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万律师，一半生活在温饱线？

83万律师，一半生活在温饱线？

关键词：温饱线, 律师, 法律咨询, 当事人, 公司,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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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三年来，刑辩律师李凯（化名）只接了大约10个案件，其中2个还是自掏腰包代理的。“从元旦至今，我还没有获得案源，也就没有律师费。”李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他与律所属挂靠关系，社保由自己支付，每个月的固定开支是3000元社保和6500元房贷，“可以说入不敷出，花销主要靠积蓄”。

李凯的故事不是孤例。很多人认为律师“自由、高收入、越老越吃香”，但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加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多年来业内有“二八现象”的说法：20％的大律师承揽了80％的诉讼仲裁业务和非诉业务；其余80％的律师在交通事故、民间借贷、离婚等竞争非常激烈的法律服务领域角逐。

随着执业律师数量的快速增长，这场角逐也越发激烈。6月16日，深圳市律协发文称，深圳执业律师总人数突破3万人大关，成为京沪之后，又一个律师总量超3万人的城市。“连续6年，深圳律师人数增速超9％。”司法部数据显示：2014年年底，全国律师27万余人，律所约2万家；截至2025年9月，律师达83万人，律所达4.5万家。

同行越来越多、案子越来越难抢、大量业务被AI替代、法律咨询公司搅局，焦虑感正在青年律师中蔓延。

AI插画/adan

生存压力

杨晓帅（化名）刚入行时的经历和李凯相似。2024年1月，他开始在某律所执业，第一季度只接了六七个案子，多是朋友、同学、老乡介绍的劳动仲裁、房租租赁纠纷等，案情简单，收费也很低。此后一连数月，他都处于“0案源”状态。

他算了一笔账，每个月房租2000多元，社保3000多元，吃饭、交通等3000多元，可以说每个月倒贴八九千元。“我每天醒来都会想社保怎么办，以至于常常因为案源而失眠。”

河南见素律师事务所青年律师姜浩川在2021年开始执业时，憧憬“办大案、赚大钱”，等熬过实习期、独立执业后，他才发现现实远比想象的残酷，甚至不得不面对一连数月无案源的窘境。

姜浩川发现，新入行的青年律师因缺少根基，很多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维持。无奈之下，他尝试做短视频、经营公众号。“在高度‘内卷’的法律服务市场中，自媒体是唯一能让青年律师突破资源壁垒、挖掘案源的机会。但是没有团队，写文案、拍视频、剪视频的都只有自己。”

“获客逻辑变了，当事人也懂得货比三家。”杨晓帅直言。在他供职的律所，有的老律师执业已超过20年，他们常常回忆自己年轻时候的行业，律师数量少，人在家中就能轻松获得案源。现在则需面对僧多粥少、竞争激烈的局面，很多律师不得不打起价格战，用低价厮杀。

贵州省律协一位原副会长在媒体上公开表示，可能有50％的律师生活在温饱线上，过去代理费用超过万元的案子，现在有的已经降低到1000元至2000元。

律师的收入也在影响律所的生存。今年4月初，一张关于减免湖南吾同律师事务所及律师2026年考核费用（会费）报告的截图在网上流传。截图称，吾同律所现有员工8人（合伙人、专职律师各3名，实习律师和行政人员各1名），2025年，该所创收32.8万元，但实际支付工资、案件提成、社保费用、房屋租金等总计83.92万元。收支相抵，亏损51.12万元。

图片称，该所连2026年的2.4万元的会费（律所会费1.5万元，律师会费0.9万元）都无力支付，希望长沙市律协减免。

吾同律所主任喻国强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该截图内容的真实性。他称，目前，该所员工工资、社保、房租、水电、物管费等都已拖欠，行政人员已经不上班了，两位律师被诊断患有抑郁症。“我所律师中，有5人都是执业不到3年的青年律师，他们执业能力较弱，即便接到案源，律师费也只有几年前的20％—30％。”

6月22日，长沙市律协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称，该协会已收到吾同律所相关报告，已去该所走访了解情况，目前正在核实报告中的内容。

2024年10月20日，安徽淮南市，考生参加2024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主观题考试。图/IC

AI“挤压”

即使找到案源，很多律师发现，他们的职业空间正在被AI“挤压”。

用AI走上法庭的当事人越来越多。广东省某市中院一位法官称，很多案情不复杂的案件，当事人和律师都会用AI，甚至一些当事人用AI上阵、不请律师。

华东某省一位基层法院法官张浩（化名）经常遇到当事人用AI生成起诉状，张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某些案件的案由较简单，比如交通事故等案件基本只需当事人提交起诉状，法官就可给出指导方案，后续保险公司包办。这种情况下，AI确实有作用。

