱怨了一下，提了医院的名字。也不知道学院的老师怎样找到她的，很快，她就被勒令删除微博。对方还通报了她的导师。

大家平时最活跃的交流，可能是全体规培生的“换班微信群”。我敢说，这家医院所有人都换过班。有时候某些科室太累了，有人不想去，或者实验室那边实在脱不开身，也会找人花钱买班。我们每个月发放600元规培工资，所以卖班也不算贵。一个夜班通常卖到150元，赶上五一、国庆和过年假期，价格涨到300到400元。最贵的时候，有人卖过800元。

有件事让我印象最深。有一年除夕，我花了400元和本地的同学换了班，攒了一个连贯的年假，想要飞回老家过年。当天，我按照顺序整理好病历，放在桌上，被一位护士翻得乱七八糟。下班的时候，带教命令我重新整理好。其实，整理病历不全是规培生的工作，带教老师也有责任整理。当时我急着去赶飞机，就请求带教能否请护士老师自己整理一下。对方坚决不同意。幸好，另一位带教老师主动解围，我才赶上了飞机。

在同学圈子里，还有人说了这样一件事。有名规培生向医院领导、科教科实名举报自己的带教老师。她认为，轮转科室强迫她每天工作到晚上七八点，过于压榨人。我和这个举报人一起在某个科室轮转过，她是个干活很利落，性格比较强硬的女生。不过，胳膊拧不过大腿，医院并没有把带教怎么样，反而将她当作反面典型。

说实话，每次看到规培生自杀的新闻，我都有深深的无力感。规培这3年，我几次听到有规培生在学校里自杀的消息，没有看到遗书，也不知道具体原因。只能说，大家都活在一种压抑又疲倦的氛围之下。但该上班还得上班。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对抗不了整个体系。

▲ 图源《良医》

所以在很多时刻，我都会服从，想着熬过这次就好了，其实后续还有很多苦果等着我吞咽。一次，我的带教老师被病人投诉了。她面露难色，跟我商量：“能不能帮我去顶一下？你是学生，不是医生，所以你可以说失误是你导致的，医院拿你也没办法。”

事情是这样的：有个病人预约了要来住院。医生应该给病人及时打电话沟通信息，但她忘记了。病人等待无果后，就向医院上级投诉。联系病人这种活儿，平时是规培生干的。只是在这件事上，我从没拿到过这位病人的信息。

如果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也担心，会不会影响导师对我工作能力的评价。但是，如果拒绝带教老师，又担心对方会暗暗地给我记下一笔。我只好一口答应了。心想，“谁让你是研究生？谁让你是医院里地位最低的那类人呢？”

就这样坚持到研二下学期，我要面对的问题忽然升级了。那时候，我的睡眠问题加重，还出现了自杀念头。我吃两种不同的安眠药，每天只能获得3小时的睡眠。荨麻疹也飞速地冒了出来。

最后，只能直面心理危机。我在购物网站找到一位心理咨询师，付了600元，电话聊了一个小时。对方说，“你不要把一切归因于自己，不该把刀口对准自己”。那天晚上，在宿舍楼停放电动车的黑暗角落，听着咨询师的话，我痛哭流涕。

一个月的规培工资，一次咨询就花完了。我不敢再跟父母要钱。所以只能借网贷，再用期末的奖学金还上。我提前计算好要做10次心理咨询，6000元。所幸，聊完以后，我的自杀念头减少了。躯体化仍然继续，而心理痛苦的程度减少了20%。

研三下学期，事情变得更棘手了。我要发表两篇论文，完成答辩考、规培结业考，找工作。为了能扛住，我每天喝四五杯咖啡，晚上睡三个多小时。每天吃不下去饭菜，只能买盒水果，吃到一半也吃不下去了。体重一度降到90斤以下。

这时的我没有奖学金，做心理咨询的钱也没有了。一切只能靠我自己了。我改变了生活方式：拒绝负面的新闻，不听悲伤的歌曲，只听《强军战歌》，跟着阅兵的节奏去做事。由于人在运动的时候，会产生血清素和多巴胺，每天我都去操场跑5公里。夜里10点多，操场上空无一人，我也会跑下去。主要是，怕自己哪天不跑了，就扛不住了。

神奇的是，跑步的时候，我不觉得累。有两个念头交替着闪现。我会想到回到老家，找份工作，还要去看看雪山，那时“我就解脱了”。另一个念头是对着眼前的世界说：“你有本事就把我弄死，只要弄不死我，我就让你看看，我有多难杀。”

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终于拿到老家一家三甲医院的offer。毕业回家以后，所有为毕业透支精力的后遗症状开始浮现，我没有力气起床、吃饭，走在路上也会腿发软，突然蹲下去。这种虚弱的状态，一共持续了三个月。

但我知道，我还得站起来，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海英拍摄的“日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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