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躺平的人：一所二本大学和它的贫困生

学生和艾苓讲这件事时哭了。艾苓特别懊恼自己为什么不告诉学生，这所学校是一个正经的二本学校。绥化学院的毕业生在应聘时经常会遭遇这样的歧视，学校经常被叫错名字，“妥化学院”“缓化学院”……只有当地人会简称它为“绥大”。

后来每次出去参加活动介绍自己时，艾苓第一句话会说：“我是来自黑龙江省绥化学院的写作老师。”她希望这所学校的名字被更多人听见、了解。

这是一所地处边疆省份农业地区的高校，几乎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从1953年建校至今，它最辉煌的时刻，大概是2004年由专科学校升为本科大学。

这是一所最普通的二本院校，毕业生中没有所谓的杰出校友，没有高官，鲜有富豪。他们绝大多数默默无闻地工作在基层，做普通人的工作，过普通人的日子，和这所学校“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的目标正相吻合。

艾苓是绥化学院1987届历史系毕业生，做过中学老师、公务员、记者，凭借写作上的成绩，2005年回到母校教写作。从教十七年，她接触的学生超过3000人，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因此他们的故事必然伸向社会底层的各个角落。

他们是下岗职工、农民和农民工的子女，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农村、林场、农场，家里多子女、单亲或者有病人，部分人遭遇过校园欺凌。来绥化学院上大学，是很多人第一次坐火车或者第一次出远门。

“这些泥泞中的摸爬者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在退休前，艾苓写作了《我教过的苦孩子》，记录他们的故事，试图告诉读者：他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来绥化学院前经历了什么？他们的大学生活有哪些收获？毕业后过得怎么样？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无论是否见过世面，来这所学校报到的学生，很少有喜气洋洋的。艾苓在《咱们学生》中写道，有的人志存高远，因为种种原因考到这里，他们委屈、沮丧，好像被谁黑了一下。

这座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火车站，除了检票时可以刷身份证，站台内的设施仍停留在上个世纪。通往站台的路是水泥台阶，女孩子通常要铆足力气用手提着拉杆箱，吃力地走上台面，然后再拉着箱子走在破碎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轮子在身后“咯噔咯噔”地响。

艾苓觉得有见识的家长或者学生到这里，也许就会考虑回家重读。事实上，也曾有学生刚出火车站，就请出租车司机在市区随便绕了一圈，然后就又买票上车走了。

“这是有选择的学生。”艾苓说。绥化学院的很多新生来报到是第一次坐火车远行。这所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本省县城和农村，外省的学生则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校园里，随处可见有着黑红肤色的学生和家长。

2014年，高一喆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从山西到北京，再从北京到绥化，他坐了25个小时。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坐火车，他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进了火车站，快检票了，他想起检票还需要身份证，忙蹲下，在大包里翻找起来，各式各样的日用品摆了一地。回想起来，他仍觉得“好尴尬”。

他们家的贫穷由来已久，祖祖辈辈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山沟沟里，土地贫瘠。他爸爸后来做了瓦匠。家里穷，他和两位姐姐上学的费用几乎都靠父母借钱。

虽然他一直有朋友，但在学校里很自卑，不敢当众说话，老师点名让他回答问题，他都紧张得脸红、出汗。他从没在县城的浴池洗过澡，感觉自己太脏了，回家的时候用水洗洗。等到头发太长，同学管他叫“人熊”时，他才去理发馆剪发。

他高中的语文老师很好，有一个雨天，她带同学们去她家，进屋后，老师换上拖鞋就忙着倒水。他想帮忙，便直接进屋，回头才发现，自己在老师家的白色地砖上留下两行泥脚印。

“那时候真是尴尬啊。”他和艾苓说。那时候，其他同学进屋前，先在外面的脚垫上蹭干净鞋，进屋以后都换上了拖鞋。这就是他和其他同学的差别。

高三刚开学的周末，他回家要钱，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索性和父亲说不想上学了，想出去打工。但他的爸爸冲他大吼：“我们吃土，你们也要读书！”

高三毕业后的暑假，他去工地打工赚钱，买了手机和大学用的一些生活用品，用助学贷款交了学费，剩下的钱都留给了家里。

为了关注贫困生这个群体，艾苓设计了一个问卷，发到微博、QQ空间等，收到了一些人的反馈——不是那些艾苓原以为的成长中的磕磕绊绊，而是最基本的生存危机，比如她没想到90后还会有饥饿的经历。

有个女生告诉艾苓，2017年她一学期的生活费不到1000元，其中伙食费600多元。早餐两元，两个煎馒头片，一碗豆浆。午餐和晚餐都是1.7元，面向贫困生的档口菜很便宜，土豆丝、大头菜、豆腐都是一元两勺，可以换着打，2两米饭7毛钱。毕业前，她用饭卡里攒下的助学金偿还了部分助学贷款。让她疼痛的不是贫困，是学业上的差距，有些同学的专业课作品，她怎么努力也做不出来。