AI写的诉状也曾帮助当事人胜诉。今年年初，在辽宁大连经营饭店的一对夫妻花费近6000元，网购了50桶大豆油。下单前，卖家称为非转基因的大豆油，到货却显示为转基因。这对夫妻协商卖家退货未果后，决定起诉。最终他们在AI的帮助下，收集证据、写起诉状、上庭答辩，今年3月胜诉，并获得了退款和3倍赔偿。

杨晓帅发现，不仅潜在的客户被AI“抢走”了，甚至一些和自己签约的当事人，也更信任AI给出的策略。一名当事人当着他的面打开AI工具，说自己的案子用AI提供的策略就可胜诉。“作为律师，我不会做出这种承诺。刚开始时，我还想跟他从法律角度讲案情，但后来我发现很难改变他的认知。”他只好“用AI对抗AI”，即用这款AI工具搜索使用上述“策略”会出现的风险，用以说服客户。

据央视报道，有美媒体称，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纽约大学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最易受新一代人工智能影响的领域很可能将是法律行业。由高盛经济学家发布的报告也指出，大约四成以上的法律工作可由AI完成。全球法律信息服务提供商律商联讯（Lexis Nexis）2025年4月至6月对中国内地404名法律人士的调查称，88％的受访者在工作中使用AI工具，律师及实习律师的AI使用率高达93％。

在律师们看来，当前AI并不是不存在问题，甚至可能虚构不存在的法律法规。据媒体报道，2025年11月，上海二中院收到了一起经济补偿金纠纷案当事人的上诉材料。上诉材料看似论述准确，其中提到的法条也都和当事人的诉求完美对应。但这种“对号入座”的巧合，引起了承办法官的警觉。

上海二中院法官助理陈紫东进行核实后发现，上诉材料中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并不存在，劳动部在1994年印发过相关通知，法条的出处被“偷梁换柱”了。此外，这份上诉状中援引的其他法条也与实际法律规定不符。

张浩曾碰到这样一个案子，一对姐弟有借贷关系，因弟弟没有履行还款责任，被姐姐起诉到法院。经调解，弟弟接受了还款协议，但此后，弟弟借助AI搜索后，坚信法官调解的原因是“出于平息家庭矛盾”，他坚信自己可以不承担还款债务。最终，法院调解未果，一审判决结果支持了姐姐的诉求。

“AI可以帮当事人写法律关系不复杂的案件诉状，但一些复杂案件（如刑事案件等），AI是无法取代律师的。”杨晓帅说。

2026年4月24日，河南郑州大学春季校园系列双选会举办法律类专场招聘活动。图/视觉中国

法咨公司分利

为了争夺市场，有的青年律师甚至寄希望于没有诉讼资格的法律咨询公司。

浙江省年近六旬的王玉兰（化名）曾陆续将12万元借给朋友，对方迟迟未还。2025年6月的一天，她在浏览某网络平台时，一条短视频吸引了她。“视频中的人自称来自广东的一家法律咨询公司，有把握帮人要到欠款。”她加了一名工作人员企业微信，对方自称姓刘，是“金牌律师”，并放话有100％的把握追回借款。

此后，她陆续向该“金牌律师”转账大约2.7万元，但最终出庭的时候，她见到的并非刘姓“金牌律师”，而是一位来自杭州的孙姓青年律师，且该律师对案件的经过并不清楚。

法律咨询公司并非新生事物。河南臻悦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正伟说，早年间，法律咨询公司由司法行政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同审核准入和监管。2004年，为让市场主体更有灵活性，行政审批被取消，这类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现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即可设立，司法行政部门失去了对这类公司的监管，这样就导致部分法律咨询机构游走在法律边缘。

当前，法律咨询公司也在互联网平台争抢案源。童孟君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社会跨学科研究中心课题组成员，她在多个省份调研过法律咨询公司。童孟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公司分为运营、销售、法务三个部门，运营部门主要负责投流，包括在短视频投流和广告投流，通过投流吸引有需求的客户留下电话。销售部门负责将案源线索转化成客户，通过销售话术、包装、营销手段引导客户签单。法务部门负责交付，大多是非诉，比如出具律师函、协助立案、出具庭审指导书。

