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阳过被拒过”的求职者:靠老婆养家的45岁男人,拿到4个月来第一笔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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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工钱, 养家, 求职者, 找工作, 上海, 红星, 新闻记者, 女士, 阿兰
涉及行业:建筑业, 邮政/快递, 交通物流业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无
相关议题:失业, 就业歧视, 就业, 招聘, 中高龄劳动者, 新冠肺炎
- 新冠肺炎康复者在求职过程中遭受歧视,被辞退或拒绝招聘。
- 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信息中明确表示“阳过的不要”,或者在面试时以各种理由拒绝求职者。
- 一些康复者在找工作时遇到困难,甚至无法维持生计。
- 一些康复者面临心理压力和身体健康问题,担心再次感染或被拒绝。
- 目前政府已经明确要求保障康复者的就业权利,但实际情况仍存在一定的歧视现象。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7月11日,一名叫阿芬的女子是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的康复者,其在上海求职艰难的故事,引发了广泛关注。红星新闻记者从上海市闵行区新虹街道办事处了解到,在多方帮助下,阿芬现已找到了工作,在顺丰快递试岗。
新冠肺炎康复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8月8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23878例。
这其中,阿芬的遭遇并非个例,她背后还有很多的“他们”。阿芬得到了社会的关注,找到了工作,而那些赴沪务工、曾经感染新冠肺炎的外地人员,遭遇又如何呢?
今年5月,阿兰所在工地大部分工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她也未能幸免。6月初,上海全面复工复产,阿兰与工友转阴出舱,此后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7月12日晚,她被工地负责人辞退。
据小德回忆,7月13日下午,他接到母亲打来的视频电话,母亲噙着眼泪告诉他,“妈妈下岗了,因为感染过新冠肺炎。”小德告诉红星新闻记者,7月12日晚上10点多,工地负责人来到工棚,将已经入睡的阿兰叫醒,给阿兰结了工资,让她打包东西走人,原因是她“阳过”。与阿兰一起被要求搬离工地宿舍工棚的工友有两个,都是新冠肺炎康复者,她们搬离某建设工地时,已接近零点。
就辞退“阳过的”女工一事,红星新闻记者随后致电辞退阿兰的公司——上海中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社会对新冠肺炎康复者受就业歧视的问题颇为关注。7月11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回应,上海各部门、各单位都应按法律法规相关要求,一视同仁对待,不得歧视。7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严禁在就业上歧视曾经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的康复者。
谈及维权相关事宜,小德表示,母亲是农民工,主要是给包工头做活,没有签过什么劳动合同,严格意义上不算辞退。他感到气愤和无助,“我远在西安读书,不能及时帮助到母亲,法律专业的同学建议申请劳动赔偿,但是我妈她们都是农村人,不懂相关事宜,权衡付出的诉讼和举证成本,便放弃了。”
信女士是江苏一家律所的律师,她所在的律所在免费代理招工市场歧视新冠肺炎康复者的案子。她告诉红星新闻记者,“遭遇求职歧视的当事人大多都不太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用法律对抗用人单位,毕竟快点找到工作比较实际,都是这家不行就找下一家的心态。”
目前,阿兰暂时寄宿在同在上海打工的小德堂哥的住处。对于日后的打算,小德称,“她只是说尽量在上海再找找工作。实在找不到,就回四川。”
据国家统计局7月15日披露,2022年上半年上海城镇调查失业率达8.9%,为全国最高。比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7%高出3.2个百分点。特别是上海二季度失业率达到12.5%,成为全国唯一失业率达到两位数的地区。
有不少务工人员同阿兰有相似的经历。阿翠从豫东乡村来上海工作,从事餐厅后厨工作,她从3月开始失业,0收入的她每月要担负1500元的房租。7月初,阿翠的女儿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母亲和一些老乡都先回老家了,“可能等一段时间环境好转再来上海,也可能不会再来了。”
吴女士在上海从事养老服务行业。今年4月,她报名做国展方舱的志愿者,4月16日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5月3日转阴出院。
直至6月1日上海解封,她才回到原来的岗位。吴女士称,公司派了不少人去金山方舱,许多人都“阳了”,但公司没有以“阳过”为由调离或辞退员工。
尽管如此,吴女士称,她现在心理压力很大,“害怕又‘阳了’便去测核酸,一会儿打开核酸结果看看,几个小时再打开看看。”她几乎没再去过公司。
平日里,吴女士的主要工作是为老人打扫卫生、做饭和洗澡。一些老人得知她去过方舱,便不让她上门服务。吴女士理解这些老人的担忧,但也有些委屈,“有一个老人可以接受我,但更多人害怕。他们免疫力本身就低,而我必须要工作挣钱。”
不上门服务就没有工钱,她便尝试去应聘一些日结短期工,去社区医院上班。吴女士表示,在劳务公司派发工作信息的微信群中,最初不少招工信息里都写着“阳过的不要”,后来用工歧视现象越来越受到重视,情况有所好转。
7月21日,据报道,上海政务服务APP“随申办”系统中,只能查到15天内的核酸检测记录,阳性核酸检测记录将不再被用工企业和劳务中介随意查到。对此,吴女士表示,招工群里“阳过的不要”的招聘信息不多了,“(工作)要好找一点,有些提供两天核酸结果也能找到,一般在招聘信息里不说(阳过的不要)了。”
红星新闻记者随后加入了劳务中介招工的微信群,以求职者身份向“闫孟人力”询问是否招新冠肺炎康复者,中介人员表明,这种情况“不行”。“尚甸人力”则表示,新冠肺炎康复者求职时需要提供转阴时间等信息,招聘与否由厂里定夺。
8月10日,红星新闻记者再次就新冠肺炎康复者求职一事询问“尚甸人力”劳务中介,对方称“确实厂里面现在还不太稳定,因为疫情不稳定,所以厂里现在还不敢要”。