王猛于2010年考入绥化学院，2014年到北京求职。对于过去的贫困生活，王猛依旧耿耿于怀。“很难忘记，只能说尽量不去提及。”

他的父母结婚后不久，家族开始分家，父母不但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还被分到了他爷爷欠下的2万元债务。20多年前的2万元，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王猛和艾苓说，贫困生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心理问题。上大学时，他曾和一位富二代同学一起逛超市，他觉得同学一定会买很多东西，他便买了近百元的零食。结账时，他才发现，同学只花了50多元，还有三十元买的是洗发水和沐浴露。“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虚弱和贫穷，认为有钱人都是挥霍的，总怕被人看不起。”

由于绥化比较偏僻，地缘上不占优势，而且有着漫长的冬天，经常零下三四十度，艾苓相信绥化学院的贫困学生又要比普通的二本院校多一些。“有得选，谁会选这儿呢？”

绥化学院有着现在中国二本院校的所有困境。绥化学院至今还没有一个硕士点，为了筹建硕士点，绥化学院的教师招聘要求是博士学历。但在校老师读完博士，多数选择离开。曾经有一位北大的硕士到绥化学院应聘，但只在学校待了一个学期，便离开了。原来他当时是考博失利，又失恋，养了半年伤就走了。

绥化学院考研的比例并不多，真正考上的也不多。艾苓回忆，一个系考上的只有十几人，最好的是复旦大学，再就是黑龙江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北京印刷学院、上海大学等。

考研和经济条件挂钩。艾苓观察学生们的状态，通常是家里能负担得起研究生阶段的学费、生活费的学生考研，很多学生的家庭急迫地等着孩子赚钱养家。还有一些稍微贫困的学生想考研，但无法全力以赴。大一大二时，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打工赚钱，交学费，养活自己。

高一喆觉得，规划的前提，是你要知道10种职业，清楚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在做什么，有怎样的发展前景。如果你身边的人全都是务农的，全都是工人，你根本就无从谈及规划。

人生中的重要选择，他几乎都是自己判断。初中时，高一喆学习名列前茅，参加市里高中的提前批考试，他也顺利通过了。选择进入这所市里较好的高中，还是参加中考，争取进入市区外更好的学校，他犹豫不定，没有人给他建议。

看着这些学生，艾苓就像看见当年的自己。高三时，尽管课业紧张，但她每天只上半天课，因为学校的煤炭只够用半天。黑龙江的冬天零下几十度，没有煤炭取暖，手都冻出水泡了。冷的时候，她便站起来跳一跳。艾苓不能回家，家里人多，环境嘈杂。

那一年，艾苓这个班56个学生，只考上了她一个。“经过初中、高中两轮的淘汰，能考上的真的是凤毛麟角了。”

无论是实习还是就业，艾苓都鼓励学生们走出去。艾苓担心狭窄的视野影响他们的格局和选择。有学生告诉艾苓，他想毕业后到北京试一试，艾苓问他钱够吗？这些年，助学金外加打工，学生攒了一些钱，在北京租间房子不成问题。艾苓便鼓励他去。即便学生最终会回到绥化，但他要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绥化不是全部的世界。

也有一位学生让艾苓耿耿于怀，这位学生说，自己经历过苦难，天生就应该成就一番事业。但他的抱负被现实困住了。临近毕业，如果到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实习，他无法承担房租和个人开销，又不能问家里要钱。这时，一位老师告诉他，学校附近的电视台招人，实习期满了可以给编制。他毫不犹豫地去了，但最终他还是没有拿到编制。

高一喆的老家在山西，虽然省内同样水平的大学比比皆是，但他选择了远行。因为从未离开过家乡，他想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越远越好。如今想起来，他说，真后悔，火车票都要好多钱。

“这样的孩子，他的视野能有多大？他的格局能有多大？规划未来时，他又能想得多远，多周到？然而，他们又不能犯错，不能‘重新再来’。”艾苓说。

刚开始，和陌生女孩子说话，高一喆的脸会刷地一下红起来，在一些场合公开发言，也会脸红、出汗。刚开始做记者时，他去参加新闻发布会，非常紧张。但他觉得这种状态是可以改变的。

大学时，高一喆加入了校报记者团，尽可能地打开自己，多接触别人，改变自己。再之后，他考入北京的一家高校读研究生。研究生时，高一喆依然过得非常清贫。奖学金覆盖了学费和生活开支。两三年的时间，他几乎从未和同学逛过商场，看到别人穿得光鲜亮丽，而自己的衣服破破烂烂，心里不舒服。至于景点，他也只捡一些门票便宜的去逛。