因法律咨询公司并非律所，无法诉讼代理，一位律协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法律咨询公司收取高额费用后，拿出其中一小部分资金，请青年律师“代为开庭”。“举例来说，当事人交了1万元律师费，到了律师手里可能只有1000元。”辽宁友望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宇恒称。

杨晓帅曾遇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主动“报价”，对方提出：整理材料200元，出庭500元。“法律咨询公司拿到的钱可能有数万元，转给律师的报酬却非常少。”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专职律师曾存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一位青年律师接了某法律咨询公司的案件，并收取该公司800元的“代为开庭”费用。开庭时，当事人觉得该律师不敬业、不专业，甚至“法官一问三不知”，于是将其投诉到律协，律协询问后得知，这名当事人交给了法律咨询公司服务费1万多元，而这名律师收取法律咨询公司800元后，只负责出庭走过场。

根据律师法的规定，该青年律师的行为应认定为“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后来他支付给当事人5000元，当事人撤回了投诉，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律协对该青年律师终止了调查。

“不少青年律师迫于生计压力等，会接受这种报价。”杨晓帅说。童孟君也表示，虽然法律咨询公司花钱请青年律师“代为开庭”违反律师法，但青年律师迫于案源压力和生存压力，其任职的律所也会同意，最终代为出庭。“法律咨询公司与律师分利，青年律师处于整个生态的最底端，属于被动接受报价的一方，没有议价资本。事实上，很多律所主任也会和这类公司有合作，他们能拿到的分利更多。这也导致律师群体对法律咨询公司的态度是分化的。”

尽管受到争议，法律咨询公司的数量仍在不断攀升。2024年4月，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律师协会会长于宁杰称，当时在企查查搜索经营范围中包含“法律咨询”字样的企业，可以查到状态为“存续、在业”的企业多达42.9万家。6月22日，《中国新闻周刊》在天眼查搜索，同样的企业已超过58万家。

规模需管控吗？

同行竞争、AI冲击、法律咨询公司分利，哪怕律师行业在承受的压力持续上升，律师规模扩张速度仍远超预期。

2021年司法部印发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21—2025年）》提出，“2025年，全国执业律师达到75万名”。而从现实数据看，截至2025年9月，全国执业律师达83万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律师数量持续增长有多方面原因：近年来，高校法学院毕业生每年都超过10万人，毕业后只有少数入职了政法系统，多数加入了律师队伍；另外，其他行业如教培、房地产的从业人员，在受到行业冲击后重新求职，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法考后，进入了律师行业。

面对逐渐庞大的律师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曾发文呼吁，一味扩大律师规模、放任其快速增长将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当控制律师数量增长进程，使律师行业有序地与市场匹配。

某地级市一位律协领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所在的城市目前有1.5万名律师，其中40岁以下青年律师占比超过62％，律所数量预计今年会突破600家。不过，“律师数量是否饱和，要靠市场说话。律师行业也需要接受市场考验，优胜劣汰”。

陈永生也认为，行政干预的做法缺少依据，而且还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律师的数量应该交给市场检验，通过竞争来优胜劣汰。这样可以提高队伍的综合素质，也能让当事人获益。”

有受访者再次提及律师行业的“二八定律”，并表示，其实高精尖领域仍急需专业律师人才。刘加良表示，能够熟练用某种外语作为书写和口头表达的工作语言，对特定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其运行非常了解，能够处理国际商事仲裁案件的律师整体上非常稀缺。

王先友是一名专门从事走私犯罪辩护的专职律师，他关注到律师分布的不平衡问题：律师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省会城市，且主要还是在北上广深，中西部地区律师数量不足。“这种区域分布不平衡、太过集中的现象，也需要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一方面，“在我国，律师服务还属于奢侈品”，陈永生说，因聘请刑辩律师的费用较高，北京等大城市一万元起步，其他地方数千元起步，这导致我国70％左右的刑事案件中，当事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能聘请律师会是一种趋势。“我国现有的律师数量，还没有达到上限。”

另一方面，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熊琦在谈到AI发展给律师行业带来的危机时点明：危机的真正核心，是那些仅具备基础、重复性技能的法律工作者，正面临着被技术重新定义的职业未来。

在陈永生看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律师人数还将进一步增加，青年律师在行业内面临残酷的竞争压力，也会常态化。

发于2026.6.29总第124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83万律师，过剩了吗

记者：周群峰

（[email protected]）

编辑：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