红星新闻记者还在招工群中观察到,有“阳过的不要”等类似表述的招工要求虽有减少,但仍有不少收发货专员、配送骑手、保安等岗位拒招新冠肺炎康复者,部分招工信息中虽只要求48小时或72小时核酸证明,但进一步问询时对方则称,“阳过的暂时不要”。
8月10日,红星新闻记者再次联系吴女士,询问其工作近况,她告诉记者,“没遇上”因为曾经感染新冠肺炎而遭受职场歧视的问题。
和吴女士一样,做方舱志愿者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后,45岁的吴哥开始抱着侥幸心理找工作。他和妻子是东北人,以前在老家开店,东北出现疫情后,他便和妻子来到上海务工,两人月收入加起来有2万多元。他从事场务工作,妻子是健康管理师。
6月份,吴哥找的第一份工作是“闪送”。平台注册后,他骑着电动车前往培训地点,排队一刷身份证,对方便回复,“你‘阳过’,不能培训”。接着,片区快递员、叮咚买菜、商场保安、临时洗碗工……他去应聘了十几次,被以各种理由搪塞拒绝,有些甚至在刷完身份证后,没有一句多余的解释,“跟我说人满了、不合适、回去等通知”。
“你‘阳过’还出来找工作,你就不该出来找工作。”吴哥说,刚开始大家都这样对他说。6月的上海天气变热,吴哥内心也变得焦灼起来,开始想尽各种办法,他加入上海的兼职群,在兼职网上搜罗各种招聘信息,打电话加微信。在遇到一次不错的工作机会时,吴哥添加了劳务中介的微信,对方的招聘条件仍然是“方舱、阳过的不要”,吴哥没有明说自己“阳过”,劳务中介偶然发现后,便拉黑了他。
到了7月份,吴哥彻底放弃了找工作。每月3500元的房租,再加上母亲的医药费和孩子的抚养费,妻子的工资只能勉强度日,想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太难。他给深圳的一家公司打了电话,对方说“复阴”3个月便可以。“找不到工作,上海的生活成本太大了,等到10月房子到期,我们决定换一个城市生活,或者深圳,或者回老家开店,赚得少点也没事。”
在上海政府要求就业不能歧视新冠肺炎康复者后,吴哥感到了一些欣慰,“这之后不能说没有转变,但是变化不大。”吴哥说,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检测记录将不再被用工企业和劳务中介随意查到,但是方舱医院解除隔离医学证明仍然留存在“随申办”上。“如果真想消除歧视,能不能给我们弄一场专门针对新冠肺炎康复者的招聘会?我们3个月找不到工作,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补偿?”
8月8日,吴哥接到上海封控以来的第一个活,他从早上8点工作到次日凌晨4点,拿到400元工钱,这是妻子好不容易托朋友介绍的工作。站在10米高的建筑工地里的“马道”上,他在里面帮人拽绳子拽布,汗水滴下来打湿汗衫,“只要有活我就接,想给妻子减轻点负担。”
新冠肺炎康复者遭遇用工歧视,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对复阳的不稳定性,进一步传染身边人产生的恐惧。对于这个问题,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胡必杰在4月1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在两年前就受到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围绕核酸复阳是否为新冠复发、是否为再感染、复阳者是否有传染性等议题,国内外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文献资料显示,国内外的新冠核酸检测有不同程度的复阳率。
研究发现,这些复阳或复发的新冠肺炎康复者,并没有引起周围人群的感染或传染。国内外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证明核酸复阳者没有传染性。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也曾表示,从目前的研究和临床经验来看,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后,他们体内已产生相应抗体,根据疾控专家研究,目前还没观察到造成传播的案例。希望家人和社区不必为此担忧,更不能歧视。
针对新冠肺炎康复者求职碰壁的问题,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了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赵晶波、上海天知澜律师事务所邢远航。二位律师对记者表示,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第16条、劳动法第3条和就业促进法第30条、第62条,部分企业因求职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曾经呈阳性而不招聘的行为是违法的,且企业无权强制性查阅求职者的核酸检测记录和解除医学证明。
赵晶波建议,在实际操作层面,做好个人隐私保护,“按照现在的大数据,你不主动提供,企业是查不到你的信息的,所以需要你自己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意识。”她补充说,“碰到这种具有歧视性的公司,可以去举报。”
不过,赵晶波坦言,现行行政法规对于这种就业歧视,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尽可能劝导企业不要进行歧视,或者说当歧视出现的时候,求职者自己去举报,“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些效率都是比较低的,歧视这个东西本身是很难去改变的。”
据广州日报报道,目前针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中的新冠肺炎患者,或是无法复工复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不少地区的工会推出了“疫情补助金”,金额从1000元/人~5000元/人不等。此外,深圳市总工会将“新冠肺炎”纳入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职工最高可申领互助金2.5万元。
此外,广西民族大学社会学系艾晶教授表示,应该正视企业出于安全的考虑。她表示:“现在有一些地方,假如企业单位录用了这些(阳过的)人员,会放在产品销售等方面。呼吁民间给予一定的支持。”
就如何平衡企业利益相关问题,她建议,复工企业最需要的是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如果这个企业做得比较好的话,先在税收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如果给复工企业推出新冠疫情暴发险,一旦‘复阳’,所有损失由保险公司赔付。给企业保底,才能保证企业的利益,让企业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