研究生毕业时，面临着工作和继续读博两个选择，高一喆非常纠结，他很想继续做学术研究，但考虑到读博期间的学费和生活开支，他还是犹豫了。父母的年纪大了，仍然在外务工。

在那家单位工作了一年多，高一喆感觉工作有些程序化，收获有限，便跳槽到了现在的公司。他很在意别人的评价，所以要求自己的每一个作品都出彩。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地建立起了自信。

“像我们这样的贫困学生，身上多少带有一些自卑，需要别人的肯定，得到肯定时，你便感觉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高一喆说。

高一喆的大姐在杭州落户，二姐也从深圳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家里的条件改善了很多。“贫困并不会长在你身上。”他反复说道。

不过，他也坦言这是一批无法躺平的人。“别人原地踏步10年所处的位置，可能是自己20年奋斗的目标。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更需要自己受点累、吃点苦，往前冲一冲，不然的话，你怎么办？”

临近毕业时，艾苓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大学毕业，无论怎样，都要找一份工作。不要指望别人养你，否则我会瞧不起你们的。贫困生更是一群无法躺平的人，有选择时，去选择，没有选择时，哪怕送外卖，那也要去。”

在北京4年后，王猛因工作压力太大，患上了糖尿病，他离开北京。来到沈阳后，作为讲师，他依然对自己要求严格，一两个小时的课程，备课六七个小时，即便万事俱备，他也会担忧课讲得不好，睡不着觉。

他害怕讲不好可能会被分配到沈阳周边的地区讲课，学生就没有那么多。这是王猛不能接受的，他渴望自己的课堂拥有最高的配置，他不能离开繁华的都市。他不想再一次跌落到贫困里。

钱仍然是他现阶段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他的收入比同龄人高很多，但他觉得仍然不够。还完上大学的贷款后，王猛从22岁开始给家里寄钱，赡养父母。后来，他买了房子、车子，还要去考虑即将到来的婚礼、彩礼，以及下一代的学区房。他的终极目标是跨越阶层，想在所在的二线城市实现财富自由，过上小康生活。

身边的朋友同事都觉得王猛把自己绷得太紧了，他几乎没有闲暇的时候，即便是空闲时间，他也会玩剧本杀等和业务相关的游戏，像是打篮球、踢足球、玩飞盘，他几乎从未玩过。

“为什么把自己绷得这么紧？因为你失败不起，你要保证你是前1%，是成功的，你才踏实。”王猛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进入大城市。艾苓授课的这些毕业生，很多去往杭州、成都、北京、上海、深圳。到县城的，也几乎都是考公、考编的学生。还有一些留在家乡，找一份临时的工作，一边做着，一边准备各种考试。

在考公的这些学生里，艾苓最熟悉的是小玉。有一年，小玉参加了国家某局直属单位的考试，笔试成绩第一，超过第二名14分、第三名16分。艾苓想这回是没有什么悬念了，她肯定会“上岸”的，但是她失利了。

艾苓马上发短信问小玉，现在有没有考试录像，还有没有申诉的机会。小玉回复说，没有面试录像，也没有当场公布成绩，最后所有的考试都结束了才宣布考生成绩。她的面试成绩不高，第三名，就是差她16分的那个考生最后胜出。

小玉安慰艾苓说，老师，没关系，发生这样的事情反正不是第一次了，我已经习惯了。她还说了一句话：“我的背景没有别人那么强大。”我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大概是半年以后，小玉参加了吉林省的省考，笔试成绩还是第一，最后又败北了。她的总成绩和最后上岸的人分数一致，但是根据当地的考试规则，当考生总分一致的时候，面试成绩好的胜出。

艾苓把这群人的努力称为“摸爬式努力”。他们的成长中没有大踏步式的前进，也没有一个可以在成长规划上给些引导的长辈，只能自己一点一滴地摸爬，走哪儿算哪儿，可能有很多的弯路，然后取得一点点进步。这种进步可能就是比父辈强一些，但刚到其他年轻人的起跑点。

艾苓记录了他们的挣扎：有人卖过服装，在服装店门口大声吆喝。有人卖过保险，一个月没签一份保单。

有人想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或者在编老师，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有人在年会上准备抽奖，被同事叫停说：“她是临时工，这次抽奖没她的份。”

现在，王猛最大的遗憾是学历。到现在的公司面试时，HR问他，绥化学院是在河北附近吗？他说不是，黑龙江。晋升时，HR把学历打印出来，和他同级别的同事，大多是211学校的硕士。

王猛想成为一名大学老师，授课之余，研究某个领域的课题。现在他的工作是普及考公，他觉得还是在做一个普及性的知识传播，他希望自己更深入地去影响社会，影响到人类的思考。

王猛畅想，如果有一天，他有100万了，如果有一天，他不用再为还房贷、买学区房、给父母养老发愁，他可能会到辽宁大学上三年的MBA。“即便我35岁考上MBA，这都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

在时间跨度上，艾苓这本书选择了2000年以后的毕业生。她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教育内卷始于2000年。高校扩招1999年启动，毛入学率从扩招前的9.8%一路走高，2002年达到15%，2019年达到51.6%，高等教育完成从精英化到大众化、普及化的三级跳。大学学费也一路攀升，1997年至2000年年均增长32.67%，到2000年全国普通高校学费已达5000元左右。

教育产业化让基础教育阶层化，对贫困生影响巨大，参加课外培训，进名校读书的总是别人家的孩子。高等教育的学生分层，是基础教育学生分层的累积和延续，考入绥化学院这类地方高校，他们已经拼尽全力。

有一个学生告诉艾苓，她初中成绩优秀，本来可以去省重点高中上学。校长跟她谈：留校就读，学校有嘉奖。只要每学期期末成绩保持在年级前十，就免三年学费。她选择了留校就读。

艾苓1985年入学时，绥化学院叫绥化师范专科学校，上学几乎没什么费用，助学金也可以覆盖一些开支。毕业之后，各地抢人，学生们被分到安达市人事局、安达市教育局等等机关。无论是农民还是普通工人的孩子，都直接鱼跃龙门。

而如今，在就业市场上，二本学校的学生不受待见，一些公司甚至将求职门槛直接上升到985大学的毕业生。

在采访中，学生和艾苓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自认为不是“小镇做题家”，没有进入985、211这样有光环的名校。那么，大学对他们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进入大学，到从大学毕业，他们收获了什么？

最近，王猛也一直在思考有没有必要上大学，尤其是二本、三本这样的大学。他想明白了，大学承担的责任大多是扫盲，这不仅仅是一个学历、一份工作的问题，而是你在这个环境里，见识开阔了。

上大学前，高一喆根本不知道记者做些什么，直到进入学校的校报记者团亲身实践，他才知道，原来我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在成长的路上，高一喆见过太多人因无从选择，或是不知道还有其他选择，最终没能继续读书。他有一位同学，家境和他差不多，同学成绩很好，也非常聪明，但高考前夕，他听说往屋顶吊一个板100块，这位成绩很好的同学觉得“太赚钱了”，直接去做了这份工作。

以往，去大城市找工作的前期费用让很多人止步，老家附近的稳定工作是贫困生的首选。进入全媒体时代，贫困生的视野和格局正在逐渐打开，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已经被90后接受。

经常有朋友问艾苓，你的学生中有优秀的吗？言外之意就是绥化学院的学生都是人家选完剩下的，学生苗不好。每一次，艾苓都告诉他们，有，有很多。在一般人的判断里，学生优不优秀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学业。但是艾苓一直想，高考只不过是一次考试而已，我的学生那么年轻，年轻就意味着他们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在艾苓眼里，无论学生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他们自食其力、有所担当，就是在为这个社会做贡献，就是她眼中的优秀。

有一次，艾苓参加婚礼，她看到了一个教过的男生，是那场婚礼的司仪助理。他戴着白手套，穿黑西装，每次他出场的时候，那双白手套都特别耀眼。仪式结束后，这个学生低着头匆匆离开，可能他觉得自己混得不好。

“但是他不知道我们这几个老师认出他的时候有多高兴，我们说：‘看，那是咱们学生。’”艾苓说，“有可能几年以后他会由司仪助理成为司仪，或者成为这个婚庆公司的主管，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还是司仪助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他还是我们的学生。”

艾苓常想，如果自己更早做了调查，了解了这些贫困生的不易，在教学时，她可能会做得更好。贫困生的成长过程中，特别缺少理解、尊重和指点。他们经历过很多疼痛，在上课时，有些东西是需要回避的。他们的朋友圈非常有限，能和他们探讨、切磋问题的人不多。

比如一些同学因为说方言而自卑，艾苓会给他们更多的肯定。她要拿着放大镜看学生的作品，告诉他们，看到了没有？你的进步在这里。这是你的亮点。

绥化学院有个专升本的学生曾去乡村支教。多年以后，她提起自己曾经的学生依然如数家珍：盖小永在庆安县开理发店；许振秋现在是厨师；马小春现在是修车技师；九个学生考入高中，现在都上大学呢……

那个学生对艾苓说：“教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成才，一个是成人。虽然没有谁考上名牌大学，可他们都成人了，这点我特别欣慰。”

艾苓写完《我教过的苦孩子》的后记时，绥化的春天刚刚开始，有人管护的草坪草已经齐刷刷长出来，在山坡的阴面，在城市的背阴处还有少量残雪。但只要走近些，再走近些，便能看见残雪中顶着枯叶站起来的一棵棵小草，春天来了，它们都在拼命地站起来。